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很多，那时水又大，抗联夏日游击，过江过河的，叫大水冲走了，会游泳的就活下来，不会游的就淹死了。至于滑雪训练，就不用说了，更是抓住东北战场的特点了。
还有个让大家感到新奇而又刺激的课目，跳伞训练——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中最早的空降兵，应该说是在教导旅诞生的。
每年冬季，教导旅还组织一次为时两周的拉练。这是一支滑雪兵，滑行到100公里外的荒野、山林，途中训练战斗行军队形编组，行军警戒的派出、搜索，以及遭遇战等等。搭帐篷宿营后组织警戒，对其他连队驻地进行侦察、偷袭、骚扰。还进行耐寒训练。当然不是抗联那种破衣烂衫的“打火堆”，而是全副耐寒装备的雪地生存、作战训练。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那人见面问声“吃了吗”，也不一定是问吃饭了没有，许多时候就是打个招呼，你总不能说“穿了”吧？参加抗联后也是一样，慢慢地，见了团长会叫声“团长”。这回没团长了，见到上级要敬礼，忘了要受批评、被罚站，就觉得不习惯。记得我刚上队时，也搞过队列训练，练着练着敌人来了。敌人没来，练着练着一些人烦了，说练这玩意儿有什么用？那练什么有用啊？练射击。练这个是真有用，战场上一枪一个，那多直接、痛快呀。那教官也七长八短、千奇百怪。像山林队出身的，那枪打得真准，大家也真服气，可有的为了出手快，把匣子枪的准星锯掉了，你说能教出什么样的射手？扔下锄头拿起枪，班长、排长、连长告诉你几句，对了错了的，你就在实战中悟去吧。抗联培养许多游击战人才，游击战与正规战有许多不同，但军事技术应该是正规的。许多人不说身经百战，也是大小几十仗了，这回像个新兵似的从立正、稍息练起。
张瑞麟、李桂林老人说，我们是1944年初“过苏联”的，教导旅正在进行滑雪训练，把我们看傻眼了。这东西不吃粮、不吃草，穿上“像箭打似的”（形容速度快），太好了。那时军事训练占70％，还有政治教育、文化学习，你说这下子把我们落下多远吧。好在这时不光苏联教官，就是一般战士都能给我们当老师了。
李敏老人说，教导旅有60多女兵，头一年让我当护士。其实正儿八经的都是苏联护士，咱就是学习，多干些粗活。第二年调到无线电营学报务。人力跑交通，几天、十几天、个把月，甚至几个月跑一趟，这回几分钟就联系上了，那能不认真学吗？李兆麟讲艺不压身，多学几手，回国有用。学跳伞，选的都是身强力壮的，说我不合格，我去找李兆麟，他说你以工作人员名义跳。去伯力郊区飞行学校，先学一星期地面动作，然后联系从跳伞塔跳伞，半个月后就坐飞机上天了。我从小就爱跟男孩子玩打仗，哥哥参军后就盼着当兵，没想到这兵当到苏联来了，还上天了。飞机轰轰响，2000来米高吧，教官一挥手下去一个，像下饺子、扔土豆似的。刚下去头朝下，伞一开就正过来了。手抓伞绳，风在耳边呼呼响，山河大地越来越近。脚一着地，身上那汗像雨点子似的哗地摔到地上，紧张呀，高兴呀。有的风大，被伞拖着跑出好远才能站住。有时被伞盖住，拱半天才能拱出来。安全着地，就算合格了。
境内境外
1938年底，3路军1支队松门山战斗失利后，张光迪、陈雷率队“过苏联”，被安顿在海兰泡城外一座兵营。半个月后，一个会说汉话的苏联军官来找陈雷，说让他去学习一段时间。部队怎么办呀？那军官说由支队长带着，已经安排好了。
这是陈雷第一次“过苏联”，对苏联充满了神秘、神圣感。
一个穿便装的苏联人，陪陈雷坐火车到伯力。一个穿便装的小老头，后来得知是苏军少校，把陈雷接到黑龙江边一条小街的一栋二层楼。进一楼左拐3室1厨的男主人舒里科，是个铁路上尉（当时苏联铁路职工佩戴军衔），女主人叫娜嘉。临街的一面是个套间，外间为客厅，里间是卧室。陈雷就住在这里。小老头少校天天来看他，安排他的生活，娜嘉给他做饭，对他都很诚恳、热情。
