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清醒或许从林彪之死开始。七二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中日邦交正常化，美帝国主义与日本鬼子成为朋友了。我想不通啊。我在这一年里写下了大量的诗句，不谦虚地说，若非后来一把火烧了干净，我可能也是“北岛”、“食指”。冥冥中，自有天意，一瓢一饮，那也是强求不得。
知青生活百无聊赖。不要说我，在鸠形鹊面的现实面前，大家都没有了救黎民于倒悬、引世人至大同的崇高理想。或许有，但就没见谁再整天高呼毛主席万岁，指点江山，畅谈国是。
我们这个知青点上共有七男六女十三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大家都不曾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将在下半年得到改变。也许是本能，也许是精明，总之，女人适应环境的能力让人咋舌。我们男生还在整天四处祸害，六个女知青不约而同与大队书记、会计、民兵排长等几个底层政权的代表者打得火热。村里的婆娘又哪及学生伢子的细皮嫩肉？这些手脚粗大的乡下人没事就往女知青的房间里奔，嘻嘻哈哈，谈天说地，讲白一点，就是打情骂俏。
男生们眼睛看得流血，潜意识里早把这六个女孩当成禁脔，虽说彼此之间为了某个女孩儿的眼神也明争暗斗，但哪里容得这些手脚粗大的村人沾指？忍无可忍，毋须再忍，在共同的敌人面前，空前团结起来。大队书记呢，斗争经验丰富，凡是劳动，女生干轻活，男生干重活、苦活、累活、最危险的活。这也没什么，还故意把我们分开，喊来地主婆与我们搭档，他们与女生搭档。那个姓熊的民兵排长最是可恶，教女生干活，都是手把手，扭臀送胯，那模样，就别提多恶心。
那是七月的夜晚。其时，万千暑气已被草木吸吮殆尽，山壑岩缝间生出丝丝缕缕的阴凉。阵阵晚风吹得脊背上发麻。是无月无星的夜，正好去干我们早已谋划多日的勾当，目标是这个行为最卑鄙恶劣的民兵排长。这叫敲山震虎，震一震大队书记这只老虎；也叫杀猴给鸡看，杀给那些看见女知青眼睛就放光的老男人们看。我们的胆子也真大。等民兵排长从女知青那谈心回来，用毛巾包脸，蹿出沟渠，一棍子横扫，二棍子打翻，再用麻袋套头，两个人死死按住，其他人闷声猛踢，然后扒了他的裤子，用绳子一头绑在睾丸上，一头绑在一只癞蛤蟆上，把已准备好的粪便倒在他身上，倒吊在树上。整个过程不超过二十分钟，即捏着鼻子鸣金收兵，回到老乡家里继续打牌。
第二天清晨，全队轰动，那些婆娘们笑得打跌，捂着嘴吃吃笑。我们跑去看热闹。没法不笑。癞蛤蟆见人多，跳得愈欢，东跳、西跳、南跳、北跳，那民兵排长的生殖器经过一晚上露水的滋润以及癞蛤蟆的不断扯动，早胀得紫红色，有木槌大小。等人把他七手八脚解救下来，人已经痴了。大家就猜这是谁干的？我们当然不会承认。这事成了无头案。民兵排长的气焰被打掉了，老实多了。这也是因为这位可怜的熊排长除了好吃一点口头豆腐外，其他方面还真老实，要不，我们岂有好果子吃？
更郁闷的是，我们那时哪里懂得不叫的狗才咬人？第二年大学恢复招生，生产队有一个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指标，知青点炸开了锅，十三个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男知青之间的联盟瞬间破产，彼此拆台，打小报告，卖命干活，比赛着给大队书记送烟送酒，恨不得喊他老人家做亲爹。若大队书记好男色，要不，我相信我们中间的某个也一定会把自己的臀部洗净献上。
女知青呢？可能天下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
