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从他这两首七绝的诗，不能不说他对于“诚意”、“正心”之学，确有相当的心得与成就，可惜的，他还是不明白所谓“向上一著”的究竟。
我们了解了这些传统文化中“心法”的道理以后，便可知道《大学》所说的“正心”与“心在”哪里，是与它开始所说“在明明德”；以及“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诚意、正心”；都是首尾兼顾，始终一贯的学问与修养，并非在此“心”之外，另有一个什么“明德”的存在。
讲到这里，我们又不得不借重佛学来作说明，因为专门深入研究“心性”之学，以及“心物一元”的学问，到现在为止，实在没有哪一种学说理论，更比佛学高明。佛学是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为主旨。所谓“三界”，是指这个宇宙之间的生命，统以爱欲、淫欲为生命来源的作用，叫做“欲界”。它是包括物质、物理的世界的一切生命在内。超过欲界以上的，是“色界”，以光色为主体的生命世界。超过色界以上的，便是“无色界”，我们暂时只能理解它是“空界”，或可说是超越时空的一种现象。“万法”是指宇宙间的一切有形的事物，以及一切无形的理念和精神。他说所有“三界”、“万法”，都是“一心”的功能所变现。至于从人道立场开始，包括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唯心”、“唯识”作用来说，他又分析归纳，列为八个“识”的界别。先从人体来说，眼、耳、鼻、舌、身，各有它个别的五个“识别”作用。普通叫做“前五识”。他们都通过第六意识的分别思量等作用，而纳入归藏到以坚执“人我”为主导的意根，作为形成个别生命的一种功能，以梵文命名它为第七“末那识”。这样由个别“人我”来分析说明它的现象，由前面七个识，到最后都是从一个“能藏、所藏、执藏”的作用，与精神、物理、物质相汇合的功能，以梵文命名它叫第八“阿赖耶识”。翻译成中文，便名“藏识”。而这八个“识”的中坚主导，仍然是以第六意识为最重要。不过，“八识”统属“心王”，所以又简称为“心、意、识”。总之，最后仍然以“心”为主。
由此了解，你再回转来看曾子著《大学》的时候，佛学根本没有进入中国，而且这样条分缕析的“唯识”“法相”学，在当时的印度佛学界，也未开始大流行。但“大学之道”，却从“明德”开端，中间也特别强调“致知格物”到“诚意、正心、修身”，如此等等，种种迹象，何期不谋而合，有这样相似呢？这就是说明，东方西方，前古后古，无论是讲唯心或唯物的道理，总之，真理只有一个，只是表达的说法，各有不同而已。所以佛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也就是说明真理是说一不二的道理。
修身的重点在正其心
那么，我们再回转到“大学之道”的本题来说，为什么说“修身在正其心”呢？事实上，我们身体歪了，“心”想要它正起来，你心尽管想正，它就老不会正，这又是怎么说呢？大家不要搞错了《大学》所谓“修身”的道理，一是说由身体内在所表达在外形行为的态色；二是说由身体内在生理习性所发生的“忿懥（轻易发脾气）、恐惧（随时怕事）、好乐（容易动容）、忧患（悲观多虑）”等，和“喜、怒、哀、乐”的情绪，需要修整的学问。并非是指如整骨、整形、美容医师们的治疗手术的学识。如果我们引用老子的话来作对比的说明，就更明白了。老子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又说：“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至于大乘佛学，为了慈悲济世而救度众生，所谓真的菩萨们，是可施舍本身的头目脑髓。那都是超越世情的常道，并非人道中的平常人所能够做到的。
但是，你如要钻牛角尖，一定要向生命的身体上讲求“修身”与“正心”的关系。那是纯生理、纯医理等的学问，是属于唯物哲学和科学的一边。它和唯心哲学的一边，都是同等的深奥，都不是普通常识所可思议的。例如我们自古以来，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医学，甚至道家学派支流的神仙丹法，以及从印度后期佛学流入中国，如西藏密宗的修行路数，都如一般人所固执的“身见”一样，要想从现有的肉体生命上追求，愿意自找麻烦地钻出一个成果来。可是它所包括的学理，更是千丝万缕，非常复杂。并非如一般人盲修瞎炼，随随便便“内炼一口气，外炼筋骨皮”就可以一蹴而就的。
