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宣传部抽调人手，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宣传小组，专门在全县各条战线上树典型人物，上报地区、省里。
官样文章做得震天响的同时，我在县里小范围内召开人事制度改革会议。准备搞“三刀切”。一是，所有编外人员全部清退，不管能力、资历，一律自谋生路。政府第一年发百分之八十工资，第二年发百分之五十，第三年发百分之三十。第四年，没有了；二是，各单位在编人员半年抽签轮岗，不搞竟聘。富裕人员一律充实到我特别增设的第三个小组，农村工作小组，下到全县二千零二十三个自然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工资照发。简单说，也就是毛主席搞的“上山下乡”。为什么不搞竟聘？人的能力是没法有一个量化标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形式上的公平才是当下惟一的公平。过去的官员选拔还搞摸阉呢；三是把国家规定的退休标准强行提前五年。到了年龄就下吧。各单位一律不准进人，全部冻结。
最后我还加了一条，预备了一根胡萝卜。不管是编外人员、轮岗下来的富裕人员、还是退休人员，只要有某方面的本事，能拉来钱，能写一手好文章，哪怕是能栽一手好菜，欢迎自荐，材料直接递交我本人，由政府统一返聘上岗，量才使用。
可惜，这份计划并未有机会得到实现。春夏之交的风波搁浅了它。稳定压倒一切，成了重中之重。我这条小泥鳅自然不敢在这种非常时刻瞎折腾，整天开会，传达中央文件，讨论如何防止可能发生的变数。与此同时，我的黑材料也在行署、省直有关部门堆起一座小山。九月，地区人事大变动，一直保护我对我青睐有加的行署刘书记调任省人大政协担任副主席，明升暗降。十月，我自大成县离职，进省委党校学习，不再担任其他具体职务。大成县的改革曳然而止。一位省厅下来的杨副处长接手了我的工作。
岳父问我，知道为什么要把你拿下来吗？
我说，知道。我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
岳父又问，知道为什么当初要让你上去吗？
我说，知道。我是过河卒子。是中国象棋里的过河卒，不是国际象棋里的。
岳父笑了，心态不错嘛。
我说，这是自然。我都是四岁孩子的爸了。
岳父说，知道为什么让你进党校吗？
我说，保护我。
岳父说，明白就好。你回去吧。
岳父的财政厅长仍然坐得四平八稳。若没有他明与暗的支持，我不可能在梨山、大成搞出任何名堂。事实上，按陈映真的工作表现、能力以及背景，她早该晋升正科级干部，但这七年来，她一直原地踏地做着林业局的副局长，原因就是我的火箭蹿升。这是官场微妙的平衡。
说到这里，有点心酸。我的诺言在巨大的政治风暴中是何其苍白无力。我曾力保的那位生资公司经理，在我离职当日，被重新请入纪委，一个星期后，检察院按法定程序起诉了他。明海来找我，说审计局进驻华润公司调查。生资公司经理已向检察院交待我与华润的复杂关系。明海言谈间面有忧色。他毕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我用几句套话宽慰他。我并不怕审计局、检察院。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华润公司的三套账，最真实的一套在我手中，所记录的那三百万资金的真正流向，精确到元角分。就算岳父不再做官，真有哪个傻逼想动我，我把这本帐拿出去，也能买个平安符。但私底下，我还是觉得对不起这个颇有才气跟着我吃了四年苦的年轻人。我是吃饱了撑的，人家在梨山的日子过得那么舒心，我为一已之私，愣唱着高调儿把他调来，给他画了一个大饼，最后把人家摞在半空。
还有许芳。她本是梨山乡副乡长，来到大成，做了我那个公关小组的副组长。我前脚离职，小组后脚解散。她现在就是一个享受副科级待遇的普通政府工作人员。唉。只能深深叹息。
明月几缕几多香，丝丝缕缕皆惘然。
功名利禄如云来，云开雾散还自在。
自在可以饮酒酣，毋须理会秋日寒。
明月应当自归去，不要为我添衣裳。
这一次离开大成，别说鞭炮，连一下掌声也欠奉。我没要县政府派出的小车，拎着一个简陋的行囊，没通知谁，独自步行去了汽车站。天下着微雨，阴阴的凉。鸟，应该是麻雀，一只一只在那群“王八楼”的屋脊上跳。瓦是一大片红，鸟是黑色的一个个点。这“点”在“面”上，弹啊弹啊。蛮好看的。好像这鸟是乒乓球，好像那瓦面是球拍。
“王八楼”中有二幢联体别墅，曾被县里收缴，被我拨给县养老院。养老院确实有困难固然是一大原因。我也是故意恶心那帮在“王八楼”里住的有钱人。我甚至向环卫所暗示，要他们在那里搞一个垃圾中转站。现在，一个老头，就在微雨里撑着把黑布雨伞，来回小跑。当我从门口经过时，他停下脚步，看着我嗬嗬笑。再过段日子，他可能无法再呆在这里。政治一向就是人走茶凉，甚至人还没走，茶已微凉。我心里很清楚。我在大成县搞的良种推广、农村工作小组、村民自治选举、对全县贫困线以下的群众给予生活补助以及免去贫困家庭学生学费等，都将沦为一纸空文。比如，县里已经明确表示将取消对种田大户的补贴。而这二幢房子也听说要被县政府重新收回另做他用。该买的车会重新买，该吃的饭将照样吃，该去旅游的人还得去。“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老婆告到纪检委，纪检委的书记说：该喝的不喝也不对。”
