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的是不能当亡国奴。“九一八”事变后，以他领导的几十名警察为基础拉起支队伍，很快扩大到几百人，加入救国军，被编为第4旅，人称“柴旅”，转战东满、吉东各县。
前面说过，王德林过界后，吴义成也要率队去苏联，柴世荣首先站出来支持周保中的主张。实力雄厚的“柴旅”旅长的意见，吴义成是不能不认真掂量的，对其他旅长、团长的影响、带动也是自然的。
而在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各军中，唯独5军从一开始就编制副军长一职，可就不只是实力使然了。
第四路司令柴世荣，于三月十四日缴宁安县南新官地壮丁团杂色步枪二十八支，子弹一千二百粒，并枪决队长一名。又于四月五日，倭军百余伪警备队三百余，由宁安县出发，向我司令部出发，被我侦知，预将队伍密置山林，并设诱兵，将倭军诱于山林，始行射击。是役射死倭军三十二名，得盖枪二十六支，我方完全未伤一兵。
这是救国军人士写的《吉林方面义勇军抗日战事汇志》中的文字。
虽非土生、却是土长的柴世荣，熟悉山林、地势。据说转战东满、吉东，“柴旅”很少找向导。虽未受过游击战训练，也无从听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可这样的至理名言原本就是最简明而又实际的战争中的生存哲学，柴世荣对此好像天生就有悟性和心得。
周保中说：
论打游击战，数着柴世荣。
1937年初，5军主力转移到下江地区后，得知驻扎在后刁翎的日伪军300多人要去林口。地下党的情报说，敌人向当地农民要了200副爬犁，这个情节引起柴世荣的注意。300多人用不了这么多爬犁，肯定还有许多军用物资，这仗大有赚头。
从后刁翎到林口，必经大盘道山，盘山道弯弯曲曲。1月27日夜，天降大雪，部队悄然出动。第二天凌晨到达大盘道山，柴世荣瞭几眼地形，将军部警卫营和5团部署在盘山道旁的树丛中，军部和青年义勇军、妇女团置于北面蛤蟆塘山顶。
中午12点多钟，远远地看到敌人在风雪中露头了。
无声的落雪，突然化作纷飞的弹雨。马受伤了，有的倒了，有的拖着爬犁狂奔，互相冲撞着。没伤的有的也惊了，那情形也差不多，有的就在路下的山坡上翻滚着。这样乱了一阵子，一些敌人就趴在雪地上、爬犁后、树丛中，开始抵抗。被枪声搅沸了的腊月底的盘山道，气温好像陡然增高了几度。
站在蛤蟆塘山顶上的副军长柴世荣，边观察战场上的态势，边把个酒葫芦凑在嘴边，“咕咚咕咚”灌了几口。
年轻时曾只身赤手打死只闯进屯子里的豹子的柴世荣，写得一手好字，有一手好枪法，身上却很少带枪，连支手枪也难见。情况危急时，他会把机枪手的机枪抱在怀里射击。须臾不可离身的是个酒葫芦，身边的几个副官也一样。他的喝干了，有时未等伸手，副官就会把酒葫芦递上去。有人酒后无形。而身经百战、瞅着武人一个的副军长，平时喜欢看书、思考问题，枪炮声中灌上几口酒，会变得更加沉静，脑细胞更活跃，富于弹性，枪也打得更准。
几个副官大都是救国军时期的老人。除罗副官是个秀才，专管文秘外，其余都是神枪手。比柴世荣大几岁的刘副官，人称“刘炮”，更是神中之神。他有个弟弟，人称“小炮”，也是个神枪手，在4团当连长，后来牺牲了。这一刻，他站在用雪构筑的掩体后面，一支三八大盖“吧——勾、吧——勾”，枪枪见血，弹弹咬肉，专拣鬼子和威胁大的机枪手打。
战至下午4点左右，300多敌人几乎全部被歼，其中有40多个鬼子。
2月1日，又将驻前刁翎的伪军1个营或俘或毙，全部歼灭。
5军能在刁翎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两次战斗具有重要意义。
柴军长世荣亲理诸务，行军驻军警戒作战指挥独立担负，颇见精明活泼逾于壮年新进之人。
这是周保中1939年3月31日日记中的文字。
从副军长到军长，1934年入党的柴世荣，在党内的职务并不高。
这是个领兵打仗的人。
