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大会进行讲演，同时主编《人民革命军报》和《反日青年报》，口才笔才皆得好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时许多人都以背诵几句导师语录为能，这个精力充沛的热血书生说的写的，都是普通士兵和百姓大众一听就懂的。
同年冬，傅天飞回团省委开会，在哈尔滨正阳街口“独一处”饭馆，巧遇老同学舒群。
以往唇红齿白的傅天飞，这一刻眼角甚至出现了皱纹，纹路里嵌着泥垢。一双大手黑黢黢的，裂开不少口子。进饭馆坐下，就从衣兜里摸出个烟口袋，用报纸卷好吸了一口，道：老同学，今儿个俺当客了。
太阳岛、水上俱乐部、中央电影院、极乐寺等等，哈尔滨那些好玩好看的去处，当年他们这些时代骄子，哪儿没去过？夏天在松花江游泳，冬天去溜冰场溜冰，在轻曼的音乐中吃比洛斯卡（炸包子），喝牛奶、布扎（饮料），畅谈人生、理想。这个要当航海家，那个要指挥舰队驶向大洋。回想当年，无论如何，舒群也难以把眼前的这个人，与那个西装革履，或白、黄、黑三色哔叽军装，白净的手指夹着老巴夺烟草公司的俄式长管“大白杆儿”的傅天飞，联系起来。
趁着傅天飞狼吞虎咽的工夫，舒群去门口的烟棚子，尽其所能买了10包“大白杆儿”。
吃喝得差不多了，舒群问他这一段的经历，自称“老傅”的傅天飞，拍拍肚子说：你要写什么大作呀？磐石游击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惊天动地，可歌可泣，全在这里。
两个人谈了一天一夜，舒群又把他介绍给萧军、萧红。后来萧军、萧红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素材基本都是傅天飞提供的。
之后，傅天飞先后到南满、珠河巡视。1934年重返南满，先后任桓仁特支书记、桓兴县委委员、1军1师4团政委、1师军需官、1师宣传部长兼南满省委秘书处编辑部主任，主编《中国报》（周刊）、《列宁旗》（季刊）和不定期的《东边道青年先锋》。
省委秘书处在桓仁县海拔800多米高的牛毛沟大西岔原始森林的一个山洞里。洞壁上吊盏油灯，油没了就点松树明子，石板、膝盖是桌子，墨水是用捣烂的蓟草挤出汁液自制的。洞里冬暖夏凉，潮湿阴暗，冷了，搓搓手，跺跺脚，或是到洞外伸展活动一下，同时也换换新鲜空气。累了困了，就在那树枝树叶床上眯一觉。
丛茂山老人说，俺见过那报纸，净是说抗联打日本子的事，识字的人给大家伙儿念。有一回还提到俺，说俺机关枪打得好。班长挺高兴，说6号同志上了报纸，大家伙儿要向6号学习，都使劲往报纸上上。俺还精心收起一张，寻思打走日本子，拿回去给家里人看。
安昌勋被俘叛变，根据他的口供，长岛工作班判断出省委秘书处的位置。1938年2月24日，敌人搜山，首先发现省委青年部长小刘，听到枪声，傅天飞和同志们立即转移，抱着扛着将文件和设备藏到石人砬子的山洞里。黑灯瞎火，几个人走散了，傅天飞和一个同志，翻山越岭到了柞木台。半夜时分在个农民家里吃饭，有汉奸告密，被八里甸伪警察逮捕，然后押送到普乐堡长岛工作班。长岛笑眯眯地请他坐下，又递上一杯酒。傅天飞接过来，喝了一口，冷不防全喷到了长岛脸上。
一阵暴打，安昌勋、胡国臣让长岛把傅天飞交给他们“劝导”。
又是“上级”、“领导”，还是磐石游击队时期的“老战友”，安昌勋、胡国臣，还有个叛徒陈凤官，3个人把嘴皮子都磨薄了，傅天飞不理睬。安昌勋把自己的“自供书”拿来，让傅天飞“参考”，傅天飞就拿笔写了起来。写完了，安昌勋一看，与自己的“自供书”一模一样，只是把“30人”写成“卅人”，“一五○人”变成了“150人”。
