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引用过的《中共珠河县委报告》中说：
我们后来回道南，一部分群众对我们哭着说：“你们是好的，你们是反日队伍，但是你们是胡匪头子，你们后面领着许多义勇军胡抢乱夺。”甚至于有（人）私自说：“反日军不绑穷票是假的，领着义勇军，义勇军抢了好分给他一些。”
名誉是没有早先好了。
宾县县城没打下来，一些不义也不勇的义勇军在城外抢劫。五常县城打进去了，游击队首先突破南门，攻至满铁社员寄宿的五常旅馆和日军司令官佐藤的官舍前。接着“考凤林队”也从北门攻入，南北夹击，敌人拼命抵抗。那种节骨眼儿，如果有人再加把劲，五常城就拿下来了。可“压东洋队”、“爱国队”见双方顶在那儿，伤亡很大，不干了，跑了。进城部队激战3小时，眼见不能取胜，不得不撤出来。
“考凤林队”首领考凤林，原是东北军军官，“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战，义勇军失败后进关，1934年春重返东北，召集旧部，继续战斗。东北军和义勇军先后进关的有多少，像他这样再出关的有几多？“考凤林队”也和“九江队”、“黄炮队”不大一样，晓得纪律对于一支队伍意味着什么，开头决心也大，抓得挺严。可是，补给无着，伤亡不断，再看到别的队伍抢劫、发财，也难免心动手痒。他认为这是一场非正常状态中的战争，难以常规的手段整治军纪，弟兄们太可怜了，再处分他们，这队伍就没法带了。
在当年的有关报告中，忽而被称做“小赵”、忽而又成了“老赵”的赵尚志，在部署、指挥作战时，就不能不顾及到抢劫和临阵脱逃这类因素，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后果，也就不能不三令五申、痛斥疾呼。
从巴彦游击队到“朝阳队”，再到哈东支队、抗联3军，赵尚志对于这些有着五花八门字号的义勇军的理解，特别是在老百姓眼里就是胡子的一些山林队，可谓入木三分。“义勇军如何不好，总比日本好一些。”“在各个地带保留着小的反日义勇军的存在，对于整个反日联合战线成败有很大的关系，应当经常帮助他们发展，领导他们活动，经常注意取得联合队伍的信仰。要采取灵活的方式，给各部队以实际工作的帮助，特别是政治和军事干部的派遣，要在反日义勇军中培养优秀领袖，成为非常干部。只要他在目前阶段能忠实于抗日救国，不必要一定信共产主义，一样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起很大作用。”这是1936年（月日不详）3军司令部给4师指示信中的文字。彼此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是联合的基础，而3军在人力物力上也曾给他们很多帮助。但是，有些人跟着你，是因为有便宜可占，还因为你兵强马壮，怕你吃掉他。胡子本性，反复无常，唯利是图，无利不起早，打胜不打败。你对伪军喊“枪是日本的，命是自己的”，这些人的枪和命都是自己的，甚至打一枪都心疼弹药，那不就是打钱吗？更不用说打败了，连命都可能搭上了，早跑了，你就给他挡枪子吧。
1936年成立的由赵尚志任校长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草拟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各种纪律详则草案》，其详细、具体在抗联中难出其右，就不难明了这位黄埔4期生要建立的是一支什么样的联军。
但是，无论怎样心焦，赵尚志并未急着吃热豆腐。不准赌博，不准喝酒，不准抽大烟，少年队员不准抽烟等，从珠河游击队到3军，此类“不准”用当年的人的话讲，“老鼻子了”，当然都是针对党的基本队伍的。前面写到1军1师攻打碱厂镇时，有个小战士抢了一个老太太的金镏子，发现后将其杀掉。后面还将写到3路军一个战士偷双鞋，也被处死。而对于统战性质的队伍，既无上述“不准”，违纪处罚也不会如此严厉，否则就难有联军了。但也不能宽大无边，没有底线。1军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后与义勇军联合的四个条件，各军大同小异，抢劫就违犯了第二条。至于临阵脱逃，那是在胡子队里也要受到惩罚的。
“四海队”临阵脱逃，还抢劫、“赶边猪”、“绑花票”（绑女人做肉票——这在胡子中都是不齿的），数罪并罚，执法处准备将“四海”处死，就有许多队头为之求情。兔死狐悲呀。“朱万金队”首领朱万金，也出面希望免死。此人原是延寿县伪警察大队的，反正后家人被抓被害，反日比较坚决，和游击队关系也挺好。或许是他的面子，或许也是法难责众，死罪免了，打100军棍。
三岔河之战，黄炮率队抢先逃跑，战后成立哈东支队，仍被任命为第2总队长。乾松顶子之战，见日伪军人多势众，又是重机枪、迫击炮的，再次逃跑，“铁军队”也跟着撒了丫子。黄炮认为赵尚志这回饶不了他，赵尚志却两次派人做工作，希望他继续抗日。这小子满口答应，暗地里勾结日寇，突然在黑龙宫游击区烧杀抢掠，终于定格为一个叛徒、汉奸。
而对于于海云来说，在哈东支队这杆大旗下，敌人“讨伐”大家打，自然也不会有人算计吃掉他了，只是这只老狐狸一刻也没安生。游击队光反日不发财，“九江”是又反日又发财，这话是颇能诱惑一些人的。珠河游击队成立后被称为“文明胡子”，许多人来投，发现总打仗，个人什么捞不着，规矩太多也受不了，一些人就走了，去找又反日又发财的了。而当包括“九江队”的一些队伍屡屡违纪，并将受到处罚时，就是一种明显的蛊惑、煽动，甚至挑衅了。有的就说不跟着赵尚志受穷了，投奔“九江队”，寻求庇护。
