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钱硬塞过去。她扑通声跪下，磕起头，嚎啕大哭，说，闺女，你开开恩呐。你们都是做大官的人，从手指缝里漏一粒米就够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吃一辈子。
这老年人跪年轻人，在民间是有说法。这年轻人是要被天打雷劈的。二狗的妈是急糊涂了。我与陈映真面面相觑。我扶起老人。那只该死的母鸡这时也来了劲，挣脱了脚上系着的红绳子，满屋子乱蹿。
这事，我也没帮。我不能开这个口子。
让他们戳我的脊梁骨吧。
现在，我离职了。激烈一点的人说，恶有恶报，是老天爷在收拾忘恩负义禽兽不如的李国安；和善一点的人说，做人不要光栽刺不栽花。得饶人处且饶人。行得善事多，一生福气多；刻薄一点的人说，十分伶俐使七分，常留三分与儿孙，若要十分都使尽，远在儿孙近在身；冷眼一点的人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回懂了吧？傻了吧？好好痛定思痛吧。
我不断地反思，也渐渐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逼。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图的是什么？人家骂我沽名钓誉之徒，恐怕是一针见了血。
我问陈映真，我是不是这样的人？
陈映真想了半天，说，有时，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你有时特别爱做秀。不仅是做秀给别人看，还做秀给自己看。你特别在意做一个清官能吏。清官与能吏是矛盾的。“清”了就难“能”，“能”了不能“清”。我想这道理你都是懂的。可你偏想一人分饰二角。我都担心你这样下去会得精神分裂症呢。
陈映真嫣然一笑，与我开了一个玩笑。我还是没笑。幽默已经从我的生活中退场。我知道我脸上已生出许多个面具，可它们已经与我血肉相连，拿不下来。我牵牵嘴角，想挤出笑容。我的笑容比哭还难看。
陈映真吻了下我的额头，说，退下来，是好事。国安，不管怎么样，我都爱着你。一辈子。
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官场也是一个城，为什么只见想冲进来的人？
这一年，神州大地掀起“红太阳热”。连开车的司机在车辆的挡风玻璃前都不挂菩萨，改挂毛主席像。有关于“毛主席显灵”的说法比比皆是。广州两车相撞，一辆汽车上的乘客全死了，另一辆车上乘客却无恙，原因就是后一辆车的司机座位上挂了一幅毛主席像。某市政府对面工人文化宫门前的毛泽东像边，甚至有人贴出大字报：毛主席您向前看，住的都是贪污犯；毛主席您向右看，都在开妓院；毛主席您向左看，都是劳改释放犯；毛主席您向后看，都是穷光蛋！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怀念毛主席的人都是穷人。这种热伴随着腐败、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种种社会不公不断升温，并渐渐在民间把毛主席塑造成一尊真正的神。而中国的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并没有这种异乎寻常的“红太阳热”。到今天，也还是这样。一些人怀念，一些人否定。
九一年国庆前夕，三十七岁的我出任地区交通局局长兼党组副书记。近两年的冷板凳终于坐到头。当亲眼目睹了行署组织部签发的人事文件后，我不动声色暗暗吐出一口长气。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了一首诗，其中几句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我也是喜极欲狂，恨不得仰天长啸，掬水弄月，冲大街上的每个人抛去飞吻。不过，我没杜甫这样失态，涕泪是没有的。陈映真虽然高兴，眼神却疑惑。我当然不会告诉她这官是跑来的，是要来的，是花五十万买来的。
我不是连三百块钱都拿不出来吗？哪来五十万巨款？不瞒大家，我从银行贷的。我在党校结识了省中国银行计划信贷处的一位姓郑的科长。我在大成县那三百万钱也没有白花。岳父在听闻我即将被提拔时略有诧异，把我叫去下棋。我带着两盒云南永昌府的云子外加一块香榧木棋盘去了。那间青藤楼房的客厅里已多出一幅书法，“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 其字圆润丰腴，楷法精严。出自苏大胡子的《阮郎归》。岳父看了我一眼，也不多话，接过棋具。两人落座猜子。
岳父执黑。啪、啪、啪，一、三、五着，按照三三、星、天元的顺序打了出来。第一手棋没让我惊讶，诸葛一生唯谨慎。第二手棋也在棋理之中。我应以错小目开局。岳父摆下的第三个黑子让我思索了半天，决定对这粒空悬的黑子不予理睬，挂黑棋星位角。一局终了，我以二目败北。这很正常。我不输才奇怪。这几年，我对棋已完全不在状态。为什么只输两目？棋至中盘时，我的白棋形势几欲崩溃，一条大龙完全是岳父手下留情才得以残延喘息。
我为岳父倒了杯绿茶。岳父呷了口，笑笑，国安，你看过吴清源的棋吗？
我恍然大悟。被誉为“匹夫而为异国师，一着而为天下法”的吴清源大师在对本因坊秀哉一局，以一人之力，挑战名人偕其门下全体弟子，即是以此三三、星、天元起局。此局亦被称之为“昭和名局”。
岳父给我提吴清源是什么意思？给我下这手棋又是什么意思？又为什么要手下留情？ 吴清源这局棋输的也恰好是两目。岳父没细说，我也没详问。岳父推开棋枰，眉头皱着，突然说道，你去交通局是田副省长表的态，不是我的意思。
