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我希望能碰上一位偶然来办公室转转的工作人员。日本人一般办事很认真，只要抓着一位，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
自己同胞的总结，我们恐怕没有理由不相信。
认真的另一层含义是执著，通俗地说就是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电影《秋菊打官司》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至今还流行一个“说法”，就是因为农村妇女秋菊身上那种执著的品质感动了观众，而这种感染的基础正是今天的中国人中间很少能找到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傻瓜”。
众所周知，在对二战的反思上，德国人要比日本人好得多，这当然首先与德国这个民族与日本人的不同有关，但是也与被害国的不同反应紧密联系在一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过是中国人在失败时一句保留面子的套话，然而，以色列人却真正做到了。
2005年年初，享年77岁的以色列特工彼得·马尔欣因感染并发症在美国纽约去世。在以色列彼得是一个传奇人物，两度荣获以色列最高荣誉“总理奖章”，而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杰作是将前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生擒归案。
1957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获得的一份情报发现了阿道夫·艾希曼的藏匿之处。当年的纳粹头目改名换姓藏匿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摩萨德立即派出包括彼得在内的6名特工组成的精英突击队前往阿根廷。
经过长达4年的跟踪，突击队完全掌握了阿道夫·艾希曼的生活规律，1960年5月11日的夜里，彼得在阿道夫家附近的大街上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说：“劳驾，先生。”旋即迅速将其制服，随行的特工们把他塞进停靠在路边的车里。以色列政府随后专门派遣一名外交官“出访”阿根廷。以该外交官的航班为掩护，给阿道夫服用药物后，把他伪装成一名醉酒的空中服务员，才最终得以将他秘密转移到以色列。
事后，以色列政府承认，他们这种“乔装打扮”的做法是冒了和阿根廷掀起一场外交风波的风险的。然而，这样的外交风险以色列政府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而这也不过是以色列庞大的“千里追纳粹”计划的一个案例而已。
1962年，以色列人终于如愿以偿地将阿道夫·艾希曼以反人类罪送上以色列人自己的绞架。
一个美国人告诫他的儿子说：你要想赢得别人的喜爱，你就朝他微笑；你要想赢得别人的尊敬，你就要朝他的鼻子猛击一拳。
我们派出过多少人缉拿日本战犯？
第二大缺点：太聪明
从法国回来，总要给太太、小姐们带点法国的洗化用品。我走进一家商店，挑了几样，才发现隔“行”真是如隔山。我便把我挑好的瓶瓶罐罐交给店员，告诉她我得先回去打个电话回国“请示”一下，明天再来做最后的决定。那位漂亮的法国小姐一口同意了，然后把我的东西放在柜台下面。
第二天，我又来到这家商店。昨天挑好的东西全部要，而且再加了几样。我拿着新挑选的东西来到柜台准备付钱。
柜台只有一位小姐在收银，队伍排了很长。见我过来，昨天接待过我的那位小姐便打开了另外一个收银机。一位当地的女顾客见状便第一个排了上去，我排在她的后面。就在这时，那位店员对我前面的这位顾客说，请您排到那边去。这样看来，这位店员是专门来处理我这个特例的。问题是，那位顾客根本不知道昨天发生的事情。可是她一言不发，乖乖的排到那条漫长的队伍里的最后面。
法国人怎么这么笨，连为什么也不问一问？
实际上，中国人出国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老外都很笨。比如，在美国，信用卡 的申请和注销都是免费的，但是更换磨损的卡要缴5美元的手续费。中国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碰上更换卡片时，总是先销户再开户，于是节省了更换卡片的5美元。如此简单的省钱招数，美国人却不知道使用。还有，美国的商店实行无理由退货，参加晚会没有衣服的美国人也不知道到商店里买一件，完了以后再拿去退掉。
德国人更笨。在德国慕尼地区黑森林的一个墓碑上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二战 期间的一个冬天，几个德国人为了躲避战争来到森林边。天气寒冷，他们需要生火取暖，自然而然，这几个德国人来到森林准备砍一些树生火。就在他们准备动手时发现森林边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没有当地州政府的许可，任何人也不得砍伐森林里的树。
看到这个牌子，这几个德国人只得悻悻地回去了。当时因为战争，州政府早就无法正常运转，换一句话说，州政府不存在，也就无法得到许可。这几个德国人只得望树兴叹，由于天气实在太冷，结果他们全部被活活地冻死了。
要是有一个中国人在那里就好了！中国人就会告诉他们，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哪能被规则弄死？
“日本人很笨。”无独有偶，一位和日本人拼过刺刀的抗日老英雄告诉我，“日本人拼刺刀的时候会根据教科书上说的把子弹退出膛，而我们会留一两颗子弹在枪里。实在不行就开枪。”
