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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3月，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结束后，日寇将“讨伐”重点从南满转到北满的伪三江省，着手三江“特别大讨伐”。这是“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以往都是秋冬季进行的“大讨伐”，这次还是青枝绿叶的夏季，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对抗日联军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残酷的“讨伐”。
11月26日，在紧张的反“讨伐”战斗中，赵尚志给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布留哈尔元帅写了一封信，“希望远东军司令部予以正确之指导及协助”：
我们夺获日寇轻重掷弹筒多次，该种武器在游击战争中携带极为便利，但缺乏炸弹，缴获日寇新式重机关枪数次，子弹亦缺乏（满军及民间都没有该种子弹），联珠枪子弹现已无处缴取或购买（而且我们枪支中连珠枪占相当多的数量，约在三分之一），我们对于化学战备常识一点儿也没有，关于化学药品爆炸药及防毒面具等的原料一点儿也没有，并且我们也不会制造，我们虽然俘获过敌人的短波无线电，但材料亦甚缺乏，并且技术人才也没有，是不是都可以想一个办法呢？可是最主要的还是对我们在总的军事方策上的指导。
从上述内容到开办政军干校，再到雄心勃勃的远征，赵尚志想的都不止是眼前的反“讨伐”，而是抗联长远的大战略。无论是作为3军军长，还是通常会被加上“北满”这个限定词的抗联总司令，小个子、大气魄的赵尚志，都不能不这样想。而且在想到这一切时，也不能不想到一水之隔的“阶级祖国”。不但早就想了，而且有行动了。珠汤联席会议结束不久，就派1师师长刘海涛过界去苏联，商谈解决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及电台设备了。
也巧了（赵尚志的“巧事”，堪称抗联之最），不久，6军2师师长陈绍宾从苏联回来，捎回个口信：苏联要跟日本开战，苏联边防军负责人邀请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到苏联去，研究配合苏军行动问题。
之前，北满、吉东各军几乎无不通过各种渠道向苏联求援，均无结果。这回苏联主动示意，当然求之不得了，也与以往迥然不同了。年底，北满临时省委在依兰杨家沟召开会议，一致同意派人过界毋庸置疑，问题是这等大事，派谁去呀？
赵尚志提议张寿海ィ蛭攀亲苷尾恐魅危稚贸ね饨弧Ｕ攀俸＇认为应该赵尚志去，你是联总司令，你不去不足以表示我方的诚意。赵尚志说日本子正在“讨伐”，我得带兵打仗。张寿海涤貌涣硕喑な奔洌闳チ司湍芘陌澹庋吹箍斓保谑∈奔洹�
1938年1月初，赵尚志从佛山县公义勇屯越过冰雪覆盖的黑龙江，进入苏联。
结果是灾难性的。
王明、康生撤销满洲省委，让杨光华把省委存留文件全部销毁，一班人到莫斯科“讨论满洲工作问题”。杨光华觉得有些文件很重要，让交通员送去莫斯科。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哪曾想这回偏偏是个“二般”，途中丢失了。王康越发认为满洲省委有问题了。审查后，杨光华被流放北冰洋，1956年才得以回国。另一位也是从上海中央局调来的常委、宣传部长谭国甫，不知被弄去了哪里，从此音讯皆无。
一路上，赵尚志肯定会想到此前一去不归的刘海涛和朱新阳。这应该是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谜，只是今非昔比了。在临时省委会议上，他们甚至列出个单子，枪多少，弹多少，服装多少等等，好像一见到老大哥就什么都有了。如果能在黑龙江对岸的“阶级祖国”境内，为抗联建立营地、医院、军校，那又该是怎样一幅令人神往的抗战景象呀？当然，还要请苏联同志帮助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解决东北党的路线分歧问题——这些在给布留哈尔元帅的那封信中，已经说过了。
其实，从赵尚志上路的那一刻起，他前面的一切都是“二般”了。
苏联军人明确地告诉他：远东军没有对抗联的任何人发出过邀请，你只能被视为非法越境者而送进监狱。
赵尚志成了苏联人眼里自说自话，而且胡说八道（用东北话讲叫“撒谎撂屁”）的不速之客，一关就是16个月。
赵尚志会些俄语，就激烈地争辩。可到了这地界，谁听他的呀？
临行前约定，赵尚志过界后一个月，张寿海柿奖呓缫淮印Ｕ陨兄疽欢ɑ岽乩创笈淦鞯堑眯枰嗌偃丝嘎硗匝剑�
2月初开始动作。3日，张寿海�3军10师、6军2师攻打鸭蛋河镇，未能得手，撤至都鲁河一带。4日，戴鸿宾率3军1师、9师和6军一部，攻袭肇兴镇，撤出战斗时与日军遭遇，击毙板坂大尉以下18人。敌人紧追不舍。戴鸿宾与蔡近葵、李振远两位师长商议，决定退往苏联。一为脱离险境，二可安顿伤员，同时也好接赵尚志回国。过界即被缴械，戴鸿宾被关进监狱，蔡近葵、李振远和五百余骑兵被送上火车，沿着当年过界的义勇军的老路，经西伯利亚铁路辗转回国，交给了新疆的“红色军阀”盛世才。
