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知道，我马上还不会自杀。我在梦里怕死。梦里怕死的人不会自杀。我喜欢钱，喜欢享受，喜欢漂亮的首饰，喜欢男人奉承。看见照相馆橱窗里陈列着我的大彩照我就得意，立住脚端详半天，左顾右盼，希望行人认出我。他们围上来了，让我签名留念。我就高高兴兴给他们签。人围得越多我越高兴，恨不能制造一起交通堵塞。最后人们挥着手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我一路笑着走，还哼着歌。看见两边商店橱窗里的衣服，我就眼花，左右看不过来。看到别的女人比我年轻，比我漂亮，比我穿得好，我就嫉妒。有时候人迎面走过了，我还要转身瞄着她背影哼一声。……
“我知道我最后总是不得好死的。”卞洁琼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往窗边走，“今天说多了，如果你不往别人耳朵里翻话，我就拿你当好朋友。如果你翻出去，我就恨你，拿你当仇敌。”她突然面露恐惧地在窗前站住了，“你看，林虹，那是什么？”
林虹看了看：“什么也没有啊。”
卞洁琼闭着眼在床边坐下了。
……汽车在漆黑的郊区公路上疾驰，突然，车灯照见公路当中有团黑魆魆的东西，急刹住了，是个衣衫褴褛的老女人。她看了看车里走出来的人：我是想死。你们不让我死。我没家。儿女都不认我。你们走吧，别管我。我是自己作孽自己受，就该不得好活。她突然抬头盯了卞洁琼一眼，卞洁琼吓得连连倒退。汽车绕开走了……
这么多年来，这个老女人总在我梦里出现。我已分不清是梦见的，还是遇见的了。老女人头发很长，额头很秃，皱纹很深，眼窝很大，看人的时候，眼白阴森森的。
好了，不说了。快三点了，我吃安眠药睡了。你看这瓶没有？里面装一百片。她转着药瓶目光恍惚地说道。想死，很容易。一次都吞下去，就再也醒不来了。现代人真好，永远能为自己保留死的权利。你也睡吧。你和我不一样，你命好，你比我顺风。你肯定会飞黄腾达……
这一夜，林虹彻底地失眠了。
第十九章
人生咨询所。
早晨七点，陈晓时与他的三个“部下”一起到了，开每天开门前例行的碰头会。他坐在写字台旁，拿出笔和卡片：咱们对整个传统挑战，传统对咱们的反作用也充分显示出来了。大家先谈情况吧。
白露抬起头，要说话的冲动永远涨满她鲜活的全身。还是让我先说说吧。妇联的年轻干事，不到三十岁，一米七的高个儿，白净丰腴，轮廓圆柔。只是那副生硬的眼镜多少破坏了她的女人气，让人想到美国的一句格言：不和戴眼镜的女人调情。但她只要一开口露出那股率真劲儿，眼镜便被忽略了。
咱们那篇文章——我署名的，“第三者并非都可耻”，把妇联炸窝了。说咱们破坏家庭，破坏社会道德。昨天我回妇联，人们围住我，有的要辩论，也有的支持我。头儿一个一个找我谈话。咱们是不是不够策略？（没什么不策略。咱们许多观点，不用咨询所名义发表，而用个人名义，就是一种策略。陈晓时说。）我的意思，咱们的文章是不是发得太早了？过两年发可能就没什么人反对了。（怕什么。旁人说。）我当然不怕，可咱们不能关门啊。
是。陈晓时说。能挂出人生咨询所的牌子，是借用了妇联和社科院的支持。要讲策略。关门是最大的失败。
对于那些死亡的婚姻，“第三者”是它们解体的催化剂。对“第三者”不能笼统都否定。蒋家轩激烈说道。他，社科院一个刊物的编辑，三十一二岁，眉发浓黑，目光炯炯，神情似乎总在煞有介事地思索重大问题，讲起话来自己觉得极深刻，极重要，且如面对论敌。这就常常使人感到与其相处非常别扭。
