他李向南就坐，他谦谨地坐下，略显出一些拘束来。成猛狠狠抽了几口烟，转过头发了话，你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我看了，还不错。今天，我找你来谈谈，有些问题要提出来考考你，啊？这里面都是你自己的思想吗？成猛拿起一份材料掂了掂，正是他托人上交成猛的“条陈”。是。他答道。成猛弹了弹烟灰，问：现在讲开放搞活，政策放宽了，可同时就有些乱，有些无政府主义，怎么办？他答：那同时就该讲秩序，讲领导，讲计划，讲协调，讲法制。问：讲得少了，不管用，讲得太多了，就又出现“左”的倾向，限制束缚了开放搞活，怎么办？答：那就要讲得不多不少。问：界限怎么划？答：要在事物发展中来划，光在理论上划分是不解决问题的，现在的主要潮流是进一步提倡开放搞活。问：主要潮流？答：是。所以，讲计划，讲领导，讲集中，讲秩序，暂时讲讲就可以了，不要冲击了我们主要的声音，开放搞活的声音。一个时期总有一个主要的任务，等失控、乱、无政府主义倾向严重到一定程度，抓住几个典型事件严厉处理一下，震慑全国上下舆论，大家都明白了，界限就划出来了。成猛很感兴趣地露出笑容，面向左右：你们都听见了吧，很有意思的说法。又转过头：你认为界限应该这样划？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事物的辩证运动就是这样。如果你一开始就想把社会发展完全纳入一个严格又严格的框子中，精确又精确的规划中，是不可能的，那样寸步难行。从哲学上讲，界限是在事物超越它时才能真正显示出来。问：你是说事物不过头时，就不知道头在哪儿，不过界限时，就不知道界限在哪儿？答：是。比如一个人，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一个国家，如何知道自己力量的限度呢？是在一次次过限中，过限的失败中认识到的。聪明不在不过限，那是不可能的，聪明在于稍过限便确知限度。成猛：这个观点很有道理。你们都听见了吗？他用手环指着左右，人们都笑着应和着。成猛海阔天空又提了许多问题，他一一作了简单扼要的回答。最后，成猛问：如果派你去一个省任省委书记，你上任第一件事做什么？他想了想，回答：很普通，我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研究：“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问：为什么？答：这样，我首先就获得了对当前局势的明确判断，取得对当前工作的领导权；其次，我也便大概了解把握了省委的领导干部。成猛仰身笑了，对在座的诸位领导们说：这是不是个人才啊？自古以来就讲招贤纳士，讲识拔奇才，讲斥奸佞而用贤臣，如果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区分真正的人才和野心家，那我们就很危险……
古今中外一切大政治家都要历经胜败荣辱和危机的考验，你不行，就被淘汰了。现在不能沮丧，不能软弱，首先在精神上支撑住，然后才有智慧。聪明才智是在心理上忍受住各种打击后才能发挥出来的，脆弱的才子是成不了事的。自己够坚强了吗？他问。想了又想，他坚定地站了起来：够了。纸上，“目前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的标题下，他只写下了两行字：
形势：严峻，复杂。
策略及任务：十倍的坦诚，忠诚，磊落，光明。
这就是他的方针，简单的又是真正策略的方针，大巧若拙。四面八方不是在诬陷我吗？我只有乘机把自己整个抖落出来，亮出来。我的一切，见识，主张，抱负，都展示开，任上层领导辨别，任舆论评判。我就是我，我就是要改革社会。当然，还要注意：冷静，精明。利用一切机会，避免嫌疑。再加两个字：耐心。
现在不需要什么花哨动作——那是最蠢的。他在家静呆了两天，把准备交成猛的“条陈”做了又一次精心删改，这是他关于中国改革的长远战略和短期战略的建议提纲。他相信自己的见解是独到的，在其后又附了一份简单申诉，有针对性地写明了自己的情况。他誊写了两份，又复印了二十份，设法通过各种途径上呈到决策层去。
还没出门，出版社的两位编辑来了。一本有关他的书《刚刚升起的新星》，决定不出了。那里有他几年来写的文章，也有记者的报道。两位编辑委婉地说了些原因（并非真实的原因），建议“再找其他出版社联系一下”。他自然明白怎么回事。前一阵你们抢着出我的书，把其他几家出版社挤到后头，现在你们怕沾我了？他不点明，听完对方陈述，点了点头，我能理解你们，他说，书稿我先收起来，有机会再合作吧。他信任他们，毫无怨言。实在对不起。一切都包含在他们的这句话里了。他在院门默默送走他们的背影。
