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光复后，绝大部分都加入中国籍，只有少数回了故国。
与我的祖辈闯关东相似的，是早期的朝鲜移民，多因饥馑，属逃荒性质。日本侵占朝鲜，特别是1919年爆发“三一”运动后，移民达到高潮，政治因素也越发明显起来。在朝鲜平安南道介川郡出生的李在德，父亲就是为了躲避搜捕，带着一家人越界来到安东（今丹东）的。父亲和一些同志不时回国执行任务，1922年在新义州被捕牺牲。有了这样的经历，母亲成为梧桐河村第一批共产党员中的一个，也就不足为奇了。
许多朝鲜仁人志士流亡东北，在近代共产主义运动还未兴起前，把东北作为反抗日本、从事独立运动的根据地。一些人还继续北上苏联，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辽宁省兴京县（今新宾县）有个叫李东宁的年轻人，在苏联参加了十月革命，还受到列宁接见。回到兴京后，在东山沟办了个“马列主义学院”。开学典礼上，红旗招展，鼓号喧天，李东宁留着马克思式的大胡子，穿西服，人称“马克思服”。当地民国官员不知怎么回事儿，也跑来看热闹。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有关专家听说后不信，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新宾1918年就有“马列主义学院”了？笑话。
本书将会陆续写到的、后来成为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像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等，都是在东北参加抗战的民族英雄。
而“九一八”事变后，在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其成员大都为不甘忍受日本殖民者统治压迫，奋而反抗的朝鲜（族）人。
1931年3月17日，《中共南满特委工作报告第二号》中说：“现在南满党员共二百人”，“中国人七，韩国人一百九十三”。
1932年9月2日，《中共满洲省委报告第一号》中说：“我们党的基础是建筑在少数民族韩国人身上，所有中国同志还不过一百余人。”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在给中央的《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总计全省党员共有2500多人（奉天、大连除外）”，“中国人40％弱，韩国人60％强”。
毫无疑义，这些朝鲜民族的中共党员，是最初的东北抗战的中坚力量。
与此对应的，是那些为虎作伥、被称做“二鬼子”的朝鲜（族）人。
笔者上个世纪末采访的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提起伪满时期的朝鲜（族）人，都说那时高丽人“打腰”（吃得开）呀。
自1910年“日韩合并”，日本帝国主义将朝鲜完全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后，日本即推行其“皇民化”政策，以所谓“内鲜一体”（“内”即日本本土，“鲜”即朝鲜）为名，宣称日本人与朝鲜人“同根同祖”，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在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当局则宣扬“五族协和”，“日鲜蒙满汉”，侵略者把自己列为五族之首，朝鲜（族）人排第二，培养他们的优越感。方法是任用朝鲜（族）人当官吏，各种配给也优于后三族，学生入学也格外照顾。把满族排到倒数老二的“满洲国”，蒙族满族汉族人被征入伍，是当“满军”；朝鲜（族）人就参加关东军，成了“皇军”。如此“打腰”，当然不是白给的，你得改成日本姓名，忘了祖宗，替日本人卖命，做走狗，当炮灰。