现代文明就是要淡化家庭，就是要削弱家庭的超稳定性和血缘的超强扭结力。从现代观念来讲，人生自由是最基本的。没有任何理由强使一个人被迫与他不爱的人在一起生活。这是最不人道、最不文明的了。（你不要又雄辩滔滔了，我们的演说家。陈晓时笑道。）对，我还是讲讲咱们办报的事。进展不大。我这两天正到处奔波……
他们要创办一份《人生咨询报》。别提多困难了。
但咱们一定要办成。陈晓时接过来说道：通过这张报纸，在全国扩大影响，组织力量。这张报应该成为当代新思潮的旗帜。（干脆叫《启蒙报》算了。白露说。）那才叫真正不策略呢。它是启蒙报，但不能叫启蒙报。隐名而求实，是我们目前的策略。
方一泓开口道：我说吧。她三十三岁，也是被陈晓时“搜罗”到咨询所的。身材中等，相貌平常。走在街上绝无人注意。可一旦走近她，就像面对医院里一个热心的护士长，是男是女都可以对她倾诉心里话。她会热心地听你讲，也会婆婆妈妈地对你说。
咱们在《青年报》上开辟的“咨询信箱”反响很大，昨天我到一个同学家，碰见一群人在议论。报社收到三百多封信，他们正在摘编，准备发一组读者来信，包括各种观点的。
咱们可以把信全部要来，搞一个统计分析。陈晓时说。
我和《青年报》讲了。还有，昨天中午我去欧阳律师那儿了。咱们介绍过去的那个案子，罗琼玉的离婚案，昨天下午开庭审理了。旁听的有四百多人，去了不少新闻单位。《民主与法制》去了好几个人，还有区委的，妇联的，街道居委会的，政法学院的，律师协会的。欧阳律师辩护得非常有力。
（他从律师席上站起来，看了看法官，又看了看当事人——罗琼玉正低着头坐在那儿——开始他严肃不苟而又义正辞严的辩护。
……所以，法庭应该判准她离婚。社会舆论应给予她同情。她不是不道德的女人，她不是玩弄婚姻的堕落者。在那非常的年代中，她受尽歧视与凌辱，为了生计，不得不先后两次结婚。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而那不道德是历史的不道德。她现在要求解除婚姻，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
有人说她条件一变，恢复了知识分子地位就变心了，看不起当工人的丈夫了。问题不在于变不变，而在于这种变该不该。如果过去的选择是被迫的，那么，今天这种强迫她的历史条件消亡了，她为什么不可以变？这是历史给予她的权利，这是她的解放。
会场一片热烈掌声和愤忿不满的嘘声。罗琼玉低着头热泪满面。）
轰动了，各报社都准备发消息。有的要发短评，有的要发内参，题目就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我摸了一下情况，一多半记者是反对罗琼玉的。欧阳律师对我说，他现在感到压力非常大，来自各方面的。有人甚至造舆论说他和罗琼玉有不正当关系。我看，这压力最后还要冲咱们咨询所来呢。
陈晓时笑了：挺好的。（好什么呀，让你关门你这咨询所长就高兴了。白露一瞥眼，嗔道。她最崇拜陈晓时，往往用这种讽刺来表达她无保留的支持。）是挺好的。他笑笑，他每每能感到白露这种特殊形式的亲呢。是纯挚的友谊，其实也含着性——女性对男性的崇拜无不如此。自己每每也感到一种暖暖的熨贴，那其实也含着性。但天下事无须都说透。真诚，纯洁，友谊，这些字眼还需保留。要不，人与人之间就太紧张了。
是挺好的。他是这一切事情的真正策划者，没费太大力，就把社会搅得有些混乱，震动，他颇感自豪。自己表面看不过是一介书生，可凭着智慧却将要影响历史。
是挺好的。这些事件，风波，有人反对是对咱们最有力的宣传。只要不被封门，一切反对是最大的免费广告。我又要讲点辩证法了。他看着白露。（哼，就会讲你的辩证法。白露又撇嘴嗔道。）要改造社会，首先是宣传影响社会。而广泛宣传影响社会，并不靠嗓门大，要靠抓住社会本身的机制，这机制就是矛盾冲突。地壳运动，内部本身就有着巨大的挤压和应力，这时一个小小的力量就会打破平衡，引发大地震。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抓住社会自身的巨大应力。好了——
