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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九十四）“行政系统”的问题
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最先被“减掉”的人一定是孙纲他们这些“临时工”。
当时关于他们这些“临时银行职员”曾经有一个笑话来形容他们的处境，“起得比鸡还早（天不亮就得去作开业准备），干得比驴还多（主要的工作都是他们来完成），待遇比猪还差（这个都没法讲了），下班比小姐还晚（二十四小时营业）”，孙纲就是这么在银行干出来的。
更要命的是，为了钻国家法律的空子，规避劳动保护法当中的干满一定年限就“转正”的条款，银行把他们这些人后来弄得连“临时工”也不是了，通通成了什么劳什子的“劳务派遣”，说白了就是从鬼都不知道的什么“劳务公司”把他们送到银行来“出劳务”的意思。
自己还在银行工作，却莫明其妙的变成不是银行的员工了！
终于，因为业务上的失误，孙纲被两手空空的“请”回了家。
随后，郁闷得要死的他穿越到了1894年的清朝。
让他想不到的是，在这个时代，也在发生着和后世差不多的事。
有的胥吏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可能比任何人都熟悉衙门里的工作，可到死也不是“国家公务员”！
孙纲现在不知道，后世的这些个“花样”，是不是都能够在大清朝找到“原型”。
马文龙告诉孙纲，由于官员们普遍任期较短，所以清朝大多数的中高级官员并不熟悉zf部门的日常工作，有清一代，关于公文的格式和传递都有极其复杂的规定，每一个衙门都有自己单独的一套簿籍，对中高级官员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掌握这些规章制度，结果官员们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年复一年的在此工作的胥吏。清朝大大小小各个衙门的工作，实际上都是经员司胥吏之手处理的。
但问题是，这些胥吏根本没有固定地收入来源，而他们的手中又实际掌握着zf部门的工作，这样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贪污受贿等现象的产生。
象在一个小小地县城。当百姓在诉讼和缴税过程中与这些胥吏发生关系时。胥吏就象百姓收取一定地“费用”以维持生计。而当胥吏索取没有了限制时。大规模地贿赂就开始了。因此清代地百姓可以说深受官府胥吏勒索之苦。
清代从上到下贪污成风。不是没有原因地。
马文龙在当胥吏期间见识到了****地险恶和黑暗。他自小受儒学熏陶。有古君子之风。自然看不惯这些。所以没干几年就下来了。
要是按后世地“标准”。马文龙简直可以说是个傻瓜。
可在清代。象他这样地“傻还有是很多地。
辞去胥吏之职后。因生计又见窘迫。马文龙想弃文从商。而他地妻子坚决不同意。自动承担起了家中地生活重担。让他安心读书。求取功名。
马文龙十六岁娶妻梅氏，也就是马的“母亲”，在他辞职的那一年，马刚刚两岁。
梅氏出身江宁世家望族，后因家道衰败。投奔亲族，经人作合，十四岁嫁给了马文龙。两人婚后恩爱非常。梅氏端庄秀丽，心灵手巧，自幼喜好刺绣，曾拜江宁名师学艺，绣工精绝，她为了能让自己地丈夫安心读书求取功名，毅然决定以绣工助家用。用她稚嫩的肩膀，为自己的丈夫和女儿撑起了一片睛空。
由于梅氏的绣品工艺绝美，居然收入不菲，很快解决了家里的经济困境，但刺绣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并不是一般人能够干起来的。
刺绣是中国的传统工艺之一，一件完美无缺的绣品出世，不知要耗费那些绣工们多少地心血和精力，梅氏为了让家里宽裕一些。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和丈夫的劝阻。接下了一件梅花大绣屏的活儿，因“连日不眠。终夜劳作，至于咯血”，在绣屏完工的那一天，她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马文龙遍访名医，却没能挽救她的生命。
终于，一天夜里，她在丈夫的无限悲痛中辞世。
妻子的离去对马文龙的刺激极大，他想起了妻子对自己地期望和****的黑暗，以及那么多的“名医”都不能挽救自己亲人的生命，他愤怒之下一把火烧掉了自己所有的书，变卖了家产，带着女儿毅然弃学从医，先后拜师多人，当中甚至有来到中国的西方医生，学成后游走天下，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涯。
由于他早年救治过丁汝昌（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弃文从医的一个原因），两人后来重逢后丁汝昌给了他一定的帮助，再加上他行医多年已经颇有名声，家业渐渐兴隆，最后在旅顺定居下来。
由于在向西方医生学习时了解到了西方科技地先进，所以在女儿长大成*人后就被他送到外国留学，希望她能继承自己地衣钵，但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对学医没有兴趣，却是个经商地“天才”（她应该就是那会儿穿越来的），自己的家业在女儿的打理下日渐兴旺，也是他根本想不到的。
但能看到女儿有这样的本事，他在心里也已经满足了。
而自己的女儿会嫁给眼前这样一个年轻人，更是他想象不到的了。
当知道了自己的“母亲”的故事，马虽然对她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但还是忍不住掉下泪来。
