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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党新策略全民统一战线的运用，必须是站在进攻的立场上，积极的意义上，懂得进攻和退守战略，根据实际环境灵活运用。
为胜利的冲破今年秋冬期大“讨伐”，队伍要采取进攻策略，向新区开展，向日“满”统治环节薄弱的隙锋（缝）中突击，以出奇“制胜”的游击战术解决敌人。
关于如何对待“集团部落”、伪军和日伪在农村的统治，决议草案也提出自己的意见。
会议根据冯仲云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明确表示：
满洲省委既已取销，组织混乱如此，路线方面错误如此严重，对于旧的满洲省委以及吉东特委、“中央驻东北代表”，站在巩固党的立场不得不均加以否认，并由自己找上级关系。
同时站在布尔塞维克自我批评精神立场向中央提出严重批评。（一）在战争革命环境中各级党部独立工作是万分必要的，但目前有可能环境之下不应如此长期放弃领导。（二）如果吉东“中央驻东北代表”是正式的话，不应如此忽视组织的关系。（三）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开过逾年，然主要文件迄今未曾送来，这些对于党责任观点上不容许有这样的现象。同时建议中央要彻底检查这一组织上关于混乱严重现象和错误责任，肃清吉特内部其他之派别以及奸细出党，北满临时省委员会于直接关系发生后，另行依据新指示建立组织后取消。
二十四年后，冯仲云老人回忆道：“当时大家——主要是我和赵尚志——认为这是个大事情，若错了，我们都得受处分。因此省委是临时的。”“我们认为找到中央再说。”
省执委扩大会
联席会议决定的向新区开展，“向日‘满’统治环节薄弱的隙锋（缝）中突击”，具体是“三军主要负责突破西荒大界，即龙江广垣嫩江平野。六军开辟萝北、绥宾、太平沟一带工作，以便将小兴安岭周围全部开辟成游击区，并占领大兴安岭以之为根据”。
会后不久，赵尚志即率军远征了。
就在西征部队顶风冒雪，一路不断与敌激战，牵制、调动大量日伪兵力，减轻下江联军压力的同时，猬集下江的联军开始纠纷，吉东与北满之间的党内论战也拉开了序幕。
联军会议结束后，北满临时省委派人将会议文件送给周保中和5军党委，“我们觉得这些文件对于全满工作上都有极大的意义”，“希望你详细研究并提出意见”。
12月28日，《周保中给李福林的信》中说，看了会议决议案，认为“问题是极严重”，“目前必须先和你接见会谈一切。赵军长同志若不能南来，张寿海Щ蚍胪疚癖啬侠聪群臀一峒亲罱粢惹小薄�
吉东特委和中央驻东北代表是怎么回事，周保中当然明了了，北满临时省委一概予以否认，问题当然就严重了。而且，吉东、北满长期各自为战，领导人难得见面，难免也有误会。还有，中央代表团决定撤销满洲省委后，组建了哈尔滨特委，珠河中心县委与哈尔滨特委取得了联系，而吉东对此一无所知。像北满不明白吉东哪来的“中央驻东北代表”一样，怎么又冒出个“哈特”呀？吉东方面也是疑窦顿生。
1937年1月24日，《周保中给冯同志并转赵尚志的信》中说：
一切严重趋势的基因，在于北满党和三军对中央路线的分歧和怀疑，时间延长一天，影响与目前更紧张斗争形势的游击运动的潜伏危险性加大一天。
然而我们终于相信北满党和三军同志是布尔塞维克的党，是中共中央总路线的英勇执行者，是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中的支柱。所谓路线分歧，实际上不过工作中的执行方式的某些差别，并且有许多所谓的路线分歧问题，实出于误会与联系交通的隔绝所发生，但是若再延长下去，那末真正就有形成路线分歧的危险。
25日，《“诵”（于化南，吉东特委委员、中央驻东北代表的联络员——笔者）给冯同志、赵军长的信》中说：
我在牡丹江与李福林同志会见，谈话的结果，才详细知道你们与中央断绝了直接相互的联系一年之久。同时，读了北满临时省委决议案内着重提出组织紊乱、路线分歧等字样，我们这都没有什么，不过是你们和中央关系隔阂，有些疑点，无处去质问。同时，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及关于统一战线新材料，你们没有得到，路线之运用，还墨守旧规这两点而已。
尽管有误会，这时都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挺平和。
书信往来是一种交流、沟通，但有些话是当面才能谈得开的。书信有局限不说，有时片言只语，还可能加深误会。可是，率军远征的赵尚志不可能南来，张寿海А⒎胫僭朴胫鼙Ｖ幸蚕喔艏赴倮铩Ｖ鼙Ｖ杏胗诨媳鄙先ゼ陨兄尽⒎胫僭疲惨蛲脑颍潜咭惶邮乱膊荒艿⒏樘茫坏貌恢型痉祷兀敖粢惹小钡幕峒簿湍岩允迪帧�
接下来的书信往来，就成了笔墨官司。
2月12日，于化南以“站在吉东党资格”，致信北满临时省委和3军、6军领导，比较系统地批评了珠汤联席会议决议草案中的一些问题，“如果认为王、康是右倾，那么国际和中共中央也是右倾的，这样能说得通吗？”指出北满党军是“曲解王康信内保存实力避免干部牺牲为退守策略”。