李文敏高高兴兴地破门而来了。“怎么还不开始，门口都排了十几个人了？”她拿下书包兴冲冲地说道。她是他们外请参加今日咨询门诊的。
“家庭社会学家，就等你呢。”陈晓时看了看手表，“八点，咱们这就开始。”
他将把更多的学者——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精神病学的、人才学的、哲学的……轮流请来门诊。还准备租剧场，公开售票，开几场人生讲座。
三室一厅的房子，门厅还是挂号室，今天由白露轮值。厨房被收拾出来，放了一桌一椅，成为新添的咨询门诊四室。
一室是李文敏。第一次在这儿做“门诊大夫”，有些紧张。“你穿上白大褂，这样像样些。要不别人看你年轻，又小模小样，会信不过你的。”白露把一件白大褂递给她。“为什么要穿白大褂？那会和来咨询的人有距离的。”她说。“这和看病一样，病人愿意医生亲切平易，但首先希望医生有医术，权威。你穿上白大褂，再亲切点，形象就全面了。”陈晓时说着自己也穿上白大褂。
她穿好白大褂，戴上白帽，立刻有异样的感觉：自己变得严肃了，端庄了，身量也大了一号，像个有些威仪的女医生了。她被白大褂盖住了，更确切说，被白大褂同化了。有意思。她竭力寻回着快乐活泼的自我。眯起眼，把自己周身想了一遍，那皮肤肌肉、血液的热乎，那胳膊腿的小巧灵活，一个活泼泼的自我出现了——她在清晨的马路上边走边吃油饼，公共汽车来了，她扬着手向前飞跑，书包拍打着屁股，像中学生。那层白大褂正若有若无地罩在她充满活力的身上。
她再进入现在的人物意识，双手插在白大褂口袋里，顿时变得严肃了，是个准备对来访者咨询的“医生”。自己眼里含着自信、沉静和稳定。她非常想站起来走到窗前，对着外面的京城陷入沉思——她从未有过伫立沉思状。法官穿上法衣，警察穿上警服，女王戴上王冠，皇帝穿上皇袍，和尚穿上袈裟，都是什么感觉呢？
门被慢慢推开，她一下紧张起来，找她的人来了。她往起坐了坐，一瞬间感到白大褂的重要性。一个清秀纤细的女孩儿，怯生的目光和步子，在面前坐下了。
她一下轻松自如了，感到心还在冬冬地跳：“你叫什么？”
“上面写了。”女孩把病历似的“咨询记录”放在了桌上。
谭秀妮，女，二十八岁……她吃惊地抬起头：“你都二十八了？我以为你是中学生呢。”蒙着凄苦的清秀小脸露出一丝不好意思的笑意，表情像小孩。
谭秀妮，你就是那个谭秀妮？
看完白露在挂号时记录下的咨询者简况，她才反应过来。对方局促不安地点了点头。脖颈很细，露着筋络，手臂也很细，手腕骨节突出。
1978年，作家艾克写了篇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爱的力量》。骗子乐天明以欺骗手段，骗取了北京姑娘谭秀妮的信任与爱情。明了真相后，谭秀妮克制住耻辱和痛苦，毅然决定以诚挚的爱来改造一个邪恶的灵魂，和他结了婚，省吃俭用帮他还债，教育他改弦易辙，劳动新生。她的事迹得到了社会广泛支持。谭秀妮因此到处作报告，上电视，成了新闻人物。后来就销声匿迹不听说了。
四年过去了，她来到了这里。
李文敏不禁有些感激白露：她没小看自己，一开始就把这样重要的对象分配给自己。“你有什么问题和苦恼？”人生咨询的第一要则是：耐心倾听对方诉说。
谭秀妮低下头摸着衣角，短袖白衬衫已经补过，现在是罕见的。她说什么呢？
