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 第73部分

“咱们的队伍还要咱们自己去说了算。”没人说谢文东的这句话是双关语，更没人说谢文东、李华堂的叛变，8军、9军的溃散，是“反倾向斗争”所致。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好像并不涉及到他们的“反倾向斗争”，使他们与共产党疏远了，而不是亲近了，丝毫无助于坚定他们的抗战信念，只能使其更加动摇，当是无疑的吧？

整个的说来，希望东北党同志应站在党中央一致的路线下集中力量，努力冲破目前日寇向东北游击运动的各种进攻，不要离开原则立场的争论，若把党和群众隔离，党内人与人对立，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对立，谁这样做谁就是革命的罪人。

这是1938年6月26日，《周保中关于东北游击运动的方针、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及对三军、独立师部队目前工作活动等给侯启刚同志信》中的文字，而且还是“中共中央代表团认为”的，可结果又能怎样？

在这场全面否定珠汤联席会议以后的路线、策略，批判、清算“左倾”、“左倾关门主义”、“反党”、“反中央”路线及其分子的斗争中，北满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师以上）中，12人被开除党籍并撤职，10人被撤职，3人被严重警告。而无论这些人的错误，乃至“罪行”多么严重，没有任何人说他们是不抗战、不打鬼子的。

从1938年初至1940年初，这场“反倾向”的“路线”斗争，历时两年才告结束，而其影响为时更远。

在那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甚至不得不用战友的遗体维持呼吸运动，以求生存、战斗的岁月，这些与日寇不共戴天的肩负重任的共产党人，就在那些紧张的战斗间隙奋笔疾书。许多文件长达几千字，有的近3万字。凡是看过《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记》的人，都清楚在同时期的文件中，这类文字所占的是种什么样的篇幅——那仅仅是耗掉了包括交通员在内的多少人的精力和时间吗？

笔者实在搞不明白（我想读者也是一样），可以不记旧仇夙怨，跟曾经反共的抗日武装搞统一战线，甚至“抗日反满不并提”，期望把汉奸都统战过来，而对赵尚志这样坚决打鬼子，而且特别能战斗的共产党人，为什么却容不得呢？

历史的事实是，一些似乎只能几笔带过，甚至好像根本就不曾存在的东西，恰恰是危害最大、最需要记取的教训。

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印的那本《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称这场笔战为“吉东、北满两省委间之倾轧斗争”，“中共东北党（军）最近无论主观方面以及客观方面均处于最困难之恶劣条件下”。

在那儿偷着乐的，只能是谁？

傻老赵？精老赵？

在“金策同志的意见一束”中，金策引用“下级同志如马德山、徐光海、六军五师高主任以及三军各干部所说的，尚志同志走了、××同志提出意见书了，尚志同志不走的话，不能提出来吧？”

现在，让我们端详、解读一下早已远去了，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却被各种强光灯追撵着聚焦的赵尚志。

难得把谁放在眼里，也不会顺情说好话的侯启刚说：“尚志同志最聪明，记忆力最好。”

聪明（有人还说“绝顶聪明”）、自信、刚毅、果断，什么事情到他那儿都简单、痛快，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没二话。有时果断就成了武断，自信就成了固执、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又因为他常常是对的，一些人敬中就有些盲从，习惯于跟他走。另一种敬或不敬中，更多的是畏，也跟着他。他没有架子，那些好端着架子的人，在他面前就没了架子。他好像有种天生的魅力、威严，使人折服，或者慑服。他永远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走到哪里都是被关注的焦点、核心，连在异国蹲洋“笆篱子”，笔锋也得围绕着他转。

把他送上风口浪尖的，是他的性格。有话就说，张口就来，直通通的不拐弯儿，有时脾气、态度也不好。像在省执委扩大会议期间，他认为冯仲云等人动摇、调和，说这些人“没有信念”，他对会议“没有信心”，“不断暴发皮气，弄个性”。会议专门通过《对赵尚志同志批评的决议》，指出他“小资产阶级情绪的观念，英雄主义的色彩”，“个人的骄纵”。而他也“完全承认自己在过去所有一切错误与缺点，并郑重接受大会同志们的批评，要彻底克服纠正自己的错误及缺点”，只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3军的统战对象，主要是山林队，即胡子。赵尚志可谓与山林队打交道最多的军长之一，不可否认他和3军在这方面的成绩。胡子的劣根性，纪律败坏，打赢不打输，经常帮倒忙，特别是唯利是图，反复无常，也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也应是后来祁致中被错杀的原因之一。而在下江的经济纠纷中，8军的一些人在山林队中散布“3军好缴械”，当然别有用心，甚至不无祸心。“打”字当头的赵尚志，性格急躁，缺乏耐心，对于那种屡教不改，甚至敢攻击游击队、侵扰游击区的山林队，也从未客气过。

