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东返总部。
《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谈罢“西北指挥部之组成状况”后，说：“其中尤以冯治刚、姜福荣、耿殿君、王铭贵匪帮活动最为频繁，彼等善于忽聚互散，纵横奔驰于游击区。”
耿殿君，中等个头，浓眉大眼，脸稍长，棱角分明，一口浓重的山东腔。1903年生于山东掖县，何时闯关东到汤原不详，1932年3月参加抗战，曾任6军留守团团长、11团团长、12团团长，1939年12月牺牲。
此人作战勇猛，颇得游击战要领。但他更突出的贡献，还是在后方建设上。
“留守团”、“补充团”、“留守处”、“经理处”，各军名称不一，内容都是一个。被服厂、医院、兵工厂等等，这些建在密林深处的后勤基地，随着形势的严峻，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也越来越陷入窘境，而6军在联军中一直是比较好的。
留守团与战斗团的区别，在于摊子多，事务杂。耿殿君的特点，一是勤勉、敬业，地面熟，善交际，几乎没有他办不来的事。二是“抠门”，平时一颗钉子、一块破布都要精心收起来，在他眼里没有什么可扔的东西，人称“耿破烂”。留守团管钱管物，钱倒不一定有多少，物可是多去了，除了部队官兵肩背上扛背着的，6军的家当几乎都在这密营里了，也真需要这样一个“把家虎”。特别是粮食，特别是归屯后。三是严厉，一天到晚黑着脸，好像不会笑。密营人员散，被服厂都是女的，其余几乎都是老弱病残，病号、伤员少有断的时候，有时还有戒大烟的。常来常往的都是干部，许多是领导，有的来了就要“好嚼裹儿”。这样个单位，不严格管理，换个“好好先生”，还真不行。
问题在于耿殿君严厉得简单粗暴，经常是张口就骂，甚至举手就打。
1938年8月25日，《中共下江特委给六军全党同志并转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说：
“他骂（妈）的！这些小子又来蹲沟啦！没有什么事扯他妈儿八蛋，你（指刘连长）不会说不会道的，见大官老爷别哆嗦，要不了命。他们愿来就来！上这儿来吃给养还叨叨，不来拉倒，我有工作太忙。”
耿同志有一贯的轻视组织的精神，对于上级党的指示和工作决议，表面上同意，而没有一次不是暗中反对，或表面抵抗，有时谩骂党和上级领导机关。一般的经常反抗上级。
有老人说，批判赵尚志，一些人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也不敢说。耿殿君不管这一套，这也是他受处分的一个原因。
1938年4月，耿殿君被留党察看3个月，期满后被开除党籍。
同年11月，有人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说：“六军干部如周云峰、吴一光、耿殿君等撤职，派到最下层去改正错误，特别是老耿如短期内再有新的错误，即将处死。”
看过《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人都清楚，或者政治路线，或者“浪漫行为”，抗联中高级干部中没有受到批评或处分的不多。当然，许多都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而关于耿殿君，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是“撅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坏在嘴上了”。
在《开除耿殿君党籍的决议》中，说：“他在抗日救国运动中，曾不断的表现出英勇斗争精神，无有动摇的坚强意志。”
在被“派到最下层去改正错误”期间，从组建讷河地方武装，到最终牺牲，同样表现了他的英勇斗争精神，毫不动摇的坚强意志。