后来，抗联管这种住进抗联人员的苏联人家，叫“工作房子”。赵尚志1941年秋回国前，就在伯力住这种“工作房子”。
想想“过苏联”前的情景，眼下简直就是天堂了。可部队呢？他的学习又是怎么安排的呀？还在佳木斯做地下工作时，他就知道满洲省委和抗联不时派人到苏联学习。那个小老头少校每次推门进来，他就等着他告诉他去什么学校学习，每次都是失望。窗外街上车来人往，室内书架上好多书，大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而且都是中文版，就翻看起来。这一翻不要紧，就像老牛进了白菜地般如饥似渴读起没完了。
1997年笔者采访时，已经八十高寿的陈雷老人说：“我这辈子的这点马列主义水平，还真得益于在‘工作房子’的那几个月的学习。”
很快已是6月。这天来了两个人，问询生活、身体情况后，其中一个拿起书架上的一本《革命秘密工作者的经验》，说这本书你看了吗？陈雷说看了。那人说我们派你回去做秘密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陈雷心里寻思，还没安排我去学校学习呀。就说：我原来就是做地下工作的，是从大逮捕中逃出来的，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回去很容易暴露。
那人说：我们送你去个非常保险的地方，行不行？
陈雷说：我身上好几处伤疤，不适合做秘密工作，我要回部队。
几天后，一个苏军少校带陈雷上火车，行至与中国境内佛山隔江相对的一个小站，换乘汽车进到山里一个营地，一看全是抗联的人——是赵尚志准备带回东北的队伍。
版图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一直把欧洲视为重点，情报工作也是一样。20世纪30年代初，受制于种种国际条件，非常活跃的西线情报活动被迫偃旗息鼓，在远东地区则异军突起，这自然就少不了中国人参与其间，先期主要利用生活在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人。
上一章说过，苏联审查、核实过界人员的过程，也是选人的过程。认为你合适，本人也同意，经过一段学习、训练，就派回东北做情报工作。
苏军在远东有两个情报系统，远东军系统和远东边防军系统，各有各的活动范围和任务，共同点是大量调用抗联过境人员。有的派回东北做秘密工作，有的搞武装侦察——像让陈雷做的应该是前者，而大量的是后者。
苏联在极力避免两面作战的同时，知道日苏迟早必有一战，就需要获取关东军的情报。由于种族的关系，派苏联人到中国搞情报多有不便，不断过界的抗联人员就成了最佳人选，特别是武装侦察。
其实，奉命去苏联学习、开会的人员，在过界被审查时已经为苏军提供了许多情报，尽管本人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至于派遣武装侦察，应在1938年初3军、6军500骑兵过界被遣送新疆之后。像3军4师32团团长李铭顺，1939年1月后长期率小部队回国侦察，屡屡出色完成任务。而派秘密工作人员则早已有之，像方未艾1935年夏在海参崴列宁学院毕业，秋天即被派回东北。
抗联以搜集日军情报为主，既坚持了抗战，又保存了实力，还为日后苏联出兵东北提供了战略情报，应该说是双赢的。问题在于苏军的一些行为、方式、态度，让人难以接受。
彭施鲁老人说，教导旅成立前，苏联军官往往半夜三更把人叫走，派去执行侦察任务。第二天连长、指导员发现人没了，也不知道哪去了，赶紧报告。野营实行双重领导，苏联人是主任，他就认为可以指示一切。报告到周保中、李兆麟那儿，有的他们也不知道。季青指示南野营，不经抗联领导批准，谁也不能调人。双城子驻军再调人被拒绝，苏联军官很恼火，说季青情绪不对，有沙文主义色彩。后来跟王新林商定，调人必须由周保中书面通知野营党委，这个问题才算解决。
