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便省事呀？一些人就哄堂大笑。
赵尚志不理不睬，见过来个骑马的头目，就上前抱拳施礼道：这位当家的，俺要打日本子，“朝阳队”是打日本子的，俺要上队，请当家的收留。
头目瞅了赵尚志一眼，面无表情，只管策马向前。
赵尚志一把抓住缰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俺是中国人，俺要打日本子！
如果赵尚志有支枪，或是有匹马，是不用费这番口舌的。不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能从这样一个人口中说出来，而且朗朗上口，这个头目就不由得打量起这个脾气好像挺拗的小伙子。
赵尚志适时地追上一句：俺是热河省朝阳县人，跟你们大当家的是同乡，俺就是来扑奔他的。
头目说：这打日本子可不是“打哈哈”（开玩笑）的事，你能干什么呀？
赵尚志道：只要能为反日出力，干啥都行。
这个头目正好缺个马夫。
有人说，赵尚志这辈子，从零起步的时候太多。
赵尚志到巴彦游击队时，那省委代表是何等身份？任参谋长、第一政委（还有说是政治部主任）时，仍是省委代表。又来个省委代表，他是第一代表。满洲省委认定他要为巴彦游击队失败负主要责任，因为在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中，第一党代表的权力，是超乎一切人之上的。而今在“朝阳队”，他连个大头兵都不是，与火头军差不多，甚至还不如人家。
入党也得从头再来，而且来了一遍，还得来第二遍，直到牺牲还是个被开除党籍的人。
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时，赵尚志在团省委工作，两个人后来都被“永远开除党籍”。刘少奇那个“永远”是11年，赵尚志那个“永远”虽然5个月后被拿掉了，开除党籍却长达42年——不知道这是不是个什么纪录。
马夫的任务，就是喂马牵马遛马管好马。
从江西到陕北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马夫，新中国成立后有的当了门卫。赵尚志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用句现成的俄罗斯谚语，叫“口袋里是装不住锥子的”。
最初的印象，是这个小个子马夫勤快，心肠热，谁有难处就伸手帮一把。平时没事去伙房帮着烧火、做饭，行军牵马还常为别人背点儿东西。很快又发现这人嘴茬子厉害，能说会道，肚里有货，奉天呀，吉林呀，哈尔滨呀，天南地北讲什么都一套一套的。只是讲到广州这时节穿“汗褟”（夏天穿的短袖贴身小褂）还出汗，大家就都有些疑惑。“朝阳队”里，原东北军、破产农民和胡子，约各占1/3，而无论什么出身，根上大都是庄稼人。那时的庄稼人，去趟县城就挺开眼界了，说谁去关里了，就觉得这人这辈子回不来了，得扔那边了。宾州没去过也听说过，这广州在哪旮旯呀？天底下还有这么个地方吗？
在巴彦游击队，“小李先生”再没架子，队员们也不能不仰视他。这回可就倒过来了，任何人的目光都是居高临下的。平时没事见到他，就喊马倌，过来来一段。逐渐地，人们就往他身边凑了，目光也开始向上瞅了。即便仍是喊他过去来一段，那话语中也不能没有一种敬意，觉得这个人挺了不起，不是一般人了。
赵尚志终于一展身手，是指挥“朝阳队”打下宾州城。
准确时间不大好说，大约在春季。像“朝阳队”这样一支千多人的队伍，无论什么时间都不能不使敌人警惕的，有机会就想吃掉它。这次日伪军是三路围攻。孙朝阳得知探报，赶紧召集会议。硬顶不行，一些人说就从没敌人的一面走，一些人说那可能正是敌人设的圈套，等着咱们往里钻呢。孙朝阳拿不定主意，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着急上火。
