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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叶妮。格朗台〔法〕巴尔扎克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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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外省的城区，总有一些房子，如同最阴森的修道院、最萧条的旷野，甚至最破落的废墟一样，让人一看就觉得凄凉。 也许修道院的沉寂、旷野的荒漠和废墟的凋败，那些房子都兼而有之。 里面的住户悄无声息的生活，让外地人简直以为那是些无人居住的空宅；不过一有陌生人在街上走动，窗口倒会有人忽然探出一张像僧侣一般不动声色的面孔，冷漠而阴沉地朝窗外瞥上一眼。 索缪城里有一所住宅就具有上述的凄凉成分。 它坐落在一条起伏不平的街道的尽头；那条街道直通上城古堡，如今已很少有人来往；尽管冬天冷，夏天热，有几处还阴暗不堪，它却自有吸引人之处：石子的路面始终清洁干爽，而且回声清脆；街面狭窄，线路曲折，两旁的房屋属于老城区，静静地蜷伏在城墙脚下。 三百多年的木结构的古宅还是那么结实。 多种多样的房屋格式，给索缪老城区的这一地段平添独特的情调，足使热心访古的游客和艺术家们留连忘返。 谁能经过这里不赞叹纵横于屋面的那些厚实的木板呢？它们横贯在大多数房屋的底层之上，两端刻着的稀奇古怪的图案构成一溜黑色的浮雕。 这一家横木上覆盖着青石板，给单薄的外墙勾勒出一条条蓝线，木结构的屋顶被岁月压弯，朽蚀的屋面盖板经过多年日晒雨淋也扭曲变形；那一家发黑的窗台很醒目，上面原先的精细雕纹已经变得模糊难辨，而且仿佛已脆弱不堪，承受不住贫苦女工放在上面的棕红色的陶土花盆，只是勉强地支托着盆里瘦长的石竹和月季。 再往前去，有几家大门上凸出粗壮的钉头，家传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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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文字刻在钉头上。 这些象形文字本来就是老祖宗们随心所欲勾画出来的，其含义今天当然难以考证；有的也许是哪位新教徒表明信仰的记号；有的也许是反新教联盟的成员用来诅咒亨利四世的咒符。 有几家是市民阶级的，门上也刻着乡绅的家徽，表示自己的祖辈曾经享有主持市政的荣誉，免得后人忘记。 总之，整个法国的历史都记载在这里的门上。 有一幢房屋破旧得一晃三摇，外墙的泥灰却留着当年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有一所贵族宅第在隔壁，在石砌的拱形门楣上，祖传的纹章仍依稀可辨，但毕竟遭受过一七八九年以来一次次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浪的洗礼，如今只剩下劫后的余痕。 又不像小店又不像货栈的街边铺面。 酷爱于寻访中世纪文物的人会发现这里的一切跟上一辈的女工习艺工场一样破陋不堪。 货摊、货架玻璃橱窗在低矮的店堂里却不存在，巷里很大，里面阴暗，内外都没有一点装饰。 大门分上下两截，门上非常不讲究地钉上了铁箍、铁锔；下半截装有弹簧门铃，门的上半截往里开着，不断被人推进推出。 空气和阳光从门的上半截往里冲，或通过气窗、天花板和矮墙之间的空隙进入店堂，半人高的矮墙上面有便于装卸护窗板的滑槽，清早卸下结实的护窗板，傍晚再用铁闩严严实实地装上。 这矮墙是用来陈列商品的，但是决没有为招徕顾客而精心布置。 根据经营对象的不同而决定了陈列的商品不同，无非是三、两桶食盐和鳕鱼，或几捆缆绳和帆布；楼板的横梁上挂几束闪闪发亮的黄铜丝，靠墙放一溜金属的酒桶箍，或在几个架子上摆出一些布匹。 进去看看？一位青春焕发的白净姑娘，裹着洁白的围巾，露出通红的手臂，应声放下正在编织的活计，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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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后铺喊她的父母；这时店东就会出来听你吩咐，态度或冷淡或殷勤，或有问必答或爱理不理，全凭店东不同的脾性。