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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警务科都有个《要视察人名册》，“要视察人”即需要监视、侦察的人。被视为“匪贼”、“通匪”的人，还准备放长线钓大鱼的不用说了。已经“归顺”的反日人员及其家属，通常都“要视察”一段时间。发句牢骚，敢跟警察争论几句的，边境地区会说俄语的，或是什么言行被认为可疑的，都可能上那名册。“要视察人”要定期向警察署报告行踪、思想，有的则被蒙在鼓里，暗中被监视，有的还有特务、腿子去溜墙根，听声。
东北人的粗喉咙、大嗓门是有名的，这回噤声了。饭馆、旅店、大车店等公众场所，到处贴着“莫谈国事”、“守口如瓶”，人们时刻牢记的则是“祸从口出”。一些老人说，电影上的特务戴礼帽、墨镜的多，俺们那时看到的跟老百姓也没啥两样，有的还是劳工打扮，你一句话“没把住滑”（没把握住、溜了出来），人家把“手牒”一亮，小绳就掏出来了，老板也跟着“吃瓜落”（惹麻烦、受牵连）。
在自己家里，有些话也得“守口如瓶”，其中之一是不能说“咱是中国人”。小孩子不晓得凶险，让他们听到说出去了，那日子就没法过了。
1936年夏，佳木斯中西医院医生温庆和，写字时无意中写了“中国”两个字，被特务抓去，说他是“思想犯”、“背叛罪”。温庆和不服，嘴硬，被打得皮开肉绽。家人托人花钱，好歹把人保释出来。
人被抓走了，就赶紧弄钱赎人吧。晚了，那人就不一定什么样了，被弄哪去了，有时就得去“万人坑”找了。你跟警察署要人，它还跟你要人，说人早放了，他是“要视察人”，你们把人藏哪去了？
有老人说：什么“皇帝陛下的警察官”，挎个“镰刀鱼”就是皇上，金口玉牙，说啥是啥。
每年8月，伪国务院在大礼堂召开例会，部署“粮谷出荷”。武部六藏把出席会议的伪省长，分别召到他的办公室，勉励一番，从抽屉里拿出个装有5000元的礼包，道：这点小意思请阁下喝酒吧。伪省长回去再如法炮制，给伪县长每人1个1000元的礼包：这点小意思请阁下喝酒吧。
搞“集团部落”，“洗大沟”，建“人圈”，通常是有“房屋补助金”的，“在财政上尽可能补助（二十元左右），但对能自力迁移者不补助”。且不说20元左右够不够，又什么叫“能自力迁移者”？笔者采访到的老人，有的当年听说有这么一笔钱，有的根本不知道。他们说，还想让官家给你掏钱？少刮点儿地皮，少勒点儿大脖子，就谢天谢地了。
对于从伪国务院下来的一条线的形形色色的贪污腐败，老百姓也不是没有耳闻，但他们直接面对得最多的，也最使他们苦不堪言的，还是“挎镰刀鱼”的皇上。而提起这帮人模狗样的东西，老人说得最多的是“勒大脖子”，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卡油、索贿。
就说那些没完没了的这证那证吧，办证花钱，那是明着的，暗的呢？来客挂号，该挂不给你挂，还来查夜，你说报告了，俺怎么不知道呀？罚款，不十家连坐就挺给你面子的了。上山打猎、烧炭、采山货，半个证举手之劳的事，几天、十几天耗着你，明摆着就是“勒大脖子”。还想办证，那就趁早送钱去吧。
看谁不顺眼，招招手，过来，背背《国民训》，或是《街村五训》。背不出来，跟俺走一趟吧。
普通百姓如此，“要视察人”就什么也别说了，见警察来了，赶紧掏钱免灾吧。
前面曾比较详细写过的李范五家，则成了穆棱县那些挎或不挎“镰刀鱼”的东西们的摇钱树，隔三差五想起来了，就来勒索几百、几千大洋。没有了？行啊，你是想去宪兵队，还是警察署呀？直至把狍子沟这个殷实的种粮大户刮干榨净。
根据1943年9月18日公布的《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黑帽子”、“白帽子”可随意抓人，而不必担心抓错。因为这两个法规定，对被认为有犯罪危险的可能犯罪的人，可以进行“预防拘禁”。就是说不需要证据，认为什么人将来可能犯罪，现在可以抓起来，提前完成任务。