说来惭愧，去年的禁吃令曾导致大成县一大批餐馆关停并转。一个厨师还手抡两把菜刀，在路上拦住我，说要与我比试刀法。现在，他的高妙刀法算是有了用武之地。
我在大成县呆了一年半时间，大成县市面比较萧条，甚至还不如我来之前。用地区一位领导的话来说，到了夜晚，就是一幢鬼城，街头连个洗桑拿的地方都没有。我无意把大成搞成鬼城。我甚至有在大成搞一个红灯区的打算。我个人是赞成卖淫合法化的。但我得先让老百姓吃饱饭，而不是让二万干部每天晚上聚在街头餐馆猜拳划酒热热闹闹拉动GDP。
GDP能说明什么？两个母亲各自在家里照看孩子，不会产生GDP；如果她们交换看孩子，每个母亲向对方付费，则会增加GDP，但是孩子却因为非母亲照看而增加痛苦。又或者是著名的那个破窗理论。GDP不能衡量社会成本、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衡量效益、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能衡量分配，更不能衡量诸如社会公正、快乐和幸福等价值判断。可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八十年代末官员们的政绩体现。我之所以能在前年连升三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在梨山乡干出来的GDP好。
我为大成留下的或许只有去年多弄来的二千万款子。可能还有向上级部门要钱的法子。顶多，再加上那个没成型的宣传小组。官员们来来往往。百姓们或许会因为某位官员，眼里冒出一点火星，很快，火星熄了，如是一而再，再而三，他们的表情就是我刚来大成时见到的那样——连绝望都没有了。
我在汽车站候车时打了一个盹。短短的十分钟内，我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
我记得我好像干了一件坏事，赶紧驾车逃亡。怕被别人发现，还把汽车折叠起来，藏入口袋。我涉过一条河。河水上游是哭泣的人们，男女老少都有。他们的眼泪汇成了这条河流。我感到害怕，继续飞跑，上了山。山里有很多树。我在树下坐，想歇口气。然后，我发现自己倒在河边，被人用木棍殴打。一个蒙着面的男人准备干掉我。我很平静地与他讨论各种问题。也提到自己做的坏事。我觉得马上要面临的死，是上帝对自己的惩罚，也是我惟一的赎罪方法。男人没理我，挥动铁锹，把我埋入土里，在掩上最后一锹土的刹那，嘿嘿笑了，脸色诡异。我的脑袋里出现他的声音——那些都是我把你用棍子打晕后出现的幻觉。
换句话说，我并没有干什么坏事，没驾车逃跑，也没走过河，走进山，我不过是被男人绑架在这儿。
但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干坏事的感觉是那样真实？
我问自己。然后醒了。
上车时，我看见去年那个在棚户区煮烂菜帮子的老妇人，她背着一个大竹篓从我面前一点点挪过，肩膀上似乎有看不见的山，身子是歪的。她看了我一眼，又好像没看这一眼，手中的铁勾子准确地敲在我脚边的一张废纸上，并刺穿了它。
九零年，《渴望》与《围城》轰动一时。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我闭门读书，颇有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中国传统士大夫风范。几位老领导在人背后夸我有静气、大气，不向组织发牢骚，提要求，能坐得下来。
我坐得下来吗？陈映真最清楚。在家里稍有小事，即大动肝火，有时自己忘了把电视机的遥控器搁哪了，四寻不得，劈手抓住不懂事的李君强打屁股。这几年的官场生涯算是把我的脾气养大了。陈映真容忍了我对她的无礼，但常被我对李君强的粗暴态度气哭。陈映真说，国安，你实在憋不住，就把拳头朝我打。别把气朝孩子头上撒吧。求你了。
我深知自己的不对。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我还是懂的。省里一位我给他家前后安排了三位漂亮保姆的吴领导甚至给我挑明了话，国安，进党校并非坏事，说是打入冷宫，其实不然。同门之谊一向就是一种丰富的政治资源。你有做事的本领，也要有做人的本事。官场是做人，不是做事。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
吴领导一定深谙“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嫖过娼”的道理。来党校进修的学生，不能说个个出去以后都是县长，彼此之间还是容易建立起一种帮衬、提携的关系。这“同学资源”的能量我也是懂的。岳父当初被人从垃圾堆里扒出来，现在站得稳，大抵是托那位做上方面大员的同学的福。我换了一个话题，说，孙猴子若没进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在里面呆上七七四十九天，恐怕也炼不出那铜头铁炉火眼金睛。领导嘿嘿笑了。
