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岁（或二十五岁）的抱着个两岁左右男孩的少妇，说她和丈夫要去上海探亲，路上被土匪抢了，丈夫又被拉兵，万望老板开恩，让她和孩子搭个船。老板怀疑她是红军探子，又觉谈吐、气质不是一般人家的女人，就同意了。不知她在江西哪座城市做地下工作，也就不知道在哪上的船，到上海需要多少时间，反正这船费老板是要定了。到了上海，老板派个小伙计跟着她，去亲戚家拿钱。她是真想给钱，可囊空如洗，更不能把人带去党的住地。想起上海有“告地状”的，就弄个草标插在孩子身上，当街卖起孩子来，很快围上一堆人，把警察也招来了，把她赶走了。小伙计仍是跟着她，拿不到钱，回去无法交代呀！就到另一条街上继续“告地状”，如是反复，终于使小伙计认定她是走投无路了，走了。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派到东北。
陆续派到东北的共产党人，幸存率之低，八成可以冠以“最”字。这是一次次前仆后继的悲壮的英雄之旅，而这里记叙的仍然只能是履历书中简历般的文字。
赵一曼先是在奉天工厂做秘密工作。1934年初，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成立，赵一曼调到哈尔滨做省工会的组织工作，后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曾参加哈尔滨电车工人罢工斗争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她曾两次去海伦巡视，并与当地党的武装负责人孙玉久研究、筹划，同地主汉奸武装打了一仗，取得胜利。
因为有了一位前面写过一笔的幸存且高寿的方未艾老人，所以在此期间能够写得比较详细一点儿的赵一曼与方未艾的交往，使我们能够多少走进这位巾帼英雄的内心世界。
这时，方未艾已从《东三省商报》转入《国际协报》，担任副刊编辑，金伯阳要他把副刊当做宣传革命和团结进步人士的阵地。他入党不久，马列著作读得不多，党内文件和宣传品看得也少，这副刊办得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党的要求就是个问题。金伯阳决定找个人，让他给方未艾辅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方未艾老人说是1932年9月（这个时间似乎有误，应为再晚些）。这天，金伯阳带他去新城大街（今尚志街）东侧公园，与这个人接头。只见假山下长椅上坐位清秀的青年女子，一身古铜色毛织上衣和裙子，脚上一双绛色高跟儿皮鞋，正打开一个褐色的小手提包，望着里面的镜子，轻拢鬓边短发。见到来人，她站起来，亲切、优雅的微笑。金伯阳介绍，这是李洁。二十多年后，方未艾看到电影《赵一曼》，才恍然大悟。
前面说了，金伯阳、杨靖宇、赵尚志是方未艾那儿的常客，现在又多了个比他大一岁的李洁。
方未艾老人说，赵一曼的四川口音挺重，但讲起党的理论、知识，他都听得懂。她理论造诣挺深，很聪明，也认真，有时讲完了还让他谈谈心得体会，提出重点问题让他回答。
两人见面时也谈文学。赵一曼说中国作家中，她最爱读鲁迅的作品，苏联作家最喜欢高尔基。她还写诗，曾给方未艾看过一首七言律诗《滨江书怀》：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俄语很好，方未艾会日语，两个人互相教外语。赵一曼说，在东北反日，学日语很重要。
外出坐电车，有司机和售票员跟赵一曼打招呼，叫她“李大姐”。有点儿空儿，售票员就跟她说这说那的，下车时还不住地挥手告别。
方未艾老人说，一个四川女子，在哈尔滨好像也就年把时间，你想象不出她怎么会和工人那么熟悉、亲切。这个人身上，天生有股说不出来的魅力。
应该是1934年春夏之交，一天晚上，赵一曼来了，问他请求去游击队的事怎么样了，方未艾说还让等着。
方未艾东北讲武堂毕业，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赵尚志、杨靖宇都曾劝他弃笔从戎，他也向组织请求到游击队去。没想到这年秋天，却被派去苏联海参崴列宁学院学习。
赵一曼说：俺今晚就是来向你告别的，组织已经批准了，让俺到珠河去。
方未艾忙道这是真的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就说你走了俺就不等了，跟你一起走。
赵一曼说：这可不行，一个党员，怎么能无组织、无纪律呀？
方未艾说：那，俺就在这等着？
赵一曼道：俺到那边等你。
一个坐桌前，一个坐床边，一时间谁也不看谁，也不知道说什么。
一会儿，赵一曼拿毛笔在纸上写起来，边想边写，写写停停，写完又看了几遍，改了几个字，然后递给方未艾。
是三首五言绝句《赠友留念》：
世上多风云，人生有聚散。
今朝苦离别，他日喜相见。