自己应该想到：世态炎凉在政治领域是最明显不过了。昨天去商易家，这位“联络官”一见自己，锐利的鹰眼照例露出亲热，交谈时也依然推心置腹。可是后来又有人摁响门铃，是张老的秘书邢笠（正是梁君的丈夫，诬告自己的“十签名”之一）等人。商易径直把他们领进那边屋去了，临走拉上这里的房门：向南，我去支应一下，把他们支应走了，咱们再接着好好聊。自己一下敏感到：商易怕邢笠看见自己在他家中，连最好的朋友也避嫌了。房门紧闭，独自一人坐在屋里，听着那边一群人有说有笑，他感到不是滋味。他可以站起来不辞而别，但他没有，依然很平静地坐等着，为着使自己有高度的克制力，脸上还浮着若无其事的微笑——好像商易已经又坐在面前，他还将毫无芥蒂地把商易当作最可信赖的朋友，和他深谈……
经过几番周折，晚上他来到靳一峰家。大客厅里宾客满座，有许多领导，有不少政界活跃的年轻人，权力总使客厅盈实，靳一峰在满屋烟气中很爽朗地笑着。这位精神矍铄的矮瘦老头，笑声却相当洪亮。他有见识，有胆略，通天，在经济决策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又赏识自己，对见他，自己是怀有很大期望的。
他踏进了客厅。看见他，靳一峰目光辨认着，没有什么反应。他站在门口，稍有些窘促。倒是一位年轻人站起来介绍说：这是李向南，他不是找过您，还和鲁贝尔谈过话？噢，靳一峰似乎想起来了，略点点头，示意他找个地方坐下，便继续和满屋人聊起来。最后，人们纷纷站起来告辞，他一一握别，也和李向南握别，并无任何特殊的表示。李向南鼓了鼓勇气，站立了几秒钟，待人们纷纷往院外走时，他对靳一峰说道：“我想和您谈谈。”“好，好，咱们有时间再谈。”靳一峰点点头，同时挥手向着大家：“有时间再谈。”然后站住，含笑目送众人，目光并不看面前的李向南，慢慢转身回客厅去了。
是自己没有选择好时机，还是他也避嫌？他不是说“咱们有时间再谈”吗？这难道不明确？不禁想起《西游记》，孙悟空在菩提祖师前修行学道时，有一天祖师恼他“无礼”，将其当头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洞中，将中门关上，撇下大众而去。吓得那一班听讲的人人惊惧。惟有悟空猜透中谜：祖师打他三下，是教他三更时存心，倒背手入内，将中门关上，是暗示他从后门进，将道秘传于他也。当晚三更，他从后门入，跪在祖师榻下，终于学得了道。
两天后，中午，他又来到靳一峰家，没有其他客人。“你来了？”靳一峰看了看他，便低头收拾起写字台上的东西，显得忙，显得有些不自然。“我想和您谈谈。”李向南说。“啊，谈吧。”靳一峰不看他。“您一定知道我的情况了吧。”“什么情况？……我不太清楚。”“那我先把我的情况说一下……”“等一等，我打个电话。”靳一峰拿起电话，通着话，是要汽车。“我有事，马上还要出去，你简单说吧，说目的，情况不用说了。”这么说，成猛的批示他早就知道了。“您是了解我的……”他说出了早已想好的第一句话，对方忙着要外出，使他感到很局促。“了解一点，不能算很了解。”靳一峰拉开抽屉，拿出着什么，放进着什么，动作始终不停。“您最理解年轻人，爱护年轻人。”他又说出第二句话。“年轻人应该得到理解爱护。”“所以，我觉得您是最能帮助我的。”这是第三句话。“我主要研究经济政策，不管干部。”靳一峰还忙着整理东西，不时看着窗外。
李向南沉默了，他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靳一峰的动作因为有些慌乱，不自然，失了往昔首长的威仪和风度，显出个普通的老头样来。
“您是理解我的，一心一意想为中国的改革做些事，没想到被一个诬告就打倒在地。我……”
靳一峰停住了手，他摘下金丝眼镜慢慢擦了擦，又戴上，双手扶着藤椅扶手垂着眼想了想，然后抬起眼：“你应该相信组织。很多老同志被冤枉了一二十年，最后不也搞清楚了吗？”他的声音依然和蔼但并不热情。
一辆红旗轿车缓缓开进院子。
李向南垂下眼，感到了冷遇。他沉默一会儿：“那我走了。”
“好，那咱们有时间再谈。”靳一峰站了起来。
白天，不该做梦，该冷静思考与行动，但仍时而陷入恍惚幻想……终于见到成猛了，终于表白了自己，终于得到最高层的理解和信赖。要爱惜年轻人，要爱惜人才。这是谁的话？人大会堂，天安门，中南海，迎客松。他写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札记，引起许多高层领导的重视，各种各样的批示。此人情况究竟如何，是否应再全面了解一下？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所见非凡，所行也非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非难他？我们不该研究？一些人受到严厉批评：为什么不早些把李向南的情况搞清楚呢？我们不是一再讲要培养和提拔年轻干部吗？“中国的社会主义”被作为文件下发到了省地县各级，供人们学习。我们要解放思想，要敢于想像，又要高度冷静，像作者这样，善于周密地估计情况，全面地研究战略。这是文件的按语，还是自己的话？燕昭王复国求贤的故事知道吗？“先从隗始”“筑黄金台”的典故知道吗？没看过《战国策》？郭隗对燕昭王献策如何广招贤士，并自荐说：“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于是，乐毅、邹衍等一批人才便从各国而来，所谓“士争凑燕”。残破的燕国得以复兴。燕昭王筑黄金台以待天下贤士，我们难道不知重用贤能？提拔一个李向南，会感召多少德才兼备的人才。这又是哪位领导在讲话，还是自己心中的声音？自己怎么感动得眼睛都潮湿了，鼻子也发酸了？