问题还在于他的错误，几乎都是明摆着的，而且也不想掩饰什么。像“目前总的口号是一切都为了反日战争的胜利。只要站在这一观点下，即便有某一个分子倒了血霉，那是在今日东北的形势下免不了的，这并不是破坏统一战线”，这话就写在珠汤联席会议的决议中。

珠汤联席会议，对旧满洲省委、吉东特委和中央驻东北代表一概予以否认，由自己去找上级关系，是可以理解的。可召开省执委扩大会时，那组织路线已经明朗了，批评那几处硬伤的态度、方式，是不是可以委婉、和缓些？你赵尚志也不是没吃过“黄豆”，不知其“腥”呀？

可那还是赵尚志吗？

××同志意见书，当然是不无瑕疵，在某些地方有与事是（实）不符的和比较有过火的，如认为尚志同志是反党的阴谋家。

这是1938年（无月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对金策意见书的答复》中的文字。

无论此前对赵尚志有多少什么样的意见，他毕竟是位威名赫赫的抗战英雄，“在东北民族革命战争有他的光荣不朽的成绩”，突然戴上一顶“反党的阴谋家”的帽子，是显得突兀，让人一时难以接受。但是，随着大量的“错误”、“罪行”被不断地揭发出来，即便老练如金策，又能说出什么呢？分散游击，天各一方，谁知道赵尚志都干了些什么反党的阴谋勾当呀？

下江特委为3军一支部队做的衣服，被另一支先到的部队穿走了。有人火了，把特委两个干部吊起来打，赵尚志亲自指挥，让人拿小刀一块块往下割肉。笔者采访时听到此事，当年文件也曾提及。有老人告诉笔者，山林队改编的队伍，有的什么事都能干出来，但这件事与赵尚志无关，他不在场，不知道。

前面说了，本书引用的文件，由于当时环境、条件的局限，并不都是十分准确的，有的甚至可能以讹传讹。同样，本书大量的“老人说”，由于年代久远，记忆也可能有误。而且由于所处角度不同，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叙述，也会有出入。但是，这位老人所说的赵尚志不在场、不知道，由于某种不便说出来的原因，笔者却敢断言是绝对准确、可靠的。

前面引用过的《×××给高禹民、夏振华等的信》中说：“三六军下层中要普遍开展反恐怖动摇的斗争，特别要揭穿赵尚志、戴鸣书等逃跑的罪状，不必犹豫。”赵尚志过界后被关押难为人知，过界后就不想回来的人，也不能说没有。可赵尚志为何过界和怎样过界的，×××应该是最清楚的人之一，能这么说吗？

“我们永不能忘：北满党是被‘左’倾关门主义统治了二年。”（从1936年开始的两年——笔者）

“从一九三六年开始，由于队伍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由于北满党长期执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结果，过去三军的全盘工作差不多是在赵军长尚志同志的一手包办之下来进行的。”

并不止上述这些的隔洲跨洋般的文字，能够衔接、连缀、组合得起来吗？

有人说，如果赵尚志知道这一切，会不会活活气死？

1937年2月14日，《侯启刚为游击运动和收缴义勇军武装问题给赵尚志同志的信》中，这位坦白“我不是在政治上无条件拥护你的意见的人”，提醒赵尚志：

我意当这样重大关头，你却不需要光从事于英勇突击了，你静心想想，你在北满反日工作中，占着多么重要的地位，因而对于各种政治问题的彻底解决，真是间不容发。

同年9月（无日），《第四师政治部主任金策给北满临时省委全会的意见书》中说：

总司令赵同志今后不应该随前防出远征，这是在责任上，领导上，特别目前日速频变的时期，在一定的区域内不必移动，并须要扩充总司令干部，尤其政治工作干部，一定领导集体化、统一化，使联总逐渐走到统一领导机能。

从只有13个人的珠河游击队，到哈东支队、3军和联总，无论赵尚志有多少什么样的职务，他的行动告诉我们，他是个领兵打仗的人。开辟珠河、哈东游击区，东进、北上和两次西征，主力部队和主要作战方向在哪里，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战场瞬息万变，他不能坐在司令部里，让交通员跑上几天、十几天，去传达他的命令。即便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有了电台、电话这些通讯工具，共产党的队伍也是讲究“靠前指挥”的。主要作战方向的得失胜负，是决定战略全局的，他必须出现在那里，随时决定攻守进退，而且充满自信。

他是东北抗联中率军打仗最多的军长。

问题是他太自信，而且不止是军事行动。

有老人说，他这人得有人常提醒、敲打点，不然就可能一条道跑到黑。他这人固执，自视很高，但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可能什么时候都对，什么事情都是强项。你能说服他，他高兴，高看你。金策是最合适的人选，刺头似的侯启刚也行。可3军的活动区域太大，这些人都散在各地，独当一面了。如果李启东、王德权这些老人不过早牺牲，身边有一两个，当面锣、对面鼓地常敲打，后来恐怕也不至于那样子。即便不在身边，如果这些人和金策能坐到省执委扩大会上，结果也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他跟这些人感情很深，这些人也都敢说话。