友情和爱情，男女都看重。
言行不自由，两者将何用？
理论与实践，纷纷说短长。
一心为社会，万古可流芳。
六十多年后，老人说他当时看了两遍，照理该回赠一首，可一时思绪万千，竟然语塞。这个弃武从文的地道文人，就说：明天俺给你饯行吧。
赵一曼说：俺说不定什么时候走，也不喝你的送别酒。你要是不离开这里，等俺带队伍解放哈尔滨，那时再喝你的欢迎酒。
赵一曼到珠河后，任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1935年春到道北区任区委书记。
应该说，赵一曼对东北农村是陌生的。那北满雪原上的大烟泡，老乡家好像能烙饼的热炕头，不但陌生，而且不适应。她的肺病不知什么时候患的，脖子上那好好坏坏的疮就是在珠河落下的。可这个文静的南方女子，大家闺秀，有一种骨子里的刚硬，还像方未艾说的天生有股说不出来的魅力，走到哪里，听吧，“瘦李”、“女李”、“李大姐”，乡亲们一声声叫得那个热乎呀。
“瘦李”是因为她长得清秀、瘦弱，“女李”则是当时人们对知识女性的一种尊称，姓什么就在前边加个“女”字。
农民会、妇女会、儿童团建立起来了，还成立了青年义勇军、模范队。只是这种农民武装除了几杆老洋炮，就是扎枪、大刀、棍棒，赵一曼就策划出一套夺枪方案。
帽儿山车站附近公路沿线，设了一些伪军哨所。搞掉这些哨所，既为抗联活动扫清障碍，又能夺取武器，一举两得。赵一曼让后来担任3军9师政治部主任的雷炎打头阵，武器是把砍刀和只灌水又打气的皮球。晚上行动，悄悄摸近哨兵，顺利摸到跟前就挥砍刀，赵一曼就带几个人扑上去，冲进哨所抓俘虏、缴枪。要是被哨兵发现了，雷炎就蹲在地上假装解手，一按皮球噼里啪啦像拉肚子似的。这时，赵一曼或者伺机接应雷炎，或者趁哨兵的注意力被雷炎引过去的工夫，趁机摸上去。
就这样有了第一批步枪。
笔者没搞清是1934年冬，还是之后的哪次“讨伐”，3军3团在侯林乡被敌包围，伪军中还包括那个已经成了日本人的一条疯狗的“黄炮队”。激战一天一夜，突然敌人背后响起枪声，是赵一曼率领青年义勇军杀了上来。
3团与敌激战时，赵一曼已派人探明敌人指挥部的位置。青年义勇军虽缺乏战斗经验，又大都是扎枪、大刀之类的冷兵器，可是人多势众，最主要的是直捣了敌人的指挥部，而且是突然攻击，敌人顿时乱了。再加上许多老百姓呐喊助威，敌人草木皆兵，很快就退了。
后来，伪《大北新报》、《哈尔滨日报》等报纸，曾载出《“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
今天歌颂这位巾帼英雄的作品，几乎都少不了“红枪白马”一词。笔者曾去档案馆查阅有关报纸而未得，据说那只是篇简短的报道。但是，战争中能直捣敌人指挥机关的，几乎无一不是精锐部队主力军。以青年义勇军这等武装，去实施这种掏心击脑的战术，且能拿捏得如此精准，其胆略与军事技艺，无疑是非常人可比的。
而1936年3月5日《晓梦关于珠河一带的情况及工作现状的报告》中，在谈到1935年秋冬季“大讨伐”中损失的干部时，关于赵一曼的是这样的一句话：“党地方同志中最有能力者。”
被俘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2团被敌人包围在道北区的一个山沟里。激战一昼夜突围，部队伤亡很大。团长王惠同负伤被俘（后英勇就义），道北区委书记兼2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指挥战斗时，一条大腿受贯通伤，骨头被打碎。22日，她和三个人转移到3区春秋岭附近一户农家时，被汉奸米振文发现。米振文报告第三“讨伐”队队长张福兴，张福兴带伪军将农舍包围。战斗中，赵一曼左腕被打穿，失血过多，昏迷后被俘。
从在珠河见到被俘的赵一曼，到十天后又将其押送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继续关押、审讯，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都是个重要角色——让我们看看1962年5月，他作为战犯在押期间写的供词：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伪珠河县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笔者）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作了义正辞严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你们日本人口蜜腹剑。’