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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军西征归来的人数前面说了，两次出发时都是400多人，1师归来百余人，3师70多人。
那些没有归来的，以及归来后又牺牲的，还有西征前就牺牲了的先人，给我们留下姓名的又有多少？
盖有“赵尚志印”的《一九三三年冬至一九三七年秋三军阵亡将士统计表》（不完全准确）比较简单，总计630人，其中高中级干部40人，下级干部130人。
写于1941年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一九三二——一九四一年阵亡指战员统计表》中，对各个时期的有名烈士有“姓名”、“性别”、“民族别”等8个栏目，无名烈士在表后说明中有个数字。这里引用的都是1军的：
“磐石游击队时期”：“以上总计七名，不知姓名者共二十余名。”
“东北人民革命军时期”：“以上总计二十二名，不知姓名者共约百九十余名，共合——二百一十二（名）。”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时期”：“以上共计二十九名，不知姓名者共约二百五十余名，合共二百八十余名。”
“第一方面军”：有名烈士只有两人，“不知姓名者六十余名”。
就是列在统计表里的所谓的“知姓名者”，那写在“姓名”一栏中的许多“名字”又是什么样子？“冯××”、“吴××”、“×东彬”、“×好根”、“小队长”、“金队长”、“蔡指导员”、“压日本”、“鹰鼻子”、“刘短脖子”、“大胡子老头”、“狗皮老头”、“红萝卜”、“自动车”，等等，或者有姓无名，或者有名无姓，或者只是个职务，或者姓加职务，更多的是外号，乃至山林队的字号。
写于同年的《抗联第三路军牺牲人员名单》的“姓名”栏中，还有“老吕太太两个儿子”。
无论1军给不给士兵编号，这都是一场需要把姓名都牺牲了的战争。
就在前面写过的李东光牺牲的那次战斗中，一个刚上队入伍的学生，别说姓名，连号都没编就牺牲了。而且那么壮烈，负伤后用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5军政治部主任胡仁，1936年初从穆棱返回宁安途中下落不明，从此音讯皆无。
满洲省委秘书长李士超，因为近视，人称“瞎员”。同年春被派去游击队工作，人从哈尔滨动身后就没影了。一路上别说日军、伪军、宪兵、特务了，就是碰上棒子手、砸孤丁，也能要了他的命。
满洲省委派到3军的政治部主任张敬山，到珠河后，好像还未正式上任，就在1935年秋季“大讨伐”中牺牲了。
磐石游击队两任队长，还有政委，十天内相继牺牲，军心动摇，大量开小差，要散伙了。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团省委巡视员刘过风来了。要不是他硬顶在那儿，杨靖宇闻讯赶到，是不是就得重新召集队伍，甚至重新组建了？这无疑是重要的一笔，历史留下的也就是十来个字的一笔。关于他的牺牲更简单，敌人进攻玻璃河套根据地时，被枪杀了。
“刘过风”是他的真实姓名吗？有人为他安葬吗？葬在何处？1军3师参谋长杨俊恒牺牲后，难得的买口棺材，安葬在临江县六道阳岔的什么地方，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不秘密不行，敌人知道了，会掘坟斩首示众的。而这几个参加安葬的人，又有几个能活下来呢？
李敏老人说，只要条件允许，烈士遗体是一定要处理好的。夏天、秋天是土葬，要深埋，不然会被野牲口扒出来。下头两场雪时也行，只是地表冻层硬壳。春天不行，地表化得南流北淌的，底下还是冻的，春天冬天就火葬。把木头一根根堆摞半人来高，把烈士遗体放上去，再横着压几根。不然烧一会儿，那人就佝偻起来，心里更难受。时间来不及，或是有敌情，不能点火，就用树枝子或雪掩盖一下。1938年以后，基本都是雪葬了，用手捧，堆雪坟。