全国青年改革家座谈会，去不去参加呢？早就定的名单，有自己，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犹豫再三，最后确定了：去。
白石桥，大红门，他被岗哨礼貌地拦住，问了姓名，看了工作证，那位年轻军人拿起一份名单上下看了看：没有你的名字。他沉默地站在那儿，说：有的，我早就得到过通知。军人礼貌地说：请稍等一下。他到值勤室往里面打电话，听见他说：我是门卫。过了好一会儿，他走过来，说：请进吧，他们把你的名字遗漏了。
很宽很朴素的路，花圃，树，很普通的一座青砖楼，很普通甚至有些狭窄的楼梯，进了很普通的一间小会议室。热热烈烈满是人。烟气，言语，笑声。见他进来，认识的，不认识的，似乎都有心理准备，刚才门卫电话在这里引起什么反应？有的招手打个招呼，有的微笑点点头，有的陌生而好奇地打量他，有的看看他便交头接耳，自己现在是引人注目的。一个年轻干事迎上来请他就座，讨论照常进行着。一位负责人和蔼地主持着讨论。对自己并没有什么热情的表示。都是一伙三十岁上下的改革家，有县委书记、县长，有厂长、公司经理，还有些位置更高一些，市长、局长之类，相当一些人是干部子弟。这些人在一起，自然是一片改革的“叫嚣”，温度起码比整个社会高五十度。和这群人在一起，他心情复杂。很亲切，因为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很敏感，因为“同行相嫉”，相互比量着成绩、地位；还自信，因为他干得似乎更出色些；又黯然，自己正倒运呢，也许就干不成了。
他感到了尴尬：人们都知道他的情况，人人都回避。即使谈到改革者日子难过时，谁的情况都讲到，引起一片义愤，惟独不讲他的。当他偶尔插几句话时（他极力想使自己和环境融洽起来），人们便停住话听着，完了，又谈他们的，并不和他思想交锋，他似乎是个局外人。
这太难堪了。他靠意志力支撑住自己，使脸上一直保持着平静。很累。
椅子哗啦啦响，人们站起来朝门口鼓掌。张老来看望大家了。他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向大家招手，气氛极热烈。主持会议的领导把与会者向张老介绍。张老一一握手，好哇，你这改革家干得好，山东出豪杰。你呢，江西来的吧？我看过你的事迹，了不起。你是厦门长城公司的经理吧，久仰大名。怎么样，这一阵日子好过些了吗？一个戴眼镜的白面书生笑着双手握住张老：好过了，您上次批示后，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张老仰身爽朗大笑了。
李向南感到有些心热，紧张。想不到在这儿碰见张老。他曾对自己过去的政策建议报告有过很赏识的批示。看来今天来对了，要不很难见到张老。应该和他说些什么呢？要快想。介绍到自己了，这是李向南。会议的主持者介绍道，那热情让他感动。他脸上浮出早已准备好的尊敬，紧忙伸过双手。噢，张老却感意外地闪烁了一下，很快地盯视了他一眼，然后又露出和蔼的微笑，握了握手，没说什么，便又笑着转向下一个。
他心中微微一凉。
张老坐下了，笑着说：你们的讨论很热烈吧？很热烈。——人们像幼儿园的儿童一样欢快地笑着。你们详细的发言我没听到，可历史不能重复的，对吧？我不能让你们再重复一遍。这样，你们每个人说上简短的一段话，把各自最重要、最独特的观点提纲挈领地概括出来。怎么样？我这算是读书只读目录吧，哈哈哈。
人们依次进行最扼要的发言。他发吗？应该发。到了这种境地，他无韬晦可言。当然，在代表自己时，不要忘记代表所有青年改革家。
“我们应该对改革的困难性、复杂性有更充分的估计。在政策上，要有更多的储备；在事业上，要有曲折失败的准备；即使对于个人命运，也要有接受悲剧的思想准备。作为改革家个人，他有可能失败，但我相信，对整个改革家队伍，历史最终是会投赞成票的。”他说。
下午，一个联合调查组到家中找到他进行调查谈话，这是专案。谈话进行了一下午。最后，调查组组长神情庄严地说：你是不是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的社会主义”通过各种途径上报？是这份吧？（他从大皮夹中拿出一份材料来，正是它。）我代表组织正式告诉你：从今天起，你不要再搞这类动作，企图转移组织上对你问题的注意力。
第二十五章
两个人又见面了。
李向南沉郁地笑了笑，看了看那边热闹的客厅。你爸爸那儿人太多，我说不上什么话。顾恒要回省里，自己来看望一下省委书记，但这儿高朋满座。他这晚辈下属，现在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