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作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儿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用鞭子戳伤口，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为了使赵一曼屈服，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从被俘地到珠河县城，一辆牛车在山道土路上颠簸，对伤口不作任何处置，任其流血，到送去哈尔滨，住进市立医院，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因为大腿上的贯通伤溃烂了，他们需要一个活口，而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不会危及生命的。
医院毕竟不是伪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就有了逃走的机会。
赵一曼是12月2日押送哈尔滨的，何时被以“王氏”之名转至市立医院疗伤无从查考，看守她的伪警察换成董宪勋，是在1936年4月上旬。
这是一个挺沉稳的富于正义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职业，使他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残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马上就要写到的韩勇义多得多。可他们都碰上了一个令他们、也让我们这些后人永远敬仰的人，两颗冬眠的中国心就怦然跳动起来。在1936年那个叫做什么“满洲国”的世界里，他们的行为有着特别的昭示意义。后人不会忘记他们，就像怀念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战死的、冻死的、饿死的有名无名的抗联官兵一样。只是拿起笔来，心头总是压抑着愧疚，因为我们这些后人对他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开头的话题，是多大年纪了，挣多少钱呀，娶媳妇了没有呀，家住哪儿呀等等，董宪勋都回答了。谈到日本侵略者的丑行，“满洲国”这个耻辱的怪胎，董宪勋就不吭声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他值班时环境的宽松。自然，赵一曼的话题也就更放得开、有针对性了，而且有机会把自己到东北的经历、见闻写成类似小说的文字，董宪勋就成了第一个读者。有一天，董宪勋就说：俺想参加抗联，打日本子！
护士韩勇义，原是笔者家乡人，知道得能多点儿。
她1919年出生于桓仁县二道岭，十岁时一家人搬到哈尔滨，投奔在黑龙江省官银号哈尔滨分号当经理的大伯父韩文贵。“九一八”事变后，大伯父积极筹钱支持马占山、李杜抗战，义勇军失败后隐居北平。日军占领哈尔滨，把韩勇义的父亲抓去，逼他交出银号账目，忧恨成疾而死。
有个男孩子名字的十六岁的见习护士韩勇义，中等个头，鸭蛋形脸，一双清澈的大眼，挺浓的眉毛，活泼开朗，敢爱敢恨，见义勇为。之前她就见过有关赵一曼的报道，如果说那时是好奇与不无敬仰的话，当她看到这个被日寇摧残得不忍睹视的女人时，几乎就只有后者了。她非常喜欢在这个特殊病人的身边多待一会儿，为她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特务见她年纪小，对她也不大提防。看着赵一曼伤口逐渐好起来，韩勇义眉眼间都是笑意。特务们审讯赵一曼，拉下病床踢打，伤口就在一次次流血中处于好好坏坏又不致命的状态，那双含泪的清澈的大眼睛，就喷出火星子。
1936年8月11日的《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滨警特密第8853号）中说：“她们在憎恨世界的丑恶上取得了一致的观点。”
后来敌人审问韩勇义和董宪勋，施电刑，上大挂，用炭火烧韩勇义的脸和背，问她为什么要帮助赵一曼逃跑。她说：“因为自己住在满洲国，走着满洲国的街道，坐着满洲国的车，使用着满洲国的国币，吃着满洲国的出产，这都是由于住在满洲国，出于不得已的事情。在自己的五脏之中所流着的热血，是中华民国的热血。我期待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再挂起中华民国旗子的日子。”
韩勇义被判四个月徒刑，受尽折磨，疾病缠身，于1949年2月去世。
逃去的目的地是宾县3区，那里是3军经常活动的地方。韩勇义卖了自己的两个戒指和两件大衣，得钱60元，充作经费。董宪勋找人做了一顶小轿，用来抬赵一曼。时间定在6月28日，这是个星期天，医院人少，便于行动。
晚上9点来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