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赵尚志自然成了会议中心。关系到“朝阳队”的命运，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人们就想听听他们心目中的能人有何见解。
赵尚志已经胸有成竹：打日本子，打日本子，这日本子就得打，硬打硬，打不过，就挑他软和的地方打。哪旮旯软和呀？俺看眼下宾州城就挺软和。那旮旯的日本子和汉奸队，都奔咱这地界来了，咱们就抽冷子把它的老窝端了。
赵尚志边讲边比画，还用草棍在地上画着。
有人就把马夫的退敌之策，向孙朝阳报告了。孙朝阳眼前一亮，重新开会，让这个马夫老乡再详述一遍，当即决定赵尚志为这次战斗的总指挥。并许诺如果此战得胜，就任命他为“朝阳队”的参谋长。
赵尚志以一部为疑兵，在山中牵制敌军，大部做好撤离准备，伺机跳出包围圈。他自己率领一队精锐，利用夜色掩护，直插宾县县城宾州镇，天亮前赶到就打。
宾州距哈尔滨60公里，为哈东重镇，平时守备森严。这时主力都出发“讨伐”“朝阳队”了，留守部分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突然间听到枪声大作，立刻慌了。
战斗正酣，赵尚志下令停止射击，单枪匹马跑到城下大喊：快去报告你们的县长，就说李育才要跟他谈判。文谈，打开城门让俺们进去，那你还是中国人，缴枪留命；武谈，那你们就是汉奸，打进城后全按卖国贼治罪！
敌人也不知来了多少人马，有人知道李育才就是攻打巴彦城的“小李先生”，就更是腿肚子抽筋，就把西城门打开了。
在敌人眼里，“朝阳队”就是帮胡子，实际也真有些胡子的味道。胡子规矩多多，基本都是些封建迷信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走西门——那不是上西天了吗？
敌人也挺狡猾，可赵尚志还管这个吗？
敌人根本没想到对手会来这一手，赶紧回师增援，“朝阳队”顿时转危为安。
马夫当上参谋长，孙朝阳没有食言。
赵尚志这辈子，无论怎样跌跌撞撞，命运多舛，都是凭真本事干出来的。
珠河游击队
还得来句“话分两头”。
为纪念民族英雄赵尚志，1946年改名尚志县（今尚志市）的珠河县，位于哈尔滨东南部。东邻苇河县（后并于珠河），西连阿城县，北与宾县、延寿县、方正县接壤，中东铁路东线东西横亘其间，把珠河县一分为二为铁路南和铁路北两部分，通常称道南、道北。铁路沿线城镇，像乌吉密、珠河街、一面坡、苇河、亚布力等，很早就有外国资本进入。1932年7月13日，《中共珠河特支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侵入珠河之外国资本，由日本帝国主义之五常采木公司及在一面坡之商店，法美之大粮商。商品之推销，日美法中，日本商店占优势。白党（白俄——笔者）之商铺和苏联之中东路苇沙河之采木公司，及商店在珠河经济上有地位。其他中国城市资产阶级都是在乡村，所有土地之地主同时于城市经营工厂、商店。‘九一八’事变以前，珠河市场主要是日本与苏联之角逐场。事变后，珠河经济陷入不可收拾之混乱状态，必然的城市乡村之劳苦群众更惨苦地破产，使他们土匪化，向城市乡村进攻，恣意掠夺，因此，无秩序的经济更破灭起来。”
1930年8月，珠河县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仅有的3名党员都是朝鲜（族）人。之后改为特支，建立县委，1932年9月扩建为中心县委，有党员47人，活动在珠河、苇河、五常、延寿、方正、宾县等县。
像汤原中心县委一样，珠河中心县委自“九一八”事变后，就致力于创建武装。
