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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情不自禁赶上前，猛回头——不是继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老人。各种各样的声音重新把我拉回到尘世。老人看了我一眼，目光浑浊，走开了。他的身影与继父完全一样。我不应该赶上前的。我失声痛哭，在马路上，在天空下。我一个三十八岁的男人竟然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雨下了起来。是阵雨，像马一样喷出响亮的鼻息。雨雾腾起。雨点带来上帝的声音。一股巨大的悲伤迎面撞来，并摧毁了我。身体里燃起细微的火苗。我听见体内细胞分裂的声音。我在这个时刻才知道，我对继父的眷恋有多么深。那个嘎着嗓子吐痰的老人永远不在了。
我把母亲的日记烧了。我能理解她的做法。她不想把这个秘密带入坟墓。但我不喜欢她这种做法。或许她没意识到——从此，我是一个杀人犯的儿子。我将独自背负这种罪感，一直到死。
我没把母亲的秘密告诉刚从冶金学院毕业的李国泰。长兄若父。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并未随着他一天天长大成人而有所疏离，他在念大学时，还会把他喜欢的女孩儿以及喜欢他的女孩儿告诉我，让我帮他做做参谋。我问他打算干什么？如果他愿意，我可以替他在全地区任何一个部门找到位置，甚至是省直机关。他拒绝了我，说，机关是牢笼。进了机关，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他不希望自己的一生是从复印机上COPY下来的。他渴望去南方，在那里寻找自己的舞台，过上一种不可测也充满机遇与挑战的生活。我没阻拦他，虽然我很想告诉他，所谓舞台，必有大小，这长宽高就是牢笼的栅栏所在。或许还可以这样说，整个世界都是一个牢笼，里面塞满大大小小的笼子。不过，少年心事当拿云。年轻人的热血总是热的。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我的一个姓汪的党校同学，已辞职下海去了海南开公司，生意做得还不错。我把弟弟介绍过去。弟弟没拒绝。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这个已经被赋以诸多涵义的词语本身即是他的梦想。想想也是嘘唏不已，我们的生活就是被些想像与观念所覆盖。我们是它们的奴仆。
陈映真带着李君强回到地区，在财政局综合科做了科长。我们告别了老家那个小县城，告别了那里的人那里的土。
时间像水在流向大海。身体一点点变咸，嘴里越来越渴。
我并不清楚是什么东西改变了自己。我不再是几年前那个“花疯子”、“李绝后”。我不断地问自己，那两个偏执的人曾经就是自己吗？想想“花疯子”与“李绝后”的所作所为，只堪有两个字形容——疯狂。我忍不住问陈映真，你怎么会爱上这样的人？
陈映真白了我一眼，你说什么啊？
我有点尴尬。幸好，夜色掩饰了我的表情。我望着窗户外面。蔚蓝色的月光在虚空处汇成了海。我发了半天愣，换过了一种说法，你怎么会喜欢上在梨山与大成县的我？我觉得我那时挺变态的。
陈映真扑哧一笑，用手点点我额头，说，知道就好。你呀，那时真不是好丈夫，好父亲。怎么，打算痛改前非了？
陈映真没懂我的意思。我扔在床头的《废都》，她翻了几页，便得出一个结论，垃圾。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我没见过这本被称为“当代的《金瓶梅》” 的作者贾平凹先生，但理解他为什么要化身“庄之蝶”。
我无意痛改前非。我为隐藏在自己体内那只看不见的老虎奇怪。老虎在深夜里叫，叫得苍茫。老虎跳出胸腔，跳出窗台，跳向蓝汪汪的月光。它是我。它也不是我。我不过是一个用来装它的盒子。指尖发了麻。月光里生出几缕袅袅青烟，形若几只仙鹤，翅翼微蓝，突然发出一声长鸣，鹤嘴随即洞穿了那老虎庞大的身躯。我猛地从床上坐起，老虎与鹤都不见了。我出现了幻觉。
陈映真起身问道，一脸惶恐，国安，你怎么了？
我回过头，看着她，眼眶湿润了。我说，映真，我爱你。我把脸埋入陈映真的胸腹。我没告诉陈映真，在前天晚上，我与杨成艳上了床。我开车送她回家，她请我上去喝杯茶。然后，事情就发生了。
年底，地区改市。我代表市交通局向市人大常委会做了本年度的工作报告。全市交通建设共投资六点二亿，其中争取省、中央部属项目资金二点七亿，基本上实现了市到县通二级以上水泥路、县到镇通三级以上水泥路和60％的行政村公路硬底化。我的报告赢得了阵阵掌声。我没有告诉台下这些专门被安排来拍巴掌的人们，这几个数据即是我的政绩所在，也是我权力寻租的来源。
知道我那五十万是怎么还的吗？郑科长本人替我还的。我不过是把三千万的桥梁改造工程的标底交给他内弟开的一家建筑公司。他内弟搞的工程质量并没有让我失望。我们都是遵守游戏规则的人。这一年，我还拿出一百二十万元以实物、存折、购物卷、书画古玩等各种形式送人。其中以田副省长最多。我送上了一对价值六十万的宋代官窑青瓷，并把他的小女儿送至法兰克福留学。我的手法比起在大成县时要隐蔽一些，但老实说，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无非是借壳操作，手尾做得干净一点。
