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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荒谬。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荒谬这个词。我觉得这位民兵营长起码喊错了口号，雷锋叔叔是做好事的。他应该说，向王杰同志学习。
“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这是我前二年看过的《王杰日记》，当时很激动，现在没感觉。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这年的夏天改变了我，体内出现许多看不见的裂痕。我整天无所事事地到处溜达。我突然发现县文工团新来了一个面容身段都很好的女人，也就二十岁出头，白脸白手白胳膊白头发——因为她时不时要演上一段样板戏中的《白毛女》，若跳《红色娘子军》，头发就比墨汁还黑了。身上的军装是改过的，紧贴住腰。她能用脚尖在舞台上行走，能在空中迈“一”字， 韧带出奇得柔软。我见过她练功，前踢、侧踢、后踢，把腿架在窗台上往下压，嘴里还小声数着数。阳光照着她，她的身子是半透明的，好像是鸡蛋壳里装着的蛋清。
我都有想把她吃到肚子里的冲动。她在《红灯记》里饰铁梅，在《智取威虎山》里扮小常宝，在《沙家浜》里唱阿庆嫂，要扮相有扮相，要嗓儿有嗓儿，那眉眼里就有水。
不过，她也闹过笑话。有一次汇演，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演《红灯记》里的铁梅时，有段唱词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她神差鬼使地唱成“我家的爹爹数不清”。大家乐坏了。她反应很快，马上重新唱，但大家还是忍不住笑。
六九年冬天的雪下得非常大，积雪未销，飞雪又至，整整下了半个多月，平地有几尺深。屋檐下挂起的冰棱有一米长。街头巷尾自然就能见到雪人。某日清晨，影剧院门口出现一尊特别漂亮的雪人。人们都说这不大可能是孩子们堆的，孩子们不可能堆得这样高，枯枝为眉，黑炭为眼，木板为嘴。木板上用红粉笔涂了颜色。头顶还搁上一顶破草帽。雪人一天天蹲在来往人群中。有天，一个淘气的孩子可能看腻了它，拿棍子去敲雪人，没敲几下，尖叫起来。大家跑过去一看，妈呀，里面藏着一个人。那年，虽非灾年，街头总少不了冻死饿死的人。难道是胆大的孩子用尸体堆雪人恶作剧？等到大人敲掉冰块与雪花，赫然发现里面的那个人竟然是县文工团里的那个唱样板戏的漂亮女人，面容栩栩如生，宛如沉睡。
那天我就在影剧院门口玩，我很难过，真的，如果我妈死了，我可能都不会这样难过。我心中仿佛有种东西被打碎了。我都喘不过气，说不出话。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被堆成雪人？是哪个丧尽天良的畜生干的啊。我掉下眼泪。我躲在角落里抽抽咽咽，不停地抹着眼泪，不断地想起她练功的样子。我觉得她应该是天使，应该飞到天上去。
这桩案子至今还是一个谜。或许现在这世上已经没有人再想起她了。她还没有丈夫与孩子，她的亲人可能早已在惨痛中告别了人世。愿主保佑她的灵魂得到安息。
一九七零年是乏善可陈的一年。革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人造卫星上天了。西哈努克亲王到北京了。倪志钦创男子跳高世界纪录了。“批陈整风”运动开始了。中共中央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检举、揭发、清查、批判，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了。阶级斗争仍然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十五岁了，有了喉结，开始变声，腋下也长出汗毛了。
我已经不再相信一切喊得震天响的口号，包括二年前血液为之沸腾的到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之类的话。我的一个邻居，小名二狗，当年是红卫兵里笑傲风云的人物，头戴一顶真正的确良的绿军帽，穿四个兜还有肩章痕迹的军衣，腰上系皮带，手拿红宝书，在千人大会上侃侃而谈，声若洪钟，那个英气逼人啊，这若是现在，准能当电影明星。没想七零年却像一个乞丐般溜回家。若非他妈妈哭诉，我还真认不出他。仅仅三年，就已换了模样。看来，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地方是去不得。二狗的愿望当然得不到满足。街道居委会的大妈拿着红宝书上门忆苦思甜做思想工作，把一些话车轱辘说。二狗大怒，当场拎起一把菜刀，吓得老大妈连滚带爬。二狗妈见事情不妙，往儿子手上塞钱，哭着喊着叫他赶紧跑，回公社去。要不，派出所等会就要过来抓人。二狗脖子一挺，骂了声娘，把刀一挺，说，老子死也要死在城里！
警察过来了，二狗的豪言壮语顿时灰飞烟灭，被逮进去，算作“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型”，被判入狱十年。
但命运就是这样荒唐。我想去乡下时，不让我去；我不想去乡下时，却又不得不去。