“我来奉天上任之初，曾就此事与田中首相进行过充分的商谈，一致认为，应致力于对朝鲜人的保护与扶持，以作为解决满洲问题的重要手段。”“利用朝鲜人向满洲进行渗透，总比日本人抛头露面更富于隐蔽性。”
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讲这话时，还是“九一八”事变前，所以用的是“渗透”、“隐蔽性”的字样。
镇压，收买，挑拨离间，制造民族隔阂。“隐蔽性”是什么时候都忘不了的，日本人明白利用走狗的好处。对于汉族人，说高丽棒子共产党，和日本子一样没安好心，想占满洲的地盘；对于朝鲜（族）人，说满洲人是胡子，你们不当日本子的亡国奴，帮着他们把日本子打走了，不还是给他们当亡国奴吗？侵略者给予朝鲜（族）人的特殊利益，使一些汉族人的仇日心理不自觉地转移到朝鲜（族）人身上。一些朝鲜（族）人则依仗日本人撑腰，强占汉族农民的土地，打骂汉族人。一些汉族人也以牙还牙。有的山林队不分青红皂白，见到朝鲜（族）人就以走狗论处。
1932年7月13日，珠河特支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中韩民族感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下，相当恶劣。
1935年前后，苏联将居住在远东地区的朝鲜人集体迁移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原因不言自明。
在对应的两端之间，更多的朝鲜（族）人是选择了老实干活、种地。
朝鲜人善种水稻，移民东北，也把种植技术带到东北。那时在乡间看到稻田，就能看到穿着白色衣裤的朝鲜（族）人，就知道是“高丽屯”了。据“九一八”事变前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东北有17余万垧（一垧为15亩，或10亩，故有“大垧”、“小垧”之别，一般北满为大垧，南满为小垧）稻田，90％以上为朝鲜（族）人耕种。朝鲜（族）人之家非常简单，除了农具，一点儿炊具、铺盖外，几乎就没有什么了，连鸡鸭鹅也很少饲养。这是为了迁移方便。所到之处全是荒野，第一年地租全免，第二年开始交租，3年后达到5成左右。加上“二地主”（又叫“二房东”，类似于今天的二次承包人）的盘剥，地租可达七成，拼死拼活干一年，也难糊口。逢上灾年，那就只有继续迁移、逃难了。
那时人们管水稻、稻子叫“精子”，大米叫“精米”。如今东北乡间八十多岁的老人，一些人仍然叫“精子”、“种精子”、“精米”、“精米饭”。笔者小时也这么叫。写这些，是因为后面还将写到“精米所”，在此先做解释。
如今都说“朝鲜人”、“朝鲜族人”，当年的文件上大都是“韩国人”，民间大众则叫“高丽人”，有的还在高丽后面加个“棒子”。不光有“高丽棒子”，还有“山东棒子”。东北为移民之乡，主要是山东、河北两省人，后者被称做“河北老奤（音tǎi）”。像后面将会写到的抗联9军军长李华堂，河北滦县人，就被称做“李老奤”。“老奤”的出处和意味，笔者未能寻得。山东人倔、直，说话、办事不大会拐弯，像棒子似的。朝鲜（族）人性格和山东人差不多，就都被加个“棒子”，不无贬义，却也贬不到哪儿去。1939年除夕夜，金日成和抗联1军老兵文广魁，在黑龙江省东宁县片底子密营，金日成说：你是“山东棒子”，我是“高丽棒子”，咱俩搓包米棒子煮包米粒子，这叫“三棒子过年”——此为后话了。
李在德的父亲牺牲后，在安东待不下去了，母亲带着她和六十多岁的奶奶，老少三代三个女人，北上哈尔滨，又辗转来到梧桐河，也是种稻子。
在梧桐河出生的李敏，父辈的人生轨迹，也和李在德差不多。
李敏老人说，那时他们管中国叫“大国”。有时在屯子里和小伙伴玩，看到东北军来了，就往家里跑，说“大国”的兵来了。
“九一八”事变了。下雪之时陆续见到北撤的东北军，许多是溃兵。谁家有大姑娘、小媳妇都提心吊胆的，有点儿风声赶紧藏起来，平时则把锅底灰抹脸上，再尽可能穿得破烂点儿。而今中国和世界都在选美，那时就是竞丑了。这样，一旦躲避不及，也能降低点儿风险。
“耍正月，闹二月，沥沥落落到三月。”说的是东北人过春节，在吃着“好嚼裹儿”（东北方言，指“好吃的”）的同时，也开始了一年中最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各村镇都组织秧歌队，扭秧歌，踩高跷，二人转等戏班子也空前活跃，走村串镇演出。这样闹腾到3月，锣鼓、唢呐声逐渐息了，庄稼人就开始张罗备耕，为一年的生计忙碌了。