“日本人仍然很笨。”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现在仍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的朋友对我说。他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他们公司一位高级中国职员离职，这位员工的月薪是六位数。办离职手续时我的朋友认为应该先收回他的由公司发的笔记本电脑（价格不足两万元），再发给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日本人不同意，因为公司的规定中这两件事是分开进行的。结果那位中国职员的电脑至今也没有收回。“问题是，这事以前已经发生过多次。日本人之所以不吸取教训，是因为他们认为公司的规定没有改，他们就不能随意改变。”
大量的研究表明，西方人的思维是直线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是弧线型的。西方人还在只想从A到B，中国人已经从A到B，再从B回到了A。
中国人在西方国家呆的时间长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变笨。一次我在芝加哥登机，乘坐的是那种一排只有三个座位的瘦长机型。我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置，边上是一位在美国的华人小伙子。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两个正热闹地聊着，空姐上来了，看看飞机，再看看那位小伙子以及他边上的另外一位乘客然后说，“你们两个谁坐到后面去？”
那位华人小伙子二话没说起身走了。
有人说，上面我举的那些外国人的例子不能叫笨。如果那是正常，那么中国人就是太聪明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完美的规则，任何法规你只要想钻它的空子，就一定可以找到空子可钻。中国一直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传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向来不缺法律、法规、条例、规章、制度，缺的只是执行。
在中国， 上海人 被认为是“精明不聪明”，我要说，太多的中国人都是精明不聪明。想必这就是为什么老祖宗要说大智若愚的原因。
一盘散沙，这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的一种对中国人的描写。一个中国人是龙，一群中国人是虫。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由于脑子运转得快，还没有开始合作，每个中国人都把今后出现的各种可能以及在各种可能情况下自己应该采取的对策想好了。人心齐，泰山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事情怎么做得好？
2002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卡尼曼教授和另一位同是以色列的心理学家特维斯基合作二十多年，直到后者1995年患癌症去世合作才告终止。这样的例子中国上哪去找？
美国有一个反垄断法，其中规定当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为了防止垄断，政府会将其强制拆分成几个小公司。中国人可能永远也不需要这样的法律，因为还没有等政府动手，哥几个早就将它拆了。
中国人最多能共苦，却不能同甘。
你怎么可以拿一点来概括整个民族呢？整个是垃圾一篇，败类，没有骨气的东西。
我希望你能明白，贪官可以骂，官员可以骂，政府可以骂，但是祖国不能骂，民族不能骂，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哪个国家没有龌龊的缺点，你能根据这些缺点概括他整个民族吗？自己看不起自己，是最没有出息的。拿短处去比别人的长处，你真的很是没有出息。我鄙视你，连我们的对手也会鄙视你的。负起你该负起的责任吧，把腰挺起做人吧！
你还是个教授？遗憾啊，社会风气是你的责任啊，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垃圾呢？你所说的那几个见闻，我也看到过，有很多版本，都是用来侮辱国人的，而你却拿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来侮辱自己的民族，说是两个缺点，你利用这两点把国人说得一无是处。如果有外族入侵，真不知道你会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国家是有不足，但是现在不是正在发展吗？不是正在改进吗？你一味的喊外国好，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外国人来了他们所能做的只有两个字——掠夺。
别对我说德国、日本没有监狱，没有小偷、骗子、投机分子。
说到认真，美国哥伦比亚号的坠毁，你不应该就此断定美国人不认真。同样，神舟6号的成功至少说明中国人这次还是认真的。
所以，感到您的帽子做得有些大了，大得一下子就罩住了所有的中国人。
最喜欢最后一句。的确，中国人不需要垄断法。哈哈！高！实在是高！！中国人最多能共苦，却不能同甘。经典，和朋友做过生意的，一定有“痛”感。
美国有一个反垄断法，其中规定当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为了防止垄断，政府会将其强制拆分成几个小公司。中国人可能永远也不需要这样的法律，因为还没有等政府动手，哥几个早就将它拆了。
这点我深有感触，我虽然还是个大学生，但在大一，就和几个学长一起开了个小小的工作室，一起接些设计的活做（因为我们都是学艺术设计的）在一起一开始都很不错，工作室也运转得很好，但一年半后，因为我们工作室的老大总是把拿来的钱自己藏着，而我们兄弟们却做死做活没得几个钱——最后我们在一年半后散伙了——虽然我们是一群有能力的年轻人，在学校专业都是最好的，在外面也能接到活做，比那些整天混日子的大学生强很多，但是本来一个很好的工作室因为经济利益，最终散伙，真的很心疼，本来很好的朋友关系也变得淡漠了许多——希望张教授能给我们这些20岁出头的新人，有理想的、想做些事业的年轻人提些建议，谢谢。