这样的爱情，和为爱付出的牺牲，不管放到哪个时代，都足以感天动地。
他们夫妻俩看多了后世的太多的人把婚姻当成了一种交易，所谓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而在这个让后人想起来就痛心疾首的时代，偏偏就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大过年的，不该跟你们说这些。”马文龙看着女儿和女婿一副难过的样子，自嘲地笑道，“有些扯远了，呵呵。”
孙纲明白马文龙和他说这些的主要意思，他当过胥吏，对中国****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很清楚，虽然他拿不出来什么办法，但他说这些给自己听，目的是让自己在以后处理国家事务时，能够予以关注。
现在的“华夏共和国”毕竟是在已经灭亡的清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于清代遗留下来的官吏**问题，想要真正解决，可不是一天两天或者是几个法令法规就能完事的。
关于吏治，古语早就有云，“人徒知治民之难，而不知治吏尤为难”。王安石也曾提出过“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的解决办法，但要想实际执行，却绝不是嘴上说说这么简单的。
即使到了后世，这个问题依然是对国家******的一个严峻的考验，更别说现在了。
而对孙纲来说，和这个有关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急需解决。
那就是关于新的“华夏共和国”的行政制度问题。
大清朝“离去”后，留下来的一个要命的遗产，就是这个文官行政制度的问题。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太长了，虽然从秦代开始的文官管理制度到了清代已经相当完善了，但由于“君权至上”主义的影响，为了防止臣下专权威胁到君权，中国历代君王都深谙“平衡之术”，在任命官员时一个官署常常任命两个以上的主管大臣，以收“钳制”之效，不让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结果这样不但造成了官员“超编”，给国家带来财政上的巨大负担，而且还造成了官员的职责不清，以及官署的职权也不清。
以内阁为例，清朝的内阁是没有“首相”的，一般由四至六员内阁大臣组成，而军机处军机大臣的人数在四到八名之间，下面的六部则每一个部都有两个尚书。应西方国家要求在1861年设置的另一个重要部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人数则根本没有规定，一般是不到十个，而在1894年到1898年之间甚至更多，当一个官署里有那么多的主要官员时，每一个人都力图把责任推给别人，事情能办好都出鬼了。
“多头负责”的结果，就是没有人负责了。
官员职责不清和官署职权不清造成的官员们连自己该干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这个国家的行政系统的效率之低下就可想而知了。
后世的好多历史研究者对清代每一次面临外敌入侵都是手忙脚乱反应迟钝，最后惨遭败北，其实这个“行政系统效率低下”在里面可以说“功不可没”。
远的不说，1840年鸦片战争时，英国人一开始打到哪了道光皇帝根本不知道，还以为是英国人来“申冤”来了。当1874年曰本人第一次入侵台湾，把都督府都弄起来了的时候，在北京的大清朝廷居然过了一个月才知道台湾出事了。而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当中这样的事就更多了。
现在，曾经高高在上的“封建君权”已经不存在了，如何解决这个“行政系统效率低下”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三百九十五）国家机构的“调整”
马文龙还告诉孙纲，新的国家成立后，大清朝的“捐纳”制度，一定得想办法废掉。
这个“捐纳”对孙纲来说倒是不陌生，所谓“捐纳”，其实就是花钱买官，即使在后世，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花钱买官的“捐纳”制度，在明朝就有，满清王朝入关后沿袭晚明体制，准许汉人捐银谷换取贡监功名或亲属封典。但向政府捐钱输谷，便可买到中央政府郎官（正副司长）以下，地方政府道员（地级专员）以下的中低级文官实缺，当始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开始之际。当时称作“暂行事例”。但因为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军费猛增，黄河淮河决口导致南粮北运中断，而旱涝地震造成的哀鸿遍野如果不采取措施及时救济的话，灾民一旦暴动，将无法收施，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于是清廷开始“广开捐纳”。后来只要每当政府需要“额外收入”时，就临时求助于卖官鬻爵的办法，而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这个临时性的制度就演变成了一项长期措施。
这种“权钱交易”的“捐纳”制度，历来为有识之士所痛恨，但因为“现象”过于普遍，有清一代，根本没有人能拿出解决办法来。
从马文龙说的，孙纲这才知道，“捐纳”制度可以说是满清帝国官僚体制的一大资源，到了晚清时期可说是主要资源了。