她没想过当先进人物，只不过觉得自己已是乐天明的人了，只能想法把他变好。我早就不想行骗了，因为看到你，爱你，才又犯这一次，这是为你犯的。他的眼泪。她现在想起，眼里露出凄然麻木的苦笑。她出身贫寒，幼丧父母，和寡居的大姑相依为命。她长得灵秀，梦想嫁给一个有文化有地位的男子，最好是研究生、工程师。她常常倚在门框上，目光矇眬地陷入憧憬。她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自己高中毕业就在家待业了。后来，卖冰棍，卖小吃，男人们更喜欢光顾她，而不是旁边的老妇。各种目光盯她，她都低着头。可他来了，说爱她，又别着北京大学的校徽。说是工作后考上大学的。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幸运。后来呢？就发现箱底有一张他因犯诈骗罪被判两年劳改的法院判决书。他不过是个刑满释放的无业游民。他跪下了，求饶恕。她哭了好几天，不吃也不喝。后来，她擦干眼泪毅然决然地站起来，和他约法三章：不许再诈再骗；劳动挣钱；把三千元欠债还清；重新做人。他指天发誓。她和他结了婚。从此变成一个操劳主妇，再无任何幻想，把生活重负全担了起来。后来，她被树为典型，被请去巡回讲演。讲稿，是妇联的三个宣传干事写了五遍才被上级通过的。她腾云驾雾般被一股力量拥着浮了起来，一边念稿一边不安。她不安什么？讲演几个月，一回家，发现丈夫又诈骗了。好几个人交给他钱托他买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来家索钱要物。她哭，她训斥。他狡猾抵赖，他动手打人，打掉了她一个牙，鲜血往下流。她要离婚，他追上来，抱着她双腿跪下。她又咽下泪，咬咬牙，冷静下来，在他搀扶下，一步步无力地走回来。又和他一起订了计划：如何挣钱，如何还债。她已有了身孕，却省吃俭用，起早摸黑地操劳。他安分了几天，不久又犯了案。她这次没有信心了，一定要离婚了。他怎么跪着哭诉、瞪着眼毒打都不回头了。但妇联、街道、报社的记者，纷纷跑来劝她：要珍惜荣誉，不要半途而废。树典型的都来保典型。她一步步又回到家里。但此后，乐天明终因接连犯罪，又被逮捕，判刑十八年。她的孩子已两岁。
她咨询什么？她要养活大姑——老人已半瘫痪，养活孩子，又要接着替乐天明还债——天天有人上门逼债，自己又有病，实在撑不住，活不下去，她要离婚。
“那就离，应该的。”李文敏毫不犹豫地说道。
可……她已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起诉。但有关人仍在劝阻她，这次又加上了劳改大队。谭秀妮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等待乐天明，给他以希望，最终帮助他改造过来，那将更具典型意义。
李文敏激愤了：“这是当牺牲品。”
劳改大队说，离婚会给他很大打击，也可能会自杀，不利于犯人改造。
“这更是谬论。如果一个犯人的改造——能否改造好还说不定——一定要由一个善良的人终身殉葬来帮助，这毫无道理。罪犯就是有罪，就该受到惩罚。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有助于罪犯的减少和改造，要不罪犯更不怕犯罪了。”
白露给一个个人挂号，收费。
谭秀妮？她惊讶。模范人物，这个可怜样。我们这儿的咨询大夫，有男有女，你愿意找男的还是女的？（有些来咨询的人，对性别很有选择性。）愿意找女的？好，去一诊室。让李文敏来接待她，考验一下这位年轻的女家庭社会学家的本事。
自己似乎对她稍有些嫉妒？
这个女人叫仇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