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是直接面对老百姓，最能显现国家形象和社会状态的。警察横行，权力无限，无法无天，别说“满洲国”这样个怪胎，就是一般的正常国家，那也离完蛋不远了。
“推大沟”、“杀大沟”、“烧大沟”、“洗大沟”，在各地自然形成的这些独特的群众性词汇中，在那些并无血洗的“推大沟”、“烧大沟”中，那大沟中人是或多或少的满足了挎“镰刀鱼”的东西们的勒索的。因为即便动手的是日伪军，通常也是要与这些地头蛇先沟通一下的。有了一轮钱财的洗劫，那被赶往“围子”、“人圈”的过程，才得以在只有烟火、没有血腥的“平和”中进行。
“长白山是我国第一高山”
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昭诏尔众庶曰：——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兹以本日宣战美英两国，明诏煌煌，悬在天日，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亦与其臣民咸有一德之心，夙将不可分离关系，团结共同防卫之义，死生存亡，断弗分携。尔众庶咸宜克体朕意，官民一心，万方一志，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勘定之功，贡献世界之和平。钦此！
这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英宣战，溥仪颁布的《时局诏书》。与此前的《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之后的《建国十年诏书》，为“大满洲帝国皇帝”的“四大诏书”。其中，《回銮训民诏书》和《时局诏书》，要求国民，特别是官吏、学生，都得背诵下来。
机关、学校每天有“朝会”，全体人员集合列队，一向东京天皇遥拜，二向“新京”“皇帝”遥拜，三唱“国歌”，四背“诏书”。1941年颁布《国民训》，这《国民训》就成了“朝会”必背，有的还得用日语背诵。笔者曾请几位老人背一下，近六十年了，记忆都不完整，一些字词好像也不大准确，反正中心意思就是要人们崇拜天照大神，效忠“康德皇帝”。
侵略者明白，人心是不能用暴力征服的，可是还要“精神一体”，怎么办？就把末代皇帝弄成了“康德皇帝”，因为它知道中国人是认“万岁”的。而溥仪“执政”伊始，即“通令”全“国”，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国教科书，不得出现“中华”字样。一句话，要把“中国”、“中华”、“华夏”及其文化，都从黑土地和黑土地人的心中抹去抠掉。“登基”后则“诏书”连连，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诏书’，不但是进行奴化思想宣传教育的材料，而且也是用来镇压任何反抗的司法根据。”
中国人结婚从来都拜天地，溥仪第二次访日请回个新祖宗，就得向“新京”“建国神庙”中的天照大神遥拜了。你们的皇帝都“认亲”了，天照大神的神光就不光照耀日本，也同样庇佑满洲了，日满就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同文同种，而是同根同宗，日本人到满洲自然就跟到自己家一样了。
“新京”陆军军官学校饭堂，日本学生餐桌上雪白的大米饭，另一边“满洲国”学生的都是通红的高粱米饭。学生列队进入就位，值星官一声“举箸”，大家即呜哩哇啦地念念有词，意思是饭是天照大神给的，感谢天照大神。吃高粱米饭的，背地里都称之为“馕食咒”。
北票煤矿劳工，每天早晨要向东遥拜，因为那“满洲馒头”什么的，都是天照大神恩赐的。
铁岭市长徐渐九，曾留学日本，“日本话讲得呱呱的”。日本人对这样的人，总是倍感亲近，不然也当不上这个伪市长，只是“伪”字包裹不住真心。