“南杨北赵吉东周”
1934年端午节前夕，周保中率边区军来到敦化县老塔站，见到山林队“九占队”，得知这里出事了。
宁安西北山八大队的“晴天队”，向当地甲长陈子庚征收抗日物资，主要是单衣。天暖了，该换季了。陈子庚已经如数做完了，“九占队”先到，拿走一批，“晴天队”来时就不够了。“晴天队”首领于长和火了，说老子在前方吃枪子，五月节了还穿着棉袄打仗，你们这帮窝囊废是干吗吃的？陈家是当地大户，养着不少炮手、家丁，这些人也窝着一肚子火，说你们都是爷，俺们哪个敢不伺候？狼多肉少，神仙也做不了那么快。
这西北山八大队原是丁超、李杜旧部，有400人左右，分为8个大队，主要活动在宁安西北山一带，故称“西北山八大队”。他们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多次与日军作战，胜多负少，这些骄兵悍将就不把一般山林队放在眼里。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后，曾派人到八大队中工作，并与之联合作战。
见陈家人跟他说这话，于长和野性发作，下令攻打陈家大院。这陈家大院岂是轻易打得下来的，枪声“乒乒乓乓”响成一锅粥，“晴天队”的炮头刘大炮被打死了。于长和越发怒不可遏，要血洗陈家大院。
就在这时，周保中带领边区军和“九占队”赶到了。
周保中走到刘大炮跟前，蹲下，将死者脸上凌乱的头发理了理，又掏出毛巾一下一下将脸上的血污擦净。这是个神枪手，打仗不要命的汉子。一次战斗中，曾用一支步枪逐一给敌人“点名”，将被围的20多个弟兄解救出来。
远的近的，认识的不认识的，在上百双打红了的眼睛的注视中，周保中站起身形，两道犀利的目光在于长和脸上停留片刻，脸上的麻子变色了：刚才还活蹦乱跳个人，就这么死了，他死得值吗？
弟兄们！周保中环视四周，有点儿沙哑的南方口音激昂而又悲愤，咱们是反日军，日本子在杀中国人，可咱们在这里干什么？他陈甲长不是不帮忙，是一时半会儿忙不过来，那就等几天呗，有什么大不了的，非得打个你死我活不可吗？刘炮头死了，谁在那儿偷着乐？就算你把陈家大院平了，那算什么英雄好汉，又得死多少弟兄，添多少孤儿寡妇？日本子杀了多少中国人，还嫌他们杀得不够吗？
慷慨陈词，战地演讲，“晴天队”官兵眼里的杀气逐渐消失了。
于长和突然扑到刘炮头身上，号啕大哭：兄弟呀，俺浑哪，俺对不起你呀，俺怎么向你的高堂交代呀。
在大院门楼上全都看在眼里的陈子庚，这时开门走了出来，双手抱拳，向各路人马施礼道：听了周总参谋长一席话，俺陈子庚说什么也难表一家老小的心情，只想用行动说话。俺愿出300大洋发丧刘炮头，他的父母妻儿俺供养了，再出10担包米、10石小米、10石大豆作为八大队的给养。今个晌午，俺杀猪宰羊，为周总参谋长和众位首领、弟兄接风洗尘。
说着，走到周保中和于长和跟前，再次施礼道：周总参谋长和长和兄弟，二位要是不嫌弃俺，今儿个请赏个面子，俺想跟你们和众位首领交换金兰大帖，结成生死弟兄。
这倒有些出乎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见于长和一时还有点儿别不过劲儿，周保中就说：照陈甲长说的办，结拜兄弟，共同反日。
到这份儿上了，于长和也痛快地道：好，听周总参谋长的。俺是个粗人，对诸位多有冒犯，可打日本子决不含糊。
包括“九占队”的营以上首领，共是65位，黑压压地跪在陈家的场院里，对天盟誓：同心协力，反日到底，驱逐日寇，万死不辞！
1936年7月6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张中华、柴世荣给春山兄的信》中说：
五军之建制，完全建制在周保中个人威信与信仰上面。只有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较为完全。在政治理论和策略上的实行运用，都赖其一人。保中同志不但成为五军军长，同时二军军长，也就是他担任。每日在工作中，脑筋运用，劳苦得不得了。
