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没有。而从游击队始，凡是“过苏联”的武装人员，越境后一律缴械，能回来的一般会发还武器。“诺门罕事件”后，还会配发几枚日式手榴弹。抗联退到苏联后，派回国内为苏联执行侦察任务的小部队，还装备了电台。这算是援助武器装备了？
周保中、赵一曼、陈荣久、李延平等人，都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抗联陆续派往苏联学习的官兵，无论毕业后被王明、康生派去了哪里，苏联党都为中国党和军队培养了许多人才。而因地理关系受益最大的，是与“阶级祖国”一江之隔的7军。从军长到士兵，重伤重病，就“过江东”。7军人数不算多，幸存者在2路军中却是多的，这也是个因素。
苏联对抗联的帮助、支援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应该说还是精神上。
一些老人说，抗联打鬼子，那是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宁死不当亡国奴。但是，有了苏联就不一样了。都是共产党，信一个主义，苏联一定会帮助咱们，苏联又那么强大，一定能打败小日本。在支撑抗联抗战到底的理想、信念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山林队和一些山林队改编的队伍，跟咱们的区别之一，就是不明白、看不到这一层，容易动摇。
王钧老人说，1939年夏天后打的大仗、小仗，口号就是支援诺门罕。我们打讷河县城，一个重要原因是车站上堆积许多军用物资，都是运往诺门罕前线的。当时那边战事已经基本结束了，我们不知道。知不知道也得打呀！
抗联每消灭一个鬼子，就少一个魔鬼进关，对苏联的意义也是一样。——虽然关东军最终并未北进苏联，而是将其精锐南下调往太平洋战场了。
1931年11月14日，即“九一八”事变56天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声明不干涉满洲问题。
12月31日，李维诺夫向为就任外相正在归国途中的日本驻法国大使芳泽提议，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1932年10月14日，苏联允许日军在中东路苏联管辖段进行军运。
1935年3月14日，“满洲国”在海参崴和伯力设立“领事馆”。
3月23日，正式签订关于让受中东铁路协定，日伪以1。7亿元的价格，获得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
一些老人说，那时我们上队、没上队的，在乡下种地、打仗，哪知道这些事呀，上级领导可能知道，起码满洲省委应该知道，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对于李维诺夫那个主动示好的提议，日本把苏联晾了10个多月，才轻慢地予以拒绝。1937年初，苏联再次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又被日本冷冷地回绝了。而早在1933年末，关东军即开始拟定《对苏作战纲领》，1938年又制定了《八号作战计划方案》。设想1943年对苏开战的计划方案，分为甲、乙两案。甲案是在东部东宁、虎林一线正面发起总攻，北部黑河一线正面同时采取攻势，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占领苏联滨海地区。乙案则是东守西攻，以主力指向海拉尔一线正面，歼灭后贝加尔湖苏军主力，占领贝加尔湖以东重要地区。1941年6月开始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就是旨在北进苏联的一次集结、预演。
东边日本虎视眈眈，西边德国蠢蠢欲动，苏联必须极力避免两面作战的窘境。“九一八”事变后，各国程度不同的都在调整对日、对华政策，苏联在远东采取的是当时被称做“和平外交”的退缩策略。但它并不是一味退缩、忍让，而是明了什么时候该伸出去握手，什么时候就得抡起拳头。1939年5月爆发的诺门罕之战，苏联红军将关东军胖揍一顿，然后再安抚一番。像优待俘虏，帮助寻找鬼子的尸体，连空袭苏军后方机场被打死的飞行员也一一送交日方，真够煞费苦心了。
而抗联官兵几乎只能在切身经历的痛苦中，感受到这种微妙的苏日关系。
李文彬率部起义，被编为5军警卫旅，当时最危急也最棘手的，是200多随军家眷无法安置。敌人一心要灭了这支新军，如果家眷被追杀，遭遇不测，后果可想而知。柴世荣等人给周保中写信，认为“最完全办法”是送去苏联，苏联不接收，就“硬送”。周保中先后给赵尚志、张寿海А⒎胫胃招葱牛扒蟀镏Ｕ等疤乇鸫筇址ァ保腥说酱ケ啤⒐橥停�3军、6后方也一样吃紧，柴世荣等人只能徒呼：“警卫旅的家眷呵！家眷呵！”
1938年初3军、6军过界的500骑兵，像当初过界的义勇军一样，被苏联送去新疆了。日伪曾要求将过界的义勇军引渡给“满洲国”，被苏联拒绝了。
关于苏联与抗联的关系，对苏日关系而言，应该是个难以回避的敏感问题。日伪与苏联在这方面有无交涉，如何交涉的，结果如何，笔者没有见到有关资料。而从历史的实践看，苏联是既想帮助抗联，又不能刺激日本，破坏东方的“和平外交”。这就需要寻求、把握一个“度”，而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像把过界的义勇军、抗联送去新疆，似乎真的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平衡点，对双方都有所交代了，实际有利的当然是日本。