1934年9月黄炮叛变时，赵尚志率1总队在宾西活动，于海云趁机在宾南游击区动手了。哈东支队已将这一带各色大小武装收编，于海云再来一轮收编，当然是收至自己旗下，并分别给其划分势力范围，那腰包自然也鼓涨起来。又借口游击队破坏了他的“原粮窝子”（粮食来源地，又有“根据地”、“老地盘”之意），公然伏击哈东支队执法队，并与游击队发生武装冲突。
赵尚志忍无可忍，下令把“九江队”的家属扣起来，在乌拉草沟将“九江队”及其附庸击溃。于海云也不含糊，溃退中将哈东支队留守处19人掳走。彼此手中都有人质，又是朱万金出面调解，各自放人，双方讲和——那还能和得起来吗？
从小小的珠河游击队到强大的3军，哈东、北满的抗日局面是打出来的，与义勇军的统一战线是打出来的，连赵尚志1935年1月12日恢复的党籍，也是打出来的。
任何统一战线都是在胜利中打出来的。你不打胜仗，打得兵强马壮，打出威风，站住脚都难，谁还朝你身边凑合？
只是对于海云这种角色，如果换了一个人，忍无可忍也能继续忍着，待心平气和下来再取对策、动作，效果应该好得多，起码不会是这种样子。
关于赵尚志的性格，和他的性格对于他的命运及哈东、北满抗战进程的影响，后面将重点叙述。至于于海云、黄炮这两个颇具代表性的非常难缠的人物的命运，无论有多少什么样的客观因素，都是脚上泡——自己走的。
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
1935年1月，赵尚志率队在宾县二区活动，有老乡报告，说李华堂来了，要见赵司令。
人称“李老奤”的李华堂，种过大烟，当过胡子，被东北军收降后，在李杜任旅长的24旅96团当连长，不久提升营长，驻防林口刁翎。此人相当精明干练，治军有方，剿匪得力，在当地颇有声望。“九一八”事变后，随李杜抗战，组建一支400余人的混成旅第2支队，在刁翎、三道通、五道河子一带活动。李杜过界退去苏联后，他率队在林口、方正坚持抗战。1934年冬季大“讨伐”中，部队损失很大，只剩下50多人。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更惨，土龙山暴动时的几千人，还跟在身边的也就30来人。两人在方正县见面，谢文东觉得没路走了，李华堂提议投奔赵尚志，就带上个认识赵尚志的秘书，奔哈东来了。
正是腊月，旷野上大雪没膝，太阳底下，气温也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还得躲避、应对敌人的盘查，一路艰难自不必说。而他的穿着野猪皮缝制的乌拉的官兵，还有谢文东残部，躲在山里苦熬苦撑，没着没落的，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队伍“哗啦”（散、败之意）了。说到动情处，五十来岁的七尺汉子止不住落下热泪。他希望赵尚志帮助他们恢复队伍，大家合伙打日本子。
李华堂诚恳，赵尚志痛快。
任何抗日队伍有难，赵尚志都不可能不伸出援手，更不用说对于李华堂和谢文东了。这两个人在下江（松花江下游，当时通称“下江”）地区有很大声望，特别是谢文东，土龙山暴动声播海外。早在1934年5月19日，即土龙山暴动后的两个多月，满洲省委即指示珠河县委：“土龙山的队伍是非常重要的部队，责成你们动员党团员或最好的群众或好的义勇军队伍或义勇军下层的个别战士去建立起联系与下层工作，来造成与珠河游击队行动的配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它。”
3月初，已经不止威震哈东的赵尚志，率3军政治保安营、少年连和1团东去方正县，在大罗勒密见到谢文东和李华堂。
这在东北抗联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见，穷途末路的谢、李自是非常高兴，两部官兵也受到鼓舞。
赵尚志主要讲了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方针。在反日救国的前提下，不分信仰，不分政治派别，可以保持各自的政治主张，互不干涉内部政治行动，联合起来，互相支援，求得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经过协商，决定在不投降、不卖国、不扰民、不阻碍民众反日等条件下，以3军和谢、李两部，另有祁致中的“明山队”等义勇军，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推举赵尚志为总指挥，李华堂为副总指挥，张寿海苷尾恐魅危胫僭莆苊厥槌ぁＭ背闪⒕挛被幔晃亩挝背ぁ�
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也是此前各地党的武装与义勇军、山林队的联合难以比拟的。由于谢文东、李华堂的身份、地位和影响，这等人物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日联合军，党和党的武装自然声望大增，有力地推动了哈东、下江地区的反日统一战线和游击战争。
也就有了后来的3军与8军的恩怨是非，有了“奸老奤，傻老赵，谢文东瞎胡闹”的民谣。
此话留待后续。
第14章 突击！突击！
“不许敌人侵入游击区一步”
珠河游击队在三股流成立时，以三股流为中心的道南根据地已经颇有模样了。