1939年6月21日，《冯仲云关于部队在下江活动、供给、干部等情况给金策等同志的信》中说：
我提议北满要发起一个追悼运动，来追悼和纪念我们一九三八年来牺牲之先烈魏长魁、关化新、陆希田、张传福以及最近牺牲的张连科、雷炎、陈芳钧、孙绍清等，我们要详细研究他们牺牲之经过，详细的他们的史迹的记载，最好写出传记，提高全党及全队对保护干部之注意！
1940年12月8日，《张寿海Ц涸鹜静⒆泄仓醒胝尉值谋ǜ妗分校诹谐觥度肪刹客臣票怼罚ù幼苷⒆懿文背さ街Ф映ぁ⒄⒉文背ぃ┖螅吹溃�
最积极的、忠实、勇敢、有战斗历史、经过锻炼的青年干部，如白福厚、许宝和、隋德胜、曹德胜、孙继州、姜文贵、徐泽民、王景华等军事指挥员，姚士同、迟万君、朴吉松（韩国人）、金永贤、张荣、韩玉书、吴时英（韩国人）等政治工作员，这都是我军战斗干部。其外如夏振华、李静波、王勤、李福才等后方管理工作员，张中孚、徐子英、金贞顺、张英华（韩国女人）等文化技术干部。
以上多为团或团以上干部，后来大都牺牲了，有的这时已经牺牲了。
“我的头颅我的热血是贡献民族革命”
张兰生，原名鲍巨魁，满族，1909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1928年师范学校毕业，1932年入党，历任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北满临时省委书记、3军政治部主任。
像张兰生一样长期从事地方工作的高禹民，原名高升山，1916年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八岁时随父闯关东到依兰土龙山，1934年在依兰中学读书时参加抗日活动，曾任依兰中学党支部书记、依兰县委书记、下江特委书记。1939年冬转移到西荒，1940年4月后先后任9支队、3支队政委。
高禹民中等个头，眉清目秀，英俊文雅，思维敏捷。上队后，曾参与指挥攻打克山、霍龙门战斗，年底在阿荣旗王兆富屯战斗中牺牲。
有汉奸告密，先来一中队鬼子，后来大批伪军。晚上9点多钟打响。王明贵、王钧带教导队部分人员住在屯子东头，冲到后面山上，抢占制高点。高禹民带主力住在屯子西头，远点，没冲出来。王明贵指挥用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接应主力，高禹民带个机枪班，占据雪地中两块突兀的大青石，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激战一个多小时，主力大都撤到山上，高禹民和十几个人被敌人包围。敌人喊话，让他们投降。高禹民让教导队长安永化用日语喊话，让敌人投降。
王钧老人说，第二天傍黑时，我们又回到王兆富屯。烈士遗体让敌人拉走了，大青石上除了弹痕就是血，雪地上一层弹壳。那雪不是白的了，弹壳都红了。
无论省委书记、军政治部主任，还是普通士兵，要使后人比较详细的知道他们的事迹，须得两个条件。一是当年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并能留存下来，二是有比较熟悉他们的人活下来。张兰生长期做地方工作，这种“地下工作”，原本就是难为人知的。
1940年6月1日，《张寿海砗嘀哺鸩叩男拧分兴担�
三肇张文廉同志光荣殉国矣，真使人痛心，李道文（十二支队参谋长）全家殉难，敌人破坏了一些公开关系，但秘密组织敌人是无法知道。
张文廉，1913年生于宁安，北平一中毕业，1935年秋回乡抗战，参加5军，任连指导员，战斗中失散，半年后找到队伍，被误认为是奸细，险些被处死。之后任3军秘书、青年科长、三肇地区龙江工委书记，1940年被捕，坚贞不屈，被日寇填进松花江冰窟窿里。
张文廉被捕后，金策曾指示徐泽民，一定千方百计营救，花钱买出来也行。
不知道徐泽民具体怎样营救的，只知道他是不遗余力了，还知道徐泽民、小孔、尹子奎等人都牺牲了。