汤原中心县委（中心县委相当于地委，领导汤原及周边的依兰、通河、富锦、佳木斯等地的党组织）书记李春满，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决定组织几支宣传队，进行反日救国宣传活动。
汤原县委以模范学校学生为骨干，组织了一支长征宣传队。东至与苏联接壤的萝北，东南到达富锦，西南深入依兰北部山区，历时40天，行程千余公里。每到一地，锣鼓一响，一会儿就聚拢几十上百，甚至几百上千人。秧歌扭完了，或是正在兴头上，锣鼓家什一停，就开始讲演。能歌善舞的编在表演队，口才好的编在讲演队。讲日本子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马上就要到咱这地界来了。讲日本子占领朝鲜17年，在朝鲜都干了些什么坏事，朝鲜亡国的前车之覆，就是中国的后车之鉴。中韩民族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把小日本子赶出去！
四十多人的宣传队，十五岁的李在德是最小的女队员，这也是她参加的第一次抗战活动。她是表演队的，每天除了扭秧歌、跳舞，就是走路。冰天雪地嘎嘎冷，经常在齐膝深的雪中跋涉。先是脚打泡了，后是腿也肿了，她一声不吭。到个屯子真想歇一会儿呀，可一看到乡亲们围上来，就什么都忘了。
一些偏远地区的群众，还不知道“九一八”事变。这回听说了，都骂“妈个巴子”，说这还了得，可不能当亡国奴，咱们得跟日本子干！
抗联后期名将、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王明贵，离休前为黑龙江省省长的陈雷，就是听了宣传队的演讲后，走上抗战之路的。
李在德第一次见到鬼子的时间，记不大准了。日军是1932年春进占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区的，5月20日占领佳木斯，10师团熊谷旅团仓石联队的一个小队侵入汤原县城，驻在“聚木号”——自然应该在这之后了。
那天早晨，母亲让她去邻村送封信。母亲是汤原县委委员、妇女主任。她常替母亲送信，周围的屯子都跑遍了，十几里、几十里，约上两个小伙伴就走了。
回来快进屯时，路边草垛旁站着四个鬼子。一身黄军装，腰束皮带，脑后背着钢盔，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冲着三个小姑娘叽里哇啦地吼叫着。
李在德兵见得多了。穿着灰不灰、蓝不蓝的军装的东北军，冬天穿乌拉（东北地区冬天穿的鞋，用皮革制成，里面垫乌拉草。——编者注），戴狗皮帽子。还有百姓打扮的，不是兵却扛着枪，祸害老百姓的胡子。这么一寻思，好像也没怎么寻思，心头已明白几分，知道眼前就是他们天天喊着要打倒的日本子。那明晃晃的刺刀怪骇人的，不过让她多看几眼的，还是那钢盔。参加抗联后，她也戴过钢盔，当然是缴获的，平时也那样背在脑后，还用它烧水做饭煮野菜。可这一刻，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挺奇怪，这日本子打仗，怎么还都背口锅呀？
两个小伙伴都比她小，见的世面也少，都吓哭了。后来她想，如果妈妈在身边，她也可能会哭的。这时就想，俺可不能哭，得挺住，一颗心还是突突直跳。再一想，父亲就是眼前这样的畜生害死的，不由就攥紧了拳头。
鬼子大队和一些伪警察早已进了屯子，挨家挨户搜查、询问共产党。好多党团员就在屯子里，大家都咬定不知道，这里没有共产党。红地盘的人，心齐呀。
敌人把人都驱赶到个场院里，四周站上岗，迎面架起机关枪。一个留撮“鼻涕胡”的军官，“叽里哇啦”一阵子，一个伪警察就翻译一阵子，翻来覆去就是两层意思：一是“大日本皇军”是来建设“王道乐土”的，你们不要害怕；二是谁看到共产党的行踪，要马上报告，皇军大大的有赏，知情不报，就死了死了的。
“‘王道乐土’——死了死了的”歇后语，先是出自模范学校学生之口，很快大人小孩都传开了。
