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 第116部分

部署停当，3路军政委冯仲云带着9支队来了，大家信心更足了。

9月23日晚上，两个支队200余人从克山县北部的张老道窝棚出发，两夜急行军赶到克山城外，在高粱地里隐蔽，天黑后向城边运动。教导队中队长修身带个班，配挺机枪，摸到西门外西大营房后，10点钟向日本守备队射击。枪响为令，9支队攻击西大营伪军，3支队突入城内，很快占领伪县公署。听到城内枪声大作，鬼子明白又上当了。两辆汽车驶出大营，刚进城就被阻击部队一顿猛打，伤亡近半。战至次日凌晨，两个支队撤出克山城，一昼夜急行军进至五大连池卧虎山一带，甩脱敌人。

王钧老人说，冯仲云、王明贵带7大队和教导队直奔县公署，我带8大队进攻中央大街中心炮楼，然后分兵砸银行、砸监狱。除了军政据点，银行、监狱是必砸的。打讷河城时，解放300多“犯人”，好多人还戴着手铐、脚镣。这回我们准备些斧子、锤子、凿子，还有鬼子的战刀，打开监狱就叮叮当当砸手铐脚镣，许多人上队跟咱们走了。

郝凤武老人说，我们攻打伪军团部，有地方党拉道。一个挺大的四合院，门口就一个哨兵，另一个逛窑子去了。我记得那天晚上的口令是“防御”，地方党什么都给弄明白了。机枪手老苑，1。80米的大个子，歪把子对着迎门窗户扫上了，里面就喊别打了，俺们投降。排长让我找人打开仓库，进去一看就拔不动脚了。大盖、匣子、撸子，还有机关枪、迫击炮，几个人可劲拿。我身上也不知背了多少，反正除机关枪、迫击炮，什么都有，当然还有子弹。蹲那儿站不起来了，“拉拉巴巴”（走路时两腿似蹲非蹲的样子）走到门口，不得不扔了两支三八大盖。这时候，不远处鬼子大营里，几辆汽车往外跑。这边我们打，那边3支队打。我是打不了了，就看那钢盔可地滚。

王钧老人说，打讷河还在大街上开群众大会，打克山就是速战速决，打了就撤。3支队是从西北角出城的，城墙下就是护城壕，5米来深，往下出溜。底下用人让上，上边伸下步枪往上拽，马在高粱地里“打马桩子”，清点人数，上马就跑。

11月8日，即43天后，龙南12支队又打下肇源县城。

1939年后，还想着并打下县城的，也只有西荒的3路军了。

平原游击（二）

李桂林老人说：

我四岁时母亲去世，七岁父亲又死了，十三岁当“半拉子”，十五岁卖零工，十六岁12支队来了。这是1940年8月的事。晚上到的，进屋给我张传单，不识字，就听他们讲抗日救国。打日本我赞成，这队伍还和气，不打骂人，不抢东西，不要好吃的，再说我那个家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呀！我说我要跟你们走，他们说欢迎呀。我们李家粉房屯这次参军四个人，其中还有我的一个表兄李清峰，后来在牡丹江拖拉机配件厂当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了。

给我支捷克式马枪，在支队部当传令兵。支队长是戴鸿宾，政委是许亨植兼的。

第一仗打肇州县丰乐镇，1940年9月11日晚上。镇子挺繁华，烧锅、店铺挺多，有城墙、外壕，挺高挺深，听说胡子打几次都打不进去。我们从南门进去的。城门比城墙低，搭人梯过去，看城门的伪军还在睡觉，把他们的枪缴了，把城门打开，直奔街公所、警察署、银行，兵分几路，各干各的。景芳领着我们几个人去当铺，用枪托砸开门，进去就交代政策，说你这当铺是日本人开的，没收。就把玻璃柜台里的金银首饰划拉了，结果都让戴鸿宾开小差时拐跑了。

天亮后，我们撤到高粱地里猫着。三肇平原，一望无际，白天不能行动，天黑再走。计划半夜时分赶到肇东县宋站，打进去弄些吃穿，然后奔庆安进山。这是12支队第一次深入平原作战，又是步兵，不宜久留，捞一把赶紧回去。