3月5日，长岛把傅天飞提到密探室，让傅天飞继续写“自供书”。这回傅天飞提笔就写，开篇即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是与日寇势不两立的党的政治、军事、宣传工作干部”，然后奋笔疾书：
日本人们！混蛋们！你们认为共产党员都怕死吗？你们认为中国的抗日战士都是可怜的人吗？你们的想法错了！
你们在这次革命的大风暴中，将失掉你们的那一条狗命！
人本来是不愿意死的，我被捕以后，曾想过再苟延残喘的活着，但事实证明了，革命与反革命的中间，没有其他的道路，我过去的幻想，只不过是一种可耻的梦想！……我不能不死，留此而死别！老傅留字。
接着是一声枪响，趁看守廉应泽不备，老傅夺过手枪自杀了。
仙人洞老人说，傅天飞是从满洲省委来的，都叫他“傅省委”，说“傅省委”那小伙长得“华堂”（英俊）呀，人也“响快”（爽快），说话办事可“咔嚓”（痛快）了。
冯仲云与傅天飞最初的接近，是不无试探性地送他几本进步书籍，他看了，就认准了这条路。1930年底船校毕业，同学大都分配到青岛第三舰队，他因组织需要，留在了哈尔滨船务局。同样也是组织需要，1932年底，又毫不犹豫地辞去了待遇优厚的轮船副船长职务。他青春焕发，快人快语，容不得错误的或被他视为错误的东西。“北方会议”后，他被视为右倾遭到批判，险些被开除党籍，此为重要原因之一。
可到了这非常时刻，一向快人快语的老傅，好像“拖泥带水”了。
有人落入敌手，就坦然笃定，从容赴死。有人也曾下定决心，结果在淫威下屈服了。老傅曾犹豫、迟疑、动摇，心跳咚咚地在生与死之间摇摆、抉择，“曾想过再苟延残喘的活着”，最终是一声气冲牛斗的“我不能不死”！
快人快语、文如其人的老傅，似乎给自己留下了一笔瑕疵。可谁能断言那些从容赴死的英雄，内心深处就未曾掀起一点儿波澜，战胜过自我的怯懦？“人本来是不愿意死的”，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倘若还有一次，甚至可以无限地挥霍，那世上还有几多英雄？而企图在他身上立功的，竟然是曾经的上级、领导，是不是更能衬托出他的明确无误、完美无瑕？
“老傅留字”，一声枪响，非常英雄，矗立人间。
“曹亚范来了，快跑！”
1方面军指挥曹亚范，细高个，长脸，尖下颌，眼睛不大，说话时总爱眨巴，人称“曹卡巴眼睛”。
与傅天飞同岁的曹亚范，北平人，家贫，稍懂事即被送进香山慈幼院。慈幼院设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部，还有共产党的地下支部，很活跃。堪称幸运儿的穷孩子曹亚范，在这里接受教育的同时，也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1928年，北平党组织利用东满招教师的机会，通过合法手续，将慈幼院一批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派去那里。曹亚范到和龙县一所小学任教，化名王××，尊师重教的朝鲜（族）人，都亲切地称他为“王先生”、“小王先生”。
1931年曹亚范入党，同年夏调到东满特委。“九一八”事变后，以特委巡视员身份巡视各地，后任和龙县委书记、特委秘书长。2军成立时调任2团政委，再任3师政委。1937年初调到南满1军，任2师师长。
由地方到军队，从政治到军事，曹亚范对游击战领悟很快。1936年8月16日夜，为配合主力攻打抚松县城，曹亚范指挥3师部分兵力，一举攻入松树镇。待敌援军赶到，1师政委早已率部携带大批战利品没影了。