那时的高中已经陷于停顿，没恢复招生，我这样的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有二条路可走，一是就业；二是下乡。我甚至不可能呆在家里做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无数双眼睛在观察着身边每一个人的动静。人人头上都罩着一个看不见的无形大网。谁敢保证自己明天不会被打倒成为万人唾千人踏的牛鬼蛇神？许多人上班回了家，都偷偷对着镜子练鞠躬，上身与腰部之间的角度在九十度这种标准的鞠躬能让自己在批斗会上少吃点苦。
继父虽然还在做着那个工宣队的大队书记，但当母亲提出试图通过他的影响把我留在城里的某间工厂时，继父拒绝了。也许继父是有了李国泰，我这个拖油瓶自然无足轻重；也许继父认为我长大了，不应该再躲在屋檐下，去乡下煅炼一下也是好事；也许继父其时有说不出的苦衷，自己也处于泥菩萨过江的非常时期；也许我这个半大不小的存在影响了他夜里在母亲床上的发挥；也许是因为继父认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一句颠扑不倒的真理——附带说一声，我目前认为这是一句很混账的话。一个简单的常识，农民最苦，有几个农民做了人上人？要当人上人，关键是要学会吃人。
我倒不恨继父的决定。用我后来在知青点遇见的一个北京知青的话来说，叫“爱谁谁。”
知青苦不苦？别人我不知道，我反正不觉得苦。或是因为我就在本省插队，离家并不远，不曾有机会在北大荒种过粮食，不曾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上山砍过木头，不曾下放到那些据说饿死几百万人的省份。伙食虽差，天天红薯稀饭再加白菜帮子，吃了老放屁，毕竟能吃个半饱。时不时还可以去附近村庄打狗吃。就别指望菜里有油——一块长了绿毛的肉皮在锅底一擦算是打牙祭了。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压根没心思滚一身泥，属于典型的不求上进的知青。坦率说，知青再苦，能苦得过农民？知青刚下乡的那几年，国家每月还补助四十斤粮食，八块钱生活费。知青不干活，饿不死；农民不干活，那是真正要饿死了。生产队更不会因为知青不出工，过来抓人批斗。无非是这帮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家伙原来心里的优越感被打破了。所以现在每当我见到一些所谓的知青回忆录时，心里就发腻。这是你自找的苦，怨不得别人，不要没事就抖落这点破烂。还有，就算你是真正吃了苦，你丫的也只是苦了几年，农民在那片土地上可是苦了一辈子。
不过，广阔天地，乐趣无穷。我算是真正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那些乡下婆娘真是活泼泼的，眉眼儿俊，手底下勤，对付起那些吃她们口头豆腐的老男人来也毫不含糊。三言两语，几个婆娘四面围上，扒下那老男人的裤头，摔几个屁墩儿，大笑着跑开。老男人捂着下身，跳进草丛，唱起山歌。唱什么山歌哟？就是扯黄腔。什么随你后生啷个硬，经妹炉灶软如绵。什么张郎之妇李郎骑，李妇重为张氏妻。什么郎姓毛。姐姓毛。赠嫁个丫头也姓毛。毛家囡儿嫁来毛家去。半夜里番身毛对毛。
也开批斗会，主题是永恒的斗私批修，但哪有我原先见过的那般惨烈，完全是妇女工作大会。几名地主婆轮流讲她们当年虐待长工丫环的故事，讲得柳腮桃红眉眼汪汪，细节特别丰富。大队书记开会时一本正经；开完会，就与那几个地主婆眉儿来眼儿去。傻瓜都晓得大队书记与这些地主婆人人都有一腿。
有个笑话，说县里的工作组来村里，吃过饭，开过批斗会，大队书记把几个地主婆分头送进工作组成员的房里。一个工作组成员是年轻人，唬得跳出房。大队书记在外面见了就问，怎么不在屋里干革命工作？年轻人纳闷了，问，干啥子革命工作？大队书记说，操X啊。年轻人差点跌倒。年长一辈的大队书记赶紧解释，说，我们贫下中农翻身做了主人，骑一骑地主婆，这就是革命工作。年轻人大窘说，这个我干不来。大队书记一笑，压低声音，指指工作组组长的房，说，首长现在都干得热火朝天，大干、快干、猛干，你不干，你不就成了反革命？
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我不知道。假若有，我很佩服这位大队书记的谈话水平，有逻辑有水平。或许正是因为这位大队书记的英明以及地主婆们的身子，这个村里的气氛还算比较详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歌，颇有几分《桃花源记》里的气象。只是就苦了我。无师自通学会了手淫，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那些地主婆的身子就出现了，还都是不穿衣服的。我浑身躁热，痒，还麻，自涌泉穴麻到泥丸宫没一处不难受。早上起来，看到床单上的那一滩褐黄，恨不得把自己的那玩意儿拿刀剁了，心中有特别巨大的罪恶感。
七一年出大事了。这年秋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九月十三日，林彪坐三叉戟飞机出逃，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我是在十月底才知道这事。