下雨，一跐一滑的，没到宋站天快亮了，不能打了，进屯子弄饭吃。邻屯保长的弟弟宁四麻子，来找同学去宋站上学，被我们扣下了。许进不许出，不能走漏风声。一会儿宁保长也来了，说他要去宋站开会，扣下他等于给鬼子报信了。咱们大意了，只寻思他弟弟在咱手里，哪承想这小子是个铁杆汉奸，连弟弟都不要了。

下午1点来钟，从宋站开来一列军列，少说千把敌人。戴鸿宾急眼了，一枪把宁四麻子毙了。我们一口气跑了两个多小时，钻进一片高粱地。那高粱有十几垧，寻思这回没事了，气没喘匀乎，就听见狗咬，敌人带了军犬。炮弹在高粱地里咣咣炸，机枪扫射，把高粱秆子掐得齐刷刷的。我趴在地上，马枪担在垄台上，见人影上来就搂火。打到天黑突围，在后边掩护的机枪班没出来，全牺牲了。

部队冲散了，再聚拢起来时，100多人就剩一半左右了，支队长和政委也没了。后来得知，许亨植带十几个人突围后，按预定计划进山了，戴鸿宾开小差了。大家伙儿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心里这个不是滋味呀。

支队党委书记韩玉书说：听我的，跟我走。

9月底，在三肇地区做地方工作的徐泽民上队了，代理支队长，韩玉书代理政治部主任，在肇源县南五家子开的党员干部会。会后，徐泽民到地方交代工作，韩玉书领着我们去打肇源县城。

至今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没按计划进山，是徐泽民带来了上级新指示，还是支队领导临时商量决定的。现在想啊，那工夫还动打县城的心思，实在匪夷所思，太了不起了。有时敢打就是战术。50多人也敢去打县城，这也是抗联精神。

宁保长是铁杆汉奸，老天爷也向着敌人。本来算计得好好的，没想到又下雨了，紧赶慢赶到敖木台，天放亮了。

敖木台离肇源城18里，分东西两个屯子。南边是松花江，北边一条公路，从三肇直通哈尔滨。我们把屯子封锁了，等天黑后攻城。

8点多钟，顺着南边江坝过来30多个鬼子，骑着大洋马。走到支队部和34大队住的西屯，有3个鬼子进屯了，让机枪手朱先俊一个点射全打那儿了，这就打上了。打到下半晌，就听北边公路上汽车呼呼响，敌人从哈尔滨和三肇不断赶来增援，还拖来大炮，把屯子轰得房倒屋塌，东屯还打着火了。36大队往西屯撤，半道上大队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

三面敌人，背后松花江，没退路了，在屯子里干挨炮弹，老百姓也跟着遭殃。韩玉书把带匣子枪的人集中起来，组织冲锋队，就是敢死队，领着往外冲，没冲出去，他也牺牲了。

上午打响不久，韩玉书派我去东屯送信，让36大队撤退。大队长关秀岩和指导员吴世英不同意，说天黑再撤。那时向北撤，会有伤亡，但也不会吃这么大亏呀。韩玉书这人有本事，又坚决，没他队伍可能早垮了。

江坝下是个水泡子，几里长，1里来宽，也不知深浅，我们就下去了。这时天擦黑了，子弹从后面追来，打得水花四溅，炮弹炸起水柱，像要把人也扔到天上。我个小，又不会游泳，那水从没腰到齐脖，身子要漂起来了，再深点就淹死了。刚上身几天的棉衣，在水里还行，上岸后像灌铅似的，脱了扔了，立刻就轻快了。

先过去的趴在草棵子里，向江坝上的敌人射击。政治部副主任张瑞麟，手、肋巴骨和大腿都负伤了，喊着让我们散开跑。敌人那炮太欺负人了，不过这时天也黑下来了，天黑就好办了。

江滩有几里宽，都是荒草棵子，江边有个渔房子，渔房子后面是松花江，我们就往那儿跑。有渔房子就有打鱼的，可打一天仗了，那人还不早蹽了呀？还真没蹽，几个山东人，趴在草棵子里瞅着我们，上来帮着背伤员。景芳问有船没有，他们说有，就去弄船。