“我们最好的第一连连长——姜歪嘴子（韩国同志名字忘记了）同志被阵亡了。”
这是写于1941年的《北满游击运动史略》中的文字——这类不无语病，却是原汁原味的、有名无名的文字，太多太多。
这类文字太多太多，是因为牺牲得太多太多。只有49页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丛书”中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不到一页文字写了4次战斗，两次是主要领导牺牲，另两次是“均壮烈牺牲”、“全部壮烈牺牲”。都牺牲了，他们的一切也就无人知晓，无从知晓。
笔者在桓仁、新宾两县采访时，都听说在歪脖子望山一带的战斗中，有个战士抱着鬼子滚了砬子。新宾县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纂的《兴京抗日烽火》中，也多次提及此事。这不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似的英雄吗？
作为一个从戎而未投笔的军人，我知道这本书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绝对是从心里呕出来的这百来万字，首先就是献给这些连姓名都牺牲了的先人的。
四、“倒悬不解三千万，田横壮儿五百条”
第17章 吉东鏖兵
绥宁反日同盟军
李杜是1933年1月9日，从虎林过界去苏联的。正是滴水成冰的腊月，据说连帽子都没戴，只穿了一只鞋，只带着妻子和副官，孩子和保姆扔在虎林，连参谋长杨惠忱都未来得及过去。
王德林是一天后，从东宁县城三岔口东越界河瑚布图河过界的。当时三岔口城里枪炮轰鸣，硝烟弥漫，救国军官兵还在殊死抵抗。那条满语意为“流淌沙金的河流”的瑚布图河，用东宁人的话讲，冬天打个“滑跐溜”就过去了。
2001年春，笔者在东宁县城东宁镇东苑北1胡同30号，见到一位八十五岁的瘦削儒雅的老人侯怀恩。他原是三岔口学堂的学生，参加救国军当了司令部粮秣文书，随总部退到苏联的双城子（乌苏里斯克）。听说苏联要把他们送去新疆，他悄悄溜了，冰天雪地中摸了几夜山道，潜回三岔口。
老人说，三岔口东门里有个娘娘庙，日本子在那里杀人，让老百姓都去看。都是救国军官兵，大都是负伤后被俘的。一个个被五花大绑着按到铡刀下，脖后垫上几根高粱秸，铡刀一按，咔嚓一声，人头就下来了。
老人说，俺哪敢去看呀，那不是白给了吗？老娘病了，这地方待不得了，收拾东西准备回山东老家，就听变成了杀人场的娘娘庙那边那个喊呀：
中国不会亡！
打倒日本子！
小日本子，俺操你八辈子祖宗！
额穆的义勇军山林队大小队头，都算上大约有五六百名的样子，在此地的主要头子，是从前救国军的吴司令义成，他自己的队伍还有五六十名，他们天天蹲在森林里向老百姓要吃要穿，对于老百姓“赶边朱（猪）”“绑票”“压马”抢东西等，胡乱闹一阵，老百姓对他们厌恶极了。这些队伍的思想都是“暂时对付着混吧，等关里出兵或者是老毛子和日本开仗，就有办法了”。特别是吴义成，他天天当士兵讲“关里快（出）兵了”，再不就是“关里给汇来了大洋钱了”。
吴义成本来和我军的关系就不好，所以当我军一到额穆时，他表面上对我们非常客气，暗地里他向一切山林队宣传说：“他们是共产党的红军，他们是要共产的，你们千万不要和他们接近，他们竟玩奸心眼儿，弄来弄去就上他们的当……”
这是1936年6月22日，《中共吉东特委关于抗联第五军问题的报告》中的文字。
李杜、王德林过界后，大量义勇军散落在吉东、东满地区，仅宁安一带就有几千人，沮丧、失望，士气低迷。还有前面写过的唐聚五进关后，辽宁义勇军那种被欺骗了的感觉：有能耐的大官都跑了，扔下俺们不管了。
群龙无首——这是个需要有威望的领袖出来收拾残军、残局，重振信心，继续奋起抗战的时刻。
