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洪仁一手操办的对“平南洋队”的这种改造，不光在吉东，就是在南北满也是较早的，也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在这里没什么油水可捞了。当晚就有人离队出走当胡子了，之后零星的也有。
1934年5月下旬，先是9队在队头带领下叛出，不久11队也拉走当了胡子。1、3、5、7、9、11共6个队，1/3叛走了，一些人还在暗中活动，酝酿更大的阴谋。
这是一次大手术，一刀下去，一些人的发财梦就破灭了。各地党对山林队的改造，几乎都是在这一步卡壳、失败的。派到队中的党员，有的被赶走了，有的被杀掉了。这种震荡在工农义务队也是空前的，而且叛乱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却未引起足够的警觉。
8月21日，部队在宁安县大唐头沟活动。大热的天，官兵在屋里、树荫下刚吃过午饭，正是比较闲散的时候，叛徒们一齐动手，把枪口对准了他们想对准的人。用当年的东北话讲，是把枪给这些人“支上了”，然后就开始缴械。
于洪仁和李荆璞在老乡家唠嗑，几个叛徒闯进来时，李荆璞坐在炕沿上，枪口对上，枪就被缴了。于洪仁坐在窗台上，一时间难以近前，于洪仁伸手去腰间掏枪，叛徒的枪响了。
叛徒们软硬兼施，逼着李荆璞跟他们走，重树“平南洋队”大旗，给他们当首领。李荆璞坚决不从。工农义务队中有不少当初和李荆璞一道滚打出来的生死弟兄，有的赞同叛走当胡子，但要杀掉李荆璞，这些人又会反了。于是，就把李荆璞放了。
李荆璞抱住血葫芦似的于洪仁，恸哭失声。
当时，正值被抗联老人称为“‘北方会议’路线回潮”的高潮，省委代表坐镇宁安反“右倾”。周保中、李范五、于洪仁等都在“右倾”之列。周保中是“勾结”“反动军官”，李范五是“勾结”地主富农，于洪仁是“勾结”胡子头。被他们“勾结”入党的人，已经或正在面临被清除出党的命运。
李范五在回忆录中说：“同盟军的政治部主任胡仁对我说，工农义务队里的部分头头也是终日人心惶惶。因为他们有的是在‘平南洋’打起旗号之后，被李荆璞收编的杂牌武装，有的当过土匪，他们担心被打成‘上层勾结’的典型。”
出了这等乱子，反“右倾”不得不暂停、低落一阵子。于洪仁的鲜血迟滞了党内反“右倾”的进程。可待集中精力把工农义务队恢复得差不多了时，还得继续掀高潮呀。
而直到牺牲还戴着“上层勾结”帽子的于洪仁，甚至被视为“上层勾结”的牺牲品。
你得赶紧让俺入党，谁知道哪天让敌人打死呀。
傅显明，满族，1900年生于双城县，七岁丧母，十二岁亡父，跟着哥嫂种地。十六岁流落到宁安，在县城鞋铺打杂，又当兵，当巡警，“九一八”事变后拉队伍抗日，参加救国军，任连长。救国军失败后，报字“占中华”，率150余人活动在宁安东南山一带。吴义成、周保中重组救国军，被编为14旅1团，转战吉东、东满。之后，参加绥宁反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为2师师长兼4团团长。
没文化，有头脑，又勇敢。据说第一次战斗，看到有人伤了亡了，不少人就蒙了。用那时的东北话讲，叫“麻爪了”。庄稼人，哪见过这种场面呀？傅显明第一个冲了上去，一些人就跟着往上冲。很快地，那些“麻爪”的也“嗷嗷”叫着冲锋陷阵了。
在宁安、东宁和东满一些地区，提起“傅团”，人们都跷大拇指，有的两个字“能打”，有的3个字“不怕死”。
1934年春，在宁安风水山和团山子，“傅团”打死10多个鬼子。
1935年冬反“讨伐”中，在团山子，傅显明率50多人与百余鬼子激战，又打死10多个。
傅显明牺牲，前面说了，主要原因是地理环境不熟悉，被敌包围、追击。胸中数弹，血流不止，仍大呼“冲！冲出去！”