清点人数，15个人，就3个没伤，我是其中之一。

好多人都像我一样，把棉裤脱扔了，光腚拉叉的。这时已下过一场小雪了。打一天仗，热血冲到脑门儿上，什么都不觉得。这工夫江风一吹，上下牙就不分点地打起架来。

一个五十多岁的刘大爷，用船把我们送到肇源县三站镇南一个叫管泡子的地方，张瑞麟让我们三个没伤的，去石家粉房屯找地方党组织。

石家粉房离我们家李家粉房二里地，挺熟悉，参军前听说西屯李道德屯有反日会，黑灯瞎火，就奔去了。也巧了，敲开第一户人家，就碰上地下党李相明。他媳妇给我们烙饼炒鸡蛋，天亮前把我们领到屯外包米地里，让我们藏在包米秸子堆里，他就找徐泽民去了。晚上又去他家，炕上一大堆棉衣、乌拉、毡袜，让我们背回来了。

10月底接到命令，让我们去石家粉房西边的慈善会大庙。这是个喇嘛庙，和尚都是反日会的。接下来的几天晚上，各屯小青年扛着老洋炮、扎枪头子，三五成群地来了30多，都是地方党动员的，12支队又变成50多人了。徐泽民、张文廉他们在三肇开展地方工作，功劳大着了。

代理支队长徐泽民也来了，开会动员，还是打肇源。

肇源县城是郭尔罗旗公署所在地，是吉黑两省交界处重镇，原来日伪军挺多。敖木台一仗，敌人认为把12支队消灭了，没事了，调走了，城内只有百十来个伪警察。我们11月8日深夜攻城，6日一夜急行军赶到城北一个蒙古屯大拉嘎，当天城内正在召开“三肇地区剿匪祝捷大会”，敲锣打鼓吹号的，弄得挺热闹。肇源、肇州、肇东3县参事官，伪滨江省、第4军管区和哈尔滨铁路局的代表，都参加“祝捷”大会。咱们也派去了“代表”，地下党和反日会的人，就在那看着、听着。

大拉嘎离县城8里地，天黑后出发，小步快跑，直奔城西南角，那儿没有人家，也就没有狗咬。城里反日会的几个人在那儿等着我们，领头的叫王秉章，是哈尔滨《大北新报》肇源分社社长。他说城里情况跟原来一样，冲锋队就开始爬城。

城墙有两丈来高，事先准备的铁钩、绳子，甩上去钩住了，抓着就往上爬。进城不远是伪县公署，伪警察队也在那儿，旁边是监狱。大门口哨兵问口令，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去，硬把大门推倒了，连打带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警察就把枪从窗户扔出来了。

我和张瑞麟砸开仓库，我的妈呀，步枪、机枪、小炮，子弹一箱一箱的，军衣、大衣、皮大衣、皮帽、皮鞋、手套，全是新的，还有饼干、罐头。搬到后来，又发现几箱大烟分子。

景芳带人砸开监狱，领着100多“犯人”跑来了，大喊着让大家换衣服，一人拿支枪，子弹能拿多少拿多少。

天亮了，我们又打开粮库，让老百姓随便去拿。在前一天鬼子开“祝捷”大会的十字街，召开群众大会，徐泽民、张瑞麟先后讲话。讲我们是抗联打鬼子，不是胡子打街，号召群众抗日救国，支援抗联，当时就有不少人报名参军。

战斗半个来小时就结束了，枪就响了10多分钟，有的还是新兵拿到枪后乐颠馅了，鼓捣响的。咱们就有个战士负伤，打死10多个敌人，包括1个参事官。缴获小炮3门，机枪5挺，步枪、手枪300多支，还有200来匹战马和全套鞍具、马刀，是敌人刚运来准备装备伪军的。

12支队平原游击，就吃亏在速度上，游不动，跑不过敌人。像打宋站和第一次去打肇源，老天爷再不帮忙，4条腿也赶到了。宋站没打上，两条腿跟汽车轱辘赛跑。敖木台那仗，咱们要是骑兵，不是上马就蹽了吗？妈个巴子，这回咱也4条腿了，不比敌人差多少了。

