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保合老人在回忆录《风雪松山客》（笔者见到的是尚未出版的铅印本）中说，打乌拉嘎金矿前，祁致中就跟他的老部下叨叨咕咕的，说赵尚志让他当副官是不信任他。打下乌拉嘎后还跟我叨咕，我说你不要这么想，咱们都是干革命。攻打乌拉嘎，赵尚志命令戴鸿宾带人攻打西院，打响后又命令祁致中带人攻打东院。祁致中说我过去指挥别人，这会让我“送死”，我不干。赵尚志对传令兵大喊，让副官长快攻上去，祁致中仍是拒绝执行命令，赵尚志指挥队伍冲了上去。后来，祁致中总对他的老部下说，赵尚志叫我上去，我没上去，犯了错误，赵尚志要害我，我没好啦，怎么办？这话也跟我讲过，还问我赵总司令能不能处分我？我说都是革命同志，犯错误能改就好。这些情况不断有人反映上来，支委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李在德老人说：
赵尚志感到问题严重，决定召开支委会。他是书记，我是副书记，他怕他在场大家不好发言，让我主持会议，他先不参加会议。他也没说明他的意见，就是让支委们讨论、发表意见。
参加支委会的，有戴鸿宾、陈雷、于保合、刘凤阳、韩相根和我，韩相根是机枪手。我简单介绍一下党员汇报的祁致中的问题，戴鸿宾首先发言。他说祁致中早就跟赵总司令闹矛盾，反对赵尚志，在苏联时常和赵尚志争得面红耳赤，现在又抗拒命令，散布这些言论，这个人挺危险，不能留着。
当时大家都感到不安，对祁致中心中没底，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讨论结果，一是他可能带领老部下逃跑，分裂革命队伍；二是可能杀害赵尚志，然后占山为王，或者投降日寇；三是经过教育，回心转意。大家都觉得第三种可能性很小，对他没信心。
这时谢文东已经投降、叛变了，宋一夫早就投降、叛变了。那时叛徒多呀，把人弄得心神不定，最怕出叛徒了。祁致中是山林队出身，那时那人或多或少，都觉得胡子出身的人不大可靠，反复无常。可杀掉他缺乏证据，等到有了证据那又晚了，后果不堪设想。那时许多人都是这么处死的，环境逼的。像7军军长景乐亭，就是这样。我提议是不是把他送去苏联。马上有人反对，说怎么送？他能去吗？半道跑了呢？
我向赵尚志汇报，大家的基本意见是处死，我的意见是送苏联。赵尚志跟戴鸿宾意见一致，说这个人反复无常，搞阴谋，很危险，不能留。
最后，支委会一致决定，处死祁致中，开除他的党籍。
参加了支委会的陈雷老人的回忆，也基本如此。在《征途岁月——陈雷回忆录》中，也说“戴鸿宾积极主张将祁致中处死，以正军法”，“大家一致同意戴鸿宾的意见”。
下面是1940年2月22日，《戴鸿宾关于赵尚志倾向问题向省委的说明》中的“关于祁致中问题的详细说明”：
我们在一起被押时期，尚志和致中同志有口角斗争。斗争的内容：三军和独立师关系和独立师的发展，独立师对省委的关系和总部的领导问题。×（为缺损字——笔者）期斗争中，没有得到好的解决。原因是尚志同志认为独立师的发展，没有赵尚志正确领导，决不会得到发展的。致中同志认为不是那样，固然三军在政治上和行动上，独立师有了好的影响，对独立师有部分的帮助，不是独立师发展完全依靠三军。致中说三军在尚志直接领导之下，并不是发展怎么样不得了的程度。在这意见当中，双方有了抵触，在两个人英雄心理之下，更进一步保留着很多的称（成）见。尚志同志对（认为）致中同志实（始）终是胡子，而不过是挂着反日招牌，为自荣耀和发财，谁知你这些年给家邮多少大洋呢，利用反日名义，不挑片子，发展你个人的私利。致中同志否认这一点，致中说我以前是胡子不价（假），自从一九三四年谢文东在土龙山起事后，我就上（往）反日道路上转变，你恳（肯）定说我是胡子，我也太曲点啦。最后长期斗争的结果，由于致中同志理论不过尚志同志，勉强表面上接受他的意见，不是真正的从心里愿意接受他的意见。在三八年秋季时期，致中同志在疑（议）谈中提出一个错误意见，胡子的游击战术也能赶上共产党的游击战术。当时尚志和我给他一个批评，对他说明我党的游击战术，绝不是根（跟）胡子学习的。最后致中同志承认他的错误，说我们批评很正确的。不价致中同志在某种时期，还有部分的土匪思想反应，这是他的很少缺点，还有不服人思想，认为自己是很大的创造家。另外，我认为致中同志有很多的特长，他对共产事业是相当信仰的，在政治上相当进步。过苏联后的致中与东北的致中各方面大不相同，有了很多的进步。读了我们的很多文件，可能做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民族英雄。自三九年五月时期，苏联与我们三个上课，有一天晚间致中同志向尚志同志问，我过去以往工作到（底）是不是胡子呢？尚志同志对他的回答：你过去以往工作完全是胡子的行为，决定没有什么说的。最后尚志同志对致中同志用污骂的行为回答，尚志说他自己是东北党代表，我站在党代表的智（资）格开除你党籍。回东北不允许致中同志带手枪，叫他当队员。同时又说，你不要想回东北当大官当十一军军长去。这种情况之下，我和尚志同志恳切的要求一件事情，对于致中同志他将来工作分配上我不提，对于他党籍开除问题，不要这样盲目的决定，一个共产党员党籍是他的政治生命，开除与不开除回东北解决。如果就开除，使他在政治前途上失望。我的意见党籍先不要开除，还须要与致中同志留改正错误的时机，如果将来再不改，党对他怎样处分我没有意见。我这一提意尚志同志允许啦，可是他还提出在党的纪律一定要处罚，规定一个时期留党察看，叫致中同志写恢（悔）过书。