而谁都知道的，如果没有地方党的配合，讷河、克山、肇源是不可能打下来的，许多好仗都是没法打的。
还知道张兰生、高禹民白纸黑字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
我的头颅我的热血是贡献民族革命，是贡献于党的事业。
亲爱的同志们！现在我正是无钱无粮，山尽水穷的时期，是最紧急的关头，但不论是怎样艰苦和困难，不论是怎样的挨饿和受冻，只要是血在温，只要是头尚存，丝毫不能变动了革命的意志，请勿念！
小孩队
曹曙焰老人说，我上队不久就见到何畏，圆脸，大眼睛，挺招人喜欢。那个头使大劲也就1。50米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小孩，大家却叫他“团长”，没一点儿开玩笑的样儿。我心里纳闷儿，这么大点小孩，怎么就当团长了呀？后来知道，他上队前是儿童团长。
何畏，1922年生于宾县，八岁到方正县大罗勒密，给人放猪。1935年初参加儿童团，当团长。“讨伐队”来了，人们跑进山里，让他回村看看。鬼子军官和伪军官腰里的手枪，让他眼馋，那也没招呀。村头孤零零的一家院子里，架着十几支步枪，伪军在屋里睡觉，一个哨兵在门口抱枪打瞌睡。何畏立刻有了主意，回来跟农民自卫队长郑万昌一说，大家齐声说好，立即行动。自卫队藏在院外的高粱地里，何畏抱只老母鸡，从门口走过。那哨兵招手让他过去，何畏假装害怕，抱着老母鸡钻进高粱地，那伪军就追。除了老洋炮就是扎枪头子、大刀片的自卫队，就有了十几支步枪，“何团长”名声大噪。
何畏原名何永祥。李延禄听说这事后，摸着他的脑袋说：你这么勇敢，什么都不怕，就叫“何畏”吧。
比何畏大一岁的姜墨林，儿童团的团龄比何畏大三年。他是宁安县红土墙村人，主要任务是跑交通。敌人到处设卡，进趟城更难，有时连妇女梳在脑后的“疙瘩揪”（抓髻）都要扯开检查。姜墨林扮作个小要饭花子，拿张大饼边走边吃，信就藏在饼里，不检查拉倒，检查两口就吞下去了。他还“收编”个比他小四岁的顾全民，有时各自行动，有时相伴出发，破衣烂衫，拿根打狗棍。有时两人假装打架，一巴掌把鼻子拍出血，一个跑，一个追，无论敌人拦没拦得住，连哭带叫，又撕又打地也就混过去了。
姜墨林的交通跑得太出色了，敌人就盯上这个比同龄人矮半头又小一圈的孩子，他就不得不上队了。不到3个月学会1000多个字的姜墨林，在镜泊湖北边的杨胖子沟，第一次参加战斗就打死个鬼子。之后攻打延吉县双河镇，小队长姜墨林把十几个人分成四组，在齐裆深的雪中挖沟掏洞，战斗一打响就出现在敌人面前，一举夺下东关炮台，第一个冲进镇子。
1936年12月，3军5师打下佛山县城，转移到乌云县小河沿屯时，有两个十五岁左右的小兵，掉进农民饮马用的冰眼里，脚冻坏了，被安置在当地老乡家养伤。没想到这家的主人袁明是个日本特务，那还有个好吗？严刑拷问，敌人一无所获。
乌云县参事官增田虎正郎和伪县长赵畏亲自审问，审讯室换成了高雅的客厅，留声机还播放着乐曲。
赵畏首先开口：你们两个小孩，在爹妈身边过好日子多好呀，抗什么日呀？
一个小兵道：我们的爹妈是中国人，你的爹妈是日本人吧？
另一个小兵说：当汉奸没有好下场，俺们在佛山把大汉奸王万良绑在灯杆上勒死了。
增田虎正郎赶紧打圆场：我知道你们是被“共匪”逼着干的，只要你们说不是自愿的就行，皇军大大的人道。
两个小英雄瞪圆眼睛：日本子杀了多少中国人，你们才是匪，是胡子，我们打日本子是百分之百的自愿！
行刑那天，走到“恒昌号”商铺，两个小英雄要了酒和红布，站在爬犁上高喊：再过十几年，又长这么大，还打日本子！
何畏是1938年西征时牺牲的，姜墨林是1940年在东宁县执行侦察任务时牺牲的，他们是东北抗联非常著名的英雄人物。
而这两个慷慨赴死的小英雄，无名。