珠河地区红枪会的力量非常强大，高潮期曾有几万人，“口号是打胡匪打日（本）”。打胡匪是保家乡、护地面，打日本是保国家，保家保国挺好的。中心县委派人到几支队伍中工作几个月，红枪会溃散后，又试图收拢人员建立反日武装，都无果而终。接着又在土地革命的大背景下，派人收编地主的大排队，结果可想而知。还派人到山林队中策动哗变。总之，凡是能够想到，并觉得可行的，都无一例外地行动了，也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还牺牲了几名党员。
这期间最成功、影响也最大、到了还是失败了的是策动苇沙河伪军哗变。请看抗联退到苏联后写的、应该说比较原汁原味的《抗联三军史略》中的两段文字：
一九三三年三月，我们的先烈——金石魁同志，以坚定的革命工作精神到苇沙河“满”军中组织了三百余名满军哗变。这一哗变不仅鼓起了中东路沿线的民众更汹涌的救国热潮，也不仅鼓起了红枪会及反日山林队的斗争情绪，而且对“满洲国”实力给以很大的动摇。珠河反日总会当时为加强在哗变队伍领导，为胜利进行反日战斗计，即刻选拔张连科、金策等十余名同志到该哗变部队中去工作，把它变成工农革命军的团部，一个营、四个连，在“创造苏维埃红军”的口号之下开始行动着。
我们在这一部队里着手工作不过半个月，与官兵关系逐渐疏远，他们都不愿接受我们的口号和行动方法。这主要因为当时群众只知抗日，不知“苏维埃红军”是什么。就是说，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我们所提出口号不同之故，因而我们同志再不能照旧在该部队里继续工作了，就号召受我们影响下的三十余名士兵群众，孤树起珠河工农革命游击队的旗帜。这样分裂后，不过一个星期，又与在我们影响下的士兵群众发生意见冲突，我们的武装被他们解除了。我们诚恳承认，这种分裂，并不是群众与我们分裂，而是我们因固守北方会议路线的口号所制造的分裂和失败。
“北方会议”把自己的巴彦游击队都搞垮了，在人家的队伍里搞这一套，行得通吗？
“我们的武装被他们解除”的时间是5月1日——就是这一天，珠河中心县委接到满洲省委转达的“1·26”指示信。
这年春天，珠河中心县委又派几名党员到“朝阳队”中工作，与“独行侠”赵尚志不期而遇。可若不是这时已经开始了反帝统一战线的抗战路线，还是“北方会议”那一套，等待着即将正式组建的珠河游击队的，会不会还是巴彦游击队的结局？
“朝阳队”秧子房掌柜的李启东，近四十岁的样子，中等个头，圆脸，挺壮实，沉稳朴实中透着成熟、干练，颇得孙朝阳的信赖。
“秧子房”就是关押人质的地方，“秧子”就是人质，那时都叫肉票。“掌柜的”就是管事的、说了算的人（那时夫妻之间，妻子称丈夫也是“掌柜的”、“当家的”，丈夫称妻子“屋里的”）。胡子的组织结构，头领叫“大当家的”，如有副头领则是“二当家的”，下面分为“里四梁”、“外四梁”。“里四梁”，一是“炮头”，即带队打仗、冲锋陷阵的人，要枪法好，生死不惧；二是“粮台”，管理胡子吃喝的头目；三是“水香”，掌管纪律和站岗放哨的；四是“翻垛的”，即军师，有文化，会掐算，胡子行动都由他推算黄道吉日，奔哪个方向吉利。“外四梁”，一是“秧子房”，胡子的主要活动方式和进财之道就是绑票，因而秧子房掌柜的权力非常大；二是“花舌子”，前面写过了，即能言善辩、在票主和胡子之间往来周旋的人，当然是为后者尽力了；三是“探千的”，抢劫前负责侦查、打探消息的人；四是“字匠”，绑到票后，给票主写信，陈说利害，让其拿钱赎人，由花舌子送去。“朝阳队”虽非纯正的胡子，但也因袭了胡子的一些东西。