进城时是50多人，一大半拿着扎枪头子老洋炮。打下肇源城，一下子变成200多人，小日本还把枪弹军需都给准备得妥妥的。

高玉林老人说：

1939年铲头遍地时，屯子里来个传道的，住在我家对门，就是徐泽民。伪满有“道德会”，宣传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这对日伪的愚民统治有利，鬼子扶持。徐泽民跟大家伙儿混熟了，就实话实说，“道德会”变反日会。我爹是反日会的负责人，开会让我放哨。第二年12支队来了，秋天说好了，让我上队，临走又不要我了。家里少个人，我爹的身份有可能暴露，没法做地下工作了。我不干，非上队不可。我爹说算了，咱爷俩都上队吧。被分到36大队2中队，我爹是中队长，我是传令兵。

我爹叫高云峰，念过几年书，“九一八”事变后，在肇州组织红枪会打日本。东北军有个蔡团长，把我爹那支队伍收编了，我爹在团部当副官。后来这个团垮了，就回家种地了。

参军第一仗，就打肇源城，拿着个扎枪头子，什么不懂。跟着跑去仓库，拿枪、抓子弹，换衣服，都是伪军衣服，还有马，成骑兵了。

当时，总部让12支队撤回山里，可领导脑瓜子热了。50多个人，一大半是扎枪头子大刀片，就打下了肇源。现在200多人，枪马齐全，就南下去打扶余县城。就没想想，80％是新兵，许多像我一样还不会使枪，骑马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关键是打肇源是奇袭，里应外合，打扶余有这些条件吗？再说打肇源弄得响动这么大，敌人早就盯上我们了。

赶到离扶余不远的长春岭镇时，几路敌人上来了，我们掉头奔东北，准备进山。敌人前堵后追，大平原，汽车、马队老远就看见了，脚跟脚地撵你。我们连宿大夜地跑，那马累不行了，在肇东县宋站这边一个陈家窝棚，让敌人汽车撵上了。我爹和十几个人在后边下卡子打掩护，趴在个漫岗上的草棵子里，机枪一打，汽车停了，鬼子下车端着枪就上来了。一个鬼子站在车头旁边，用望远镜朝这边望，让我爹一枪打仰歪在驾驶室下边的踏板上。后来听老百姓讲，鬼子把雪地上的血都刮走了，不知道是个什么官。

我趴在我爹右边，左边是个蒙古族战士，也是神枪手。那枪响得分不清个数，我爹大声喊着，让伤员撤退，让我也走。我去传达他的命令，回来又趴在那儿，用马枪向敌人射击。我没负伤，我是他的传令兵。那工夫什么死呀活的，怎么的也不能离开我爹。我爹顺过连珠枪的枪把子，照我肩膀就是几下子，说你没用，留下白死，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马在漫岗后边“打马桩子”，上马跑出几里地是北黑铁路。我们几个人趴在路基后边，准备接应他们，听那边枪声响得揪心。约莫半个来小时的工夫，几匹马跑过来了，有我爹那匹大青马，到近前一看，马上趴着张瑞麟，他负伤了。

张瑞麟老人说：

高玉林他爸是为我牺牲的呀。

我们打打退退，离卡子后面一个屯子还挺远，没等上马，我那匹马中弹了，我的胳膊也负伤了。中队长高云峰把他那匹青马的缰绳塞给我，说张主任，快走。要在平时，两个人骑匹马也行，这时驮一个人也挺困难了。我不接那缰绳，说你快走，我掩护。他说你不行。说着，一手步枪，一手匣子，转身奔个土坎子，趴那儿打上了。这人枪法好，百发百中，艺高胆大。要是没有他顶挡一阵子，我们几个人恐怕谁也跑不了。

李桂林老人说：

跑过一个铁道口时，我的那匹马绊倒了。那是匹儿马，挺烈性，爬起来，我的一只脚还在马镫子上挂着。那马也伤了，跑不快，我的整个身子都在地上拖着。这时，敌人汽车离我们也就一里地的样子。景芳见了，勒住马，匣子枪炒豆似的向敌人射击。大队长杨永祥、中队长袁风林跳下马，把我推上马，机枪摁地上，一槽子子弹都打光了才上马。

打下肇源县城，12支队一下子发展到200多人，进山后不到50人了。

后期名将王明贵

哈尔滨有条一曼街，离休前为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