他妈的，六个女知青，全被大队书记睡了。最早我还奇怪，这位《红灯记》唱得格外好的大队书记咋就不见弄大一个女知青的肚子？后来才知道，这位书记大人从地主婆那弄来一种偏方，反正喝了能避孕的那种。指标只有一个，人有六个。咋办哩？书记挨个做工作，最后说，大家抽签吧。大队书记确实是高人。思想政治工作做得特别好。六个女知青不知道吃了什么迷魂药，点头答应。或许她们以为这是最公平的法子。齐雅摸到了“去”。其他五个女知青也没二话，反正大队书记拍了胸脯，明年还有指标，又或者是党票、招工进城。总之，小不忍则乱大谋。不料，这位齐雅姑娘当真是狠角色，到学校后，脑袋开窍了，写了封匿名信，到县革委。其时，正是风头浪尖，县里来人一查，大队书记手中的地主婆没派上用场，几个被书记大人洗过脑的女孩子被训练有素的调查小组分开一问，纸里就兜住不火。这位保了村庄几年平安的大队书记便被从重从快了。
七三年底，我十八岁，回了城。因为继父的关系，在汽车队学徒，不算正式上班，学一门手艺活。用母亲的话说，不管是哪朝哪代，一技在身，就饿不死。文革进入相对平稳期，街头的喊打喊杀声逐渐稀稀落落。一些与林彪有关的冤案被平反，其中包括那头说猪永远健康的人。这是一个农民，可能被关出了毛病，回到家中，嘴里又大放厥词，见人就喊“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结果又被逮回去。
汽车队的生活枯燥乏味。这里还保持着一定的师道尊严，技术好的老工人颇受尊重，也不藏私，问啥教啥。就是规矩太多，我这样的学徒是不让上车的，每天就给师傅们递递扳手。有天中午，师傅睡觉去了，我手痒，没忍住，跳上驾驶室，发动了，挂上档，想在场地里兜几个圈，一轰油门，车轮滚动，心里发了慌，想踩刹车，慌中出错，踩了油门，所幸挂的是一档，速度并不快，汽车发出沉闷的吼声，一头撞在调度室的墙上。我傻了眼，想看看撞得有多厉害，赶紧跳下车，进屋一看，妈啊，调度室后面一尊毛主席的瓷像，已被我撞下橱柜，摔得几块。这可是杀头的罪！我闯下了弥天大祸。手脚冰凉，我就没法动弹，灵魂仿佛飞走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那天中午躺在调度室长条椅上和衣午休的，是一个名叫白素贞的年轻寡妇，比我大十来岁，我喊她师傅。她看看我，看看凸起来的墙，看看地上的碎瓷，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愣了几秒钟，听见别处有人喊“出什么事了”的声音，立刻弯腰捡起碎瓷，迅速拉开办公桌的抽屉藏起它们。
师傅们跑过来，七嘴八舌，把我劈头盖脸地一顿臭骂。我没分辨，也不敢分辨，不敢看大家的脸，更不敢看那个藏了碎瓷的抽屉，膝盖软了，扑通一下跪倒。我真害怕有人突然拉开它，更害怕有人问及橱柜上的毛主席到哪去了？我哭了。我真不争气。师傅们或是以为我已深刻地认识到错误，没再更多地为难我，骂骂咧咧把车倒出去。我死死地看着白素贞的脚，那双穿着黑色灯心绒布鞋的脚。我的舌头打起了结，牙缝里倒抽凉气。白素贞没有说话，身子一拧，走出屋外。
第二天，墙壁被补好的调度室的橱柜上又重新出现了一尊毛主席的瓷像。与原来的一模一样。抽屉里的碎瓷也都不见了，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就有人奇怪，咦，昨天汽车撞到墙上，他老人家一点事都没有啊？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用眼角余光瞟了一下白素贞。她的嘴唇小小的，红红的，薄薄的。她看都没看我一眼。
过了几天，我买了四样糕点，去了白素贞的家。我喊了几声白师傅，没人应。我把糕点放在门边，想想不妥，又拿回来，往屋后走。后门是虚掩的，应手而开。倒把我吓一跳，里面透出冰凉的气息。我想退出，听到旁边杂货间有哗哗响声，一时好奇，头扭过去，眼睛贴住门缝一看，身体里的血顿时齐齐向上冲。
