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危险信号
联军猬集下江，本身就犯了游击战大忌，蕴涵着极大的危险性。
彭施鲁老人说，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开始全面抗战，对东北抗联也是独特的一年。这一年抗联发展到最高峰，达3万余人，生存条件也从来未有的好。那时我在4军2师4团任政委，跟着1师到勃利县活动，住的都是地主的大院套，有的离县城就10公里左右。通常是晚上住进去，炮楼上放上警戒，白天搞政治教育、学文化、学唱歌。两个多月，只赶上一次敌人出扰，不得不转移。那儿不是根据地，敌人耳目很多，我们这支队伍近500人，多大的目标呀，敌人能不发现吗？日寇说“三江省（下江地区10余县被划为伪三江省——笔者）已变成共产乐土”，那它怎么不来“讨伐”呀？那时咱们消息再闭塞，也能觉出不对劲儿，反常，甚至离奇，过去哪有这种事呀？
老人说，当时有人觉得全面抗战了，小鬼子兵力集中到关内去了，顾不上咱们这边了。其实，正因为它在关内又发动侵略，就更需要在东北打压抗日联军，它得稳定后方呀？应该说，后来的实践证明，1937年下江地区表面的平静是个阴谋。敌人最喜欢你聚堆。抗联的取胜之道，也是游击战的要义，是敌明我暗，我能打你，你却抓不着我，也就打不了我，而这一切皆在动中。而今，两万左右联军明晃晃摆在下江，岂不正中敌人下怀？而且它一刻也未闲着，其中最毒辣的一招，就是搞“集团部落”。之前就是因为敌人大搞“集团部落”，许多部队在老游击区、根据地待不下去了，被挤压到下江地区的。现在，它又如法炮制，以一种假象麻痹我们，不动声色地加紧“集团部落”建设，“治本”不“治标”，只待树叶开门落雪了，就该动手了。
实际上，1937年刚迈入初冬，抗联的严冬就开始了。
6月24日，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
日来得情报，日贼增兵下江各地，兵力甚厚。
8月15日，《抗联总司令部、三军司令部给吉东省委并转五军军部信》中说：
目前各军猬集依东，虽然给敌人很多困难，但是我们热烈号召江南部队，应当认识英勇突破新区的有重要意义的行动。是粉碎日贼“讨伐”有效办法，希望保中同志站在各军配合活动的必须条件上，加紧号召各军分头声援突破竞赛，以便胜利冲突今年度日贼“讨伐”以便准备一九三八年度的反日游击运动的新的形势的展开。
8月28日，《赵尚志、张寿海Ц樾值男拧分兴担�
依东为各军猬集之区，队伍最多集结在此地，如五军、八军、九军，三、六军之一部，独立师（现改编为第十一军）这些部队，都不能分头突击，表现浓厚的苟安一时的状态，可是他们每天口里喊：“日贼计划，将我们趋于吉林东部，集而歼灭之”，可是有些同志，却表了与一些义勇军首领一样的庸俗的糊涂的态度，我们认为依东各军，将被敌人迫挤，而四散，那时才能突击，这种自然性的开展突击，是极危险的。
关书范认为，联军密集下江，正是中了敌人大包围的政策。
侯启刚认为，联军今年不远征，明年一定会遭受严重打击。
金策认为目前形势非常危险，首先是违背了游击战的原则，更可怕的是联军不能统一号令、行动，各军在下江地区打圈子，为利益争执、摩擦，而看不到这种危险性。为此，3军、6军抽调精锐，组建一个模范师，由6军1师师长马德山任师长，金策为政治部主任，向同江、抚远、饶河、虎林等边界地区突击，开辟新区，牵制、调动敌人，当然也期望这个行动能够起到模范带动作用。
3军去年秋末冬初开始的历时半年多的西征，胜利和代价都是巨大的，战略上调动了敌人，减轻了下江联军的压力。眼下，抗联史上少见的兵力猬集，各军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用说了，其潜伏着的巨大的危险，即便有些人看不出、悟不到，在有识之士的不断点拨、警告、吁请下，也应该明了了。1937年的东北，特别是北满，仍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联总、3军8月15日的信中，也指出一些方向、地区。各军有计划地将主力撤离下江，既能抢得先机，避免被动挨打，又使联军不再摩擦，甚至后来党内的“路线”斗争或许也能避开，或者缩小范围，降低影响，应该是一举数得的事。
远征，开辟新区，就是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进击，而所谓“统治薄弱”的主要特征，就是尚未建立“集团部落”。3军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有人看到的则是另一面，新区没有党群关系，沿途地理不熟，还有敌人阻截，困难、危险会更大。有的则为眼前表象所迷惑，并迷恋，让他们离开安乐窝，像3军那样露宿风餐，饱尝“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滋味儿，也真像大象的屁股——难推动。至于8军那样不择手段地征收捐税，攫取各种物资，目的之一，就是准备落雪后进山猫冬了。
在“我不是替尚志说话”的那封信中，谈到8军和3军的冲突，张寿海担骸叭赵艨茨忝悄值恼胬郑忝嵌及镏毡尽！�
日本鬼子乐的不光是联军之间的冲突，还看到联军在下江按兵不动。
第32章 误会与分歧
珠汤联席会议
1934年4月、6月、9月、12月，上海中央局曾4次遭到破坏，都是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而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杨光华，是10月份从上海中央局调来的。王明、康生即怀疑满洲省委也有问题，指示杨光华等省委主要领导到莫斯科讨论工作，实际是撤销了满洲省委。
