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杨靖宇聪明、勤奋，从私塾读到县立高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学习一直很好。他尊重老师，和同学不笑不说话，又有反抗精神。
中秋节，叔叔买来四盒月饼，去地主家送礼，说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杨靖宇说咱租他的地，不欠他租子，凭什么给他送礼？不合理的规矩就得改了它。
“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县立高小当官、有钱人的孩子，也欺负穷人家的孩子。杨靖宇后来1。80米出头的个头，这时也身高力壮，没人敢欺负他，可谁欺负别人也不行。班里有个“孙少爷”，把人打了，还让人家给他当马骑。杨靖宇听说了，把这小子胖揍一顿，问他还欺不欺负人了，并警告他不准向他老子告状，不然还揍你。
杨靖宇参加抵制日货斗争，把与县长勾结的商家的日货都没收了。县里指示校长管教杨靖宇等人，杨靖宇说你在修身课上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大义，尊严为先”，却屈从于反动官府，阻挠学生的爱国行动。校长恼羞成怒，威胁要开除他们的学籍。杨靖宇说你若敢开除学生，我就号召全校罢课，要求罢免校长。
“五卅运动”中，杨靖宇作为省立第一工业学校的学生代表，在街头讲演，组织募捐，搜查日货、英货，支援上海同胞的反帝斗争。
1926年秋，正当北伐军即将进军河南之际，杨靖宇在第一工业学校初级班毕业。遵照党的指示，辍学回家乡确山从事农民运动，被选为确山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翌年4月，确山暴动，杨靖宇率数万农民，激战两昼夜，打下县城，活捉县长，成立了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这是河南省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包括杨靖宇在内的7名委员，全部由民主选举产生。
1927年11月1日，杨靖宇又指挥了刘店秋收起义。胜利后，农民革命军在总指挥杨靖宇、党代表李鸣岐率领下，在豫东南的确山、汝南、正阳、信阳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创造农村根据地，揭开了河南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1929年5月，河南省委派杨靖宇到上海中共中央训练班学习。因为他在河南已为敌人所熟悉，两个月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东北。从此，这个来自中原大地的大个子青年的足迹和名字，就和这片苦难深重的黑土地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变麻袋。”
现在，在民间被称做“千金寨”的抚顺，来了个“山东张”、“张大个子”。
如今一提起煤，人们就会想到山西。而在20世纪中叶之前，没说的，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曾被誉为“煤都”的抚顺了。1929年夏，当杨靖宇化名“张贯一”，被满洲省委派到抚顺任特别支部书记时，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基本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煤矿多由日本人经营，滚滚乌金流进日本人的钱包。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这工人运动是个新课题，杨靖宇把铺盖搬到工人的床铺上，和矿工一起劳动。你是哪旮旯人呀？俺是山东人。山东哪旮旯的呀？曹县。那时东南西北满，走到哪儿，见到个人，一开口，十有六七山东腔，煤矿工人当然也不例外。确山县靠近湖北，离山东远着呢，可山东话挺好学，一听是老乡，那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见他不笑不说话，又发现这人挺有文化，见多识广，有点儿空儿，身边就会聚拢些人，那目光亲切中透着信赖、尊敬。像“精忠报国”这样的故事，有人已经听过多少遍了，可从“山东张”、“张大个子”的嘴里讲出来，就有种与众不同的味道。至于“剥削”、“压迫”、“阶级”、“阶级斗争”这些词句，听着无论多么新奇、陌生，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被称为“臭苦力”、“煤黑子”的人，也会从切身经历的苦难中，或多或少的有所领悟。
日本资本家要裁减工人，工人火了，这不是明摆着还让大家加班加点吗？一时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让杨靖宇拿主意。杨靖宇说：罢工，不给他干了，只要咱们团结起来，就能掐住小日本子的脖子！矿工很快行动起来，杨靖宇则带上几个工人去见日本资本家，让其收回裁人决定，提高矿工工资，不准加班加点，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复工。开头日本人挺硬气，撑到第四天头上撑不住了，不得不答应了全部条件。
