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 第99部分

笔者在东边道采访，也听说此事，但在文字资料中并无记载。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的外国传教士，几乎都支持义勇军。

兴京英国传教士韩德利，将米字旗铺在院子里，让老百姓到他那儿避难，做大锅粥救济难民，给义勇军伤员疗伤。他还去奉天给义勇军买药，买钢管造炮，用马车拉回来，车上插着英国国旗。最后一次是给义勇军买电台，从奉天回来，走到马儿墩下面的山路时，被化装成胡子的鬼子杀害。

韩德利和福间一夫等人，是为东北抗战牺牲的烈士，是人类良知与正义的化身。

福间一夫等人当然不会进靖国神社，他们把自己的名字镂刻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丰碑上。我被他们感动，被那些为平顶山“照相”打官司的日本律师感动，为当年和今天那些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感动。

十三、生存与战斗

第44章　人是铁，饭是钢

“打给养”

未等树叶飘零，山里就忙活起来。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像蚂蚁搬家般往巢穴里搬运食物。被东北人称做“花鼠子”的松鼠，拖着个长长大大的尾巴奔跑跳跃着，两个腮帮子像含了两个球似的，里面是松子、橡子和别的什么野果，当然更多的还是粮食。两腮瘪瘪的，那是刚刚完成了一次搬运，从巢里出来。那些没有储存粮食的动物，像熊呀鹿呀狍子老虎等等，也抓紧时间，个个吃得膘肥体壮，老百姓管这叫“抓秋膘”，以便熬过漫长的难以觅食的冬天。

抗联官兵早就动手了——特别在到处都建起“集团部落”之后。

1939年8月，杨靖宇率总部、警卫旅、机关枪连、特卫排，到濛江县北部、辉南东北部地区活动，意在吸引敌人，掩护筹粮。韩仁和带人在濛江头道、二道、三道花园一带，伊俊山带人在辉南榆树岔、龙湾一带，李清绍带人在马屁股山一带，白天睡觉，晚上背粮。

有地方关系好办，没有就在山边等着，看到人来了，就去跟人家商量。你家要交多少“出荷粮”，能富余多少，这块地能打多少粮，能卖给我们多少，价钱多少。约定收割时，把包米棒子掰下来堆一块，用包米秸子盖好，部队晚上就去背进山里。

1938年秋天，在虎林县独木河子，单立志通过“在家礼”的关系，认识个老顾头和孙二麻子。老顾头的姑爷是伪警察，利用这层关系，藏着掖着，带出些粮食。有大车拉东西出部落，装车时压底下，能弄得多点儿。1939年春，徐凤山被“内部处理”后，两个孩子都是老顾头给养着，非常可靠。孙二麻子也是“在家礼”，还有个老尤头。

这天傍晌，远远地看见顾大爷过来了，一手提着个粪筐，一手拎着个镰刀头子，脚步挺急。昨晚部落来了几百日伪军，附近几个部落也住满了，要进山“讨伐”，顾大爷说你们快走吧，这地场待不得了。

单立志让姜新周和甘凤山回去报告，自己留了下来。

五十年后，老人说，我们三个在独木河子待了一个多月，弄到粮食两千多斤。这在平常不够塞牙缝的，可那时部队在山里吃树皮，有没有这点粮食大不一样。特别是对于伤病员，那就是活下去的希望。那时什么都保密，像我这样的基层干部，就是干好让你干的事，不知道7军还有没有、有多少像我们和老顾头这样的关系。地方党组织早没了，没有“证明书”根本进不了部落。我们3个转了好几个地方，见到人，搭上话，有的回去就向敌人报告了。好不容易跟老顾头他们拉上关系，哪能轻易放弃呀？

第三天拂晓，敌人上山了。

这时，单立志熊瞎子蹲仓般躲在棵大树洞里，听见脚步声由远而近，乱糟糟的都是踩踏树叶的声响。他以为一会儿就过去了，谁知敌人就在那面山上转来转去，天大亮了也不走，有个小子还拿枪托咚咚地捣一阵子他藏身的枯树。听到脚步声往山里去了，单立志好不容易从树洞里探出个脑袋，敌人又回来了。又折腾一阵子，就听见开启饭盒的声响，和吧唧吧唧的吃饭声。