成交的也许不过是两个铜板的小交易，也许是高达两、三万法郎的大生意。 你还可以见到专做橡木板材生意的老板坐在店堂门口，绕动大拇指跟邻居聊天；表面看去，他不过有些做酒瓶架的劣质板条，但是在码头那边的木工场里，他的货源足以供应安茹地区一切箍桶作坊的全部用料。碰到好年景，他能算出箍桶匠们总共需要多少板材，计算之准确，误差不会超过一两块板材。 一天阳光能教他发财，一场恶雨会让他亏本。 半天之内板材市价能跳到十一法郎或跌到六法郎。 这一带跟都兰地区一样，市场的盛衰受制控于气候的阴凉。 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行老大，都眼巴巴地盼望晴天；晚上睡觉时唯恐天一亮就听说夜里结了冻。 他们既怕刮风，又怕下雨，更怕天旱，惟盼雨水、云彩与晴暖的气候能随人所愿而适时地降临。 晴雨表让人时喜时忧，一会儿让人紧锁愁眉，一会儿又教人笑逐颜开。 这条街是索缪城里的“大马路”。
“好一个金子般的天气！”这句话促使整条街上家家户户都扳着手指算账；大家便相互转告说：“老天爷下金雨了！”他们心中有数：一道阳光，一场时雨，会带来多少益处。 在晴朗季节的周末，尽管还没到中午，你就别想买到一文钱的东西。 这里讲信用的生意人也都有自己的葡萄园、自己的田地，他们需要趁好天气到乡下去忙上几天。所以，他们早都算计周全买东西和卖东西，收支和盈亏；平日里生意人完全可以把十二小时中的十小时用来说笑聊天，没完没了地发表高见，飞短流长地传递闲话，窥探隐私。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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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主妇买回一只竹鸡，一定有人要问她的丈夫：是否恰到好处地掌握炖鸡的火候？谁家的姑娘在窗口探一下脑袋，绝对躲不过一帮又一帮闲人的眼睛。 总之，谁的内心都差不多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连黑乎乎、静悄悄、让人无法看透的深宅大院里半点秘密也遮不住。 人人几乎都永远像生活在露天里一样。家家户户吃午饭，用晚餐，拌嘴斗气都在大门。路过这里的外乡人被他们品头论足，逐个儿分析。 从前，到内地来的人总不免被挨家挨户地取笑，由此而产生一段段故事；擅长编制市井笑料的安茹居民也从而取得“牛皮大王”的美名。 老城区像样的旧宅都坐落在街道的高处，原先这都是当地头面人物的公馆。 我们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一所凄凉的旧宅中，这些房屋，只成了世道人心还朴实的旧时的遗物。 因为今天法兰西淳朴的民风已经衰微，顺着这条古色古香的曲折街道走去，连最不足挂齿的小东西都能唤起你思古的幽情，整个气氛让你不得不浮想联翩。 你会发现有一处拐角相当阴暗，格朗台先生的公馆的大门就龟缩在这凹处的中间。 若不跟你说说格朗台先生的身世，你就无法领会在内地把谁的家称作公馆该有多大分量。格朗台先生在索缪城里很有声望，只有在当地住过相当长时间的人才能弄清这种声望的前因后果。 他被当地人称做格朗台老爹，不过这么称呼他的人大多年事已高，人数日益减少。 他在一七八九年的时候，是位很有实力的箍桶匠，能读能写，善于算账。 共和政府在索缪地区拍卖教会产业的那个年月，箍桶匠才四十左右，同一位富裕的板材商的女儿结婚不久。 格朗台用手头现款再加上妻子的陪嫁钱，凑成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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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两千金路易的资本，携款直奔县政府；他用岳父给的二百枚面值加倍的金路易，从监卖国有地产的凶狠的共和政府官员手中，低价买到区里最好的几片葡萄园、一座修道院与几块按收成交租的分种地。 虽然格朗台得了大便宜，却是合法的。 革命思想索缪城的居民本来就没多少，他们把格朗台老爹看成敢作敢为的共和党，热衷于新潮流的爱国派。 实际上箍桶匠只看中葡萄园。他成了索缪地区行政机构的委员。