在回国途中尚志同志分配致中同志担任总司令部付（副）官责任，当时致中同志提出意见不愿意担任付（副）官责任，愿作队员工作。这一提意当时，被尚志同志很严厉的污骂一场，说你不要添美，还想做你过去的美梦不行。在这个纠纷中，致中同志痛哭一场，我在当中担当调解，最后致中同志勉强的担任付（副）官责任。
过界后（回东北），尚志同志对致中同志一切的态度，完全是污骂行为，使致中同志非常难过。在我们解决乌拉嘎河金沟那天早晨，我们卡敌人全鞍马十七匹，经尚志同志分配骑，不发给致中同志马匹。我向尚志同志提意，可以分配他马，原因他是一个幼稚同志，还有我们带来的一般队员群众对致中同志还有好的影响，同时苏联对他还有信用，这样对待他，对颜面上太过不去。我这提意尚志同志始终否认我的提意，在过午后，我又向尚志同志二次提意，应该发给致中同志一匹马。二次提意后，勉强发给一匹不良的马，走几里后致中同志被落马二次，致中当我痛哭一场。致中同志说我永远也没有骑过这样的马，也没有背过大枪。他同时说尚志同志拿我当敌人看，我这几年的革命工作，虽×（缺损字）成绩，也不应该遭受这样的悲痛结果。在这种情况×（缺损字），我向致中同志做了许多解释工作，劝他不要悲痛，忍耐一个时期，我们很快就能见着党，关于你的问题能求得解决。到午后黄昏时期，准备军事行动，致中同志冒险队的先锋，在前防（方）领导缴械，已经解决敌人的第一堡垒，得到完全胜利。在这当中致中同志说过去三军司令部少年连队员尚久兴同志打致中同志二匣子并没命中，打到衣服上啦。致中同志当时发生一个错误，他向尚志同志交枪，尚志同志当时给他一个污骂，我步（布）置队到上边解决了第二个堡垒。到第二天上午我们准备退出金沟以前，分配致中同志步（布）置金沟工人抗（扛）面的工作，命令是一百五十人抗（扛）三百袋子面。在他执行当中，他曾经有二次要求工人抗（扛）二袋子抗不动，尚志同志不允许。最后致中同志允许工人每人抗（扛）一袋子面工人剩一百人，这是致中同志一个错误。退出金沟后，第三天，尚志同志站总司令的智（资）格，召集模范战士会议，庆祝军事胜利，叫模范战士随意便发表意见，讨论胜利中缺点和优点。致中同志想发表意见，尚志同志对他回答，这个会场没有你说话的必要。同时又说你对这军事行动，罪大恶的祁致中，当场下令解（除）致中同志的武装。第四天又召集党会议，致中同志的问题，在党讨论最后的决议，开除致中同志党籍，他以后工作问题，会场并未决定。最后尚志同志参加会议，党的会议左右之下，他坚决主张（将）致中同志处死枪决，他致中最大的阴谋家，赶早处死，一勉（以免）后患。在这无斗争能力的党会议，结果跟着他意×（缺损字）跑啦，立刻将致中同志处死。
最后戴鸿宾谈到“我与尚志同志斗争不够”的原因：
对祁致中事件发生时期，我那时期的立场有心坚决斗争，那一些下级党同志都是拥护赵尚志，不能拥护我的意见，我想如果要做坚强斗争，恐怕我做祁致中的第二，我当时在这怕死条件之下，避免了斗争。尚志同志对我怀着许多诚（成）见，主要的是在东（北）三、六军的纠纷问题和在一起被押交换意见当中对我抱着不满的情绪，我不能遭受致中同志的结果，是我过界后，在意见之下转移，不反对他任何主张。另外我向他三次提意，我代（带）兵，愿做别种工作。因为这些原因，对我的生存问题，才有了保障。当然对这些问题，我极大的错误，我既然是革命者，就不应该怕死，眼看着别的同志被处死，维持我自己的生就不敢作斗争，这是革命者最大可耻的错误责任。这一错误希望党给我批评，帮我改正。关（于）我与尚志同志一年多经过事件就此结束。
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当戴鸿宾写这些“说明”文字时，赵尚志已经被“永远”开除党籍了。
六十多年后，有老人告诉笔者，有个老刘交通，五十来岁，中溜个，大圆脸，挺壮实，跑交通到我们那儿，说祁致中让赵尚志杀了。我们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呀？老刘交通说打乌拉嘎金矿前，赵尚志给了祁致中三个绝的（任务）。一个是乌拉嘎有60多鬼子、150多警察，得全部打死；二个是不能开枪，全用刺刀挑死；三个是抓200个小背，每人背两袋面。这三个任务怎么完成？结果跑了5个鬼子，就要杀人。祁致中说我就一个要求，给我“两毛五”（1颗子弹的价钱），让我死得痛快点儿。
1938年2月15日，《王效明给二宇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独立师天元部下之韩团长投降该镇，现被缴械。祁致中之事（祁过界被扣留），应速设适当办法，自彼去后，全部异常动摇，如无适当办法，将来恐成问题，祁某非完全了解之同志，应抚慰之而安其旧职。