二十七岁的代理书记，显然是意识到了满洲省委的末日，及其对正在浴血奋战的抗联将士将意味着什么。1935年4月5日临行前，发出《中共满洲省委临时通知》，要求“各地党团应经常遵循中央的指示，努力把它适合各地的状况，勇敢的、独立的、有信心的、自主的进行工作”。
这应该是满洲省委成立8年来的最后一份文件，也是一封语重心长的告别书。
很快，从莫斯科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到代表团海参崴交通站，再到吉东特委，最后到东北各地党组织，一条新的领导渠道开通了。
吉东特委取代了满洲省委，指导、领导平行的各地特委（中心县委）。
问题不仅是名不正、言不顺，有悖党的组织原则，还在于1936年满洲省委正式停止工作，而留守机关一直存续到6月，王明、康生始终没有通过任何正式渠道宣布撤销满洲省委。
组织关系紊乱造成的混乱和麻烦，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1935年秋，珠河中心县委和3军，接到吉东特委转来的王明、康生6月3日《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下称“王康信”）。年底和第二年春天，又接到吉东特委《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下称“吉特信”）、中央驻东北代表《给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下称“中代信”）。
随“吉特信”转来的，还有一封使县委和3军领导大惑不解、又立刻警觉起来，甚至惊出一身冷汗的密信。
秘信的大意是：1。通知我们说满省内部有奸细，叫我们立即与满省断绝一切关系，并转告三、六、一军各地组织也完全与满省断绝关系。2。全东北党组织将变更为吉东、南满、东满、珠河四个省委，旧满省已无存在之必要。3。并说旧满省主要负责人自红五月发出临时通知独立工作后就离开满省，现在留在满省的负责者，只是维持各地关系，不负有解决任何政治组织问题的责任和权利。4。并说这是旧满省负责人由国际来的指命。5。并说你们（指珠县委）和我们（吉特）发生关系，就是将来恢复上级组织关系的办法。6。前给你们王康指示信并通知你们王康之为谁，当时还有个小纸条，被交通失掉没转到你方，小纸条上写的是“不要把王康信送给满洲省委”。7。注意考察满省红五月后的来人。
所谓中央驻东北代表，即前面曾经写过的吴平。吴平是和魏拯民一道回国的，东满与吉东有来往，南满通过东满也能得知些情况，唯独北满对这一切浑然不知。
李范五老人在回忆录中说，得知满洲省委有内奸，“感到十分震惊”。当时他是吉东特委代理书记，一切了然于胸，消息来源绝对可靠，尚且如此，蒙在鼓里的珠河中心县委和3军领导该是何等心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心县委派团县委书记韩光去吉东了解情况，人没回来信到了，说的跟密信一样。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4军政治部主任罗英被捕叛变，吉东特委被破坏了。
使北满和吉东即将打起笔墨官司，并最终导致赵尚志厄运连连的第一个环子，好像是杨光华上海中央局的来历。此后造成彼此误会、猜疑的事例（1936年9月18日，《中共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关于组织北满临时省委的决议》中，列举许多）难以具细，突然间与吉东特委被破坏这个环子衔接起来，就阴差阳错一步步都赶到点儿上了。
中心县委和赵尚志，越发感到问题的复杂和严重性，又派人去哈尔滨满洲省委，见到光杆一人留守的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小骆。小骆说可能吉东有奸细，要中心县委和3军注意审查。
这么一来，赵尚志等就更加一头雾水，满脑子“？”、“！”了。
前面说了，南满北满都曾有奸细混入队伍内部，杨靖宇、赵尚志都曾险遭杀害。东满反“民生团”的悲剧，神经过敏固然是原因之一，实际上鬼子在这方面从来都没闲着。或派人潜入党和抗联内部，或利用各种关系、手段策动反叛，日本的谍报机关是颇有一套的。东北党的弱小，特别是地方工作的薄弱，则使敌人有机可乘，也给当时和今天留下许多难解之谜。
而这一刻萦绕在赵尚志等人的脑海中的，则是省委有内奸，为什么不按照组织程序快刀斩乱麻？是中央正在考查，不便说明？那可真得倍加小心了。可省委主要领导去苏联快一年了，也没觉出什么异样，吉东却是真的出了问题。怎么还冒出个中央代表？吉特取代省委，且不说组织原则上站不住脚，倘是内奸从中作祟，操控、垄断一切，那不是太危险了吗？吉特发来、转来的信件，手续上也不正常，像“中代信”是3军4师从密山县委接得的。
还有，韩光去吉东，是要他搞清真相一定要回来的，也巧了，正赶上海参崴交通站点名通知，要吉特和珠河的两位团委书记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六次代表大会，可珠河这边不知道呀。这人怎么来封信就没影了？是不是也出了什么问题呀？
而且，问题并不仅仅是误会、猜疑。
“吉特信”、“中代信”是“王康信”的补充信件，三者涉及的都是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总策略和具体方针。