无论侯启刚的提醒和金策的意见起没起作用，第二次西征归来，赵尚志是真的不能不静下心来好好想想了。省执委扩大会已经不是珠汤联席会议时的一脑门子问号了，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些人会赞同他的观点，可在组织原则上，能不与中央保持一致吗？他发脾气，耍个性，挺明显的心烦意乱。但是，会议进程和决议基本是按着他的思路走的，这似乎又使他恢复了自信，而自信有时是会把个最聪明的人也弄成傻瓜的。

陈绍宾捎来的那个口信，无论怎样成为千古之谜，客观上也真拿捏得恰到火候。

“大纛所至，强敌披靡！”

在1938年那冰天雪地的日子里，赵尚志本来应该置身北满，像之前那样“辉军通（北）、绥（棱）、海伦”，如日后3路军那样突击黑嫩平原。省执委扩大会结束不久，“三江大讨伐”就开始了，赵尚志也应该有谱了。

可他现在只能待在“阶级祖国”的“笆篱子”里。

虎困牢笼，牛落井里，那是怎样的16个月呀？

“奸老奤，傻老赵，谢文东瞎胡闹”，无论这个民谣有没有、有多少合理性，傻老赵也好，精老赵也罢，也只有在那“笆篱子”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十、他们的名字叫“汉奸”

第34章　溥仪这个“臭皮囊”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1931年11月10日，江桥抗战进入关键时刻，东北军、义勇军苦盼张学良率军出关而不得，溥仪却像条狗似的被日本人牵来了。

这天傍晚，这位末代皇帝的“龙体”，蜷缩在一辆跑车的后箱里，离开住了七年的天津静园。刚出大门就撞在电线杆子上，“龙头”狠狠地磕在箱盖上。到敷岛料理店下车，人模狗样地换上日本军大衣、战斗帽，乘坐日军汽车到白河码头，上了汽船“比治山丸”。到大沽口，换乘商船“淡路丸”。13日晨到达营口，再马车换火车，到了鞍山汤岗子温泉疗养区，一星期后又去了旅顺。

一切都由日本人一手操办，包括住在汤岗子对翠阁旅馆和旅顺大和旅馆，连楼也不能下，只能在楼内房间里出入、活动——这不就像条狗牵到这里就被拴住了吗？

但这并未妨碍溥仪的心情。在他那本相当著名的《我的前半生》中，“比治山丸”驶离码头后，“我”“不禁得意忘形，高兴得想找些话来说说”。被拴在对翠阁里时，“我相信和关东军的谈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这大清皇帝在沈阳故宫里复位的消息”。

直到1932年2月23日，溥仪才见到板垣征四郎。

在天津与溥仪会谈，并给了溥仪一颗定心丸的，是土肥原贤二。关于这两位鬼子大佐在“九一八”事变中扮演的角色，留待本书最后叙述。溥仪最关心的是日本人在东北弄出来的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倘若当不了皇帝，他是不想来的。一个三岁就当皇帝，却只当了三年的人，不知道那皇帝瘾有多大，反正他念念不忘的是复辟大清王朝，“君临天下”。

板垣拿出的却是《满蒙人民宣言书》和“满洲国”的五色旗。这时的溥仪，好像还有几两骨头，“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还有，板垣竟然叫他“阁下”，而不是“陛下”、“皇帝陛下”。在天津，土肥原是称他“宣统帝”的。“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

可是，3月1日“满洲国”成立，溥仪9日就赶到长春就任“执政”。

不过，日本人好像也未食言，“执政”两年后，终于“复辟”为“皇帝”。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我国肇基，国号满洲，于兹二年。原天意之爱民，赖友邦之仗义，其始凶残肆虐，安忍阻兵，无辜吁天，莫能自振。而日本帝国冒群疑而不避，犯众咎而弗辞，事等解悬，功同援溺。

……

1934年3月1日的这篇《即位诏书》，不知是哪位或哪几位汉奸、走狗写的，抑或干脆就是出自主子之手，反正溥仪从此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起来了。

溥仪“执政”第二天，就有了直到“满洲国”垮台也秘而不宣的《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秘密换文》：

径启者，此次满洲事变以来，贵国竭力维持满蒙全境之治安，以致贵国军队及人民均受重大之损害，本执政深怀感谢，且确认此后敝国之安全发展必赖贵国之援助指导。为此，对于左开各项，特求贵国之允可：

一、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二、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三、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施设竭力援助。

四、敝国参议府就贵国之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议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所建议，则依两国协议以增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