李文彬率森林警察大队起义后，被改编为5军警卫旅，下编两个团。李文彬任旅长，张镇华为政治部主任，原森警大队2小队长蒋继昌为参谋长，1小队长费广兆为1团团长，3小队长张成地为2团团长。
傅显明呱呱坠地就饥寒交迫，张成地来到这个世界就吃香的喝辣的。他家是刁翎有名的大粮户，同样出名的是他的豪爽，仗义疏财。他家总养些吃闲饭的人，要饭的，落难的，失去劳动能力的，像开着免费饭店、旅店似的，都知道张大财东家心善呀。
“九一八”事变后，张成地倾家荡产支援抗战，并参加李杜的自卫军，失败后回家隐居。成立伪森警大队，当局指定刁翎出多少壮丁，并要有一名绅士充任小队长。没人说张成地当这个队长，就是要抓枪杆子打鬼子，但他在哗变过程中表现得最突出，却是无疑的。
周保中亲自指挥这支新军向下江转移，日寇则恨不得一口吞了这支“叛军”。“日满协和始于军队”，这是“满洲国”的一个口号。六年了，不断整肃，加强“指导”，在一些侵略者的心目中，伪军应该“协和”得差不多了。没想到七七事变后，立即给个眼罩戴，一时间哗变成了个小高潮。倘能把这支“叛军”灭了，也算抓个典型，杀一儆百了。
空中飞机跟踪侦察，地面骑兵、步兵追击、截击。警卫旅进入富锦县后，被敌人半围在安邦河附近的一座山上，张成地带一个班掩护部队渡河。他从小就喜欢玩枪，匣子枪一只手端不动，就两手握着打。许多神枪手是用子弹“喂”出来的，张家的子弹像黄澄澄的大豆一样多，更兼精灵、有悟性，练得左右开弓，百发百中。这一刻，他怀抱一挺捷克式，在树丛中游动着，一个点射，再一个点射。看着大部队过河了，再掩护全班撤退。
9月下旬，在宝清县兴隆镇南与敌遭遇，张成地中弹牺牲。
他曾对政委赵永新说：你得赶紧让俺入党，谁知道哪天让敌人打死呀？！
张成地和傅显明，都是参加5军不久就入党的。
1936年4月10日，《中共吉东省委、宁安县委、第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优秀忠实的干部不断的牺牲，群众斗争中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
1936年（无月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珠河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珠河在一九三五年牺牲了很多的干部，地方的党团县委数人外，中下级干部很多，而军队上，除了二团团长被捕，二团当时坍台以外，下级军事干部阵亡的也不少。而这次听老王说司令部在下江的干部牺牲甚多，目前连写字的人都找不出来。
各军基本如此，只是比起牺牲最多的时候，还差远了。
“老农”朱守一
1933年8月，刚由穆棱县委书记调任宁安反日会长的李范五，来到只有4户人家的红地盘小牡丹屯。人们正在平整场院，为秋收作准备，他也跟着干。都是朝鲜（族）人，他边干活边跟他们学朝鲜话，就听背后有人用汉话道：说得不错，有点儿朝鲜味儿。
这是个高个、块头也挺大的老农，黑黝黝的脸盘，嘴巴上胡子拉碴的，衣裤上好多补丁，脚上穿着一双两个丫把的“水袜子”（一种底面都挺薄的胶鞋）。
见李范五有些发愣，姜信泰的姐姐姜信爱赶紧介绍：这是朱县委。
李范五早就听说过宁安县委书记朱守一，而且知道很快就要接朱守一的班了，没想到这位从衣着到面相一时都难以端详出多大年纪的“老农”就是。
朱守一，原名周子岐，奉天人，比李范五大七岁，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是个资本家，开着一家规模挺大的罐头厂。“九一八”事变后，扔了工厂，抛妻离子，参加抗战。从奉天到哈尔滨，再到宁安，做地下工作，组织过抗日武装。向李范五介绍宁安地区情况，谈到给游击队筹备给养多么困难时，叹口气道：早知这样，当初把工厂卖了，带着钞票来就好了。
李范五在回忆录《燕山黑水风云录》中写道：