老人们说：一个口信，两个军长进了洋“笆篱子”（由俄语“警察局”转义的“监狱”演变的东北方言——笔者注），五百余精锐尽失。
第33章 笔战
×××的“意见书”
《×××（笔者将姓名隐去——或姓名，或名字，本章除注明者外，均与此同）同志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又称“《×××同志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信》”），应该是1938年2月9日，即赵尚志“应邀”赴苏过界一个多月后写的，全文7000余字。
开篇第一个自然段，即说明“党的意识统一与行动的一致，是战胜一切复杂困难的先决条件”。然后说明“我北满党在珠河中心县委时代，就表现地方党与队伍发生不可能解决的纠纷悬案”，“这纷扰的波浪扩大到整个吉黑两省党与队伍中，这简直是民族革命战争的罪恶行为，是反党的倾向。为了彻底了解这一罪恶的根源，我们就不能不将这东西的历史发展过程写给你们”。
接下来回顾历史，通过事例，主要说明以下的内容：一、珠河党与赵尚志的分歧、纠纷，“主要还是尚志轻视与反对珠党领导的结果”。二、中心县委和赵尚志曲解“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这一右倾曲解，不但在工作发生很大损失，同时给‘左’倾关门主义以抬头的机会”。三、珠汤联席会议，“‘左’倾分子，乘党的上级关系不密切，及子才的奸细事件的通知书等作辞，开始进行反党行动，否认中代来信”。四、省执委扩大会，“决议又被‘左’倾分子御用了。会议以后继续与吉东党寻隐纠纷”。五、“赵尚志由一九三五年秋就完全露出他一贯半脱拉（托洛）斯基主义系统化的思想”。六、“他仇视山林队”。七、“尚志同志的思想有一贯分裂党一致性的危险性，他自己以为自己什么事都懂得，经常采用直接了得（当）的简单方法去解决革命复杂问题”，“就连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被赵尚志同志看作是一条坏麻（抹）布一样”。八、“现在我认为赵尚志不简单是倾向上的错误，根据许多铁的事实告诉我们：他已经是反共产党的阴谋家了，他已经作出许多小组织的反党行为，他已经用手段，甚而恐怖手段来对党的光明旗帜”。
我提出这个意见书，坚决要求诸同志研究批准，马上毫不（犹豫）开展这一斗争，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先决条件，成千上万的英勇布尔塞维克会在这一斗争中一致团结的。
“意见书”立即在北满党内引起轩然大波。
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是“意见书”的支持者。
2月20日，《兰生、×××给各军负责同志及军师党委的信》，其中1/3左右的篇幅，重复了“意见书”中的内容。
5月1日，在汤旺河谷南岔密营召开的省委第七次常委会上，张兰生作了近3万字的《关于彻底拥护和执行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报告》，认为：
××同志的意见书是使党的策略转变，使党回到中央路线立场开展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反党路线重要的启蒙文件，我们在总的方面是同意这一意见书的内容。
尚志同志的一切倾向确是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来源及主要负责者。尚志同志观念中是一贯有其反党倾向及分裂党一致性的危险因素，目前争取党内一致，北满党转变到中央路线来，放弃其反党反组织小组织的行动和倾向时，党必须克服和肃清尚志同志这恶劣倾向和因素。
金策是4个多月后见到“意见书”的。6月28日，这位省执委委员、3军4师政治部主任，在宝清县密营里写了《关于×××同志意见书致北满临时省委、三军党委及六军党委和下江、哈东各特委的信》：
首先指出×××同志与北满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们的斗争态度的不确定。北满临时省委负责同志和××同志在尚志面前抛弃自己固有主张而转向调和，但如果尚志同志不在现场时，××同志就反身过来又说拥护中央路线而反“左”倾等等，临时省委负责同志又接受×××同志的机会主义斗争方式。
为什么尚志同志在此的时候不提出来呢？是因为尚志同志的恐怖手段，因为“怕奸细的名词”而屈服与调和，这种调和与机会主义斗争方式，不但不能克服与纠正不正确的倾向，而且帮助了这种倾向，使党及联军内部造成更大的分裂。
虽然×××同志反倾向斗争观念采取机会式的方式，但我们对××二月意见书里有铁的事实是不抹杀的，这种种的铁的事实，我认为是，在我东北反日民族游击运动发展巩固上，在力争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上有极大的（妨）害，（有）把北满反日游击运动分裂挫折的可能。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志应该而且立刻开展两条战线斗争，无情的以布尔什维克斗争精神、方法和方式去正面斗争。这个斗争开展一定会得到克服，因为（它符合）北满、吉东全党同志的愿望和要求。