他的息事宁人的处世态度对当地的政治与商业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 政治上他包庇贵族，千方百计阻挠当局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商业上他承包供应共和军一、两千桶白葡萄酒，共和政府把原来计划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地产，几片属于一家女修道院的肥沃的草场，送给了他，算是付给他的酒钱。 到拿破仑的执政府上台时，好好先生格朗台被委任为市长；他治理有方，葡萄园的收成更好上加好。 拿破仑称帝之后，格朗台成了无职权的白丁先生。 共和党不被皇帝喜欢，有“红帽子”嫌疑的格朗台的职务被撤销了，职务被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大地主接替；那人后来在第二帝国时期晋封为男爵。 丢掉官职，格朗台先生并不惋惜。他当政时百姓得到了实惠，修了好几条高质量的公路，从城里直达他在乡下的产业。 他的产业在丈量登记时占了非常大的便宜，只需缴纳微薄的税金。他在各处的庄园自从官方登记上册之后，凭他持久而精心的耕作，在这一带享有盛誉，这一术语专指那些能生产极品佳酿的葡萄园。 为此，他简直有资格申请荣誉团的勋章。 一八○六年格朗台被免职，当时格朗台先生五十七岁，他的妻子三十六岁，他们合法爱情的结晶、独一无二的宝贝女儿刚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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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岁。 大概是老天爷怜恤他丢官，想给他一点安慰吧，那一年三笔遗产被他接连继承：先是他的岳母谷迪尼埃太太的，接着是他妻子的外公拉倍特里埃先生的，最后是格朗台自己的外婆让蒂叶太太的。三笔遗产数目有多大？
没有一个人知道。三位老人生前爱钱如命，拼命攒钱，私下里以把玩金银当成消遣。 拉倍特里埃用挥霍来形容放债，总觉得守着金钱比放高利贷实惠。 所以索缪城的居民只能根据面上的收入估计他们究竟有多少积蓄。 于是格朗台先生得到新贵的头衔，那是我们拚命讲平等也抹煞不了的殊荣，他成了当地最举足轻重的纳税人。 他经营共有七十公顷的葡萄园，碰上好年景，可以生产七、八百桶好酒。 他还有十三处按年成交租的分种地和一座老修道院。 为了省钱，他把修道院的门窗连同彩绘玻璃大窗统统用砖砌死，既可以免税，保存也更方便。 他还有八、九十公顷草场；一七九三年，他在那里种了三千棵白杨。他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买下的产业；这些都是面上的财产。至于他手头的资金，知道大体的数目只有两个人：替格朗台先生放债的公证人克吕旭先生与索缪城里最殷实的银行家格拉珊先生。 格朗台只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才私下里同格拉珊做点赚钱交易。 在内地，要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或者若想发财，就得像克吕旭先生和格拉珊先生那样守口如瓶。 尽管他们从未向外人说过什么，但他们公然对格朗台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也足以使旁观者揣度前任市长财力的雄厚。 索缪城里人人相信格朗台家有个堆满钱财的秘密金库，并且传说他每天深夜都要去察看成堆的金银，从中得到无法形容的快慰。 爱财如命的人看到格朗台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仿佛已被染上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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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黄澄澄的目光，更加相信这事决非虚传。 大凡习惯于靠利滚利赚大钱的人，总难免跟色鬼、赌徒或马屁精一样，眼神中自有一些习惯难以界定，躲躲闪闪、贪得无厌、神秘莫测的表情，跟他们有同样癖好的人很容易辨别出来。 这种心心相通的暗语好比是着迷于酒色财气的人们之间通用的行话。格朗台先生从来不欠谁的人情；为了收成，要制作一千只酒桶还是五百只酒桶，老箍桶匠是种葡萄的老手，计算起来精确得好象天文学家；他从来不曾打错算盘，每逢酒桶的市价比酒价还高的时候，他总是有酒桶出售，并设法把自己的葡萄酒藏进地窖，等酒价上涨到二百法郎一桶他再抛出，而一般小地主早在五路易一桶时，把酒卖光了。 