也不能说群龙无首，救国军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吴义成，这时无疑是最高首领了。当时，他和参谋长周保中正在东宁县老黑山奔往宁安的路上，立即下令停止前进。这么大的事情，下一步如何动作，是得好好琢磨琢磨。此人虽是大老粗，却天生聪慧，足智多谋，偏又好作愚钝状，还自称“吴傻子”，王德林说他是大智若愚。现在的问题不是愚智，而在于没了信心，精神头不行了，也要越界去苏联。
周保中不同意，给他分析形势，日军只是占了几座县城，城外还是咱们的天下，完全可以重整旗鼓打下去。4旅旅长柴世荣说，咱们是中国人，到人家那边去算怎么回事儿？其他一些旅长、团长，也说俺不到老毛子那边去。
走不了，那就得干哪。大家推举吴义成代理救国军总司令，周保中为总参谋长，并将部队编为四个路军和一个游击军。1路军司令吴义成兼，2路军司令周保中代，3路军司令姚振山，4路军司令柴世荣，游击军司令李延禄。
队伍继续西进，拿下安图城，救国军稳定阵脚、局面，控制了桦甸、抚松、敦化、蛟河等县大部地区，建立了辽吉边游击区。吴义成当然高兴了，进了县城就像进了天堂，好吃好喝好日子。攻城时抓获的伪警察局长，家人给吴义成送来金银首饰，还有虎皮、紫貂皮什么的，那就放人呗。这小子暗中勾结日军，突然反攻，吴义成措手不及，弃城而逃。
9月，吴义成指挥攻打东宁县城，未果，就带着他的基本队伍进山，老熊蹲仓般蹲起来。
这时周保中的处境与赵尚志在“朝阳队”后期有些相似。吴义成已经没多少队伍听他的了，周保中则众望所归。从一开始就被戴上“上层勾结”帽子的周保中，倘能继续“勾结”下去，那后来5军成立时的基数，八成会更大。可这时正赶上“‘北方会议’路线回潮”，吉东局指示他退出救国军，到宁安着手建立党直接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
明清时称“宁古塔”的宁安，为清代正一品将军衙署地、著名流放地。城内随处可见的两人合抱的老榆树，述说着古城悠久的历史。一座座四角高耸炮楼的大院套，则显示着古城有钱大户的众多，但已多属过去的故事了。1934年全县人口23万，说明这里仍是吉东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县份。而一座宁安城人口达两万多，赶得上东大荒一些新移民县份的人数了。
1934年2月16日，绥宁反日同盟军办事处在宁安平日坡成立，周保中任办事处主任。同盟军以周保中带来的边区军两个连和宁安工农义务队为基础，吸收柴世荣旅、王毓峰团、傅显明团、裴振东团、王汝起团，另有八道河子自卫队，宁安地区一些山林队也陆续加入。
从游击队到人民革命军，再到抗日联军，东北抗联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而5军从一开始就让人想到“抗日联军”。
珠河游击队成立时，并未引起敌人的注意，而绥宁反日同盟军可是很快就被盯上了。这不光是因为前者只有13个人，后者据说达6000多，还因为“同盟军”这3个字在敌人心目中是非常可怕的。倘若各种反日武装都同盟起来，对“满洲国”将意味着什么，那还用说吗？
4月初，从长春开来1个伪警备旅，会同当地日伪军，围攻同盟军根据地平日坡密营。由于出了叛徒，已经无密可言，头道卡子的榆木炮未打响就被敌人打坏了，二道卡子房子也被炮弹打着了，就剩最后一道卡子了。
枪炮声中，宁安工农义务队队长李荆璞嘶哑着嗓子大叫：顶住！谁也不许退，俺要退就把俺打死！
不能打笨仗！
李荆璞闻声回头，是周保中，手拿一支烟斗站在背后。
周保中将烟斗凑近旁边一棵燃烧的大树，点燃后吸一口：咱们是游击队，不能打顶牛仗。不说别的，子弹就耗不起。顶一阵子行，掩护部队把密营里的东西搬走，马上撤离。
李荆璞说俺明白了，可你也得麻溜走呀？你在这儿，俺们得想法保护你，打不好仗。说着，硬把周保中扶上马，瞪一眼几个警卫人员：还不快走！
