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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将来由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即以上开各项之宗旨及规定为立约之根本。
此致
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溥仪花押
大同元年三月十日
五月十日关东军司令官复文同意
出手不凡，把能卖的基本都卖了。
据说，大清帝室立有家规，在谁手中丢失国土，哪怕一寸土地，死后不能立碑。大清帝国丧权辱国，丢失土地，当然不只从溥仪始，而且，溥仪可以说东北并不是他给弄丢的。可把东北丢给日本人的张学良的父亲，跟日本人打了半辈子交道，最终死在日本人手里的张作霖，是曾告诫过他不要卷进日本人的圈子里的，为什么还颠颠儿地跑来投怀送抱呢？
1940年5月，溥仪第二次访日抱回个新祖宗——天照大神。从此，黑土地上就有了难以计数的神庙，从伪官吏到百姓都得拜“神”。溥仪自然更是率先垂范，将天照大神的牌位和3种神器置于宫中的建国神庙，每月15日必拜。日军打了胜仗、败仗，则随时去拜，谢神庇佑，祈祷神佑。
无耻的我。
丧尽人格无耻的我。
对于日寇惟命是听，对于丧权辱国早就积习成性的我。
汉奸头子的我。
我这汉奸头子。
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溥仪很会说话、写文章，当然远不止是这些猛扇自己嘴巴子的“……的我”。自抗战胜利后，他不厌其烦地说着写着的，就是他当年说的做的一切都是身不由己的，都是日本人强迫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是个中人是不会懂得其中滋味的’”，好像从“执政”到“皇帝”，都是多么地水深火热、苦大仇深。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他曾明白无误地说：“最后整整10年我受尽了压迫。”
常把“妈个巴子”、“臭皮囊”挂在嘴上，并自称是个“臭皮囊”的张作霖，是个有骨气、很硬气的东北人。溥仪当然不会说这类粗话，他说自己是个“人间废物”。当年在清宫每顿至少48个菜，后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2两一个的包子能吃6个。可倘若仅仅就是这么个“人间废物”“臭皮囊”，那于他于国倒算幸事了。
其实，有了那篇《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秘密换文》，关于他的嘴脸和灵魂，已经无须赘言了。
上下卷一套挺权威的大型史料性图书《旧中国大博览》，记录了1900年1月至1949年9月的中国历史，400万字、6000幅照片中，有关溥仪的文字、图片最多。
半个世纪，翻天覆地，多少仁人志士闪耀历史的星空，溥仪怎么成了头号明星？原因很简单，他是皇帝，而且当过3次皇帝（最后那次是要牢牢实实地加上个引号的）。这等人物，别说中国，人类史上又有几个？
段祺瑞跟他套近乎，吴佩孚上书称过臣，强悍如胡子出身的张作霖，见他也倒地就拜。皇帝在中国至高无上、金口玉牙了几千年，习惯了，认这个，那膝盖情不自禁就软了。
有段时期，末代皇帝成了中国的影视明星，外国人也赶来凑热闹。笔者在辽宁某地采访，见到溥仪弟弟溥杰的题字。到乌鲁木齐采访，同行说新疆也有这位御弟的墨宝。笔者不懂书法，请教一位在这方面颇有造诣的抗联老人，老人开口即道：“没骨头。”
中国抗战中，被东北老百姓称做“汉奸队”、“大部队”的伪军，有数字指出是80余万人。不清楚这是“八一五”日本投降前的数字，还是14年的总计，也不知道再算上那些伪官吏应是个什么数字。就“满洲国”而言，其倒台前的伪军应不少于20万，“建国”初期主要为投降的东北军，约10万左右，1933年春曾达13万人。伪官吏不大好说。按人口比例，与我们有类似命运、同样人物的国家比较，无论我们排名如何，在中国，溥仪这个哪边风硬朝哪边倒的没骨头的玩物，都是不可替代的，因为他曾是个皇帝。
三岁登基成“万岁”，“万岁”三年成废帝，十一岁再次登基，十一天后再成废帝。一个生于帝王之家的孩子，就这样在乱世中翻着跟头。长大成人后被日本人盯上，那也不是他的过错。他竭力要证明他在东北那近十三年间的言行，都是身不由己的，也不能说一点儿道理也没有。“阶级斗争”年代，多少抗联老人被送进监狱，曾经管理过战犯管理所的人被关进管理所。无论历史怎样令人瞠目结舌，最吸引眼球的好像还是溥仪。既然受到惩罚，走出战犯管理所，他（当然也包括溥杰）就应该拥有人的一切权利。但是，当我们关注中国一百来年间他那种独一无二的身份时，千万不能忘了这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是个汉奸伪皇帝。
“我们对他能相信到何种程度？”
溥仪在《傀儡戏的收场》中写道：1945年8月15日，“当吉冈告诉了我‘天皇陛下宣布了投降，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以保证’，我立即双膝跪下，向苍天磕了几个头，念诵道：‘我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
溥仪的侄子，1939年到伪满宫内做“学生”，与溥仪一同逃跑、被俘的溥嶦，在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溥仪一听，马上跪地向东边‘碰头’（磕头，头不沾地，碰头，则头必触地），并亲自批其额十数下。”之后是宣读《退位诏书》，开头一句仍是“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曰”。