8月1日是共产国际规定的“国际赤色日”，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组织暴动。这天晚上，团抚顺特支书记王振祥贴标语时被捕，酷刑下叛变了，致使以杨靖宇为首的十多人相继被捕。
日本警察觉得这回抓住条大鱼，甚至认为杨靖宇是满洲共产党领导人。杨靖宇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警察署高等系刑事横烟吉星找来叛徒对质，杨靖宇一口咬定俺不认识这个人，俺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高等系主任蜂须贺重雄没招了，下令用重刑撬开杨靖宇的嘴巴。皮鞭抽，灌凉水，压杠子，坐老虎凳，关水牢，杨靖宇死去活来，就是那些话。二十五年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蜂须贺重雄，在所写的供词中说：“横烟对其三十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间，这人意志非常坚强，不谈抚顺组织。”
9月28日，杨靖宇被抚顺日本警察署引渡给中国抚顺县公安局时，因为被关进水牢，受刑致伤很快感染、腐烂，发烧，还患痢疾。公安局长在给县政府的报告中说，“病势甚沉重”，“恐有危险”。
10月中旬，在抚顺地方法院法庭上，杨靖宇解开上衣：这是在咱中国的地方，让日本子打的。俺是个中国的老百姓，平白无故叫日本子抓去，挨打吃官司，中国的官府、法院不替俺做主，倒替日本子开堂审判俺，你们还有点儿中国人的良心吗？你们枉为中国人！
杨靖宇被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
1931年4月，杨靖宇刑满释放，在奉天找到省委，3天后又被捕了。
“九一八”事变后，局势动荡，当时关在监狱里的各种犯人，花上两千元就能赎出几个。满洲省委用钱上下疏通，将杨靖宇和赵尚志等一批党员陆续营救出来。杨靖宇先是担任东北反日总会会长兼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接着是哈尔滨市委书记兼省委代理军委书记，直至由磐石游击队改编的红32军南满游击队政委。
不想说、又不能不说的，是杨靖宇对于“北方会议”的态度。
在有14人参加的接受“北方会议”的满洲省委扩大会上，杨靖宇在讨论中发言，认为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本身是右倾机会主义”：
省委过去机会主义领导葬送了满洲工作，不是尾巴主义，连尾巴也赶不上。
接受北方会议要根本了解：（1）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积极准备进攻苏联（关东军司令部移长春，八站强制接收等）。（2）苏区红军之伟大胜利与两个政权之对立，拥护苏联与创造北方苏区红军的任务是不可分离的。（3）宣传红军的胜利，为红军募捐劳动群众所欢迎的，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去，发动满洲游击战争，必须有具体的布置。（4）工人运动应加强，哈总是空的，应从小组组织起（赤色小组等）。（5）两条战线的斗争应在实际工作中发展。
关于第二个自然段，与会者或多或少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至于第一个自然段，全盘否定以罗登贤为首的前省委的工作，是明显的言过其实的话。而新省委对这个“尾巴主义”、“连尾巴也赶不上”的比喻，也挺欣赏，将其写进了省委扩大会议的决议中。
没有资料表明，当时曾有人明确表示反对“北方会议”精神。连罗登贤本人，都不得不承认“对省委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的领导，我应负严重的责任”。作为党员，他不可能反对党中央的决定。而魏抱一这位身材高大、戴副眼镜的继任者，当“1·26”指示信在实际上宣告了“北方会议”路线破产的同时，他在黑土地上的使命差不多也就结束了。历史让他在这个时候走上这个岗位，他只能按照“北方会议”的精神行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他的悲剧，当然更是最早抗战的东北共产党人的悲剧。
赵尚志是曾经表示了异议的，但他并不认为“北方会议”精神是错误的，而是认为省委不了解下边的具体情况。用我们今天习惯的、易于理解的话讲，是省委官僚了，瞎指挥，而且听不进下边的正确意见。
省委亲自提议将磐石游击队改称红32军东北游击队，下边反倒起了个胡子字号“五洋”。杨靖宇作为省委巡视员到了磐石，毫不迟疑地将其改编为红32军南满游击队。
而经过杨靖宇改组的磐石中心县委，则在1933年1月28日给省委的信中说：“关于游击队领导上的错误，指出以后转变策略，向地主豪绅猛烈进攻。”
“横垄地拉磙子——一步一个坎”，庄稼人常挂在嘴上的这句歇后语，应该是各地党和游击队再仆再起的写照。而以磐石党和群众的基础，又有省委的大力帮助，却也迈不过“北方会议”这个坎——杨靖宇也是一样。
后来有“南杨北赵”之誉的赵尚志，是罗登贤派下去的最后一位军委书记，杨靖宇则是新省委派下去的第一位军委书记。“北赵”到巴彦游击队后，炎炎夏日，却是北方会议的寒流滚滚。“南杨”去磐石游击队时，凛冽严冬，迎面而来的却是统一战线的暖暖和风。这就是造化的不同。但是，倘非如此，面对现实，要杨靖宇把拿不到现实中去的口号变成现实，他也会变通的。
1932年11月2日，即杨靖宇动身去磐石、海龙巡视的当天，满洲省委在给中央的一篇报告中，这样评价杨靖宇：“这个同志，政治上在满表现得最坚决的。”