3月2日，即冰趟子大捷的前5天，《×××（笔者将姓名隐去）给珠河、汤原中心县委转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认为联席会议“毫无根据在组织上否认中央驻东北代表来信是错误的”，“实际上组织关系并不混乱，是你们自己小资产阶级神经过敏无端生疑”，“我坚决要北满临时委员会彻底猛醒”。
不久，北满临时省委接到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文件。这回不用猜谜了，冯仲云等人感到批评“王康信”在组织原则上是站不住脚的，开始转变态度。但仍坚持认为“吉特信”、“中代信”“在王康信了解上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在具体工作的指示上因为不了解与北满实际的情形，过分的肯定而有许多毛病和错误。正因这样，吉特个别的同志更扩大了这一右倾错误，而犯了更多和严重的错误！”
之后，表面上看似乎没了误会，转而争论具体策略上的分歧，你说我右倾，我说你“左”倾，调门高起来了。
5月15日，《周保中给王光宇的信》中说：
我们吉东党不是不有错误，但是不符合于北满省委的指责，总之北满党之路线转变须要我们的援助。吉东自己的部分的“左”右倾，亦不能不彻底纠正。但是我们要了解北满是违反路线的错误，吉东是路线运用工作中的错误。
10天后，《中共吉东省委给南满省委、道南特委、二军党委、二军二师党委的信》中说：
北满及3军同志“一贯的‘左’倾。其最大表现作成一九三六（年）十月的珠汤联席会议的决议，反国际反中央（不可否认的中央对于组织联系及政治上领导有缺点）”。
6月下旬，在北满、吉东间往来奔波了半年的交通员，终于有机会喘口气、歇歇脚了。
28日，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在帽儿山6军被服厂召开了。
参加会议的是省委执委主席、联总司令、3军军长赵尚志，省委书记冯仲云，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兰生，省委常委、职工部长白水江，省委执委、联总政治部主任张寿海В∥次⒅楹拥胤降炒砦撼た涝胤降炒硌睢痢粒∥次�3军1师政治部主任李熙山，6军军长戴鸿宾，6军4师师长吴玉光，6军秘书长黄吟秋，团省委书记黄成植。5军军长周保中作为吉东省委代表，应邀参加会议。会议记录为3军宣传科长于保合、6军宣传科长徐文彬。
这么多重量级人物凑到一起，实在不易，出个事更是了不得。所以，赵尚志事先精心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由3军9师师长于致远、政治部主任雷炎负责，率骑兵队在依兰至富锦公路一带活动，用以牵制敌军。第二道在汤旺河口及竹廉镇一带，3军、6军各派一个团沿线设卡、巡查。第三道就在会场周围，由3军司令部少年连负责警戒。10天左右的会议，与会及随行人员人踩马踏，密营附近草丛倒伏，脚印多多，已经无密可言，会后不久被服厂就搬迁了。
被服厂的木刻楞大房子，坐北朝南建在山坡上，一个平坦宽敞的院子，前面一条淙淙流淌的小河，周围绿树遮天。室内北面一铺大炕，南面一张乒乓球台大小的长方形木桌，是被服厂的工作台，现在成了会议桌。东侧自北向南依次坐着徐文彬、于保合、黄成植、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对面依次为杨××、魏长魁、李熙山、张寿海А⒄爬忌⒒埔髑铩姿⑽庥窆狻Ｃ挥屑涓舻某浚饷娴脑鹤永铩⑿『优裕Сづ岢纱捍炖钤诘隆⒗蠲舻热颂悦紫床耍σ愿拔嵋榉瘢⌒囊硪聿灰錾臁�
冯仲云宣布开会，全体起立唱《国际歌》，然后向革命烈士静默3分钟，再向党旗三鞠躬，接着即开始大会发言。
赵尚志以省委执委主席资格，代表省委作了工作报告，冯仲云对工作报告作了补充发言。
在讨论路线问题时，围绕如何对待“大事变”、“抗日反满不并提”和“集团部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赵尚志挥师西进和远征归来途中，应该有交通员将某些信件送到他的手中，那也不能说对后方展开的这场论战有多么了解。但是，这一切对于他是无须费多少心思的。
赵尚志认为不能消极等待“大事变”，“抗日反满不并提”是敌我不分，劝群众归大屯，不让破坏归大屯，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割断了抗联和群众的联系。
周保中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尚志同志认识王、康信有右倾，因吉东、东满二、五军工作推测，王、康指示信仅从游击运动而未说到全般反日问题，王、康指示信中并未对民众暴动斗争未写出具体办法。如果上级指示信不能适合下级要求，而落于客观形势后，则工作必发生困难的问题。吉东、北满党因王、康信之不具体而曲解错误发生。”