1935年秋，在勃利县青山里，赵尚志与金策、郝贵林开会做出的五条决议，是符合“王康信”精神的。赵尚志“没有什么不接受的表示，而根据王康指示信以推动工作”。金策认为，“吉特信”、“中代信”确有缺点。“××意见书里写到：‘一九三五年三军在牡丹江流域破坏了山林队与群众的友好关系’，这是不合于事实”。“我们拉这种条件全部推上赵尚志同志的身上是不合乎当时实际环境”。“我认为尚志同志的倾向并不是他主观因素所发育起来的，而是有党内同志的不斗争而调和作他尾巴中更加发育起来的”。
周保中的观点，许多与金策不谋而合。
9月4日，《周保中给×××、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各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不客气的向你们提出批评意见。你们反“左倾”关门主义，肃清党内倾向，这是对的，极值得欢迎的。只可惜，在尚志同志和六军军事重要负责同志离去北满以后，你们才“有组织”的号召反“左”倾关门主义。你们很容易把反倾向斗争和个别人的问题混合起来，或者把倾向性与个别人完全脱离。这样一来，最易陷入虽然口口声声不离原则，实际上是倾向反倾向、人反对人、派别反对派别。
5月20日，《×××同志关于附会“左”倾关门主义的几个严重错误致全党的一封信》中说：
在执扩会以后，因为我个人小资产阶级精神的存（在），我自己在工作上虽然保持自己应进行的工作，但是精神上是苦闷的，因我党斗争的孤立，北省调和，吉东代表调和，自己就异常恐怖……奸细名词到自己头上，感（觉）必须中央来人才能解决路线问题，小资产阶级的渺小、柔弱、动摇、可耻，缺点就在这里，因之我就在许多“左”倾分子的反党信件上，签了许多我的名。
关于省执委扩大会议，许多老人写了回忆录，笔者前面也有叙述，还有以下的版本。
×××在“意见书”中写道：
“左”倾分子的鼓掌声中，首先在会开始就撤销老冯省书记，会场空气异常险恶，不但全会认为尚志同志威胁会议，这是全会同志所公认的，同时我还可以诚实说，在这次全会议吉东代表保中同志，是处在被怀疑地位，经过许多同志力争，才参加了此（次）会议。××是被监视的地位。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会议中之“争吵”现象为东北党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武装威胁”“争吵”“叫骂”恶现象应有尽有。
同年5月9日，《侯启刚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申诉书》中说：
这次会议本应该成为××同志第一次拥护中央路线的“伟大表现”。因为他先认定了珠汤会议的路线违反中央路线，其次掀起北省其他同志的附和，最后又到江南和吉东省委讨论了一次。这时候本可能使中央路线在北满开放曙光。可是不幸在会议中，被尚志同志挥起拳头一两点钟的一席话，××则竟至不发一言，转冯群同志为群矢之的。保中同志以老练的舌锋，终未煽动起××同志拥护中央路线的勇气。致一致通过了“误疑王康指示为右倾”、“珠汤会议一般并没有什么错误”的决议。这是说明什么？××同志说，这是说明尚志同志好给旁的同志加奸细的头号，因而不敢斗争。我的答复是革命者宁死不屈。我的工作历史短，工作地位低，尚志同志已经给我加两次了，但我并不害怕。××是北省执委×××（×）×××（此7个字为职务，笔者将其隐去），我不信吉东代表尚在，会议席上还杀了活人拉（了）吗？！
老练金策
金策，1903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城津郡（今金策市），中等个头，较瘦，未到四十岁脑门儿上就开始脱发，那张挺有棱角的脸就显得稍长。他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宁安县东京城区委书记、宾县特支书记、珠河中心县委秘书长、哈东支队军需处长。1935年后任3军2团、4团政治部主任、4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11月任3军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任北满省委书记，之后又兼3路军政委。朝鲜光复后，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1951年病逝。
因亡国、为救国流亡中国东北的金策，1927年在延吉县被捕，被押送汉城西大门监狱关押3年。出狱不久又在宁安被捕，关进奉天监狱，判刑7年，“九一八”事变后乱中获释。他有一兄一弟，都参加抗战，弟弟1932年被捕，也被押送汉城西大门监狱，从此下落不明。哥哥先在宁安县委，后调东满特委，在反“民生团”中被害。他在1941年1月11日写的《金策履历书》的“家庭、职业、现在何处”一栏中，写道：“农业、中农、1930年10月，在宁安县东京城离开家庭后，现不知何情，当时我家里有母亲、胞兄一、嫂一、侄儿一、侄女一，在延吉有两个儿子。”
2007年10月2日，韩国总统卢武铉跨越三八线访问朝鲜，曾在平壤参观朝鲜的著名学府“金策工业大学”。而当年讲一口流利汉语的金策，只在农闲时读过夜校，文化主要靠自学。1939年5月9日，他在给张寿海У男胖刑傅礁掌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