杂物间里有一个女人在洗澡，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一个真正意义上光着身子的女人。光线自几个窟窿里投入屋内，照亮了一个乳脂似的身体。尽管水汽氤氲，还是能看见那女人丰满的乳峰，以及那两粒闪耀着光泽的紫葡萄。盈盈水珠自乳尖滴落，一滴一滴，滴得我口干舌燥。女人屈着身子，手拿毛巾在背部来回搓洗。因为明暗，身子一半透明，一半隐入暗中。又因为杂物间乱七八糟的家什，这具线条若起伏山峦的女体呈现出一种让人恨不得顶礼膜拜的优美。
女人的头发被簪子挽起，有那么几根垂落在秀长的颈脖上。那浑圆轻盈的肩。那晶莹剔透的背。那玲珑纤细的腰。那微微翘起的臀。那大腿尽头幽暗的灌木丛里有一只怎么样的蝴蝶在飞？
我的身体发着颤，面部肌肉跳动不停，想离开，但就有一种不知名的力量把想狂奔的双腿牢牢地按在地上，裤裆里的那家伙已经比铁还硬，在上上下下地抖。
我的运气实在够背。屋后传来脚步，有人喊，“白素贞。”
我如梦惊醒，想撤退，已来不及了，这若被人当作贼可不好玩，我下意识地反手掩上门，杂货间里传出白素贞的声音，“哎。你等一下。我这就去。”
怎么办？情急智生此话当真不假。我抬腿往屋里奔，准备开前门悄悄出去，走得匆忙，没留意到门槛，扑通一下摔倒。完蛋了。这回是真完蛋了。眼前冒起几颗星星。还没等我爬起声，耳里已传来白师傅的惊叫，“谁？”我翻身坐起，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门外又传来喊声，“白素贞，你快点。”
白素贞皱起眉头，看看面红耳赤张口结舌的我，扭头对门外喊，“要不，你先去吧，我还得一点时间。”
那人走了。我捡起散落在地上的糕点，也不敢看白师傅，死死地看着屋子里的某个角落，眼角余光里，白素贞那十根脚趾头晶莹透剔，嘴里脱口而出，“我没偷看。”
还有比我更愚蠢的家伙吗？此地无银三百两。
话一出口，我已知不妥，再也不敢在这屋里停留，拔腿想蹿，白素贞压低嗓门，厉声喝道，“等一下。你现在这样跑出去，算什么？等别人走远了，你再走。”
白素贞的眼睛深不可测。
这年八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期，我在白素贞的床上，天天干着革命工作。我问她，那天怎么会忘了插后门栓？白素贞望着天花板，叹口气，慢慢说道，冤孽。
我没想明白何谓冤何谓孽，这两个字是如何纠缠在一起的，笑了，用舌头堵住她的嘴，在那个女体的神殿里快乐地冲刺。我喜欢看她缩起身子试图躲避我的重击，也喜欢看她情不自禁撑高髀骨迎接狂喜时的样子。我像一头饿疯了的狼，哪怕她在经期，也不避讳。
白素贞为什么能够容许我在她身体里撒野？或许，她是在潜意识里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毁掉自己的身体与灵魂。就像陈清扬在《黄金时代》里被王二打了屁股。在那个人性极端被压抑政治挂帅的年代，唯有性的放纵才是对抗压制的有效方式，越异乎寻常的性行为就越颠覆政治的庄严。
不过，扪心自问，事情的真相可能与这些巨大的政治话语毫无关系，仅是生命的本能所驱动。
有件事，说出来，我很难受。可是事实。白素贞是一个天性放纵的女人。在与我保持这种不正当关系的同时，还与另两个男人保持关系。我为什么要难受呢？现在细细一想，是自己大男人主义的思想在作怪。对自己宽容，恨不得睡遍天下女子；对女人苛刻，恨不得天下女子都能为自己树贞洁牌坊。而且，男人这种东西总愿意把自己第一次性行为的对象幻想成天使，尤其是比自己年长的女性，里面所混杂的情感就更多了。
我无意像卢梭一般在忏悔的同时，还不忘粉饰自己。
我承认自己不道德，把一个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女人当成泄欲工具。我在那时已心知肚明自己与她不可能有任何结果。我贪婪地呼吸着来自白素贞肉体的清香，一昧索取。她的身体给我带来无尽的愉悦，让我如醉如痴。白素贞很小心，也深谙如何控制我这样一个毛头小伙的手段，在单位上与我保持必要的距离，当十代会结束，夜夜狂欢也宣告结束，只有星期天的下午，她在后门挂起一个竹篮，我才可以溜进去。还有什么比这更折磨一个刚尝到美味的青年？我活在天堂与地狱里，一会儿微笑出神，一会儿闭目叹息，一会儿脸庞狰狞，一会儿嚎叫长啸。