可能有朋友会骂，你李国安上台前不是拍着胸脯发誓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吗？我很抱歉，当我坐上了交通局长这个位置时，我已忘掉了自己是否说过这句话。老实说，搞权力寻租比搞华润什么的更安全。前者甚至不是说是腐败，是资源交换，是所有人心照不宣的默契。同时，因为官员的强势地位，就算有些人吃了哑巴亏，也会自认倒霉。而后者是对许多潜规则的挑战。我之所以没在大成县出大事，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鼓励改革以及刘书记对我的厚爱，岳父的影响力。
仅仅一年时间，我家的烟酒可以拿去开一个小卖铺。大部分是给我送的，小部分是给陈映真送的。陈映真有几次想把它们上缴给纪委，就像在县林业局时一般。我说服了她。理由有三点。一是，这种行为是在打同事与领导的耳光。就你一个人上缴，这不显着你能吗？显着你这个岗位油水丰厚吗？市里不比县里。更要夹紧屁巴做人。知道你在县里为什么一个副局长一干就是七八年，不能挪窝，这也是原因之一；二是，你为什么要大喊我没拿？为什么要强调自己的廉洁奉公？你又不是傻瓜，能在中国的官场上爬到这个位置，想必对种种潜规则是滚瓜烂熟，你这极可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会引起检察院、反贪局的侧目，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三是，这些烟酒，说到顶，也是一个违纪问题。形势逼得我们不得不这样。但我们可以捐给希望工程，保管好票据，以后万一有什么问题，也能还自己一个清白。自己也问心无愧。
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终南捷径
九三年，那个纤弱单薄老躲在一身风纪扣扣得实严的灰色中山装背后的诗人顾城死了。他还杀死了他的妻子。我在陪陈映真、李君强逛夜市的时候，在地摊上看到顾城的《英儿》，每本五块钱。我买了一本，翻了几页，随手扔进路边的垃圾筒。我为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一丝脆弱感到诧异。但很快，这诧异也被我忘掉了。我的目光甚至也没有在禹作敏入狱事件上多作停留，直接落在两个关键词上，一是宏观调控；二是修宪。前者意味着银根缩紧，许多基建项目要下马，极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多诺米骨牌效应。直接关系到交通局正在进行中的诸多工程。后者说明了中央的决心，这经济改革是不会像九零年初再走回头路天天喊反对和平演变了。改革已纳入“市场经济”这条轨道，那种敢打敢冲的草莽英雄恐怕再难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条轨道的碰撞中找到生存空间。
我在交通局推行了一系列温和的改革，具体措施就不谈了。总之，既要高举改革这面旗帜，并通过改革为自己的那个关系网注入更多的能量，同时保持跟整个官僚阶层在当下的道德标准与利益取舍保持一致。这很难，如履薄冰。但是值得的。毕竟我已是在冰面上行走，整天还开着一辆奥迪，而那数万万人还在冰下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苦苦挣扎。只是那时已完全沦落为“政治人”的我已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身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以交通局局长为跳板，跳上一个更大的舞台。
我已忘了我做官的初衷。做官本身成了目的。不仅我是这样的，陈映真也差不多，不知从哪天开始，陈映真的主要精力十有七八是放在家庭上，放在我与李君强身上。我的发型、服饰，以及前几年累出来的胃溃疡都是她每天关心的话题。我得说，我们在路上偶遇上乞丐时，会施舍上一点钱，但我再也不会像遇上陈映真时那样，省下自己的午餐，并且弯下腰，把馒头放下。
今天的我，不断反思自己的这种转变。我无意替自己澄清什么。我只想弄清自己的这一生。
在进党校之前，我是一种人；进党校之后，我是另一种人。是党校改变了我吗？不是的。是我在潜意识中慢慢改变了自己。一个人的思想绝对受社会环境所左右。生活是有模式的，要想超脱生活模式的影响，除非内心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隐于朝，隐于市，隐于野，还得被视为怪人、奇人。尤其是官场，它有特别的话语系统，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把一切人改变成两种生物，对上是狗；对下是狼。且只是这两种生物。区别在于，狗的品种与狼有没有披上羊皮。更可怕的是，人们做了狗，做了狼，还不自知。