还有，老人说，除了从野营调人外，苏军还直接控制着一些人。野营成立前后陆续过界的一些人，特别是零散人员，有的送去集体农庄劳动，有的经过训练，派回国内搞侦察，咱们不知道。那时一支部队没了音信，就想是不是打散了，人都牺牲了、失踪了，后来也想是不是“过苏联”了？杨靖宇牺牲后，敌人大肆宣传，周保中半年左右才知道，我们下边的知道得就更晚了。抗联消息太闭塞，苏军也不想让你知道这些人，这些人也不知道成立野营了，后来回国侦察碰一块了才知道。周保中向王新林要人，开头好像要回来一些，很少。后来掌握的名单越来越多，再要，远东军就不置可否了。
王云庆老人说，我1939年冬“过苏联”，说我是小孩，送去伯力孤儿院，半年后到农场劳动，学开拖拉机。我记性好，学得快，那个乌克兰师傅可喜欢我了。每天墙上贴个表，昨天你干多少活，一个定额11个卢布，给你10。6卢布，那0。4用于社会福利。开头看不懂，去商店买东西也说不明白，苏联人帮你。苏联人挺文明，可解放东北的一些苏联红军，就没法提了。那个农场有20多个中国人，都是富人，因为男的女的都是光棍儿，自己挣钱自己花。苏德战争爆发后，动员我们加入苏联籍。我们大伙商量，说不行，那就回不了家了。
野营派回国内的第一支小部队，是金日成率领的，主要是寻找魏拯民。杨靖宇、魏拯民牺牲后，1路军就是金日成负责了。
之后，小部队就陆陆续续进出国境内外，1942年仅南野营就派出11支。每支5至10人，进出一次为3个月左右，也有半年以上的，主要是完成苏军交给的侦察任务。战斗、牺牲是免不了的，还经常主动袭击、骚扰敌人。本书前面写过的战斗，有的就是这期间发生的。红地盘东宁县二道沟，张传福和他的乡亲们舍生忘死支援的抗联，后期都是回国的小部队。据1943年1月不完全统计，南野营牺牲近30人，被俘5人。
1942年12月，陈雷带6个人回国侦察。全套日军装束，携带步枪、手枪、手榴弹和电台。每支小部队都携带电台，有1名电报员，译电密码由队长亲自掌握。吃的是和了糖的炒面，每人两盒肉罐头，一袋熟土豆干。每人还带几盒固体油脂燃料，还有日本的猪腰子饭盒，以及茶缸、勺子什么的。
陈雷老人说，这次任务很简单，去侦察北黑铁路每天的运行情况。一个苏军上尉把我们送到黑龙江边，对面是奇克县东逊河口。一夜急行军，迅速脱离国境地带，然后在山里走了10来天，到达辰清。辰清是北黑线上的一个车站，北面是孙吴，南面是北安。这一带森林茂密，我们在山上选了个既隐蔽，又便于观察的地方，我用望远镜观察，派两个战士抵近观察。一天24小时，往来车辆的时间、车种和运送敌人、物资情况，一一记录下来，隔几天用电台向指挥部报告一次。当然还得注意周围敌情，随时准备战斗。
东满、吉东、北满的铁路、公路，除运输情况外，公路、桥梁的质量、宽窄度，都要搞清楚。在建的铁路、公路，起止点，沿途经过什么地方，已经完工、正在修筑和计划实施的，何时通车，道路幅宽，路基状况，路石种类，多少工人做工，谁家公司承包，要求详细、具体，重要地段、桥梁、隧道还要拍照。敌人驻军、军事设施、通讯设施、军需仓库、机场等等，自然都是重点目标。当时东北许多县都有机场，东宁县有几个，都要一一侦察，有的还要反复侦察，绘图拍照。
关东军沿着中朝、中苏、中蒙边境，修筑了17个被其称做“筑垒地域”的要塞群，成为日后苏联出兵东北的第一道屏障，抗联小部队不断进出其间。1路军2方面军连长吕英俊，1941年3月后，曾和战友7次侦察东宁县的要塞群。待巡逻队过去后，首先爬过铁丝网，越过一人多深的反坦克壕，然后又是几道挂着罐头盒子的铁丝网，进入交通壕，接近要塞。能拍照拍照，不能拍照绘图，把碉堡、洞口的位置，设置在洞口、有轨道可进出洞道的大炮的口径，钢筋水泥洞道的洞口的长宽，记录下来。有时还要砸下块水泥块子带回去。
无论十四年抗战，还是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击，东北抗联都尽其所能地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3年夏秋之交，教导旅4营营长柴世荣，被内务部逮捕。