我们走出小牡丹屯，我问他，从这到三区要走多少路？他说，不远，过个山包，下个岭就到了。听他的口气，就像吃完晚饭在庭院里溜一圈那样轻巧。这一天我们走了八十多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而他却很轻松，仿佛不是为了将就我，再有八十里也不够他走的。一个过去车接车送的资本家，几年以后变成一个铁脚板的爬山虎，这该是多么大的变化！从过去的锦衣玉食，一掷千金的生活，而变成今天食淡衣粗的苦日子，是什么力量使他发生如此巨变？
第一次在老乡家吃饭，李范五要洗手，正洗着，看到那条锅铁色的毛巾，这饭还怎么吃呀？第一次住大车店，推开门那股脚丫子味儿，差点儿把他顶出来。再看那油乎乎的被头，心头翻江倒海般，还是一个字“呕”。像他这种家庭出身的大学生，自踏上这条路后，要经历的“第一次”实在太多太多了。
汤原县原教育局长刘铁石，参加游击队后上山的第一顿饭，好歹吃了两口，又都吐了。他怎么能咽得下那种饭呀？游击队派人下山给他弄饭，中了埋伏，一死一伤。
不久，朱守一就到密山县担任游击队长了。临走，他对李范五说：大个子，过得惯吗？等赶走日本子，俺请你到奉天家里做客，让俺老婆好好做几样“好嚼裹儿”，咱哥俩好好解解馋。
第二年端午节那天，在一场遭遇战中，朱守一牺牲了。
1936年2月，吉东特委书记李范五奉命过界去苏联，途中在密山县哈达山口，特意让交通员老戴头领他去看了朱守一的坟。拨开没顶的枯蒿和榛柴棵子，没膝深的雪地上，隆起一个膝盖高的雪包。松涛阵阵，他仿佛看到朱守一笑吟吟地站在面前，关切地道：大个子，过得惯吗？
驻足良久，李范五环视周围山势地貌特征，对老交通员说：咱俩不管谁能活到胜利那天，一定要在这坟前立块碑。
五、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第20章 白山血
联合
东满的变化，是从贯彻“1·26”指示信后开始的。
首先是撤销各级苏维埃政府，代之以人民革命政府、农民委员会，或反日会，“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遂变成“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走狗的土地”。同时取消集体农庄，鼓励个体劳动，谁劳动谁收获。
然后是尽力缓和“红区”与“白区”的关系。过去“红”“白”对立，从“白区”来的人都是“特务”、“密探”，到“白区”去就是“通敌”，与世隔绝般严禁人员往来、商品贸易。这回欢迎、鼓励探亲访友，互通有无，游击区物资困难得以缓解，也有了情报来源。
再就是与各种抗日武装的关系。1935年12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魏拯民——笔者）的报告》（之七）中说：
“现在我们和一切反日义勇军的关系有很大的转变，我们已经（同）间岛一带所有反日部队有很好的关系，不论大的小的，特别是大的部队和我们的关系更好。”“只要我们去信教（叫）他们来做某某工作或有什么事情，他们准能派全部队来或派代表来，和我们共同行动或讨论，能在我们任何的号召之下团结起来受我们领导。”
之前是唯我反日，四面树敌，成了单干户。山林队，无论抗日不抗日，都是胡子，能缴械就缴械。对于救国军，既然提出“打倒王德林”的口号，当然也不会客气。结果到处都是敌人，或者追打救国军、山林队，或者被救国军、山林队追打。
有老人说，再这么折腾下去，不用日本子打也快完蛋了。
最初较大的联合作战，是攻打东宁县城三岔口。
三岔口沦陷后，义勇军曾两打三岔口。第一次是1933年3月中旬，吴义成指挥救国军和山林队打的。第二次仍是他指挥，多了汪清、珲春游击队，金日成率领主动找上山门去的。为了表明诚意与决心，又主动要求主攻对攻城威胁最大的西山炮台。一打三岔口，打进去又不得不退出来，关键就是没有打下西山炮台。