同样为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靖宇到南满就有支现成的游击队，赵尚志是在经历了巴彦游击队的失败后，重新拉起一支队伍，周保中又是另一种情形了。
民间有句粗话，“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周保中不但后边带“长”，后来前面还多个“总”字，听着看着够显赫的，其实也就是个能在吴义成面前参谋几句的角色而已。如今的参谋长，与上级带长的只差半级，那时差多少就难说了。连王德林这样绝对权威的救国军总司令，也是要亲自兼个1旅旅长的。这是旧中国军队的重要特色。职务只是一个方面，关键在于有没有兵权，能掌握、指挥多少枪杆子，这才是真的、实的。那种乱世，屁股后面不跟着一支随时听命的队伍，谁把你当盘菜？
吉东是自卫军、救国军的发祥地，李杜、王德林过界后，旧部大都报个字号成了山林队。比之东满、南满、北满，这些队伍中原东北军的成分就多些，装备也好些。对这种队伍的统战工作，难说难易，也不能说这些首领都有个皇帝梦，但那种山大王基因或多或少肯定是存在的。义勇军溃败后，南满有杨靖宇，北满有赵尚志，吉东自然也需要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而这些既抗日也拥兵自重的骄兵悍将，很快就少有听从救国军代理总司令吴义成调遣的了，那就听总参谋长周保中的吗？
从绥宁反日同盟军到抗联5军，基本如此。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塔站结义，只是其中一例。
点点星火遍地烧，
日日夜夜倭寇嚎。
倒悬不解三千万，
田横壮儿五百条。
这是周保中写于1935年春的一首诗《抗争与宁死不屈》。
这是个有着坚强个性的人，寡言少语，冷峻严厉，讲原则，说一不二，又会拿捏分寸，明了什么时候应该妥协、怎样妥协。就是这样一个貌似难以接近的人，长期顶着“上层勾结”的压力，以其独具的品性、魅力，将吉东地区的各种反日力量聚拢起来。
彭施鲁老人说，那时有什么难题，各抒己见没辙了，人们就会说：要是周总指挥在就好了。
当年就有“南杨北赵”之说，这“吉东周”纯是今天出自笔者之口，但这话是能立得住的。
第19章 “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
于洪仁的鲜血
于洪仁，字博安，满族，1908年生于宁安县北岗子屯农家，1930年宁安省立四中高中毕业，年初入团，不久入党。1932年初义勇军蜂拥之际，他被宁安县委派到“平南洋队”中，致力于改造这支队伍，直至牺牲。
1932年9月，救国军总部率主力向东宁转移，准备伺机过界去苏联。在救国军中被编为一个连的“平南洋队”，连长李荆璞集合队伍讲话，说咱们是宁安人，咱们不能走，拉出队伍自己干，保卫家乡。
话音刚落，队伍里站出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高声道：说得对，咱们拉出队伍自己干，可不能这么就走了。营部这帮小子不是正经鸟，枪在他们手里是祸害，咱打日本子得扩大队伍需要枪，把他们的枪缴了再走。
李荆璞有些疑惑。营部附近有两个连，枪一响，别说缴人家械，怕是连自己都难脱身了。于洪仁说咱不弄出动静，不就行了吗？让李荆璞假装有紧急情况向营长报告，外面的两个排听到暗号就冲进去，他带个排在附近接应。结果一枪未放，就把枪全背了出来。
一支装备挺好的伪军，不即不离地总跟着“平南洋队”，伺机下手的样子。李荆璞忍不住，几次要回头去打。于洪仁说打没说的，关键是得找个好地场。这是咱拉队伍自己干的第一仗，必须万无一失。几天后一个伏击，把这支伪军打得屁滚尿流，大部歼灭。