中国人太喜欢吹捧自己。却不敢直面自己的缺点。国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夸了两句中国，国内就到处拿来引用。事实如何呢？很多生活中的小玩意，也比不过韩国，更别说日本了。至于那些重工业上面的，差得就更远了。
悲哀啊！
不要再拿几千年前祖宗的辉煌来麻痹自己了。有本事就自己做出点值得骄傲的事。
好文！我觉得本文根本就没有诋毁国人的意思，而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来分析国人的缺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喊口号，但是口号不能使国家强大！
我们就是太缺少这种自我检讨的态度了，总是生活在一种狭隘的、虚无自大的民族主义中，看完这篇文章后，有的人还在骂作者，我觉得这些人真是太无知了。
一个自信的民族应该是能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的民族，而不是一说到自己的缺点就像有些人那样敏感脆弱得不行！几千年的专制统治造就的顺从、盲从的国民特性毫无疑问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法制、创新精神格格不入。张教授这样的社会有识之士任重道远啊！
公交车上的丑陋中国人
上海公交车上一个座位能值多少钱？
我之所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我发现，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公交车上一直很少有人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的人让座。地铁里就更少。从上海地铁诞生的第一天起，至今我都没有机会见证让座这样的历史事件的发生。
与之相关的是“抢座”，只要车厢里有座位，无论男女老少，上车的样子就不太优美。本来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民族，可偏偏在“位子”面前一点风度也不顾。在人民广场和火车站这种起点站人比较多的地方，场面就更加难看了。我记得有一次在火车站，那位维护秩序的工作人员从个人道德谈到国家形象，再从国家形象回到个人道德。在我看来，他的说服力远超我的任何一任政治老师，可就是没有一个人听他的。
我听说，一个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在公交车上抢座位的架式，还误以为他们要在公交车上呆二十年！
那年，非典发生之前，上海正在进行全市范围的“上海精神”大讨论。为了配合这项活动，一家上海媒体的记者在街头进行调查，询问“如果你在公交上车看到老弱病残孕站在那里，你会让出自己的座位吗？”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会让”。这位记者下结论说，上海市民的素质真高。
这位记者先生想必多年已经不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对本地的民情不体察；也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调查的培训，所以怪不得他（你要是不懂，下次就不要调查了）。当然，他的调查也还有点用，可以让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清楚，在公交车上是应该让座的。不过，要得出这个结论，还真不需要他的调查结果，公交车和地铁每次启动，广播里就说一遍，“请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的人让个座”，没有听力障碍的人，想不知道这点，难！
上海的外地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上班坐的911路据售票员介绍，大部分乘客不讲上海话。那天停靠“胸科 医院 ”站之后，上来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颤颤巍巍，站在我前面大约10米处。手上拿着一张X光片，一看就是典型的“老弱病”。
以这对老人为圆心，以5米为半径的范围内根据我的判断坐的全是年轻力壮的“新上海人”。我狠心等了2分钟，肯定他们周围没有一个人会让座，我就站起来，叫他们过来坐。由于我是靠窗的座位，我出去时我的芳邻、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只得站起来让我。我万万没有想到，等我出去之后，她竟然又坐了下来。面对一个空位，两位老人相互谦让，直到这时，我的这位芳邻这才十二万分不情愿地将她的宝座贡献出来。
上海公交车上的一个座位值多少钱？
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些人拿出吃奶的力气抢一个位子，甚至相互间为了占座发生口角？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大？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我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的题目是这样的：
有一路公交线路，为了下面称呼方便，我们假设是100路。100路两个终点站之间的距离以及运行所需要的时间刚好是上海所有公交车的平均值，换一句话说，100路和上海所有普普通通的公交车没有任何区别。
100路有三条线，三条线都是空调车，车型、线路也一模一样。不同的是，100路普通线和你每天乘坐的公交车没有任何区别。100A线上面没有一个座位，你得一直站着，而且有点挤。100B线一直有座位。我们都知道，100普通线单一票价（上海绝大部分公交车采用单一票价制，也就是不管你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