1942年8月，铁岭市召开暑期教员讲习会，议程中有市长训话。徐渐九仔细打量会场，还有点儿不放心，又问有没有日本人，老师们说没有，他就放胆了：日本人口口声声“日满一德一心”，实际是叫咱们跟他们一德一心，他却不跟咱们一德一心。如果真是一德一心，为什么日本人吃大米是生活必需，咱们吃大米就是“国事犯”呢？
接着，话锋一转，直指《国本奠定诏书》：叫咱们供天照大神，老张家的祖宗，拿来硬叫老李家供奉，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会议室里没有日本人，可是有汉奸呀。徐渐九第二天就被抓走了。
伪《治安法》规定：“如对建国神社有不敬者，判处一至七年徒刑。”
1929年，东北有小学校1300余所，学生74万余人，中学173所，学生3万余人。“九一八”事变后，中小学校和学生的数字，连续5年低于事变前。“治安第一主义”，这时则是第一中的第一。之后逐渐增加，最高时小学达2000所左右，有学生200多万人。
“开啦，开啦，樱花开啦。”如果告知这是小学一年级的一篇课文，让不同肤色的人回答是哪国的，很多人会脱口而出“日本”。没错，是日本的，不过也是“满洲国”的。
比之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是公然伪造、篡改历史。
由伪文教部教育司编审部编纂的中小学教科书，说甲午战争是由于中国人不守信义，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膺惩，日俄战争是日本人为了挽救“满洲人”才打仗的。“九一八”事变，是“满洲人”痛恨张氏父子的残暴，群起反抗，恳请日本帝国皇军帮助驱逐张氏军队，皇军才仗义兴师。“由地理形势来看，长城是一道横线，内外分开，自古以来，即各有天地。”“从古至今，关内关外均各自为国。”“长白山是我国第一高山。”
就不能不想到今天日本的一些教科书，原是有源的。
笔者的爷爷和太爷爷，那《满语》（《语文》）课本中的字一个不识，也就无所谓什么《满洲历史》、《满洲地理》等等了。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证明，更不用说世代居住在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了。他们知道侵略者为什么要这样胡诌八扯，想让他们忘掉自己是中国人是不可能的——可那些“九一八”事变前后出生的他们的孩子呢？
天照大神成了“满洲人”的老祖宗，日本历代天皇、将相武士和宗教神话故事，就登堂入室成了主角，而把原来课本中的孝悌忠信保留下来。忠于谁呀？当然是“满洲国”和“亲邦”日本了。
起初日语约占语文课时的一半左右，后来不断增加，一些学校竟达全部课时的1/3。因为“满语”（汉语）、日语是“国语”呀，谁个更重要、是重点，那还用说吗？“本店懂日语，会做日本菜”的招牌，既是一种“档次”，也是一种保护色。大人日语好，吃香，升职快，这“国语”自然就从孩子抓起了。有些“国高”（中学，全称“国民高等学校”），日语不及格不录取，自然也不能升级。除日语课外，其他学科有的也用日语授课，使学生非得努力学好日语不可。平时鼓励同学间用日语对话，还定期举办日语比赛会，成绩好的绝对受到青睐，也决不吝啬物质奖励。
国高毕业，成绩优异者可免费到日本旅游，这样的学生被视为前途无量。而到日本转上一圈，看到日本的富强，再灌些“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的迷魂汤，就觉得有这样的“亲邦”，“满洲国”就是“铁打的”了。
服从“满洲国”的上天堂，背叛“满洲国”的下地狱。对成年人是赤裸裸地恫吓，告知利害关系，让你抉择；对孩子则是从小蒙蔽，从头打造，在一张白纸上涂抹，把“满洲国”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小学生剃光头，戴战斗帽，上街游行，支持“圣战”。各种集会，用日语喊口令、口号，用日语唱《桃太郎》、《春天到了》，谁能分辨出他们是哪国人？