李启东是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受县委派遣，与李根植、姜熙善、朴吾德、朴德山等7人参加“朝阳队”，做秘密工作，意在组织党独立领导的反日武装。“秧子房掌柜的”这个角色，本来就挺引人注目，更兼这7个人都是朝鲜（族）人，那汉话说得利索不利索的，三言两语就听得出来。那时各地党组织中朝鲜人居多。赵尚志当然清楚这一点，就不能不留意这几个人。
“朝阳队”中认识赵尚志的，都觉得这个马夫挺神秘的，在李启东等人眼里就不能不画个问号：这人是不是个共产党呀？就有意接近他，同时向中心县委报告。
几十年后，有关党史专家调查采访时，有人说赵尚志在满洲省委工作期间，缺点是冒失。有了两次坐牢的经验教训，这个马夫在“朝阳队”的“地下工作”就显得比较老到、缜密。而且彼此都有意探寻对方，那目光、眼色的感觉，就能碰出火花。待到宾州之战后孙朝阳兑现诺言，这参谋长和秧子房掌柜的之间，虽然难以说道明白是种什么隶属关系，毕竟可以公开地一起研究工作了。及至满洲省委回复了珠河中心县委的报告，就什么都明白了。县委把那个头、形象一说，这人除了赵尚志，还能是谁呀？
出师未捷，先丢党籍，没人说得清赵尚志孑然一身走向那莽莽雪野时，是何心境。孤独？苦闷？悲愤？还是报国有门，可以打鬼子的激动、兴奋、自信？乃至于誓死抗战、马革裹尸的决心？抑或是兼而有之？而我们从这年8月30日《团珠河县委关于朝阳队伍情况给省委的报告》中，却不难感觉到这个独往独来的抗日大侠重新见到党组织时的心情：
关于赵尚志的问题。他现在部队里面，他非常欢迎我们，接受我们的主张。他在朝阳的队伍中有很大的信仰（尤其破宾州计划成功之后）。我在上层中的工作须经过他（非同志的关系），可是对党省委仍然表示不满意，省委应指示我们对他应取什么态度。
“非同志的关系”的赵尚志，非常欢迎珠河党团组织，而对满洲省委则仍然表示不满意。这似乎不无矛盾，他似乎应该说说类似“母亲打儿子”的话——可那还是赵尚志吗？
8月上旬，“朝阳队”联合几支义勇军、山林队，再次打下宾州城。赵尚志认为宾州城不可久留，没收敌伪资产补充部队，应赶紧撤出。孙朝阳和各路首领都不同意，结果遭敌反攻、轰炸，队伍损失惨重，撤进山里。
自马夫献计破宾州后，赵尚志就成了孙朝阳心目中的能人、恩人，器重、信赖，参谋长有职有权。对秧子房掌柜的也是一样。得知他们是共产党后，可就多了个心眼儿。他当然不晓得什么北方会议了，知道的是共产党前一段的所作所为。现在讲统一战线了，他这样的人不是革命对象了，可谁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呀？
10月4日是中秋节，在苇沙岭大锅盔山中老林的房子里，孙朝阳和他的堂兄“容易”，还有“宝盛”，喝酒聊天。这时的“朝阳队”，孙朝阳的威望大不如昔，赵尚志则如日中天，反对他的人也越发激烈起来。“宝盛”说大当家的，你那个老乡要杀你，咱们得先下手。“容易”说对，先下手为强。孙朝阳不同意，说参谋长能做出这种事？不至于。“宝盛”和“容易”就一边劝酒，一边极力劝说起来。
有个队员叫王德全，正巧路过那儿，听到几句。这人原是巴彦游击队的，胆大，反日坚决，赶紧跑去报告赵尚志。赵尚志和李启东一商量，也觉得孙朝阳不至如此。就决定继续做孙朝阳工作，实在不行，见机行事，组织武装哗变。哪知当天晚上，王德全悄悄进入孙朝阳房间，抱出一挺机枪，来见赵尚志。早就心怀叵测的“宝盛”、“容易”等人，已经有所动作了。
没有证据表明，独行侠赵尚志来到“朝阳队”，是想从中拉出一支队伍。孙朝阳不收留他不仗义，他这个老乡如果这样做，同样是要被人耻笑的。东北沦亡，国家有难，他就是要打鬼子，尽个匹夫的责任。这样理解，显然更具可靠性和可信度。但是，事已至此，没别的路了，当即分头通知其他人，携带枪支离开“朝阳队”。
黑灯瞎火，急三忙四，临时分头通知到六道河子汇合，9个人中少了朴吾德和尹二胖。大家都认为这两个人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