平日坡密营失守后，同盟军各部分头游击。柴世荣旅在八道河子沟口伏击日伪军，毙伤多人。工农义务队和边区军收缴光棍屯、大荒地、上马莲河等地反动武装，攻袭日本林业公司，打死日本经理、副经理，将卧龙屯伪警察署缴械。又挺进哈东，里应外合，未费一弹，将伪军一个连缴械。王毓峰团和“四季好队”打下小城子，又攻进宁安与延吉间的城子街。
“平南洋”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授衔的1000多位将帅中，有4位出自东北抗联序列，都是少将，李荆璞是其中之一。
李荆璞原名李玉山，1908年生于宁安县沙兰乡营城子屯，三岁丧母，十岁给大粮户当半拉子。从小受苦，看透人间不平，听人说书讲故事，特别崇仰那些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因他常为东家上山打猎，练得一手好枪法，也就艺高人胆大。
乡下消息闭塞。1931年冬，他去县城为东家办事，住在义发园大车店。车老板子走州过县，属社会底层见多识广的一群，那烙屁股的南北大炕就是民间新闻发布中心，就听说日本子占了奉天城，正往北边来，就快到这地界了。
那时，这个扛大活的壮小伙子，不懂的事情太多。他最想搞懂也最搞不懂的，是少帅养那么多兵，怎么不打就跑了呢？日本子的飞机、大炮再厉害，不也是人操弄的吗？就算它长着三头六臂，咱中国人这么多，抱成团，怕谁？
回去跟几个扛活的穷哥们一合计，都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再让日本子骑到脖颈子上就更没活路了，大哥你说怎么干吧。李荆璞不光枪法了得，人也精明，豪爽仗义，在乡间颇孚众望。找几块木板，先用锯拉，再拿刀削，做成几支“匣子枪”，用锅底灰染黑了。半夜三更翻墙进了大粮户魏奸头家，几支“枪”顶住魏奸头和炮手，缴了几支枪，拉起一支12个人的队伍，报号“平南洋”。
那时的庄稼人，通常知道“东三省”、“关里”、“关外”，知道自己住的那个屯子属于哪个县。有的连这些地理概念也是一知半解，称日本侵略者为“东洋鬼子”，对许多人来说是后来的事。如今管外国人叫“老外”，那时不是中国人就是洋人，日本子是从南边来的，就叫个“平南洋”。宁安还有个叫“平西洋”的山林队，跟“压东洋”、“平日本”、“打日本”都是一个意思。
救国军兴起后，“平南洋队”加入救国军。王德林退东宁准备过界，李荆璞没走，把队伍拉出救国军，自己干，很快发展到200多人。
1933年12月，《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关于绥宁、饶河工作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这样评述“平南洋队”：
这个队伍是按旧有的“胡子”队编制的，有掌柜的和四大柱，枪是个人私有，过年过节“挑片子”分赃，掌柜的二个，四大柱一个半，弟兄们一个片子，此外掌柜的有“红钱”（提成）。队内大部分是新破产的农民和学生，有烟瘾的很少，有些小队内只有二三个。各队队长由士兵推举，但多半是以前的惯匪，因为他们山道熟，对游击战争有经验。他们虽是“绑票”，但对劳苦群众相当同情的，所绑的多半是地主豪绅、走狗，对农民很少有害，整个队伍不受国民党的影响。
这样的一支队伍，即便是“北方会议”路线时期，也不能不受到共产党的青睐。宁安县委先后派于洪仁、王光宇、黄佐清、陶净非、陈翰章等人，到队中做政治工作，将其打造成宁安一带最有威望的抗日武装，改称“宁安工农义务队”。5军成立后编为1师，成为东北抗联主力军中的主力师，师长李荆璞。
1935年3月16日，师长兼1团团长李荆璞，率1团在宁安东南山石门子设伏，击毙日军20多人，缴获2挺机枪和20多支步枪。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