我点头说道，我知道。
岳父又说，我本来想再等一年，把你调到省直。
我起身朝岳父鞠躬，说了声谢谢。
岳父冷不丁地说道，你为什么这样急？
我一怔，难道岳父清楚那五十万元的事？不可能。可能有细心的读者这里又会发问，你李国安凭什么就敢贷这五十万？你拿什么还，难道喝了一年多的冷茶，你这个自许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人就已做好了贪污受贿的准备？你就算准了这五十万不会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就算准了一个交通局局长的美差在等着自己？明知岳父是财政厅厅长，迟早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为什么还要在田副省长那押赌注，这样亟不可待？
我只能把我当时的内心想法告诉大家。我渴望舞台，一个足够大的舞台。别说贷五十万，贷一百万，我也敢。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尝过权力滋味的人，要想再放手，说什么山间风月竹篱农舍，那太难了。有几个人是华盛顿？我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不贪污受贿，不拿老百姓一根针线，把这贷款还了。我能在大成县搞华润公司，就能在别处搞盈润、科润。只要我有一个实职，必然能以此为支点撬起整个地球——古希腊的哲人阿基米德有句差不多的名言。
我并不担心肉包子打狗，送领导一条烟，领导接了不办事，那是理所当然。送领导五十万，领导敢接，说明他差不多有谱。当然，送也得讲究技巧。对田副省长这种级别的人物，直接送钱是不妥的，我用这五十万买了一副国画大师的真迹，并附有香港某权威拍卖行的鉴定证书。田副省长才五十出头，年轻有为，在中央也有人。我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全寄托于岳父那。人是自私的，岳父也要为自身考虑。如果他前年坚持让我留任大成县长，并非不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选择了弃车保帅，我是他与别人进行政治搏奕时的一粒棋子。我已经闲了快两年，这六百来天，我天天都是热锅上的蚂蚁。
我并不知道自己能担任交通局长一职。完全是运气。或者说，是田副省长的决定。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不该问我，应该问他本人。我私下猜测，可能是田副省长认为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大，没有实权时都敢拿五十万送上去，若是有了一个肥差，恐怕五百万都能送上去。大家别笑。我们天天讲反腐倡廉，这样监督，那样提倡，若能真正把决策公开，把财务公开，把人事公开，把政府行为全透明化，什么东西都摆给老百姓看，摆给社会舆论说，来一个釜底抽薪，这工作就并没有多困难。不过，若真这样，那做官就真是做公仆了。所以说，领导赏了你肥差，摆明就是要你去捞的。你若辜负领导的青睐，那该一头撞死。别霸着粪坑不拉屎。当然，捞有捞法，有人捞得巧，有人捞得笨，有人捞出一身正气，有人却把自己捞进监狱，这捞的学问却是大得很。
或许这些理由并不充分。反正我就是这样想了，这样做了。性格决定命运。我可能是天生的赌徒。但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少，比如那位郑科长，这五十万说是我贷的，我没签一个字。他是用五十万赌我的政治前途，而我也值得他赌。
这些话我自是不会对岳父说，傻站半天，憋出一句，我也不知道田副省长为什么要用我。可能是他读了我几篇论文。觉得我这人还有想法。
岳父叹口气，眉宇间有忧色。这种忧色当非作伪。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我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田副省长的欢心？我似乎已经不在他的控制范围以内；二是，我是否会在交通局这个公认的“犯罪分子的温床”摔跤，毕竟我是他独生女儿的丈夫。
我起身告辞。权力是最好的春药。这话一点也不假。陈映真有点招架不错在床上重新龙精虎猛的我，嗔道，你要死啊？
我哈哈大笑，突然理解了毛主席。
这回我低调了许多。到任三个月，许多中层干部都不认识我。我没事就在档案室里看资料，间或把一些人叫到办公室聊天喝茶。讲白一点，就是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顺便也给他们一个表忠心站好队的机会。一朝天子一朝臣，这话搁哪个朝代哪国政府，都颠扑不倒。“刺头儿”要不要用？也要用。一个领导有没有水平，关键是看他如何用这三种人，奴才、庸才、人才。这是一个菱形结构，两头尖尖中间大。奴才防着用；庸才哄着用；人才累着用。奴才不是蠢材，多是小人，搞不好就被反咬一口。庸人代表群众，是大多数，所以得让他们如沐春风。人才最贱，喂一把草就能挤出一大桶奶，每天不挤出三桶奶，他还憋得慌。这三种人是有交集的。奴才加庸才可以随便用。奴才加人才最是难得。
有一件事，或许值得说说。这年初，电影《焦裕禄》热映全国。我到任后，组织全局一百七十三名干部职工重新观影，再谈认识，字数不限，不得抄袭，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谈。为什么要这样搞？堂而皇之的理由就不说了。关键是从这种最易打马虎眼处看人，看有几人敷衍了事，看有几人胆敢抄袭，看有几人满纸热泪，看有几人意识到这也是机遇……