至于后世一般人，为了希望长生不老，借重佛、道两家，乃至神仙、密宗等名目，执着人身的“身见”，拼命作炼气修身的功夫，那就先要深入佛学对于人道生命的生来死去的学识，如《入胎经》“十二因缘”的“中有”理念等，有了透彻的了解。然后对《素问》、《灵枢》阴阳大道的学理、以及人身“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和几百个穴位，先有了医学上的基础。再对印度瑜伽术所说的“军荼利”（中文翻译如：灵能、灵力、拙火、乃至三味真火等等，都是人身生命功能的代号），以及和它相关的人体生理七万二千脉、一万三千神经、四千四百四十八种病情，都须有所实修实验的学习，然后才可以讲究修身炼气之道。但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须知“所”修者是“身”，“能”修者是“心”。最后还是要归到《大学》所说的一句名言：“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我们这次研究讲说《大学》，大体上，是把它的内容，划为“内明（圣）”与“外用（王）”两大项目。由“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知止而后有定”开始，直到“致知格物”、“诚意、正心”，属于“內明”的学问修养为主。从“正心”与“修身”来讲，已属于内外兼修的范围。但到了“齐其家在修其身”的阶段，直到“治国、平天下”，可以说，是属于纯粹“外用”之学了。但是，所谓“外用”之学，也可以说，就是行为学，或行为心理学；伦理学，或政治伦理学；管理学，或管理领导学。总之，如照现代人的巧立名目的习惯，你要略有所知，就可夸大其辞地戴上高帽，爱叫它什么学都可以。但不要忘了，它本身早已有了一个最好的名称《大学》。
祠堂曾是社会安定的基石
现在要讲“修身”与“齐家”之道了。我曾经多次提醒大家注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齐家”，并非是西方文化形式的小家庭的家。也不是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新式的家。古代传统文化的家，其主要是以“宗法社会”和“封建制度”相结合的“大家庭”、“大家族”的家。它本身就是“社会”，所以过去中国文化中，再没有什么另一个“社会”名称的产生。如果从“大家族”的“社会”，与另一个家族，或其他许多家族的土地连接起来，就是另一个团聚的名称，叫做“国”了。因此，由上古以来到后世，便正式成为“国家”名称出现了。
古代所谓的家，是由“高、曾、祖、考、子孙”五代一堂、贯穿上下的家。但这还是偏向于以男子社会为中心的家。如果再加上由女子外嫁以后，所谓姑表姨亲等，亲戚关联的家族相连接，构成一幅方圆图案的家族社会，再加上时代的累积，那么，岂只是五百年前是一家，几乎整个中国，本来就是一家人，这是一点儿都不错的。所以从中国上古的“武学”与军事发展来讲，古代俗话所说的“上阵需要亲兄弟，打仗全靠子弟兵”。这种观念，也都从“宗法社会”的“家族”传统文化所形成。例如民间小说，或旧式戏剧中所推崇的“杨家将”、“岳家军”等，也都是由这种“家族”观念所产生的荣誉。如果随随便便，说它是落伍的陈旧“封建”意识，应该打倒，才能使社会有新的进步，似乎未必尽然，还须值得仔细研究，再作定论。
“大家庭”的“家族”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植根深厚，它影响了东方的亚洲，如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各地。它也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共和思想的根源。尤其在中国，直到现在，你如果能深入研究各个地方的“祠堂”和“族谱”，那种“慎终追远”的精神，以及旧式“祠堂”家族的“家规”，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古代政治制度，从政的官员那么少，社会治安、保安人员等于零，它用什么方法、什么体制，能够管理好那么一个偌大的中国。
我们现在再重举一个三百多年前的例子来说，当明末清初时期，满族在东北，一个寡妇孤儿率领十来万满、蒙军队，其中包括少数的汉军，就能轻轻易易的统治中国四万万的人口。他们靠的是什么，并非全靠杀戮，也不是全靠严刑峻法。他们是真正了解文化统治的重要。由康熙开始，他已经深深知道儒家学说的“齐家、治国”的重心。因此，他颁发“圣谕”，要乡村民间知识分子的读书人、秀才们，每一个月的初一、十五，在乡村的祠堂里，讲解“圣谕”，极力推行提倡儒家的孝道，以及把儒学作为戒条式的律令。后来到了雍正手里，又重新扩充了康熙的“圣谕”，成为《圣谕广训》。他们了解“社会教育”的重心，是在形成整个社会的一种循规蹈矩的道德风气，而达到一种不言之教，不令而威的效用。
你们后生年轻人不会知道，我是从小亲眼看见过在偏僻的农村里，一个子弟、一个青年犯了不规矩的行为，偷了别人家一只鸡，或有了男女之间的奸情，告到族长那里，如果情节重大，大家要求族长要打开祠堂门，当着列祖列宗的牌位，来评理处置，那就非常严重了。这个子弟如不逃走，也许会被“家法”（祖宗前面的红黑棍子）打死，至少是当众出丑，永远没脸见人。