1944年，4营政治副营长、当年在5军也跟柴世荣搭档的季青，也被秘密逮捕。
据说，季青的罪名，是率小部队回国侦察时，私藏了一部电台。电台坏了，或是电池用光了，又断粮了，背不动，找个地方插起来，这种情况别的小部队也有。据说，季青被关押期间曾经跑过一次，又被抓了回去。他1955年才得以回国，“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审查在苏联搞了些什么“修正主义”。
据说，柴世荣被认为是回国搞侦察“过苏联”时，带过去个“日本特务”。
小部队回国侦察，人熟地熟，免不了通过熟人了解敌情。柴世荣有个救国军时期的部下，是穆棱人，知道些东宁、虎林要塞群的情况，柴世荣找过他。据说，这个人也被内务部认为是日本特务。远东军严防死守，唯恐我中有敌。那内务部是干什么的？苏联元帅、原远东红旗军司令布留赫尔，是怎么死的？
布留赫尔恢复了名誉，季青也理所当然地平反了，但是柴世荣好像用不着——前面已经说过了。
本书有许多难解之谜——敬请有关专家和知情人指教。
抗联没留下一支建制部队
1945年2月，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雅尔塔举行会议，达成对日作战的秘密协定，苏联保证在对德战争结束后3个月对日作战。
1939年8月23日，诺门罕战事正酣，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而1945年4月5日，苏军即将发起柏林战役，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宣布，《苏日中立条约》由于日方破坏已经失效，也不再延期。
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东方战线，美军逼近日本本土，中国军队反攻。
1945年，抗联教导旅官兵听到听不到的都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实实在在感受到的更是让周身每个细胞都充满着激动与亢奋。
6月，教导旅伙食标准提高，黄油、香烟、糖的供应增加，中级军官原来要交1/4的薪金为伙食费，这回全免。这是实行战争期间二线部队的伙食标准，意味着远东已被确定为新的战场了。接着，教导旅又来了一些从苏德战场上下来的军官，抗联官兵和苏联军人对这些军人格外敬慕，听他们讲课也格外来劲。
从7月开始，派往东北的小部队越来越多，近300人被空降到20多个地区，准备配合苏军先遣部队作战。尚在伯力教导旅的官兵，则在烈日下，或雨中加紧训练。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9日，延安新华通讯社广播毛泽东关于苏联对日宣战的声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同一天和此前的6日，美军先后在广岛、长崎投下叫做“小男孩”、“胖子”的两颗原子弹。
“诺门罕事件”发生时，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在地图上找不到诺门罕。
关东军北进苏联的计划，难说在多大程度上止步于诺门罕之战，但这场战事肯定起了作用。如果苏军也像“九一八”事变时的东北军那样，关东军应该毫无疑义地北进了。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的《关东军的特别大演习》中说，“对苏行使武力已决定采取等待时机成熟的方针”，“大致使用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