七四年又乱起来了，要破师道尊严。主要是因为去年出现了三个风云人物，两个活的，一个死的。影响最大的是白卷英雄张铁生，人人都谈论他写在试卷背后的那封信，版本的内容不尽相同，起码有七八种。各种有鼻子有眼的小道消息到处飞，甚至传说张铁生是中央某要人的私生子。另一个反潮流英雄是十二岁的小学生黄帅。去年年底，《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她的日记。还加了编者按，赞扬这位小姑娘“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的精神。还有一个河南的张玉勤，是初二学生，在卷子背后写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做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结果受了老师批评，想不开，自杀了。最后老师与校长都被逮起来了。
这都是教育线上的事。我虽然有所耳闻，但并不关心。我的心里满满都是白素贞。但我们之间的关系结束了。我无法忍受与另两个男人一起分享，暴跳如雷，问，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你就不怕被人戳脊梁骨？
她冷笑起来，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我与你好，就不要被人戳脊梁骨吗？
我无话可说。
她很平静地说，你走吧。
我说，为什么？
她说，你受不了我的。
我热血上涌，说，我受得了。我要娶你。
她咯咯笑了，说，傻孩子。你想娶我？好啊，扛着八抬花桥来吧。
我打了她一个嘴巴。我以为自己是有权打这一下的。我没想到她的反应竟然那么激烈，马上抬手给我了两记耳光，喝道，滚。老娘让你白操了这么久，你还想咋的？
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若离于爱者，无忧也无怖。
白素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我不了解她，时至今日，我也不敢说自己了解。为什么她不怕被人挂上破鞋拉去游街？尽管她足够谨慎，但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连我都可以发现她与那两个男人的秘密，别人不可能没道理发现。或许这与其中的一个男人是县革委会的副主任有关；或许，这与她不求什么政治上的进步，与人为善，处事比较低调有关；或许因为她是司机，街坊邻居平时能得到她的小恩小惠有关；或许与她有关系的男人远不止我发现的那一胖一瘦两个，有一个传言，说汽车队里的几个头头与白素贞都有一腿。
白素贞很奇怪，有时是冰，有时是火。她可能是那种天生媚骨的人。只要她愿意，她可以让任何一个男人疯狂。但有几次，我在她上面挥汗如雨的时候，突然发现她一直在怔怔地看着我，根本没投入其中，眼神飘忽，让人害怕。就好像那具身体与她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怔了，停下来，问她怎么了，她回过神，说，没啥，你继续。
不管我在她的身体里进入得有多深，她的内心也永远是我所不能抵达。
人心里真有一个恶魔。
这年夏天的午后，我坐在汽车队后的小山坡上，四下无人，阴森森的绿意泌到骨头里。那一蓬蓬草是一只只披头散发绿脑袋的鬼。我吃着从家里带来的馒头，也用馒头碎屑逗弄蚂蚁，并把它们一一摁死。这些蚂蚁都是白素贞。
太阳移到头顶时，来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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