明海来找我。我把他直接调入交通局，给了一个并不显眼的位置。我很坦白地告诉他，你还得再办一个华润。
许芳也来找我，我与她谈了一夜。许芳说起她在大成这两年的狼狈日子，哭了。她的容貌憔悴了许多。我很难受。我问她是否还愿意跟着我干，她想了半天，还是摇头，请求我能帮她调回梨山。我答应了她。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之间的情份完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梨山。她前年跟我来大成县是替梨山人还情的。她是梨山人的好女儿。她若再跟着我，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好事。不提讨厌的闲言风语，简单一点地说，地区的政治气候比起县乡，需要更多的走钢丝的技巧，而许芳并不具有这种长袖善舞的政治才能，要不，在我离开的日子里，她也不至于如此窘迫。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更懂得平衡艺术的女人。
九二年，随着邓公南巡讲话精神的传达，新一轮的商品大潮轰然而至。时代终于选择了市场经济。与八四年的摆摊致富不同，与八七年的官倒发财不同，这次的弄潮儿大抵是一批高素质的人才。有两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一是深圳股市骚乱。一百五十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深圳，采取买表抽签的方式认购五亿新股；二是在中共十四大开幕当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解万英在校园里跳楼自尽，留下一本封面上涂写着“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求是》杂志。
杨成艳已调任地区水利局常务副局长，官算是升了半级。我在一次晚宴上又重新遇见了一身职业套裙的她，也情不自禁地想起大成，感觉真有点恍若昨世。我们没谈大成，聊起这两件事。杨成艳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七个人，因为海难漂流到一个孤岛上，食物很匮乏，岛上所能种植出的粮食仅够每天熬一锅粥。怎样分粥？
我笑了。我在某本书上看过这个管理学上的经典理论。大家轮流分，看似平等，但每人只有一天才能吃饱，而且有余，其他六天得挨饿。找一个最有威望的人来分，结果是他能吃好，拍他马屁的人能吃饱，与他关系不那么亲密的人得饿死。所以几千年的中国就是一部陷入死循环的造反史。书上给出的结论是：分权制衡。大家轮流着分，分粥的那个人最后一个领粥。不过，我可不想炒书上的冷饭，反问了一句，你觉得应该怎么分？
把他们都改造成共产主义新人。杨成艳笑了，如果他们中有谁不肯大公无私，只好砍他的脑袋了。
我也乐了，接嘴说道，砍啊砍啊，就砍出一片甘蔗林。还是郭小川的甘蔗林。
我们异口同声地念道，南方的甘蔗林哪，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
我们相视一眼，一起哈哈大笑。这个问题确实有意思。马克思渴望“物质极大丰富”，最好每人都有一锅粥，可惜孤岛就这样大，地球的重量只有59。76万亿亿吨。而且物质再怎么丰富也不可能消灭“稀缺”。“稀缺”是唯物的，更是唯心的。就算人人一辆汽车，谁开宝马谁坐夏利？就算人人都开上了同一排量同一款式宝马，可满大街都是这样的宝马，又有几个人能受得了？何况，人确实有聪明妍媸之分，用一把量筒让垂垂老者与一个干活最卖力的壮汉吃一样数量的粥，其实更不公平。再说，哪里能找到这个量筒？恐怕连阿里巴巴的藏宝洞里也没有，得向万能的主申请。
我与杨成艳并肩走出餐厅。明月淡淡，印在墙上，那千万流光都化成了水，把整幢楼洗得透亮。我突然感觉不大舒服，好像被某种力量在胃部打了一拳。眼前的景物好像有了耳嘴鼻舌喉，以一种诡异的神态在诉说着什么。一些寂静的光线穿过身体并把某种东西带出体外。我蹲下身，咳嗽起来。杨成艳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可能是风寒。我问她是否愿意再与我搭伙干。
杨成艳笑靥如花，说，怎么，还打算给我发奖金？她的下颌是尖的，像蛋清一样，呈半透明状。
母亲过世了，两个月后，继父也过世了。我在收拾遗物时读到母亲的日记。若非这五本日记的提醒，我真的忘掉了自己还有一个亲生父亲。我能有这样一个继父，是前世修来的福气。我按照他老人家的遗愿，把他与母亲合葬一处。愿他们下辈子还是夫妻。父爱如山，坦率说，我对母亲的感情并没有对继父那样深厚。我是在继父过世上才惊讶地发现这点。母亲过世的那天，我哭了，心里并没有特别难受，反有解脱之意。继父葬礼的那天，我没掉一滴眼泪，当时也没有什么难受，人总是要死的，区别只在于死得快慢而已。但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在街头，发现前面不远处走着一个人。继父，我想喊出声，马上意识到这不可能，可身影的的确确是继父的。一件藏青色的茄克，一条黑裤子，头埋在耸起的肩膀里，头上还戴着一顶呢子做的鸭舌帽。那一瞬间，我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