说不清敌人什么时候走的，反正单立志是爬不出那个树洞了。

那是个两丈多高的松树筒子，两人合抱粗细，被雷劈后树头没了，接雨水，树心就烂，烂下去两米多深，外面的树枝还是活的。穿件老羊皮袄下去，刚好能转开身。已经下过第一场小雪了，潮乎乎的树洞里已经结冰了，老羊皮袄也不顶事，一会儿就透心凉。更要命的是这种比立正还立正的姿势，手脚麻木，身子都僵硬了。

他没听到老顾头的脚步声，听到了“单同志”、“单同志”的叫喊，上面伸下来一只手。

1932年11月2日，《中共满洲省委报告第二号》中说：“钱的问题使我们许多工作受到很厉害的影响，许多决定都成为空话。”

从枪弹到衣食，那时是有钱就能买到。而从1938年开始，就不仅是钱的问题了。前面说了，杨靖宇牺牲时，胃里没有一粒粮食，身上有6660元钱。张秀峰投敌时，带去9960元钱。杨靖宇身边的最后两个警卫员朱文范和聂东华牺牲时，身上也带着几千元钱。在当时，这绝对是一笔笔巨款。

写于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由“中共吉东省委员会发”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中说：

一九三八年来游击队潜居深山密林中，与群众关系几乎完全断绝了，整天为了吃饭忙。

1939年6月21日，《冯仲云关于部队在下江活动、供给、干部等情况给金策等同志的信》中说：

现在所谓军事活动，实际不过是（以）军事力量去解决给养和供给。所谓“打给养”。

北满叫“打给养”，南满叫“赶给养”。而“打”也好，“赶”也好，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几乎都说了这样一句话：“枪不响，肚子就响。”

王传圣老人说，归屯前是走哪吃哪，归屯后就得背带干粮、粮食了。程斌叛变后，1路军打的许多仗，都是奔粮食去的。攻打大蒲柴河镇，少年铁血队冲进伪警察署，砸开一间仓库门，里面全是弹药。这当然也是好东西，赶紧往兜子里装，可这时最缺的是粮食。听说小蒲柴河有粮食，赶紧去打小蒲柴河。

曹曙焰老人说，他那个连有两个兵，叫狼拖走了。不是一群狼，就两只。两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全副武装，饿得趴那儿不能动弹了，你有什么办法？

杨效康和张泉山，说他们饿得连睡觉打鼾的气力都没了。更多的老人说，那时打伏击，大概瞄上了，就得赶紧“搂火”。那人饿得头昏眼花，你想瞄准点，再瞄一会儿，眼冒金星，天旋地转，什么都看不清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枪要吃，人要吃，人要饿得慌，那枪吃得再饱，也要打了折扣。

1938年冬，7军补充团夜袭七虎林河附近的后半子场。守敌是日军一个骑兵小队，住在个大地窨子里。一个姓曲的排长带个士兵摸上去，把哨兵干掉，两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死死封住门窗，二十来个鬼子和二十来匹军马，都被打死了。