笔者同事范新凯的母亲，柳河县人，1947年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老革命。“八一五”日本投降时，是柳河县女子国高学生。山东八路军闯关东住到她家，问你是哪国人呀，她说是“满洲国”人。
那样的教育，加上大人们把“中国人”三个字视为家庭的头号机密，严禁出口，“满洲国”垮台时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少有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就不足为奇了。
笔者是农历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出生的。哥哥小名“金锁”，我就该叫“银锁”，这是自然的。我的七十多岁的太爷爷，坐在炕头捋着胡子，道：“咱是中国人了，叫他‘中子’吧。”
一个关东军士兵的自述
金梦顺，离休前是新宾县教育局长，2001年采访时七十九岁。老人个头不高，瘦削儒雅，光头白发，眼神不好，头脑、记忆都好，近几年写了四本近百万字的民族民俗志，已出版两本。
下面是老人的一段独特经历的自述。
我老家在朝鲜咸镜北道，父亲不到二十岁逃难来中国，我出生在桓仁县响水河子。1939年末兴京县南山“国民优级”（伪满小学一至四年级称“国民学校”，五、六年级叫“国民优级学校”）毕业，1940年初考入通化县第一国高，1943年12月毕业，不久就赶上征兵。
那时汉族青年当兵叫当“国兵”，就是伪军，朝鲜族就得参加日本关东军。为什么？朝鲜亡国早，被奴化教育的时间长呀。伪满“五族协和”，朝鲜族是仅次于日本人的“二等国民”，优待呀。可朝鲜族人叫日本子“踢蹬”了多少呀，光县城北山那个“万人坑”里，就有几百人。
1944年5月到安东体检，响水河子五个适龄青年，全是“甲等合格”。我是近视眼，也是甲等。甲等是非去不可的。我家世代农民，我爹说你那眼神，铲地还不把苗当草了呀？我学习好，考试从来都是前三名。那时就想毕业后当个教师，挣钱养家，没想到当了“鬼子”。
没入伍先集训。6月到牡丹江绥阳县，训练两个月回家，等待正式的入伍通知。桓仁县20多个人，分的哪都是，两个人在一个联队的都没有。小鬼子知道你是假鬼子，熟人、老乡在一块儿，他不放心。
朝鲜族青年征兵令，是1943年颁布的，我是第一批，又是全县第一个接到入伍通知书的。响水河子是个大堡子，500来户人家，大都是朝鲜族。门口插彩旗，跳舞扭秧歌，县里区里都来人了，兵役科长亲自张罗，欢送我这个“皇军”，都给我敬酒。到县城，小学生挥小旗列队欢迎，还有鼓号队。先领我去拜神社，然后又是宴会，县长给我敬酒。到安东，那时叫“安东省”，伪省长接见我们，又送上火车。军乐队打鼓吹号，送行的家属连哭带号。
体检合格后，我爹成天长吁短叹，我妈以泪洗面。我媳妇当面不哭，早晨起来，枕头都湿了。白天下地，晚上织布，我走后那个家全靠她撑着了。县区的那些官们，进屋给我爹我妈鞠躬九十度，说恭喜了，你们养了个好儿子，是伟大的父母。我爹一个庄稼人，不识字，会说什么呀。有照相的，让我爹笑笑。我从未见过俺爹流泪，这时泪水就像断线的珠子。有翻译告诉日本人，儿子当了“皇军”，老人家这是高兴、激动的。我妈起不来炕了，一股火攻心，当天晚上眼睛就瞎了，我走两个月后就死了。
闷罐车咣当三天，拉到黑龙江省黑河市这边一个小站，叫神武屯。部队番号7273，是个联队，我被编在3大队10中队2小队4分队，是掷弹筒兵。除了我和个朝鲜平安北道的假鬼子外，10中队新兵都是日本山口县的，都二十来岁。听年纪正当年，看那人就完蛋了。腿脚不利索的，眼睛长玻璃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