1933年7月10日，《团珠河县委关于目前形势及组织状况等问题的报告》中说：
珠河一带形成了三种不同性质的区域。珠河街、河东，一方面为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地方，乌吉密、小五站、黑龙宫、五区是直（间）接统治的地方，娄家窝棚、亭家店、石头河子、苇塘沟及其他山沟里的农村，是无政府状态。
其实，除了大中城市，东北各地农村基本都是这种状态。而珠河中心县委能够创造出非同一般的业绩，在于这是个比较成熟的坚强、精干的班子。珠河游击队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立足地，并不断地得益于县委的领导、支持。而有了这样一支武装，珠河游击区则迅速扩展，红地盘益发红火。
巴彦游击队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地，像个没家的孩子似的。这样一支队伍迟早是要垮掉的，北方会议那一套更是加快了这种步伐，使这支稚嫩的队伍还未来得及寻摸到生存、发展的路径，就在那冰天雪地中消逝了。
首先在无政府状态地域恢复秩序，接着就是拔据点，打伏击，在日伪间接统治的地盘上大展身手，并向道北黑龙宫一带突击，建立起以侯林乡、秋皮屯为中心的道北根据地。到1934年秋，哈东支队游击区已遍及五常、宾县、珠河、双城、阿城、苇河、延寿、方正等县，而珠河四区、五区，宾县二区、三区、七区、八区，延寿二区及三区一部分，五常五区及四区一部分，双城九区一部分，则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地盘。
哈东游击区普遍建立了反日会，仅珠河县就有会员约1万人。
在被称为红地盘的根据地，普遍建立起农民委员会，珠河县还成立了农民委员会总会，下设总务、武装、生产、拥军、经济、肃反、妇女等7个部门，代行政府职能。1935年10月成立的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就是在农委总会基础上建立的，总会会长吴景才任县政府主席，人们都称他“吴县长”。成立大会发布《大中华民国珠河县革命政府布告》，号召珠河人民在革命政府领导下积极参加反日活动，发挥各种反日群众组织和反日武装的作用，粉碎敌人的秋季“大讨伐”。
在游击区和根据地，还组织了农民反日自卫队、青年义勇军、模范队，与南满的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类似。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在三股流成立时，除其他各界人士外，有农民反日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模范队4000多人参加庆祝大会，并接受检阅。用当年老人的话讲，洋枪土炮“扎枪头子”（红缨枪），那也是刀枪如林“海了去了”（形容极多的样子）。
红地盘内建有兵工厂、被服厂、医院，还有学校，孩子免费读书。没收汉奸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不收地租，军烈属的土地实行代耕。税收是低额累进制，五垧地以下每垧每年五角钱，五至二十垧每垧一元，二十垧以上二元。而日伪统治区为每垧一至二元。红地盘的税率低于“满洲国”，连日本人都不能不承认。胡子不敢来，棒子手、砸孤丁、小线绝迹，在那个遍地起胡子的年月，堪称奇迹。
日伪当局称：“珠河地方俨然成为一共产王国。”
1933年6月13日，在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会议上，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说：“恢复治安的手段，有讨伐，有招抚，有政治工作。但军队恢复治安的唯一无二的手段是讨伐。”
“九一八”事变不久，关东军即抛出“治安第一主义”。无论北进苏联，还是西犯华北，它都必须把治安放在首位，把个安稳的东北拿在手里。对于大规模的义勇军比较好办，通常是两翼迂回，飞机、大炮一通轰炸，正面一攻，就解决问题了。可面对到处都是、四处出击、打了就跑的小股义勇军，就有些蒙，找不着北——用当年老人的话讲，叫“抓瞎了”。
开头，自以为大局已定的不可一世的鬼子，几十个人，甚至十几个人也敢出城，结果到处挨打，有时连根毛也回不去。即便大部队行军，这一枪，那一枪，只闻枪声，只见伤人，不知道对手在哪里。随着兵力增加，日军战术也不断变化。1935年前，通常都是落雪后“讨伐”，多则两三个月，少则几个星期，搜山沟，见影儿就追，见道就钻，常中埋伏。之后，一是不受季节限制，特别是从秋至春的树叶开门时期，经常连续不断地“讨伐”。二是分散配置兵力，密切通讯联系，把住重点村屯和交通要道，发现对手即行追击、包围，不拘地区穷追猛打。以上为所谓“治标”，即军事“讨伐”。三是建立“集团部落”，推行保甲连坐，组织伪自卫团，修筑警备道路，架设警备通讯网，收缴民枪，进行经济封锁，即所谓“治本”。其中最阴险、毒辣，也是对抗联危害最甚、堪称致命的一招，就是集甲并村，大搞“集团部落”，实行“民匪分离”，制造无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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