所以格朗台先生取得大家的敬重。 一八一一年的收成是臭名远扬的，那年他明智地紧收慢放，把货一点一点卖出去，一次收成就给他二十四万法郎的收入。说到理财的本领，格朗台先生就像猛虎，像大蟒。 他懂得躺着、蹲着，耐着性子打量猎物，随即猛扑上去，打开血盆大口的钱袋，把成堆的金币往里倒，接着又静静地躺下，像填饱肚子的蛇，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按步就班地消化吞下的食物。 他从谁跟前走过，谁不感到由衷的敬佩？对他既抱几分敬重，又怀几分恐惧。 在索缪城里谁没有尝过他利爪的滋味？抓一下会让你疼得入骨三分。 有人为了买地，找克吕旭贷款，利率是百分之十一。 有人用期票到格拉珊那里去贴现，先要扣除一笔大得惊人的利息。 市面上难得有哪天没有人提到格朗台先生的大名；连晚上街头的闲聊也少不了要谈起他。 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位种葡萄的老手的殷实家产称得上当地引以为荣的一宝。 所以不止一位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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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开客栈的索缪人，得意洋洋地在外地的来客面前吹捧：“先生，我们这一带百万元户有两三家，可是，格朗台先生哪，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家底儿！”一八一六年，索缪城里最擅长计算的人作过估算，这位老先生的地产大约值四百万法郎；可是，要是以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之间以每年平均收入十万法郎来推算，他手头积攒的现金应该跟他的不动产的价值差不多。 所以，当人们打完一局纸牌，或者谈过一阵葡萄收成，最后提到格朗台的时候，自以为聪明的人们会说：“格朗台老爹？……总该有五、六百万吧。”倘若遇上克吕旭先生或格拉珊先生在场，听到这话准会答腔：“你倒比我还在行，我可是从来都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总数。”
要是巴黎来的客人提到罗启尔德或拉菲特等银行巨头，索缪城的居民就赶紧打听，问他们是否跟格朗台先生一样有钱。 若是巴黎人付之一笑，不屑地答道“是的”
，索缪人就会面面相觑，难以置信地摇摇头。 这么大的家产给这位富翁的为人行事披上了金丝编织的外衣。 就算最初他的生活起居有些特别曾是人们说话的话柄，那么这话柄早已陈旧得无人再提。 格朗台先生的一言一行如今已成为人们判别是非的规范。 他说什么话，穿什么衣裳，他的举止，乃至于眨眨眼，都成为当地的金科玉律。 人人都像自然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那样研究格朗台，并能从他最琐碎的动作中发现深邃而无言的智慧。 人们说：“今年冬天一定很冷，格朗台老爹戴皮手套了：赶快摘葡萄吧。”“格朗台老爹购买进大批板材，今年酒的产量一定可观。”格朗台先生从不买肉与面包。他的佃户每星期给他送来足够的食品，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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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来抵租的。 他有一所磨坊，租用磨坊的人除了缴纳租金外，还亲自登门拿小麦去磨，接着给他送回麸皮和面粉。 他们家只雇用一个老妈子，人称大高个娜农，她尽管上了年纪，每到周末还亲自做一家人吃用的面包。 格朗台先生早已同菜农商量好蔬菜适时供应的事。至于水果，他的果园收成之多，大部分还要拉到市场去出售。 取暖用的木材，是从田园四周作为篱垣的矮树或烂掉一半的老树上锯下来的。 佃户们把乱枝截成一段段，用小车运进城，给他在柴房里堆好，讨他说声谢谢。 他的众所周知的花销，无非是圣餐费，妻子女儿的衣着花销以及教堂坐位的租金，还有大高个娜农的工钱，买灯烛、给锅子镀锡、纳税、房屋修缮以及作物种植等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