后来在对日抗战初期（一九三七年），我到四川，有一位青年朋友，他是四川彭县人，跟我一起做事久了，他常常苦苦要求我，为他报仇。你说，他要报什么仇？他要杀人放火，烧掉了他家乡別家的“祠堂”，要杀掉那一姓的“族长”及有关人士。为了什么呢？因为他与这家的小女私相恋爱，被他们发现了，认为太不要脸，太丢家族的面子了，要把他两人抓住活活打死。结果，男的逃掉了，后来就是我的朋友。女的被“家族”抓住了，由“族长”当众决定，被他们活埋了。
因此，他日夜要想报仇杀人。后来，我总算用别的方法，化解他的仇恨，使他另外安心成家立业。当然，这些例子不多，但由家族制度所发生的流弊也不少。你们都也看过很多现代文学大师们的社会小说，也就约略可知旧式“家庭”和“大家族”阴暗面的可厌可恶之处，必须加以改革，但这也是“法久弊深”的必然性，并非全面，也不可“以偏概全”，便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事。
“大家族”的宗祠，它不是一种法定的组织，它是自然人血缘关系的“标记”，是“宗法社会”精神的象征，是“宗族”自治民主的意识。有的比较富有，或者宗族中出过有功名、有官职的人，也有购置“学田”、“义田”，把每年的收入，作为本族（本家）清寒子弟肯读书、肯上进的补助。祠堂里，必要时也会让赤贫的鳏、寡、孤、独的宗亲来住。当然，族里如果出了一个坏族长，也会有贪污、渎职、侵占的事。天下任何事情，有好处就有坏处，不能只从单一方面来看整体。
“社会福利”工作由来已久
从社会学的立场来讲，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似乎缺乏人群“社会”团体这一门的思想学术，甚至孔、孟儒家的学说，如《大学》、《中庸》，就根本没有提到“社会”的观念，更不会有什么“社会福利”思想。当年，我在听“社会福利”这一门课，刚由美国输入中国，非常新颖时髦。我一边听课学习，一边就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关“社会福利”问题，从我自幼接受的传统教育开始，早已深深种下这一门课的种子。大体来说，如恤老怜贫、敬老尊贤、存孤敬寡等等，都是幼少教育的重点。而且在儒、释、道三家的学说中，以及诸子百家，统统有从“社会福利”出发的理论和名言。只是大家不懂中国“社会学”历史的发展，没有像西方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由资本主义的经验，转变成为新时代劳工福利，推广到所有“社会福利”的实验方法而已。我只听了几堂课以后，那位在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教授，就约我大谈其中国历史上有关“社会学”的知识。后来干脆请我演讲“中国特殊社会史的演变”的专题。“特殊社会”是我当时新创的名词，因为从战国时期的墨子开始，几千年来，都存在这种“社会”。即使如西洋各国也同样存在。渐渐演变，就成为近代史上的“帮会”了。
但到底我是在求新知，不是来卖旧货。讲了几次，听的人热烈欢迎。我就见好便收，干脆不去上课，自己看书研究，免得浪费时间，去听几十个小时的课，那我可读多少的书啊！
讲到这里，除了“宗法社会”、“大家庭”的精神遗风，演变成“宗族”的宗祠（祠堂）之外，由南北朝、唐、宋以后，中国社会佛、道两家的寺、院、庵、堂、道观等等，都是有形无形兼带着在做“社会福利”的工作。韩愈当时反对迎佛骨，接着，便写了《原道》等大文章，反对佛、老，更反对一般人去出家做和尚、做道士，认为是不事生产“无父无君”的不忠不孝。这个观点，从政治文化的立场来说，一点没有错。但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说，也未必尽然。过去帝王封建时代的中国，并没有专管“社会福利”的机构，如果没有这些寺、院、庵、堂、道观来收容那些鰥、寡、孤、独的人，试问，皇帝们、大臣们，包括韩愈老夫子，谁又来照顾他们呢？所以韩愈的侄子，出家学道成仙的韩湘子，也只好做两句诗来启发他老人家，“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了。社会上的人，到了某一环境，的确都有“家何在”的情况啊！
从“张公百忍”的故事说起
在中国，“宗法社会”和“家族”所形成“大家庭”的观念，有四五千年前的传统，在唐、宋时期，最为鼎盛。最有名，也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故事，就在唐高宗李治时代。正当公元六百六十余年时期，高宗到山东泰山去，听说有一位九代同居的老人，名叫张公艺，便很好奇顺道去他家里看看，问他是用什么方法，能够做到九代同居而相安无事？这位张公艺请求皇帝，给他纸笔，要写给他看。结果，他接连写了一百个“忍”字。高宗看了很高兴，就赏赐他许多缣帛。后来就成为历史故事的“张公百忍”。不知道当时的张公艺是有意对高宗的启示，或是对高宗的警告。无论怎么说，他却无意中帮了武则天。同时，也确实是他由衷的心得，说明做一个“大家庭”的家长，等于是担任一个政府机构、大公司的主管，也犹如一国家的领导人，自己要具备莫大的忍耐和包容，才能做到“九代同居”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