有老人说，对抗联来说，最有利的是在苏联建密营，特别是我们被逼进山林之后，光给提供个场地也行。咱们把后勤人员、伤员、老弱病残都弄那边去，战斗部队在这边利手利脚地打仗，游击几个月、半年，过去休整一段时间。这样苏联当然可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可你是“阶级祖国”呀！
苏联拒绝抗联的老弱病残“过苏联”，大约始于1936年。像柴世荣等人说的“硬送”，前面说过，根本行不通。因为这是苏联的既定政策，你硬不过人家。
1939年“诺门罕事件”后，苏联的政策、态度变化了——连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都从“笆篱子”放出来，重返战场了。
两次伯力会议
1939年夏，根据金策的指示，冯仲云派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过界，谋求苏联远东军的帮助，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同时探询赵尚志的下落。此时诺门罕战事正酣，远东军对抗联热情起来。9月冯仲云首先越境到伯力（哈巴罗夫斯克），11月周保中也到了。
3路军西征到西荒后，北满、吉东两个省委的联系就断了。满洲省委撤销后群龙无首，王明、康生回国后各自为战，各省委、路军之间的协调、配合，一直是各方致力解决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北满与吉东之间，从地域到历史，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而在1938年后的严峻局势下，东北党和抗联也迫切需要研讨、制定新的作战方针，并尽可能地统一动作。
作为北满省委代表，冯仲云赴苏是希望得到苏联协助，在其境内召开一次北满、吉东两个省委的联席会议——即第一次伯力会议。
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议。1940年1月24日开始，以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三人讨论会”形式进行。根据苏方意见，由周保中主持。第一阶段历时12天，通过3个重要文件，即《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讨论总结提纲》、《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和《北满党内问题讨论终结——关于负责同志个人估计的意见》。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研究抗联与苏联远东边疆党组织及军队之间的关系问题。参加会议的中方人员，依然是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苏方是联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书记伊万诺夫、远东军代理司令那尔马西，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以及伯力、双城子两个地区的驻军负责人。会议决定：一、在不干涉中共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建立苏联远东边疆党委和远东军对东北抗联的临时指导与援助关系；二、指定王新林为苏方联络员，同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保持经常性联系；三、抗联部队在对日作战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以接纳并提供便利。
无论从哪方面讲，这都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特别是第二阶段会议的结果，堪称意外收获。而这一切皆在于苏联政策的转变。
苏联跟日本在诺门罕大打出手，已经撕破脸皮了。
1940年9月30日，《王新林为召开党和游击队干部会议给各军指挥的指令》中说：
在今年十二月将要召集党和游击队之干部会议，在此会议上并有中共代表参加，所以应在此会议上来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
在十二月初中央代表就可来到，而召集党工作人员会议，所以在十二月前一切军事领导者、政治委员和党书记或党委要达到此地，同时将你们所选择的干部（指到苏联参加军政训练的人员——笔者）一块带来，现军事指挥和政治委员无有机会来时，那末则派其代理人来参加此会。
第二次伯力会议，一是没有中共代表参加，二是会前与苏方发生争论。
关于这次会议，苏联方面大体有四点想法：一是东北抗联按目前的游击方式难以持续下去，承受不起这种惨重损失；二是日寇对抗联和人民群众的封锁隔离政策，使抗联缺乏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这是抗联屡受挫折的原因，目前还看不出有何转机；三是由一名苏联人担任东北抗联总司令，北满、吉东、南满的中共党领导机构，应从抗日武装队伍中分离出来；四是抗联部队应以小型、分散的游击战进行斗争，以广泛收集敌军情报为主，为最终消灭关东军、解放全东北做长期准备。
分歧就出在第三点上。
参加会议的共11人，南满有金日成、徐哲、安吉，吉东为周保中、柴世荣、季青、崔石泉、王效明，北满是金策、张寿海А⒎胫僭啤Ｋ樟矫婵赡芄兰频交嵊胁煌饧崆胺直鹩胝庑┤私惶浮摹枞恕ぁ琛な椤ぁ琛の荨＞菟担嗍嗣挥兄苯颖硖Ｊ鹿刂卮螅忧跋呋乩吹娜耍皇币舱婺训朗欠瘢艺馐恰敖准蹲婀钡囊饧健�
以周保中为首的，应该说是为数不多的人认为，中共党领导自己的武装力量是不可更改的原则，东北抗联只能是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联军。由苏联同志担任抗联总司令，将会是苏联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不符合共产国际规定的兄弟党互相关系准则。如果这样做，有朝一日苏日战争爆发，在东北境内出现的就不是中共党领导的抗联了。
周保中也与抗联各领导人谈话，争取支持。12月20日，以周保中、张寿海Я饺说拿澹蛲跣铝值萁灰环葜Ｖ厣鳎笠馊缦拢涸椿嵋橥ㄖ泄仓醒氪斫渭踊嵋椋笨谷沼位髟硕胨樟抖墓叵担τ芍泄仓醒氪硌芯烤龆āＯ衷诩热幻挥兄泄仓醒氪聿渭樱颐侵荒芗绦葱械谝淮尾嵋榈脑蚓瘢庑┪侍庖仓挥形颐嵌钡匙橹致郏右耘疾判小Ｒ蛭谝唬钡目谷沼位髟硕宦燮湎衷谛问迫绾危际侵泄驳痴龈锩氛豢煞掷氲囊徊糠帧５匙橹斓加位髟硕磺形侍獗匦胗傻匙橹龆ā５诙笨谷沼位髟硕邮苣愕闹苯恿斓迹馐鞘粲诹偈钡奶厥庾刺５谌笨谷沼位鞫佑胨樟抖炀涞墓叵滴侍猓泄捕钡匙橹枰勒罩泄驳车恼铰院筒呗缘囊还峋瘢龀鲎约旱墓娑āＲ虼耍笸跣铝肿魑嵋榈恼偌硕哉獯位嵋榈男灾省⑷挝窦胺段ё鞒雒魅返墓娑ǎ⒁笥啥钡澈陀位鞫拥牧斓几刹肯日倏淮卧け富嵋椋刑致鄱钡娜课侍狻�
从1940年12月下旬到1941年1月上旬，由东北党和抗联11人参加的第二次伯力会议，形成下述议案：一、此次会议的性质，是“满洲全党代表会”。二、会议一致同意第一次伯力会议的决定。三、为实现满洲党的统一集中领导，由各省代表选出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暂以3人为限，由大会直接选举书记1人，委员候选人魏拯民、周保中、金策，临委机关暂设伯力，另请一位联共同志给予工作上的指导。四、派遣代表建立与中共中央的关系，经中央批准，要求国民政府将东北抗联编入全国抗战军队系统之内，求得经济物品之补充。五、关于军队问题，设总司令部，总司令周保中，副总司令张寿海В赫瘛�
上述议案，须待中共中央同意后才能生效。
1938年11月2日，前面曾引用过的《周保中关于满洲党的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信》中说：
最近东北游击运动已经临到败退和解体的危机，我们应该有组织有秩序的退守保持相当实力呢？或者是一任其自然的最后与敌人拼斗，这是须要立待解决的问题。
抗联究竟何去何从？难说其他领导人何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周保中的这段话则是个明晰的信号——已经到了必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1940年6月12日，即第一次伯力会议后3个月，《周保中赵尚志给×××（原文如此，应为“王新林”——笔者）的报告信》中说：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领导民族解放斗争而经过牺牲流血的代价的（是）什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在处在全中国长期抗战将要进入反攻的第二阶段，而我们东北游击运动的孤立现状并未消除，并且被敌人压逼到极端缩小和极端困难的地步。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东北民族解放斗争曾起过有重大历史的意义。现在是否能继续这一斗争，用什么具体的有力的方法来继续斗争，这是目前须要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求得直接解决，因此我们向您提出请求：我们想派遣主要干部担负全权代表，经过您方面给以交通旅行的可能。能使我们的代表经过伊尔库茨克转到入中国新疆省，向陕西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去。无论用国际普遍交通旅行的办法或特殊办法或政治犯越境犯的办法，只要把我们的代表遣送到中国去就行，这个问题请你用电报通知我们。又我们在您处的时候，请求您代转给中共中央的信和寄往重庆新华日报的信，已经交到了是没有交到，请您答复。
此类文字，在许多文件中都能见到。
在关于召开第二次伯力会议的“指令”中，王新林说将有中共代表参加会议。翘首以盼的与会人员陆续到了，却没有。直到12月16日，苏联方面才正式告知中共代表不能来了。
是这期间有何变故不能来了，还是原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儿？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时不就在莫斯科吗？苏联可以把抗联越境官兵送去新疆，让东北党和抗联的全权代表经苏联取道新疆去延安，不是挺容易吗？还用周保中指点吗？况且苏联在延安驻有观察组，电报联系、转达，不是更方便吗？
有人认为，苏联是想把抗联这支武装掌握在自己手里。
金策不想“过苏联”
蒋泽民老人说：
1936年冬，2军让我和黄延恩去苏联学习。他也是个战士，皮鞋工人出身，离休前是阜新市敬老院院长。还有3个人，一个是东满特委巡视员钟子云，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另两个是朝鲜族人，一个是向导，那一个不知道什么身份，也不知道去苏联干什么，半道上冻死了。
从珲春过界。走了一个多月，白天睡觉晚上走。带些大麦，用木棒在冰上砸了，让风吹吹，用鬼子那种猪腰子饭盒炒了吃。站大山上看，向导说那边就是苏联了，怎么走也走不到，雪深，没路。边境上有鬼子巡逻队，我们趴雪地里看他们过去了，就往那边走。先听到狗叫，苏联边防军赶着爬犁过来了，我们就都瘫倒了。那爬犁膝盖来高，怎么爬也爬不上去。冻啊饿啊累啊，那人一点儿“囊劲儿”（微弱的力气）也没有了。
把我们送去海参崴。临走给块半个锅盖大的面包，比划着让我们吃一天，叫我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