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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曾子只好著之于书，告诫奉劝天下后代，真正儒家“孔门”所教育的学问重点，对于“治国齐家”之道，首先重视有“贤妻良母”的“宜其家人”。同时就是兄弟姊妹之间，和妯娌、姑嫂之间的“宜兄宜弟”，就是如此而巳。尤其如现代人，已经开始有了“四海为家”的习惯了。假使碰到为了个人的利益关系，和兄弟姊妹、朋友之间争得太过分痛苦的时候，我总是常常提醒他们一句话，古人说的“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退一步，放一着，就可自求多福了。话虽如此，如果没有“知止”、“诚意”的平日涵养工夫，一碰到事情，就绝难做到了。
“为政”不等于“政治”
接着而来的，在“治国在齐其家”的本节末后，就又引用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的名言，用来说明“治国”与“齐家”的“宜其家人”和“宜兄宜弟”，都不是只在要求妻子和兄弟姊妹来做到的。真正能够做到使妻子和兄弟姊妹都能和乐相安相处的，都要由于自己本身一人的品德行为和学养教化的影响才行。这便是《大学》开端所说的“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效果的发挥了。“其仪不忒”，是说自己本身“诚意、正心、修身”的榜样，始终一致，表里如一，从来没有言行相违、口是心非的败德。那么，自然而然地会“正是四国”，可以感化普及于国人了。
所以它在做最后的结论便说：“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但须注意，在这里所用的“法”字，不是指法律的法，而是作效法的法来用。这是说，假如你能做到，使父子兄弟们都要效法以后，渐渐就可使人民也都来效法了。这就是孔门儒学所说的“为政”的道理。“为政”是正己然后正人的教化，由君道、父道而同时兼具师道的道德，感化人民的作用，不是“政治”；“政治”，是依法管理和治理人民的作用。如果望文生义，看来都是同一名词，好像意义都差不多。事实上，它是大有差别的。
例如，东周以前，周（姜）太公吕望的“治齐”，以及后来管仲的“治齐”，他两位都是真正大政治家的做法，而稍微兼具有“为政”的风范。其他如周公儿子伯禽的“治鲁”，比较重视“为政”的德化，可是却使鲁国在春秋、战国末期，始终似嫌懦弱。可是到了秦亡、汉室初兴的阶段，东鲁儒生始终还存有保全儒家传统文化的风仪，影响两汉而流传于后世。所以说，文化是人类民族的灵魂，尤其是一个国家民族，切不可自毁灵魂、但取躯壳地糟蹋文明，更不可自毁千秋的文化大业，而偏取后世的一家之言，便当作金科玉律。那是必有自忏孟浪，后悔莫及的遗憾啊！
在进一步研究“平天下在治其国”之前，让我们先来读这段原文：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母以事上；所恶于前，母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絮矩之道。（一）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二）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
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三）
康语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定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四）
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五）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
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六）
我们研究“治国在齐其家”以后，接着而来的，便是“平天下在治其国”的全段大道理，作为全节的结论。这就是曾子秉承孔子遗教的心得，指出“外王（用）”之学的“为政”大道。也就是从宋儒开始，认为《大学》、《中庸》，便是“帝王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用现代语来说，它就是“领导学”的大原则。可是，本段的内涵，也不免有时间（时代）、空间（地缘）的局限性，须要“慎思、明辨”清楚，不可只像宋儒的某些理学家的观点一样，认为只要《大学》、《中庸》和半部《论语》就可治天下了，那便会成为笑话。如果真是这样，倒不如假借子路的幽默话说“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而后为政”，以及孟子的感慨所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只靠天才和命运就可以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现在为了探讨的方便，姑且把这段原文分列为六节，等于是六个要点，然后再来分别理解。
先了解“天下”的原义
但是，必须先要了解一个名词的问题，即周朝当时所谓国家的“国”字。在周室“分封建国”的体制下，所有诸侯们的治地都叫做“国”，或自称为“邦”。所谓“天下”的一词，才是等于后世和现在一统中华“大国”的代名词。《大学》原文所称的“天下”，也就是这个意思。当时是以姬周王朝为所有诸侯邦国的共主。周王朝所统领的人民和土地，便称谓是一个“天下”，并非等同于现在的世界，或整个地球的观念，不过，我们也需要知道，在周秦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的文献书籍上所讲的“天下”，也有同于现代世界观的地方，尤其是汉儒所分类以后的道家遗书，并不少见。例如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便说“天下有九洲”。我们“中国”只是“九洲”中的一洲，称为“赤县神洲”而已。所以当时的人，认为他的说法很“怪诞”。换言之，认为这是古怪的、不实的说法。
到了十五世纪以后，由于天文、地理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世界上的人类，渐次知道了地球上有八大洲，这便与两下多年前邹衍所说的只差一洲了。如果再拿《山海经》和中国上古神话来做比较研究，也许是上古以来，地球上的地质，经过时间的变化太大，洲和洲之间发生了分裂和重新组合，因此少了一洲，那就不敢随便否定邹衍所说的话是否“怪诞”了，这便是科学的精神，不可盲从附和。
明白了这些资料以后，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