王文锋写的《日伪政权垮台前后的武部六藏》中，说宣读罢《退位诏书》，“溥仪在吉冈的面前谄媚说：‘我太对不起日本天皇了，尽管我现在退了位，我还要始终如一和日本一德一心到底。’”
1935年4月，溥仪第一次访日期间，会见了裕仁的母亲。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日本报纸曾报道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有着同样的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到我扶搀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地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
溥仪好像有所遗忘，时任伪总务厅人事处供给科长的古海忠之，后来为他补充：“溥仪会见皇太后，并在新宿的皇家庭园中散步，他‘感到一种类似母爱的感情’。溥仪还在他的手记中写道：‘皇太后说我像她的亲生儿子一样，还流下了眼泪。’”
“巴结”也好，“始终如一和日本一德一心到底”也好，竭力要证明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是身不由己的溥仪，能使裕仁的母亲“流下了眼泪”。——这个人不光是个汉奸头子，还是个天才的戏子。
还有更精彩的。
溥嶦在1945年8月16日的日记中，这样描述了溥仪一行在沈阳机场被俘后的情景：“对话是在苏联将军和‘御用挂’吉冈之间进行的。一个说，我们要上日本去；一个说，不行，只有到苏联去，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溥仪则坐在苏联将军对面的沙发上。他自己说，这时一再向苏联将军打手势，递眼色，表示不跟日本人走，愿意上苏联去。”
这像不像种女人，丈夫尸骨未寒，而且信誓旦旦坚称“守节”，话音未落就向人抛媚眼了？
或给斯大林写信，或向苏联官方提出，溥仪曾4次要求留居苏联。
在《我的前半生》（未定稿）中，溥仪说：“在我心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一头是我的生命安全。”
有老人说：倘使刀按脖子上了，也面不改色，就认定日本侵略中国是对的，他当的不是汉奸，那是不是也有点儿改造价值？
前面引用过的《东京审判》的作者说：“对于一个享有皇帝尊号的人应该有个堕落限度！”
《溥杰自传》中说：
汉奸集团的文武大官中，当时对于日本战俘的态度，大约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深恶痛绝，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即不得已见了面，也想借机大骂他们一顿。代表这类的典型人物就是溥仪。
溥仪特赦以后，常常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过去的溥仪已经死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个新生的溥仪。”
用2007年中国的一句流行语，这个曾自认“一点儿中国人味也没有了”的人，也是“太有才了”。
银幕、荧光屏上的汉奸，即便在那种“高大全”的年代，也是那么惟妙惟肖，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再看到外国影视中很少出现这种形象，即便有也绝非汉奸那样猥琐、下作，就想我们的编导能否淡化这类形象？有时甚至希望有人能够考证出这个捧回天照大神的溥仪，原来不是中国血统——可这是可能的吗？
作为中国的末代皇帝，作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对于研究封建王朝的宫廷文化，对于研究汉奸文化（如果有人有志于研究“汉奸学”，溥仪绝对是个难得的“典型”），当然是有价值的。除此而外，这个叫汉奸的败类，还能有别的什么价值吗？
下面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溥仪作为证人，被首席检察官季南询问时，庭长卫勃的插话：
我们当然不审判证人，但我们很关心能对他相信到何种程度。担心生命有危险、怕死，这些都不是为怯懦和从战场上逃跑辩护的理由，因为那些情况无论如何不能证明背叛是正确的。整个上午我们听了这个人为他同日本人合作进行辩护。我认为，我们已听够了。
我们很关心我们对他能相信到何种程度。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对他的信任问题。
第35章 姜全我们
为复辟不惜卖国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代行吉林省军政大权的熙洽，就欣喜若狂地忙活起来了。
首先以副司令长官公署名义发出电文：“未喻：日军侵占东北，我军应万分容忍，幸勿端自我开，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同时派出少将参议安玉珍，去已被日军占领的长春联系投降。21日，日军第2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率日军到达省城吉林，熙洽亲去火车站迎接，口称“老师”。26日，在日本人授意下，熙洽将原来的军政两个机关合二为一，改称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28日，发表声明脱离与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的关系，宣告吉林“独立”。