周保中认为王明、康生是党中央代表，反对王、康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闹小派别的非组织活动。要尊重党的组织原则，执行王、康指示信，和无组织无纪律的非组织行为作斗争。
冯仲云犹豫再三，发言说王、康是代表中央的，不能反，错了也不能反。
张寿海Ш罄捶⒀裕怠翱谷辗绰徊⑻帷辈皇侵醒胩岢隼吹目诤牛颐遣荒苤葱校绻堑持醒胩岢龅模颐强悸侵葱小Ｎ彝庵鼙Ｖ刑岢龅淖橹蛭侍猓荒芊炊酝酢⒖抵甘拘拧�
李熙山认为“抗日反满不并提”是错误的，与中央路线不一样，王、康不能代表中央。
吴玉光、魏长魁、黄成植、于保合、徐文彬等人，都同意赵尚志的意见。张兰生、白水江态度不明朗，基本上同意冯仲云、张寿海У囊饧�
这次省执委扩大会议，实际是对珠汤联席会议的一次反思。或者肯定，或者否定，或者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而在会后8月8日的决议案中，这样写道：
虽然王康信未有把每一个斗争运动问题都详细的更具体的指示，但总的精神是正确的、积极的、前进的、斗争的。
虽然联席会议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有任何错误和缺点，我们不能够拿这些个别问题来反对整个联席会议的正确性，联席会无论如何，还未离开了国际中央政治路线，还不是小组织活动或是反党。而且当时“右”倾已成为严重危急的关头，站在国际中央总的政治路线，在反严重“右”倾危急的精神之下，在理论上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确定了正确的中心工作任务，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实际工作之中获得了相当的成绩和效果，是谁也不能否认。
会议选举张兰生为北满临时省委书记，魏长魁为组织部长，冯仲云为宣传部长。并决定调任张寿海�3军政治部主任，李熙山为9军政治部主任。
从珠汤联席会议到省执委扩大会，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如何对待“集团部落”。
1936年7月，即珠汤联席会议前两个月，赵尚志率队西征巴彦、木兰回到汤原，在军部见到侯启刚时，忧心忡忡地道：
如果东北都像巴木那样归大屯，再经过两年，所有的游击运动都得失败。
1937年4月，《中共道南特委常委陈翰章给中央代表团的信》中说：
遍地的集团部落。
“集团部落”最初在东满出现时，许多人不明白鬼子这是干什么。东满特委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称其为“集体农场”、“集体农庄”。在一个挺长的时间里，对于“集团部落”的危害，以及鬼子搞“集团部落”的规模、决心，各地相当多的党组织认识不清，估计不足，有的甚至认为“对我们反而有利”。理由是归屯将使农村经济破产，民众贫困化，越发激化社会矛盾，“预料甚至将达到不可能实现的地步”。
1936年初，饶河沟里200多户农民，曾向7军要枪，准备武装抗拒归屯。类似情形，各地都有。他们千里迢迢闯关东，那安家立身之地是自己选的，有的已经居住了几代，几代人的家业且不说，就算家徒四壁，谁愿离开热乡热土？即便躲胡子进城的有钱人，无论城里开着什么买卖、商号，那根也在乡下的土地和大院套里。至于像“猴头蘑”这样的土财主，无论有没有一罐罐大洋什么的，埋在屋里或宅院的什么地方，一把火就把房子烧了，几十垧、几百垧土地从此撂荒，他能不豁出命来跟日本子拼命？
而对于抗联来说，沟沟岔岔，山里山外，那些零散人家都归到大屯去了，与群众隔离了，没吃的，没住的，怎么办？打？地主的大院套就够难打的了，那也就是高墙、炮楼，而“集团部落”则像座小城池，墙外还有壕沟、铁丝网，除伪自卫团外，还有伪警察、伪军，有的还有鬼子。桦川县太平川部落，驻守一个中队鬼子，许多县城都没这么多鬼子。未等枪响，警备电话打过去了，敌人就沿着警备道赶来增援了。况且，总攻坚打硬，你有多少本钱？这还叫游击队、游击战吗？
1937年6月11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传达995号命令的会议上，说：“这样的集团部落是匪贼最害怕的，因此他们一定要进行破坏。”
“吉特信”、“中代信”却指示不要公开反对大屯，要让群众去大屯，指望能在大屯里进行合法的半合法的斗争。
后面将会写到，有成功的例子，但这只能是极个别的。
部落大门，每天定时关启。出部落要“挂号”（有的地区叫“挂条”，有登记、报告、请假等多种意思），来客人要“挂号”，串亲戚要“挂号”，不“挂号”就会被视为“通匪”。来客人得有“居留证”，串亲戚还得办个“行路证”。上山打柴，下河打鱼，都得有证，连到河边挑水也得有个火印木牌。人的思想、行为，是不能不受环境影响的。打猎、伐木、采集山货等，在山里从事这些比农耕获利更大的营生，就不能不与各色武装打交道，并与之保持一种友好关系。而且，在山里帮助抗联，除了野兽，没人知道。老屯子各家那点事儿，甚至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