王传圣参军不久，就被调到军部当传令兵。到军部好呀，成天守着首长，学的东西多，进步快，枪也好，还是骑兵。可一看到那马，立刻傻眼了。那是军长的备用马，一匹红色大洋马。那年他才十五岁，长得又瘦又小，也就1。50米出点头。别说这又高又大的大洋马，就是一般的马，骑术不好也爬不上去。平时踩块石头，或是站到高处，好歹爬上去，打起仗来怎么办呀？琢磨一大气，弄两根木棒，在两头拴上绳子，接在两边马镫下边，做了个“二梯蹬”。这样能爬上马背了，两脚又够不着马镫子了。想把马镫绳剪短些，再一想军长骑时又不够长了，就用木棒、绳子在上面做了个“三梯蹬”，算是马镫子。
那时军师团各级传令兵，几乎都是像王传圣这样挺机灵的小孩。跑个腿，传个话，锻炼两年长大了，再派到部队去。各军陆续大都成立少年连（营）后，也大抵如此。像杨靖宇、赵尚志，几乎一直把少年连（营）带在身边。这些小孩，有的是流浪儿，有的父母被敌人杀害了，被部队收留了，还有的是随父母上队的。把他们集中编制，便于行军作战，平时又能学文化、学军事，像个教导队似的。
高玉林老人说，我十三岁给地主放牛，十五岁当“半拉子”，十六岁干“八厘股子”。“半拉子”是干半个人的活，给你一半的工钱。“八厘股子”是干八成活，给八成工钱。话是这么说，实际上常常给不到。我刚参加抗联那阵，就是跟着跑，连个“八厘股子”也顶不上，算个“半拉子”吧。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和现在，文字上都叫“少年连”，当年我们就叫“小孩队”，有的还叫“半拉子队”。“小孩队”锻炼一下，打仗挺厉害的。大人刚参军，不会打仗，还赶不上“小孩队”、“半拉子队”呢。
1934年3月9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交给党团省委报告之三》中，在谈到珠河游击队时说：
少先队原来二十余人，当我到队时，只有十八人，因为吸收几个人到教导队去了，少先队是一个中队，队长李根先最勇敢忠实。没有派争，非常好的一个同志（韩），但政治上不发展，少先队员较之其他队员勇敢积极，在政治上也比较其他中队好得多。
1937年12月，1军成立少年铁血队，杨靖宇让王传圣当指导员。全队五十多人，干部年龄最大的是指导员十九岁，队员中年龄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十四岁。第一仗是临江县红土崖战斗，全歼伪军一个排。接着又攻打小蒲岔河“集团部落”，活捉三十多伪警察。战后伪警察说，一帮大老爷们儿，让群小孩打得稀里哗啦。
著名的冰趟子大捷，3军少年连打得非常勇敢、顽强。
笔者采访到的大多数老人，像李在德、李敏、胡真一、王铁环、周淑玲、潘国权、丛茂山、曹曙焰、王云庆、郝凤武、卢连峰、李桂林、高玉林、王福臣等等，无论他们是否编入少年连（营），当年都是小孩。
1938年后，抗联进入最困难时期，除南满1军重新组建的少年铁血队外，少年连（营）基本就不存在了。像李桂林、高玉林、王福臣等人，参军后就和成年人一起战斗。
两位医官
5军医官管毅，是笔者家乡本溪县人，1914年出生，小学没毕业父亲病逝，退学到县城私立济民医院学徒，出徒后在桥头镇开家小诊所，取名“早春医院”。管毅性情耿直，有话就说，自然不会有“满洲国”的好话，引起宪兵队注意。眼见风声越来越紧，家乡待不下去了，1935年春跑去林口县刁翎镇投奔伯父，在刁翎街里又开起早春医院。
郭铁坚在刁翎组织反日会，管毅二话不说，参加，不久又入团，小医院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伪警察、特务也来看病，管毅跟他们“交朋友”，从他们嘴里掏情报。
1936年初冬，一副爬犁把管毅拉到许家屯，为5军1师师长关书范治伤，同时也是让他上队。他在济民医院学的是西医外科，部队最需要这样的医生了。
他对妻子说，这些年我干的什么事，你都有数。再守着那个小医院，早晚会出事，你们娘儿们孩子也跟着遭殃。你这几天就收拾东西回本溪老家吧，乡亲们问我哪去了，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