战前情报，敌人运来一大批给养。补充团倾其所有，吃顿饱饭，就急不可耐地出发了，就有了这场漂亮的歼灭战。打扫战场，哪有呀？后来得知，还未运到呢。

砍些马腿扛回来，懊恼得像打了败仗：急什么呀，再饿两天不什么都有了吗？

1路军直属队截获两辆汽车，什么“好贺儿”呀？爬上车一看，好多香蕉。天冷，冻了，香蕉皮变黑了。这是什么东西呀？有人说是“日本茄子”，连皮吃。

打着什么吃什么，什么也打不着饿肚子。

老天爷、土地爷助阵，夏天历来是抗联最活跃的季节，自然也是多打仗、多筹粮的黄金时期，可储存又成了问题。为了保密，防止出叛徒连锅端了，通常都是分散藏于多处，每处够十几个人的小部队吃上一两个月。冬天扒开雪埋起来就行，夏天最好是用缸和坛坛罐罐封好，埋在地下，可山里哪有这些东西呀。雨淋了不行，潮了也霉了，藏在山洞里，弄不好就是给野兽储备的了。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打仗，就是一袋烟工夫的战斗。打木场，打部落，敌人一个电话，援兵沿着警备道就来了。咱们兵力少，难得分兵打援的时候，那样两袋烟的工夫也打不下来，打下来也得先胜后败。即便是小部落，装备不好，老洋炮、大抬杆顶上个把钟头，援敌也到了。急进急退，一家伙打进去，捞一把就跑。那人饿得前腔贴后腔了，可一见到吃的就红眼了，扛着两袋面能跑出二里地。1939年初，在饶河县打个部落，冲进伪自卫团部，见桌上有些剩饭剩菜，两个战士抓起就吃。我说快打扫战场，快撤，两个人照样狼吞虎咽——那人见到吃的就控制不住了，什么也不管不顾了。

老人慨叹，当初夺枪成立游击队，有时为支枪死多少人呀。那时是拿命换枪，现在是拿命换粮了。打一仗，打胜了，牺牲几个战友，你就活了下来。对付十天半个月，再打仗，再换粮。有时流血牺牲，也换不来。

1937年3月23日，《中共道南特委书记张中华给中央代表团的信》中说：

日寇在东北近一二年当中到处实行集团部落建筑，封锁抗日联军，物质经济。给养来源，预先不能不有常年军队斗争给养上的准备，而决定派少数部队，实行屯田制，在森林找适当地点，种大麦作为给养来源，和日帝国主义在满洲作长期抗战工作。

1939年1月21日，《高禹民关于工作和生产事给陈芳钧同志信》中，转达“西方”，即3路军总部的指示：

给你们的任务须不动摇的按计划执行，绝不允许空谈，特别是屯垦计划更是我们的生命，现在东北的抗日军，谁忽视了这个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

2路军和3路军的这类文件，留存许多。侯启刚的“小兴安岭大计划”，中心内容就是抽调部分兵力，在小兴安岭中屯垦种地。

从1938年开始，3军、4军、5军、6军、7军的后方人员，开始在各地开荒种地。

1940年9月1日，《王效明给周保中的信》中，谈到“后方耕种现在情况”：

虎林后防报告刘副官处共有四垧地，孙司务长处有一垧半，朱副官处有一垧，因下种太晚，可是小苗很旺盛。饶河后防三处共耕6垧，庄稼很好，群众尚有七八垧，秋收可得一部，大旗杆耕种地八垧，剩6垧全数被敌砍坏。大小老等窝群众共耕地六垧，如不被敌破坏，我们可得二三十石，但全数计算尚不足用，仍需努力征发。

王云庆老人说，后期密营的主要职能、任务就是种地了。你这旮旯多少人，得种多少地，打多少粮，有数的，必须完成。我们土顶子密营男女老少5个人，种了3垧45亩，都是包米。饿呀，恨不得把那种子种到嘴里去，结果好多进山雀和花鼠子嘴里了。刚种上，山雀刨，花鼠子扒，小苗出土了也一样给你扒出来吃了。

最可怕的还是敌人。

老人说，因为不断补种，包米长得老少好几辈。7月底，最老的一辈那棒子上的水包米粒已经挺大了，我去5军3师密营办什么事回来，路过个小窝棚，进去歇歇脚。一袋烟刚抽完，听到脚步声。我把小烟袋掖腰上，匣子枪就端起来了，一脚踹开门，枪就响了。门口倒下两个，两旁也是敌人，他们不敢开枪，怕伤了自己人。我可“得把了”（有机会了），前面、左右突突着，这帮小子都往草棵里拱。迎面不远一个砬子似的陡坡，有几丈高，我一下子跳下去，滚得像球似的，被什么挡住了，爬起来再跑。跑不动了，趴那儿喘一阵子，寻思这下子完了，包米完了，密营也完了。抄近道紧赶慢赶，老远就听地里闹哄哄的，完啦！大都是伪军，有几个“白帽子”，吵儿巴火的，拿刺刀砍，用镰刀可地里划拉，看得心直淌血呀。我就剩两颗子弹了。那要是子弹足足的，能打死老多了。那也不行了，敌人只要发现那地，早晚非给你毁了不可，庄稼又没长脚不会跑。