至迟从康熙中叶起。因为满洲八旗子弟已经成为了地地道道地“寄生族群”，所谓的“科举取士”也难以制造维系满清帝国体制所需的“能员干吏”，因而清廷不得不从世职、科甲以外地“异途”汲取人才。而囿于传统和“祖制”。清廷寻求异途人才，只能乞灵于中世纪的“市场机制”，即“权钱交易”。而清朝的各位皇帝实行“捐纳”，出发点和归宿大都是为了缓解天灾人祸导致的突发性财政困难，并非是真的为了寻觅异途人才（或许雍正皇帝是个例外）。而直到晚清。民间学识兼备地人才士子，仍然多半鄙视捐班。不惜耗费生命追求正途出身。
清代的捐纳，包括常捐即捐贡监、虚衔、加级、记录和封典等，大捐即借口赈灾、河工、军需等开例地实官捐（据说珍妃也参与过这种事），出资捐输者主要是土豪富商或在职乃至已革官员，无不把捐资作为交换权力的条件。清代的捐班于是成为腐败官僚的同义语。即使正途出身而被迫输银补缺的官员，也无不痛诋捐纳体制。
甚至于可以这么说。贯穿全清一代而渐成主流地捐纳制度，到了乾隆晚期其实就已经成为满清王朝的自杀机制。
孙纲明白马文龙地意思，别人不说，他一开始能进入北洋水师供职，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才干被李鸿章和丁汝昌所赏识，而是马家帮他花了银子的缘故，再加上李鸿章和丁汝昌的保举，他这才一路“官运亨通扶摇直上”的。
在当时，即使是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上任后也要“输银补捐”。孙纲上任后的“捐”大都是马家帮着补的。所以马老爷子对此事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
当年为了扶保女婿，才不得已出此下策。而对这个“捐纳”制度马文龙在心里其实是非常痛恨的，现在清朝灭亡，新地国家刚刚建立，他希望，自己地女婿能把这个和“腐败”划等号的“捐纳”制度埋葬掉。
孙纲明白了老人地心意，表示一定不辜负老人的期望，坚决想办法把这些“积弊”想方设法革除掉。
春节刚过，孙纲就发现，自己以后恐怕得在北京上班了。
为了让国家能够尽快的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李鸿章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前清的体制基础上建立了新的行政系统。上任伊始，孙纲就向政务院提出过中国官僚行政系统存在的问题，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对此也是所知甚深，认为是当务之急，需要马上解决，于是在政务院进行了集体讨论，又征求了一下各省代表的意见，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华夏共和国”的新行政系统。
根据拟定的新制度，“华夏共和国”的最高行政机构为“政务院”，“政务院”下设的国家行政机构则是在清朝原先的行政机构基础上加以变动形成的，为了让各个官署以及主管官员职责明确，改变原先封建行政系统职权不清，相互掣肘的状态，“使事有专责”，把原来的“吏”、“礼”、“兵”、“刑”、“户”、“工”六部增加到了十六个，并改变了名称，主管国家财政的“户部”变为“度支部”，主管军事的“兵部”变为“军务部”，“工部”变为“工业部”、“农业部”、“商业部”，“刑部”变为“司法部”，“吏部”和“礼部”保留原来的名称不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新增“铁路部”、“矿务部”、“邮传部”、“交通部”、“民政部”、“监察部”和“警务部”。
在各部成立的同时，合并取消了一些清代重复设置的官署，象取消内阁和军机处，收权力归政务院；太常寺、光禄寺和鸿胪寺等官署都被并入了礼部；原先的兵部、练兵处、太仆寺、全国督办军务处、海军衙门都统统归入了军务部，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措施。
各省地方的行政机构，也都按照中枢行政机关的设置统一进行了改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划时代的机构，即“议政院”。
为了使国家能够尽快的恢复秩序，李鸿章等“政务院”大佬每有所举措，都事先和各省派来“共商国事”的代表进行广泛磋商，征得大多数人同意之后再施行，“以求稳妥”，也就是各省代表经常列席政务院的会议，为了方便政务院的首脑们更广泛的向各省代表征求意见，有的外省代表干脆提出来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由各省代表组成，“凡有事则公决之，交由政务院准行”，这其实已经有些西方国家议会的意思在里面了。
李鸿章出访过英国，曾对英国的议会制度有一定的了解，也十分赞赏，现在既然有人提出来，他立刻就表示了同意。
但张之洞却有些担心，毕竟，曾经是他的“学生”的梁启超以前不止一次的向他提出来过，中国“民智”未开，过早的设立“议会”一样的机构，是“取乱之道”，所以他在政务院会议上就提出来了自己的担忧，“任无识之民不明所以，对国之大政横加干议，恐于国有大害”，表示了反对。
张之洞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另一位参政陈宝箴则指出，将要成立的“议政院”将由“各省公推之有识之士”组成，这些人大多是各省的地方绅士或民间极有威望的人士，他们的见识及学问是和普通老百姓不同的，他们这些人是联结“上下之情”的纽带，由这些人组成的“议政院”参与到国家政治当中，是不会出现象张之洞所担心的那样的情况的。
陈宝箴的观点得到了刘坤一、谭钟麟和林绍年等人的支持，因为这帮人原先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