按照支委会分析、讨论的三种可能性的第一种，如果祁致中可能带领老部下逃跑，极大的可能性是回自己的老部队。自11军没了军长，从下江到西荒，就是北满洲省委称为“下江的勇士”的1师代师长、师长李景荫在那儿撑着，而他还要强力支撑着自己那病病歪歪的身子。许多事情祁致中能想象得到。在异国被羁押和重获自由的整整一年半里，11军应该是他魂牵梦绕的所在。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祁致中不就是因为这种可能性被处死的吗？
无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都不能不把祁致中之死放到当时抗联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进行分析。
一个战士拿了老乡一双鞋被处死，那是执行纪律。要回家的“背小树”，除夕篝火晚会上抱枪打盹的“背小树”，这是惩治叛徒。准确地说是防止出叛徒的措施，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笔者早已提醒读者，不能用今人的目光看抗联，是因为采访中不断有老人这样提醒我。这个人想家了，或是流露出一种被视为动摇了的什么情绪，就危险了、紧张了。可即便开小差被抓回来，说他叛变，也没证据。怎么办？关起来审查，或是送上法庭，判他几年，“天大房子地大炕”，怎么关押？绑在树上，冬天冻死了，夏天喂蚊子了。今天这儿，明天那儿，带着他们怎么转移？战斗随时可能打响，枪一响，就算被冤枉的，被这么一折腾，也可能逃跑。如果还有几个同党没被发现，这支部队就更凶险了，随时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景乐亭之死，与祁致中有许多相似之处。
只是景乐亭被误杀后，又被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予以肯定，认为是对的。而祁致中被误杀的同时，也把赵尚志毁了。
后来“迷”起来的戴鸿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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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10日，《姜信泰给黄玉清同志信》中说：
我们听老百姓说三军赵尚志归来把日本打得落花流水，是否确实？
1939年11月30日，《金策给张寿海У男拧分兴担�
最近据通河交通员报告，大界民众传言说是下江萝北县一带赵司令过来带领不少的队伍与日满军已数次抵触，战情非常猛烈，这是旧九月的消息。最近又说是赵司令和戴军长带来不少队伍在汤旺河嵯付岐一带行动云云。九月初兰生由叛徒黄仁秋传来的信里（这个信是韩大黑傻子转送来的）说，赵司令由苏联过到乌拉嘎河一带，将满军缴械不少等等。那么，乌拉嘎河究竟在何处呢？找不着这个地方。
此前的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当我在松江下游时，听到尚志同志由祖国率队回满洲了。并且没有经过抗联三路军指挥部，及北满省委应有的组织手续和通知，要将三路军的一部分队伍，编归到尚志领导的部队系统中去。当时我负责的一部分队伍，我因为尊北满党及抗联三路军，注意到布尔希维克应有的组织手续和路线，没有允许和交出。我到远东来后，听着祖国同志说：尚志同志是共产国际打发过去的，任命他为东北总司令。并说尚志同志是归祖国直接领导，要他回到满洲归编队伍。
现在尚志同志既然是东北总司令，那末是否取消北满党，或者上级决定北满党归赵尚志同志直接领导，或者他还是北满党的一个党员。同样三路军指挥部是否取消，抑或归尚志同志领导和指挥？这需要中央和国际之答复，以便可以进行工作。尚志同志是归祖国直接领导，或国际直接领导，那末北满党及三路军是否也是这样呢？我想吉东党、南满党、一、二路军也会同样发生这一问题的。而且这些问题是亟待解决的。
12月15日，《金策给张寿海У男拧分兴担�
二十来天以前，由下江尚志同志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名义，给岭西各抗联部队负责同志的信，该各种信件及传单转送你处，希查收后，应急给各部分发为要。
我相信，尚志同志决不能冒充总司令的名义。他通令中写道：“奉令”等，我认为不能是他随意用过去北满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名义，我认为中央正式任命的总司令的名，我相信中央对他的过去倾向和错误不是不知道的，而更详细知道的，中央对他决不能马虎，对东北反日运动更是关心与准备。那么，我们在目前历史时期，不能与中央命令相对立，应尊重上级的命令与指示。我们应当，如果尚志同志仍未纠正旧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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