关于抗联在深山老林里开了多少荒，种了多少地，自己收获了多少，被敌人毁了多少，没有总的数字。而据笔者采访到的老人和见到的当年的文件资料，应该是多数都被敌人毁了。

“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

从下种之日起，山雀、花鼠子就跟你作对，庄稼成熟了，野猪、狗熊也来参战。防动物，防两脚兽的敌人，千方百计，千辛万苦，终于从兽口、敌手把点粮食抢到手了，出个叛徒不用说了，野猪、狗熊也来偷盗。你藏在什么地方，它们都能找到，连吃带糟蹋。2路军、3路军精心保存的一些文件，有的用油布包着藏在山洞里，有的放在坛子里埋在地下，也被拱得一塌糊涂。

自然，它们也给抗联官兵提供了美味。

北满、吉东密营的藏粮处，大都设置“地枪”，而且几乎都有斩获。把只步枪隐藏固定在较高地面上，抢托握把处安个小铁环，把根细铁丝拴在扳机上，向后穿过铁环，再向前拉过去，像绊马索似的绑在枪口对面的树干上，野兽经过绊上，枪就响了。

周保中1936年7月10日日记中写道：“宋副官、殷庆祥击毙盗粮食之野熊重三百斤。”13日又说：“行军途中射杀黑熊一只，五枪皆中，屡仆屡起故也。”

1941年1月4日，《边风翔、周云峰等给张寿海У男拧分兴担骸吧洗纬龇⒃�打来野猪十八口，肉约在数千斤，现在尚有一千八百来斤在八道梁子地方插着。”

曹曙焰老人说，1933年下过头场雪，不知道为什么，山里野兽都下来了，老虎、野猪、熊瞎子、狼、鹿、狍子，还有田鼠，在梨树镇街里大摇大摆，横晃，不咬人，也不打架，老百姓都关门闭户。这是听人说的。亲眼见的，狍子、野猪一群群的。1937冬在密山五道沟，我见过一群几百只野猪，雪崩海啸似的跑过来，吓得我们几个人赶紧往树上爬，不然就让它们踩扁踏烂了。狍子好打，傻，“棒打狍子”嘛，何况枪了。山里、平原蚂蚁窝像坟包似的，有的比人还高，熊瞎子坐那儿吃得吧唧吧唧的。打熊瞎子得小心点儿，一枪没打着，或是打伤了，它恼了，有口气就跟你拼命。大野猪最难打。这东西总爱往树上蹭，蹭一身松树油子，叫“挂甲”，厚厚一层，真像铠甲似的。子弹稍微偏点儿，把它打个趔趄，就滑过去了，它龇着獠牙就奔你来了。那时“打围”的人，都讲“一猪二熊三老虎”，认为最凶的是野猪。实际上野猪伤人也最多，因为它的数量也多。

1938年8月25日，《高禹民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意见书》中说：

要学着过麒麟人的生活。

“麒麟人”，当时又称“栖林人”、“奇林人”，即栖息、居住在山林里，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在吉东又指以渔猎为生的达斡尔人。

除了服饰、语言、风俗等等，抗联也真的成了“山岭上的人”（鄂伦春为通古斯语，意即“山岭上的人”）。只是新近成为“山岭上的人”与一直延续着人类原始生存状态的“山岭上的人”，又有所不同，其主要特征和生存手段的狩猎，越来越受到限制了。饥肠辘辘，眼瞅着美味在林子里溜达，有时却硬是不能扣动扳机。那时要讲这些动物也可能有灭绝的危险，几十年后国家还要颁布《森林法》，把它们分别定为几级保护动物，没人会信。新中国成立后，一首鄂伦春民歌，不是还唱“獐狍野鹿满山满岭打也打不尽”吗？任肚子怎么响，而不让枪响，是因为枪声可能引来敌人。

王传圣开枪打死条几斤重的大鱼，受到杨靖宇批评。

1940年5月18日，《王效明给周、赵总指挥的报告》中，谈到在独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