当时，我躲河边的蓬草里看洗衣妇人。她们腰间会露出一弯白，白得耀眼，白得像天上的月牙儿。我像吸了毒一样。那么一星半点的肉色，就害得我裤裆里那家伙硬挺挺。我葡在地上，身子上下起伏。大家别笑，因为土比较软，我他妈的还真在地球上戳出一个不大不小的洞。十六岁的我，性欲何至于如此凶猛？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唉，我这辈子，女人就是我的毒。成也女人，败也女人。
然后，我发现不对劲。一个叫小兰的年轻妇人一头扎入水里。其他几位妇人也不去救，手中拿着木槌，呆呆楞楞，好像她们突然玩起了“木头人”的游戏。水并不深，小兰坐在水里，水打湿她的上衣，隐约能看见胸口两点嫣红。我几乎要嚎叫起来，一泻如注，终于舒坦了，摊开四肢，躺在地上。耳膛内渐渐生出细微的响声，渐渐一声高一声低。我腾地一下坐直身，竖起耳朵。林副主席啥时改叫林彪了？这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声音犯了大错，是要抓去坐牢的。我这可不是说笑。前二年，县里的黑市上，有个人来卖猪，因为急于脱手，价钱要的比较低。买主疑惑这是病猪。这人脱口而出，这头猪会永远健康！坏事了。“永远健康”那是林副主席的专用词汇，是每个人天天要表达的衷心祝福。这人无疑是攻击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当场被人揭发，押送派出所，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十五年。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冲向知青点。屋里坐着的几个人都是泥雕木塑，眼珠子不动。林彪叛党叛国了？操。那位无意中把猪比喻成林副主席的人是不是要马上被释放，坐火箭，像陈永贵倪志福等人一样，直升中央？我搓了几把手。一个叫林达的知青，此刻脸色堪比臭鸡蛋。往日林氏的荣耀已化作无法洗刷的耻辱。一个叫郑红卫的知青用拳头砸脑袋，砸得咣咣响。一个叫高海民的知青用手指抠鼻屎，都把鼻子抠出血，还浑然不觉。一个叫齐雅的女知青，叉腿坐在地上，裤裆开了线缝，能看得见内裤的颜色。那一夜，众人无眠；那一夜，众人无话。月光浮在窗外，比冰还冰。大家的脑子都无法消化这件石破天惊的事。第二天，我急急回城，想确认这件事的真实性。
县城的气氛又紧张了，像有一块石灰掉入混沌的早已死去多时的水潭。挂着高音喇叭的木电线杆下站满人。被污浊的岁月熏得发黑的脸庞惊疑不定。几个在马路上慌慌张张跑来跑去的人，仿佛是畸形的，歪着脖子，脸色苍白。一个十岁出头的小女孩坐在供销社门口的石阶上哭，嘴里还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妈妈，林副主席不是永远身体健康吗？她的母亲忘了去捂女儿的嘴，咬着嘴唇，仿佛已被雷电击中。空气里有酸恶难闻的气息。我没回家，去找了几个留城在工厂里的初中同学。
我们喝醉了酒。喝的是米酒，那种据说是用农药乐果酿的酒，酒色浑浊，入口与刀子一般。我们疯了一样，在山坡上又跳又喊，破口大骂这个该死的林秃子。妈的，眼看都要成接班人了，这是发哪门子疯？我们互相掐对方的脖子，相互拳打脚踢。我们恨不得把对方打死，也恨不得对方把自己打死。太多的疑惑，太多的不解，太多的难受，憋在喉咙里，无法宣之于口，甚至无法对身边的同学讲起——我们都深知把这种疑惑讲出口的不可控制的后果。我们不再是学生了，都在社会上有了一点经验。我们只能用眼神交换心底的秘密，用肉体的疼痛来换取暂时的平静。
多年以后，我不断阅读有关林彪元帅的书。这是一个搞出了“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六个战术原则”等的军事天才；这是一个在延安党校说“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共产主义是大家发财”的且敢于直接顶撞毛主席的人；这是一个在塔山阻击战中，告诉程子华 “我不要他的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的人；这是一个以黄埔四期生的资历凭赫赫战功超越当年的老师、学长、上级位列十大元帅第三的人；这是一个对要参加一个老同志新婚的叶群说“老少配算什么回事，我不去是表明我的态度”的人；这是一个提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把毛主席捧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神坛的人；这是一个在党的九大主张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结果遭到毛主席嫌弃的人；这是一个与毛主席决裂后坚决不写检查，当着毛主席的面拂袖而去的人。
或许在我有生之年，林彪元帅的叛国将是一个永远的谜。
千秋功罪究竟由何人诉说？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中国的清醒或许从林彪之死开始。七二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中日邦交正常化，美帝国主义与日本鬼子成为朋友了。我想不通啊。我在这一年里写下了大量的诗句，不谦虚地说，若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