“王康信”是在共产国际准备召开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写的，主要内容是阐明抗日统一战线、战略方针、游击运动和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群众工作等问题。信中指出要打破关门主义，不能把上层统一战线和下层统一战线对立起来，甚至把搞上层统一战线看成“上层勾结”，要以我们的队伍为中心，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
“王康信”与近两个月后的《八一宣言》，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们与两年前的“1·26”指示信，同为指导东北抗战的重要文献。但是，像“1·26”指示信一样，“王康信”中也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比如把对伪军和地主武装的兵运工作，提到“占党的工作第一等的重要地位”，应集中最好的力量打进去，“牺牲一部分地方党部和支部的工作都是值得的”。
“吉特信”和“中代信”除再次强调反日统一战线外，又进一步强调了“王康信”中的一些错误。如“中代信”中说“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同样当敌人看待”，“吉特信”说对伪自卫团“一般原则是联合或中立，而决不是和他们打仗”。关于“集团部落”，“吉特信”要求“在我们影响下的居民不要单独留在山中，应与其他群众一同移民大屯”，“在大屯内应成立合法的半合法群众组织”，“推荐我们指定的人作保长、甲长、牌长”。“中代信”则干脆说：“对敌人的并屯政策不公开的反对。”
三年多前，满洲省委从吉东方面接得“1·26”指示信后，也曾怀疑信是假的。那仅仅是因为信的内容，觉得与此前的路线、方针、政策差异太大。而这一刻，本来就一脑子问号，又因了信中的一些错误，更加使人疑窦丛生——珠汤联席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北满与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一年多了。
9月18日，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和3军、6军党委联席会议，在汤旺河沟里帽儿山北坡3军被服厂召开。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张兰生、宣传部长冯仲云、团委代理书记朱新阳，汤原中心县委书记白水江，3军军长赵尚志，6军军长夏云杰，参加会议。列席会议的有3军1师政治部主任李福林、3师师长李熙山、6军秘书长黄吟秋。
在朱新阳写于同年（无月日）的《关于珠、汤中心县委及三、六军联席会议草案之说明》中说：
老冯说，王康指示信是对的，和中央与吉东的信不同，中央和吉东的信差不多是投降了。
老赵说，王康信大部分是正确的，比中央和吉东单纯退守政策强得多，因为他（王康信）提到了斗争，也主斗争，不是退守政策，可是他没有提出反抗的出路和斗争的出路来，如关于保甲大屯问题。
我说，王康那时接到的报告材料，满洲还没有归大屯。
老赵说，那时已竟开始了，决定一个策略，不是根据环境来的吗？你看信中所讲的，那时东北的环境如何？他指点着信中所言的保甲制问题与无数农村被毁灭，千百万民众被屠杀的问题说，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引不起农民暴动呢？可见那时的情形已是这样，不过没有现在明显巴了。一个策略的决定，要指着竟看现成的，那也不叫策略，那叫马后课（他还说很多，我记不清了）。
老冯这时不出声了。
我说，我们对总的路线并没有问题，主要是关于新路线的了解问题与运用问题。这封信根本是正确的，可是不知为什么，看完了总使人的感觉容易走向右倾，假设要站在右倾的观点曲解这封信，那可就糟了。
历时3天的联席会议，主要议程为对目前东北形势的分析、关于党的新策略的运用、关于组织问题、工作报告和检查、新的工作布置计划等。赵尚志等人作了报告，大家讨论了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策略，做出《珠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分析与我党新策略任务的决议草案》：
目前，我党的中心策略是“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由于这一策略的正确，使反日运动开展了新的局面。可是并没有完全获得应有的成绩，这是因为（对）新路线本质的理解与实际灵活运用上，从我党上级到下级都负极严重的错误，使新兴的反日运动不断的受到挫折。
在满洲复杂的环境中，吾党组织紊乱情形下，东北反日运动正处在紧迫的关头。奸凶的日本帝国主义惯会利用反动派别、奸细组织，混淆吾党之正确路线。目前已产生了似是而非的路线与许多极端可疑之事件，使反日运动受到无限损害，几乎走向自行消灭之危机。可能奸细存在，我们对组织问题，除采用特别办法正当解决外，对于新路线的运用问题，就不得不更加警惕了。因此我们在九月十八日“珠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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