两县游击队100多人，其中60多人为“炸弹队”。2军装备与其他军的差异，是东满党最早建立兵工厂，游击队时期就能造当时称做“炸弹”的手榴弹，有铁铸的，有用黄泥糊制的。后者是把火药、铁砂，或是把铁丝剪成颗粒状，搅和后裹紧了，用黄泥糊上，再用麻线一层层裹牢。有球形的，有长方形的，还有圆柱体的，大小不等。球形的通常比拳头大些，把导火索点燃后，可直接投出去。再大些的，像两个二大碗扣在一起的，就拖着根米把长的麻绳，像链球似的抡圆了抛出去。长方形和圆柱体的，一般都绑着个木把，更像木柄手榴弹。抗联把轻机枪当成宝贝，炸弹则是2军官兵手中的利器，原因都是轻便，易携带。有没有这种“手中炮”，战场上的效果是不大一样的。特别是在攻打日伪据点和汉奸地主的大院套时。别的军缴获几颗日军的瓜式手榴弹，守财奴似的轻易不肯投出去，2军可就大方多了。缺点是土造的，导火索一样长短，有的燃得快，有的慢，点燃了有时未出手就炸了。黄泥糊制的，雨天、过河，就得倍加小心，雨淋了，水泡了，就成一摊泥了。
天黑后发起攻击，步枪掩护，金日成亲自率领“炸弹队”就上去了。炸弹两颗一对用绳绑连着，挂在脖子上，每人十几颗。山上有战壕，有的是敌人挖的，有的是当初救国军守城时留下的，里面水深齐腰，个小的就得小心点儿。炸弹大小不一，小的投远，杀伤敌人，掩护自己，冲到近前，再发挥大的威力，对付比较坚固的地堡、暗堡。
在炒豆般的枪声中，“咣咣咣”的爆炸声分不清个数，就这么“轰轰隆隆”地一路血火，终于将西山炮台拿下。
另一支打得英勇的队伍，是救国军“史团”。撤退时不知怎么搞的，竟把身负重伤的团长史忠恒丢下了。汪清游击队的连长黄龙海见了，背起他一口气跑出两公里，到了安全区。
二打三岔口虽然最终也未打下来，但却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游击队的威望。救国军和山林队都说，游击队是真打日本子，老高丽挺够哥们儿意思的。
此前，柴世荣曾提出要和汪清游击队建立联合军指挥部。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好一番研究，认为这是柴世荣想当总指挥，那党的领导怎么体现呀？
除了初始阶段的幼稚和“左”的干扰外，东满统战中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这支主要为朝鲜（族）人的队伍，如何才能消除与其他抗日军的民族隔阂。由于过去一系列左的行为，再加上偏见、误解，一些人对“老高丽”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
东满党的做法实际而有效——后面将会写到，东满的许多变化是在魏拯民主持工作后开始的。
首先是经常和抗日军一起活动，联合作战。有的队伍人少势单，冬天插枪，夏天也不轻易活动，游击队就带着他们。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在一起久了，彼此了解了，一些偏见、误会自然就没了。战斗中缴获，规定是平均分配，实际上都给他们多分些。有的这次战斗没参加，也把自己的那份送去点儿。不在多少，一种心意，心里有你，也就人心换人心。游击队有被服厂、兵工厂、医院，平时再给他们做衣服、修理枪械、治疗伤病号，都是无代价的。这样，即便隔道冰墙，那心也不能不热乎。当然也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只要感情近了，道理就容易讲一块儿去了，语言障碍也无所谓了。
分区作战
东满是伪满最早建立“集团部落”的地区之一。1933年秋，由朝鲜总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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