见押过来三个小孩，那个伪警察就上前问：你们都是这屯子的吗？李在德说是。伪警察又问：你知道这屯子谁是共产党吗？李在德说：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伪警察搡了李在德一把：共产党就是共匪，不说实话宰了你！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十五岁的小姑娘，这时反倒更加镇定了：俺只见过几伙扛枪的人，进屯子抢东西，把俺们都吓跑了，不信你问大伙。
一个鬼子指着人群前边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咕噜了一句什么，然后用三角眼瞪着李在德。那个伪警察就指着壮汉道：他是不是共产党？
一个屯住着，都认识，不知道名字。就说：他是崔大叔，庄稼人，种地的。
崔大叔确实不是共产党，但她看到了几个共产党，而且估摸着母亲也在人群里。
后来，屯里人一提起李在德，无不啧啧赞叹，说这小丫头真“砬茬”（精明强干、不好惹）呀！
第二年秋天，出了叛徒。就一个叛徒，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组织部长兼团县委书记崔贵福、县委妇女主任金成刚，还有9个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就被日本宪兵和伪警察抓走活埋了。这些烈士和那个叛徒，都是朝鲜（族）人。
从朝鲜到中国，李在德的父母都死在日本鬼子手里。
母亲牺牲前，她就要求参加游击队。她中等个头，端庄漂亮，性情温和，举止娴雅，像个大家闺秀，没人会把这样一个女孩子和枪联系在一起。自那次把鬼子和伪警察糊弄得没了脾气，在鬼子的淫威下展示了她的另一面，这个小丫头就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下子高大起来。可她毕竟太小了，而且通风报信什么的，母亲身边也不能没个帮手。
现在，县委垮了，游击队已经垮了两次。县委委员夏云杰临危受命，接任县委书记，重新组建县委和游击队，李在德又要求参加游击队。
党员裴成春大姐说：她一个小丫头，留在地方怎么办？到队伍上大家可以互相照顾。
见夏云杰沉默不语，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叹口气，说这丫头太可怜了。
李在德说：俺不要人可怜，俺要报仇！
后来的抗联6军军长夏云杰，摸着李在德的脑袋，声音有些哽咽：好孩子，要你了。
她成了汤原游击队最小的队员。
“创造苏维埃红军”
离休前为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王钧老人，祖籍河北省永乐府乐亭县王家庄子。父亲年轻时闯关东，颠沛流离到了汤原县三道流，1914年他就出生在那里。
5月日寇占汤原，8月松花江发大水，两岸一片汪洋，房倒屋塌，粮食绝收。水落后，瘟鸡瘟狗又瘟人，王钧的两个哥哥先后死去。战乱加天灾，遍地起胡子。一天来了帮报号“傻子”的队伍，把父亲和大侄子绑走了，送“叶子”（“信”，胡子黑话，又称“海叶子”）的“花舌子”（胡子绑到票后，在胡子与票主之间往来送信、联系的人，叫“花舌子”）捎信说，要大嫂的改嫁钱。胡子的眼线灵着呢。晚上又来帮“砸孤丁”（小帮胡子，只有几个人，又称“棒子手”、“小线”）的，进屋用枪把人逼住，把王钧和四弟吊在房椽子上，用枪托打母亲要钱。两个哥哥治病借好多债，那点儿钱都还债了，哪还有呀？几个恶鬼把饭锅拔下来，把母亲绑在锅灶上，下边架火烧。又把五岁的小弟弟抓过来，拽起一只胳膊，用油灯烧腋窝。王钧和四弟瞪眼瞅着，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
报仇！
屯子里来了个货郎，担子颤悠悠的，手中摇晃着拨浪鼓，一路吆喝着“花生烟卷芝麻糖，针头线脑小花布……”见有人围上来，放下担子，手上忙着，嘴里也不闲着：老少爷们儿哪，咱们的东三省叫日本子占了，咱们都成亡国奴啦！小日本子在南边杀老鼻子中国人了，咱们这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