这支自发的抗日队伍，成员大都是农民，也有一些惯匪、地痞，思想意识混杂，山林队的劣性或多或少都有。比如封建迷信，认为“一生二死三兴四亡五富六贫七升八降九久十无”，单数主吉，双数为凶，打仗要选日子。“平南洋”这字号，三个字笔画也都是单数。更要命的是一些人恶习不改，经常抢劫、绑票，敌人乘机大肆宣传，说“平南洋”是宁安最大的胡子头。李荆璞着急上火，于洪仁帮他研究制订纪律，同时以没收敌伪财产、征集反日捐和收累进税的办法，解决队伍的经济问题。
李荆璞很愿意跟这个年龄与自己相仿、又比自己老练、稳重的副队长唠嗑，特别长见识。可看到于洪仁和队员在一起，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唠得那么热乎，心头就犯嘀咕了。有些人也往他耳朵里吹风，说副队长背地里总和些人捅捅咕咕的，肯定是没安好心眼子。他嘴上说副队长不是那路人，心里也想人心隔肚皮，不能不防呀。倘若真的把“平南洋”的姓氏变了，或把一些人拉走了，那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
就问：你背着俺捅咕些什么？
背着你？还捅咕？于洪仁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明人不做暗事，你好好访访，看看俺到底“捅咕”些啥。
李荆璞性情爽直，说话、办事从来当面锣、对面鼓，真就把一些人找来问是怎么回事儿，问了几个就不好意思再问了。
李荆璞知道宁安有共产党，后来知道于洪仁就是共产党。于洪仁也给他讲讲党的知识，有意引导他。李荆璞觉得这个党挺好，就想入党。于洪仁说：入党得有三个条件，一是服从组织，遵守党的纪律，二要坚决反日到底，三要把队伍交给党，个人群众化。
李荆璞说：头两条行，这后一条俺不干。
于洪仁有些诧异，随即想到是没理解这一条的意思：这后一条并不是让你离开队伍，也不是让你当个士兵，你还是队长，领导这支队伍，但要听党的话，要官兵平等。每个党员都要听从党的指挥，共产党的队伍要官兵一致，这些话过去不是跟你讲过吗？
李荆璞不好意思地笑了，继而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正是贯彻执行“北方会议”路线时期，绥宁中心县委认为于洪仁在“平南洋队”搞“上层勾结”，不同意李荆璞入党。于洪仁据理力争，几经周折，1933年5月5日李荆璞入党。而于洪仁直至牺牲，还戴着“上层勾结”的帽子。
笔者在宁安听过李荆璞回忆抗联的讲话录音，十多盘老式录音带，市党史办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录制的。老将军说没有于洪仁，就不会有他的今天。谈到下面的内容时，声音不时哽咽。
1933年冬，部队在后来改名为“平日坡”的天桥岭整顿两个月，主要是废除枪马私有的“挑片子”分配制度，枪马弹药一律归公，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废止肉刑、体罚等等。
李荆璞带头发言：从今儿个起，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了，不姓“平南洋”了，不是谁的私家队了。咱们反日救国，流血牺牲，是尽咱中国人的本分、义务，不能一边反日，一边发财。俺李荆璞乐意起这个头，也希望大家伙儿实心实意走这条道。
从“平南洋队”到“工农义务队”，不是改换个名称，而是从山林队到比较纯粹的抗日武装的一种质的飞跃。这一步能够迈出去，首领即一把手的态度，还有权威，是举足轻重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洪仁一手操办的对“平南洋队”的这种改造，不光在吉东，就是在南北满也是较早的，也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在这里没什么油水可捞了。当晚就有人离队出走当胡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