30日，在天津静园的溥仪，接到熙洽的一封信。熙洽在信中说他期待了20年的机会，今天终于到来了。请皇上勿失良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在日本支持下，先据满洲，再图关内。只要皇上一到奉天，吉林即首先宣布复辟大清。
熙洽，姓爱新觉罗，1884年生于奉天省兴京县，为溥仪的远支宗室。191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多门当时任教官。之后，曾在保定军官学校执教，任奉天讲武堂教育长、东三省巡阅使署参谋处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军事处长、吉林督军署参谋长。这个念念不忘复辟清朝的复辟狂，是搞清朝复辟活动的宗社党巨头之一。他在吉林组织了一个“冷社”，网罗一帮清室的遗老遗少，吟诗唱和，抒发复辟的理想和对民国的仇恨。谈起国家、社稷，他愤愤地道：我的国家早亡了！
“满洲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讨论各部次长和重要司长的人事安排。清一色汉奸的各部总长们，心里当然都有自己的一套人马了。没想到国务院总务厅长驹井德三首先亮出一个名单，全是日本人。会场死寂好一阵子，熙洽开腔了：“满洲国”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聘请几个日本人做顾问是可以的，安排这么多人做官成何体统？新政府刚成立，军部也没和我们说过，这个人事安排方案是谁做出来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熙洽敢说话，一是自恃“建国”有功，日本人不会把他怎么的；二是对自己没当上总理大臣，只弄了个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不满；三是溥仪是“执政”，不是皇帝，如此还怎么复辟大清朝呀？
驹井当然有备而来，况且这是第一次“内阁会议”，必须立下规矩，使这帮东西知道自己是些什么货色，是干什么的，从此服服帖帖的。
曾为日本在华浪人头目的驹井，当即猛地站起来，声色俱厉、“理直气壮”地道：“满洲国”是怎么成立的？难道不是日本人用生命换来的吗？日本在满洲建设“王道乐土”，诚心诚意地希望“满洲国”将来能够富强康乐，这是必须有日本人的全力指导才能获得的。日本政府派遣它的优秀官吏到“满洲国”来，你们应该表示欢迎，而不能稍有敌视和怀疑。
又道：在成立新政府的时候，你们哪一个没有伸手接过关东军的“机密费”？把钱拿到手，有什么资格出来捣乱？！
像训狗似的被训了一通，谁还敢说什么？
有敢说的。
郑孝胥，1860年生于福建省闽侯县，清进士。曾任清朝驻日本公使馆秘书，驻东京领事，神户、大阪总领事，之后为广西边务督办、湖南布政使、安徽按察使、广东按察使。1907年辞官后从事实业和公共事业，辛亥革命后任商务印书馆董事，依然留根辫子，门上插着黄龙小旗。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等，都曾屡次请其出山，一概拒绝，一心复辟清朝。1923年经帝师陈宝琛、庄士敦推荐，到得溥仪身边，从此成为溥仪的知音和须臾离不开的拐棍。
凭借对日本朝野的熟悉和感觉，郑孝胥把复辟大清王朝的希望，寄托在日本人身上。1924年底，是他力主溥仪“避进”日本公使馆，使溥仪从此走上不归路。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郑孝胥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那儿摸到一种动向，即去日本访问。所到之处，被视为中国宣统皇帝的代表，与许多大人物，如近卫文麿、宇垣一成、米内光正、南次郎等人，频繁接触，他的话题都离不开“复辟”。“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天津与土肥原密谈，再秘密潜往东北，都是郑孝胥具体与日本人协商、操办的。
有了郑孝胥的这一切，在东北抢了头功的熙洽，自然就当不上伪国务院的总理大臣了。
国务院各部总长是中国人，次长是日本人，所谓“小二管大王”。唯独总务厅连装模作样也不要了，干脆一步到位，厅长从来都是日本人，其举足轻重也就不言自明。驹井没把中国人放在眼里，郑孝胥这位“总理”也不在话下，而郑孝胥对驹井也不买账。久而久之，针尖、麦芒就对上了，驹井一来总务厅，郑孝胥就拂袖而去，闹得国务院连会议也开不成，后来郑孝胥竟自闭门不出，不去上班了。1932年9月9日，更进一步，提出辞职不干了。
9月15日，日本驻“满洲国”大使，要和“满洲国”总理签订《日满议定书》，我就不信这工夫能把我这位总理大臣撤了。郑孝胥肯定是这么想的，他无疑是抓住了这当口的日本人的七寸。而在“满洲国”的大小汉奸中，能走出这样一着狠棋的，也算凤毛麟角了。而他最终的那种结局，也就在这一刻注定了。
对日本人官吏，要完全相信，亲爱和睦，同心同德，使他们的职能才干得以发挥。
特别是各省的总务厅长，乃是诸卿最可信赖的人，因此，对他们要以赤诚相待，同心同德，辉煌地完成地方行政管理工作。
这是1935年2月19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省长会议上的讲话》中的文字。这时距郑孝胥以辞职要挟关东军已近两年半了，离他被免职可是只有不到两个半月了。
关东军被郑孝胥这着狠棋弄得手忙脚乱，派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来说服、解释，竭力挽留。郑孝胥咬定驹井武断专行，坚决表示有驹井在总务厅，他就不能当这个“总理”，把这位后来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急得团团转。最后还是答应签署议定书后，驹井走人——“满洲国”国务院第一任总务厅长，只干了不到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