我没笑。这里说句闲话，提醒一下有志于仕途的朋友。不要被领导的几句甜言蜜语给蒙蔽了，不要被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等乱七八糟的荣誉称号给迷惑了。那些都是假的，只有官职才是真的。只要升了官，领导天天骂你是狗娘养的都成。领导只升三种人做官，首先是狗，绝对忠心的狗，叫他咬人就咬人，叫她撒尿就撒尿，能够充分满足领导的娱乐心理；其次是懂得孝敬能争来骨头且不吃独食的狗，否则，领导升你的官做甚？再次是会替领导办事挣面子的狗，所谓事情的重要性与领导的重视程度有关，比如说领导喜欢抓市政，你就是有本事让农民顿顿吃鱼翅，那也不叫会办事。当然，领导很多，领导与领导之间常互相咬得一嘴毛，要敢于下注，押大开小，那是天命。若不敢下注，老想捡什么鹤蚌相争渔翁得利之类的便宜，那得寄希望祖坟风水实在葬得好。
这年度，我写了七八篇学术论文，自己的一点想法再七拼八凑上一些名词杂烩而成，在几家期刊上发了。什么《贫困县加快发展步伐的几点思索》、《发展县域经济、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主要途径》，再通过关系，把它们一一摆到有关领导面前。目的只有一个，提醒这些可以决定我命运大权在握的人，这世上还有一个叫李国安的人，他很乖，虽然有时会干出一点很操蛋的事，毕竟是肯学习的好同志。
在期刊上发论文不仅没稿费还得向杂志倒找钱，美其名曰版面费。一本所谓的核心期刊所索的版面费竟然高达三百块，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我这位曾经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高风亮节的好干部拿不出这笔钱，为这几百块钱托人情似乎有点不大妥当，也得不偿失。陈映真见我的脸整天臭臭的，问清根子，发了半天愣，第二天把我母亲当年给她的几件黄金饰品拿去首饰行卖了。
一个人的观念可能就是被这样或那样的小事一点点慢慢转变过来的。水滴石穿，绳锯木断。不知是从具体哪天起，传入我耳朵里的风言冷语开始折磨起我的内心——而这些话，我原来浑不当一回事。
自我做上梨山乡乡长后，我妈那边的七大姑八大姨就络绎不绝来了。都是穷人，穿得破烂，还多半背着一小袋米、半包枣子，把一些她们并不擅长的恭维话说过后，结结巴巴地提出要求，希望我能帮她们解决一点实际的生活困难。一位叫孙姨的，据说祖上救过我姥爷的命，提着几盒点心，希望我能替她买几包尿素。一个叫张家嬷嬷的，说是小时候抱过我母亲，也抱过我，我还撒尿在她身上，希望我能把她孙子安排进厂里面。一位五姨，说六零年时省了一只红薯给我吃，我现在做了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希望我能为她十四岁的女儿在县城找一个好婆家。
我一概拒绝。为此，我母亲还沤气，说我不认穷亲戚了。是白眼狼了。倒是已退休在家的继父还理解我，说娃是想干大事的人。咱们做父母的别拦着孩子。等孩子有出息了，到那时再回报乡里乡亲也不迟。
还记得青皮与二狗吗？也来找过我。青皮出狱后，整个人就不是当年的青皮，瘦骨嶙峋，还瘸了腿，见人就靠墙，形容猥琐，一只裤管踩在脚底，一只裤管卷到膝盖，鼓起很大的勇气说，国安，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我说，能帮的一定帮。
青皮在东门巷口摆了一个水果摊，兼卖烟酒。被烟草专卖局的人查出几条假烟，全部没收了不算，还要罚款一千块钱。我拿了二百块钱给他。他发了半天呆，没接，拖着瘸腿走了。一边走，一边打自己的嘴巴，打得劈哩叭啦。
二狗的妈找了我七八遍，我总在乡下，难得回来一趟。陈映真问她有什么事，她不说。有一天我在家，因为来访的人很多，一直到夜里十二点，才把客人送走。正准备上床睡觉，门被敲响了，打开一看，是她老人家，怀里还抱着一只老母鸡。天晓得她在门外等了多久。因为天下着雨，身上已经湿透，但怀里那只老母鸡倒是干爽，连粒水珠也没有。我想像得出她是以什么样的姿势来呵护这只对她而言无比重要的母鸡，赶紧倒了杯茶给她喝。她放下母鸡，开始控诉起二狗，说叫他来找我，这个没出息的家伙总不肯来。然后夸我，把我夸成了一朵花，说我打小就与众不同，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喜欢与人为助——那是我吗？接着回忆起我与二狗的感情，好像我们比亲兄弟还亲。我就没想起来。我问她有什么事，她就掉眼泪，说，二狗出狱后，就一直没工作。这次她不要这张老脸来求我，是希望我能为二狗找份工作。现在快四十的人，连个老婆都没有。就在街头拉板车做搬运工度日。希望我这位做兄弟的，能拉二狗一把，哪怕是安排到梨山做个看大门的，也好过现在。
这也太难了吧。我说不出话来。陈映真在里屋听见了，出来说宽慰她的话。说到后面，老人抹着眼泪走了。陈映真叫她把母鸡带走，她死活不肯。陈映真从口袋里掏出十元钱硬塞过去。她扑通声跪下，磕起头，嚎啕大哭，说，闺女，你开开恩呐。你们都是做大官的人，从手指缝里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