1938年春节，曹亚范率部攻打临江县七道沟部落，将20多伪警察堵在屋子里全部缴械。部队转移到板石沟，被敌伏击。敌人占据一座小山头，山下一片开阔地，官兵被压在雪地上，局势十分危急。曹亚范命令机枪掩护，自己率领部分兵力，从侧翼向敌人后面的制高点上冲击。山坡上杂木丛生，雪深及膝，不断有人倒下，曹亚范仍大呼冲锋。官兵不顾一切冲了上去，居高临下猛烈射击。机枪突然卡壳了，曹亚范一挥手枪，官兵端着刺刀冲杀下去。逃回去的敌人，后来有被活捉的，说他们吓破胆了，梦里还喊“曹亚范来了，快跑”。
老岭紧急会议后，由1军2师和3师余部编成的1方面军，主力在临江、金川、通化一带活动，筹集越冬物资，另一部在辑安老岭坚持游击，掩护1路军主力北进。
1939年2月初，除夕夜，攻下辑安县城附近一个部落，得到些粮食。敌人闻讯，南北夹击，曹亚范指挥官兵将南面敌人击溃，潜入山中。之后，再打部落，再被敌人追打，再隐入山中。敌人驱赶老百姓进山，这山那山呼号着搜山。
一个冬天，不打部落没吃的，打下部落拼命背出一些粮食，敌人脚跟脚也到了。
待到野副“大讨伐”时，就更艰难了。
12月底，在金川县回头沟，与杨靖宇所率主力会合，决定攻打临江县林子头和八道江铁路工地，夺取越冬物资。途中与敌遭遇，为掩护杨靖宇和总部转移，曹亚范部一个中队全部战死。之后，1方面军开赴四方顶子一带单独活动，不断与敌作战——与前叙杨靖宇一路情境大同小异。
杨靖宇牺牲后，1方面军孤军苦斗，有据可查的战斗不下10次。
4月8日，在濛江县龙泉镇村西翁圈，曹亚范被叛徒杀害。
3个叛徒，为首的是个姓全的班长，朝鲜（族）人。这是一场卑怯的屠杀。这时曹亚范身边还有20多人，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在山坡上睡着了，被叛徒用机枪射杀。
有老人说，东满反“民生团”时，曹亚范是积极分子，被害可能与此有关。
据说，将他从2军调到1军，也与此有关。
头颅作花
日本鬼，遭了殃，
出门遇着陈翰章。
日本鬼，要挨枪，
出门碰着李红光。
日本鬼，该枪崩，
出门遇上周保中。
日本鬼，难逃生，
出门见着金日成。
这是一首流传于长白山地区的抗战歌谣。3方面军指挥陈翰章，中等个头，圆脸，浓眉大眼，虎虎有神，英姿勃勃。
1913年，陈翰章生于吉林省敦化县半截河屯农家，有十几垧地，家道小康。后因祖父患病，久治不愈，花钱颇多，逐渐贫困。陈翰章自小聪明过人，十三岁小学未毕业参加全县会考得第四名，一时传为美谈，被破例保送进入敖东中学。敖东中学是敦化县最高学府，外面世界的各种新思想，在这里会聚、传播。父母把振兴家业、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陈翰章身上，而他则从孙中山到马克思，如饥似渴地吸纳着新思想、新知识。待到“九一八”事变后，热血书生会如何动作，也就可想而知了。
陈翰章的中学同学范广明的父亲，是救国军前方总司令吴义成的好友，推荐陈翰章投奔吴义成。这样一个英俊后生，是谁都不能不喜欢的，当即被委任为司令部秘书。
1933年底，蹲在东宁县老黑山的吴义成，派陈翰章去关内，一为经济援助，二是摸摸国民党政府的底。事变两年多了，溥仪“执政”也快两年了，不见一兵一卒出关抗战，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呀？
在北平救国会召集的座谈会上，东北｛〃文〃｝国民救国｛〃人〃｝军总司令｛〃书〃｝部特派代表｛〃屋〃｝陈翰章，介绍了东北抗战情况，呼吁国内同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流落关内的东北男人拿起刀枪，重返关东，慷慨激昂，热泪盈眶。救国军创始人王德林老将军，在天津接见陈翰章，把募得的8000块大洋交给他。回到宁安，他把这笔钱交给了以周保中为主席的绥宁反日同盟军军委。