红32军南满游击队政委
杨靖宇是1932年11月到磐石巡视的。他不知道磐石游击队已经脱离“常占队”，当然也就不知道拉出去前曾将“常占队”一个分队缴械，还杀了6个好像跟共产党、游击队天生就不共戴天的胡子。当他扮成个收山货的“老客”（生意人）和省委交通员老刘在磐石县烟筒山附近找到“常占队”后，那还有个好？立即被绑了起来。
听明原委，杨靖宇笑了：人死不能复生，这个没辙了。至于那枪嘛，只要俺见到游击队，保证如数奉还。可你要是杀了俺，还和游击队打冤家，那就什么也别指望了。老年古话讲，“冤家宜解不宜结”，更不用说眼下日本子占了咱们的东三省了。游击队有毛病，可他们是真打日本子，这话俺不说你也知道。不能合绺子，那联手打日本子还不行吗？你杀俺，俺杀你，咱们中国人自己杀来杀去，高兴、得利的是谁？你还嫌日本子杀的中国人少吗？
“常占队”首领穆连山也是条汉子。倘是那种见了绳子和枪就哆嗦的主儿，再有几个，八九也是没命了。见杨靖宇面不改色，穆连山先生几分敬意，再听侃侃而谈挺有道理，当即松绑，蓝瓷大海碗倒上酒，两个人交上朋友了。
这是杨靖宇第一次见识东北胡子，想必印象深刻。
离开“常占队”，又让一帮叫“护国军”的胡子抓住了，说他是日本人派来的侦探，又一番口舌，才得脱险。
从“常占队”拉出来后，游击队内部产生分歧。有的认为咱们是磐石游击队，归中心县委领导，不能离开磐石。多数人认为党组织都上山了，指望不上了，“常占队”还找咱们报仇，这地方待不得了，应该去东满，东满不行就去苏联。少数服从多数，就向东满进发。11月中旬，到达桦甸、永吉交界的常山屯，大雪飘飘，天地皆白，衣食无着，走不下去了，悲观失望，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杨靖宇来了。
夜深了，杨靖宇还在跟大家谈话。他指着挂在墙上的油灯，说咱们游击队就像这盏灯，没碗不能盛油，有碗还得有油。大家伙儿差不离都是磐石人，土生土长，人熟地熟，这不就是有碗有油了吗？县委活动困难，这是实情，可党组织还在，还是咱们的靠山、主心骨、灯芯，能给咱照亮呀！
这位大个子省委特派员，那脸上的笑意让人感到温暖、踏实，那道理听着也挺实在、顺溜，再说“常占队”也不是冤家对头了。
杨靖宇到磐石时，是负有特殊使命的。省委认为磐石“现在的问题，不是下级同志与战斗员的问题，而是如何改造这一领导机关，从县委到队伍中的领导者，来一个彻底的改造”。
游击队回到磐石后，杨靖宇整顿队伍，由孟杰民任队长，王兆兰任副队长，初向臣为政委。又改组了县委。然后，去吉海路沿线和海龙县巡视。
就在这时，南满游击队连遭挫折，队长孟杰民和继任队长王兆兰、政委初向臣，还有一些骨干、队员，相继牺牲——前面已经说过了。
很难把这些挫折与杨靖宇联系起来，因为此前磐石党就在进行土地革命，这时各地的游击队几乎都在打土豪中夺取武装。又很难不与杨靖宇联系起来，因为他的到来显然加剧了这种倾向。1月7日，《满洲省委在给磐石中心县委及游击队的指示信》中，认为在杨靖宇的领导下，磐石游击队开始了一个大的转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获得了许多成绩。主要的是：开始领导了游击运动，发动了分粮及没收豪绅地主土地财产的斗争，枪杀了几个大地主与国民党最有力的反动领袖（于总司令）”。
巴彦游击队就是这时候垮的，但是领导人还在。磐石则倒过来了，游击队还在，领导人没了。连遭挫折有人没了信心，主张队伍分散活动，实际就是猫起来不干了。县委有人则干脆提出插枪。队伍不断有人开小差，几天工夫160多人不到100人了，人心惶惶要散伙了。幸亏团省委巡视员刘过风赶巧来了，坚决反对插枪、分散活动，好歹才把队伍稳住。杨靖宇闻讯，也从海龙赶来了。
杨靖宇重新整顿队伍，并决定自己留下来代理政委。
这是一个果断的、大无畏的决定，一个决定了他和游击队的命运的决定。
在1933年大雪漫天的1月，“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季节，这支游击队特别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使它能够再支撑上一段时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如果巴彦游击队不是这时候垮掉了，而是再熬撑上一段时间，也不是没有转机的——因为“1·26”指示信很快就要传达下来了。
红32军南满游击队代理政委上任后的第一个举动，是率领这支缺乏给养、弹药，更缺乏信心的队伍，发起攻击。
军事智谋，乃至生活哲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晓得什么是你能够做到和不能做到的。一支强大的队伍要进攻，这样的道理不用讲。一支弱小的队伍同样需要进攻，而且更需要进攻，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讲得通的了。你说咱们眼下就像冰天雪地里冻得瑟瑟发抖的人，你越佝偻，缩成一团，就越冷，只有甩开膀子活动起来，才能发热出汗。有人会说你这个比方不对，或是在心里冲你摇头，说咱们的游击队就像个得了大病的人，自己都顾不过来自己了，还要找上门去打架，这不是疯了吗？那就打个胜仗。说一千，道一万，打胜仗才是硬道理，胜利总是最有说服力的，只是你得明白能够打什么样的胜仗。
游击战，偷袭战，打了就跑。先是打下蛤蟆河子的“会房子”（保民会的据点），缴获“会兵”（保民会的反动武装）长短枪10支，还有一批给养。接着，又在铁路工人的配合下，袭击吉海路老爷岭日本守备队一个小队，毙伤日军9人，毁坏铁甲车1辆。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