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如果说这世上有真理，这就是真理。这是大脑皮层嗅觉中枢的一种疲劳现象，也是嗅觉中枢的一种保护性反应。科学是值得尊重的。从这个角度说，不管干什么，都不能只是一拨人。再能干的人，到了一定时间，都得把他请下台。用管理学上的一句名言说：任何人都将被提拔到他所不能胜任的位置。把他请下台，不仅是减少损失，也是免得他出洋相。
七月份，我把远在海南的李国泰的人事关系调进市财政局。这并不需要我继父那样的洞察力。我的判断很简单：公务员是一种稀缺资源。官吏从来都是中国生态图上高居金字塔尖的少数人。十月一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开始走上实际操作的轨道。从此，公务员“凡进必考”，且得通过市委常委会议研究。
这年，岳父退居二线，而且是一退到底。我跑去跟岳父下棋，安慰他那颗失重的心。这老头倒活得通达，见我来，也不再故作高深，只是每盘棋必把我杀得大败，像老顽童一样得意，说让我知道天高地厚。
我怕老人寂寞，与陈映真商量，想到老头接到市里来。老头不肯，说，我自乐在逍遥。也就由得他去了。
岳父这个时候才肯把拿出他原来的资源，隔三差五，打电话叫我到省里去，然后带着我去拜访一些老同志，包括那位曾经贵为封疆大吏如今退居两线的省长。我很想骂娘。退下来，虽说还能顶点用，可说话办事哪有在台上灵光啊。
可能有读者会说，我才不要看你这些流水帐。我要看荆楚大地的张二江与108位女将的性交姿势，或者是刘波副市长在柳下惠的故乡与电台女主播“隔门夜谈”的奇闻，又或者是贵州遵义唐荣光140位情妇的野史记。
我只说惭愧了。这些人，有没有？有。数量少不少？不少。市水利局的某副局长，当初低三下四跟龟孙子似的，把原水利局老局长的千金骗到手，从乡水利站一路提拔到今天这位置。这一翻身可不得了，喝洋酒穿名牌，包二奶泡小蜜，一喝醉，就四处炫耀他搞了几个女人。男人做了官搞女人也本正常，就没见过他这样猖狂的，见到稍有姿色的女下属即动手动脚，黄段子一个接一个，还美其名曰，贴近群众。老局长死了，他连去都没去，在牌桌上鏊战正酣。老娘死了，他带着情妇在度假山庄钓鱼。那报信的人是他亲戚，见他没动静，急了眼，说，你娘死了。他怨别人一嗓子吓掉了正欲上钩的鱼，回头破口大骂，我娘死了，又不是你娘死了。你急个屁啊。要说这人有点能耐也成，连老婆与情妇的关系都摆不平。老婆带着几个人把他的那情妇在大街上拦住，扒光衣服，又高举一本帐到纪委检举。纪委的同志一看，这不抓，都对不起他。上面详细记载了他的贪污受贿的明细。这都比猪还蠢。气得给他送过钱的人都说自己瞎了眼。
“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每年因为没处理好这些旗帜的关系进去的官员都有几个。但我得说，这并非主流。至少在九十年代初。包二奶养情妇是整个官僚阶层的忌讳。若行为不够检点，还会被哄传为全市的笑话。陈映真给我讲她局里的趣闻。一个老局长，五十来岁，是副局长，特别懂得审美。每天早上泡上杯茶，便有事没事把一些女同志喊到办公室里谈心。女同志知道他这种爱好，懒得睬他。真有事，让他来自己办公室里说。新调来一位女同志，长得美，结果遭罪了，隔三差五得进屋听老头儿唠叨。女同志烦啊，自己手头上还有一堆活，就问同事，这老头是否有毛病？同事们皆掩口窃笑。女同志明白了。她能进财政局自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过了几天，老局长又把她喊进屋。她去了，有备而来，怀里揣着一个小型录音机，进屋抛去几个媚眼。老局长的骨头酥了半边，以为郎有情妾有意，五十多岁的老头像十八岁的小伙子那样开始说一些让人脸红耳热的话，自个嘀咕了几分钟，女同志再问有什么事。老局长含笑说道，没什么事，就看看你。女同志把脸一板，接着话荏骂开了，看什么看？回家看你妈去。儿还不嫌母丑呢。老局长瞠目结舌。事情还没完，这泼辣货把磁带塞进录音机在局办公室当众一放，大出英雌们的闷气，老局长那个臊得慌，朱颜顿改。
说实话，这些女公务员若自身拿捏得住，就算市委书记也奈何不了她们。她们若与领导有什么桃色新闻，多半是自己经不住诱惑。自我做上交通局长那一天起，来找我的女人以及被人送过来的女人就不要太多了。其中一位女公务员，据说是前任局长的老情人，进了我办公室，变着法子把胸脯往我肩头上蹭。她一进屋，我必定起身去把办公室的门打开。这些女人我一个也不沾惹，绝对不做这种授人以柄的事，不拿所谓的真名士自风流这种鬼话来搪塞自己。一位搞公路承包的尤老板有能耐，据说手眼通天，送了几个女人给我，我没睬他。他可能以为我看不上眼，结果把一位在国内也小有名气的女歌星也送来。我二话不说，马上走人，另开房间。我承认，这些女人个个多有倾城之姿。我是男人，不是特殊材料造的，我也想。实话给大家说了，我做上局长后，还时不时关上屋手淫。
可人家摆明就是给你下套儿。你敢吗？我反正是不敢。
或许有的读者又会问，你与许芳、杨成艳又是怎么一回事？就不是情人了？
这是不同的，我与她们是你情我愿的事，建立在非常了解对方的基础上，且并没有第三方的利益牵扯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