这应该是东北抗联14年抗战中，从关内获得的唯一援款。
1935年，不知什么季节，在宁安斗沟子，陈翰章见到阔别已经三年左右的父亲和妻子。
这时，他是5军2师参谋长、党委书记。敌人探得他的家乡，威逼利诱，让他的父亲和妻子劝他投降。翁媳俩千辛万苦，从敦化一路寻到宁安。
陈翰章扑通跪到父亲膝前，恸哭失声。
他说自古忠孝难两全，请求父亲饶恕他这个不孝儿。他要父亲隐姓埋名，带家人远走他乡。又劝妻子赶快择人另嫁，别因他受株连。妻子后来改嫁了。父亲回去后，三天两头被日本宪兵队传讯，还被吊在树上示众，装在麻袋里踢着在街上滚。鬼子的如意算盘，就是折磨陈翰章的神经，使他崩溃、屈膝。
不知道已经与家人永别的陈翰章，能否通过什么渠道获得这种信息，那颗心是什么滋味儿，我们知道的是四年后的春天的一件事。
部队在敦化县大蒲柴河活动时，抓了汉奸李相文的弟弟，李相文用一车粮食、盐和衣服、胶鞋，将弟弟赎了回来。伪县警务科指导官永田善男，伪省警务科驻敦化治安工作班的福田素直，听说此事，详细询问，觉得有机可乘，决定进山劝降。途经敦化县的伪省警务科长西濑户秀夫，伪副县长三岛，也不甘人后。6月24日，由李相文做向导，4个鬼子，外加1个翻译官，带着“慰问品”，驱车进山，直奔牛心顶子。
在这帮东西的心目中，这样一支破衣烂衫、靠树皮维持呼吸运动的队伍，已经不堪一击，只需动用三寸不烂之舌，就可马到成功。
于是，七年前在凤城县红旗堡上演的一幕，又在敦化县牛心顶子重演。
1938年春，由日军守护的镜泊湖北湖头水电站，破土动工。2军2师师长陈翰章，经常率部在镜泊湖一带活动，远远地看着工地上的热闹景象，官兵都气得牙根痒痒：妈个巴子，早晚给你点颜色瞧瞧。
7月的一天，星星在天上闪烁，鱼儿在湖面上跳跃，陈翰章指挥部队悄然摸近。枪声大作，镜泊湖水滚沸了似的，仓促应战的鬼子，有的连裤子都没穿上，丢下十几具尸体跑了。在烛天的大火中，陈翰章给劳工们讲话，当即就有人喊着要跟队伍走，打日本子。
1939年8月下旬，魏拯民调集3方面军全部、2方面军9团，另有5军部分兵力，共900多人，兵分三路，一路攻打安图县大沙河部落，两路阻援。拂晓时分，陈翰章指挥3方面军打下大沙河，缴获大批给养。这时，小沙河方向阻援部队吃紧，从安图县城赶来的日军抢占有利地势，3方面军副指挥侯国忠在战斗中牺牲。陈翰章率主力赶到，将敌击退。
魏拯民指挥的一路，已在南沟击退援敌。陈翰章率部来到，两人分析，认定敌人肯定来追。几辆满载敌人的汽车真的来了，根本没想到对手还会在原地张网等着，结果没回去几个。
9月，在向敦化转移途中，陈翰章先在大蒲柴河设伏，全歼伪军一个连。月底又在寒葱岭伏击，歼灭包括松岛（又说是助川）少将在内的百余日伪军。
《东北抗日运动概况》中说，1939年下半年，“拥有陈翰章等第三方面军匪帮活动最为显著”。
杨靖宇牺牲后，“活动最为显著”的3方面军，自然就成了敌人的重点“讨伐”对象。
1940年10月，为解决越冬给养，3方面军主力100多人向三江地区转移，陈翰章率60余人的小部队在镜泊湖地区牵制敌人。
12月6日，陈翰章率队从镜泊湖学园出发，顺着鹰膀子山，奔往镜泊湖东南的小湾湾沟密营，那里是3方面军仅存的几个最隐秘的小密营之一。到密营后，发现少了一个姓张的士兵。
又是叛徒！
——陈翰章，你没路走了，投降吧，投降过来让你当大官！
应声回答的是飞啸的子弹。
杨靖宇、赵尚志，以及前面写过和后面将要写到的烈士，凡是被鬼子视为“匪首”的，只要掠获遗体，几乎没有例外的都要割下头颅。魏拯民病逝后，还要把他从墓里扒出来，割去头颅，挂到桦甸城头。而陈翰章，不但要割去头颅，还要剜去双眼。
“斩首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