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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翎日本守备司令官熊谷大佐接到电话，再一个个电话，驻样子沟、后岗日本守备队，刁翎街伪警察大队，还有那个把8军好一通搅和的赫奎武团伪军，立即出动。熊谷亲率30多骑兵，驰奔柞木岗子。但他不明底细，未敢轻举妄动，先将部队在周围部署、潜伏下来，想待天亮后看个究竟，再行动作。
说这个秋天反常，是因为这个秋天多雨，满语意为“凶猛暴烈的河”的乌斯浑河，枯水期竟跟洪汛期差不多。百十来米宽的河面，河水浑浊、湍急，泛着浪花，滚滚北去。
师部参谋金石峰水性好，关书范让他试探一下，能否涉渡。他刚下到水里，枪声响了。
这时，1师官兵正向河边走去，本能地转身奔向山坡，边打边向林子里退去。而此时正是“浑汤林子”向“清汤林子”过渡阶段，隐蔽性还挺好，进入密林基本就安全了。
女人对水总比男人亲近些。守着一条大河，“起床”后，到河边撩水洗洗脸。而且，据说如果可以涉渡，她们是被安排首先渡河的。
东北的大小河流，两岸几乎没有例外的都是柳树丛，南满叫“柳毛子”、“柳树毛子”、“柳毛棵子”，吉东叫“柳条通”。这种柳树，通常为手指到擀面杖粗细，几米高，一簇簇密密匝匝的，沿河两岸铺排开去，下面是膝盖高低的茅草。
战斗打响，八个女兵就隐进柳条通里，敌人并没发现她们——敌人的目光和火力，都被向山上退去的官兵吸引了。
过河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们都不会游泳。她们可以在那柳条通里隐蔽不动，待敌追击战友远去后，在柳条通里逆流而上，或顺流而下，择机进入山林，就有生存机会。
但是，柳条通里射出了愤怒的子弹。
这是从敌人侧后发动的袭击。8支长短枪，据说有的已经没有子弹了。难说这样的火力，对主力的撤离起了多大的掩护作用，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但它肯定牵制、吸引了敌人的兵力、火力。而在她们扣动扳机的瞬间，应该说就没有想到自己，就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置于了绝地——这才是她们从投入战斗到投江的本质意义和强者精神。
子弹像蝗虫似的在柳条通里飞啸，茅草被炮弹打着了，柳毛棵子噼噼啪啪燃烧着，局势更加危殆。
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不是她们所能控制的，也不是什么“众寡悬殊”之类所能形容的。但是，她们仍在战斗，只有战斗，直到射出最后一颗子弹，直到被洪水吞没。
8个巾帼战士，伤者被架扶着，踏入汹涌的乌斯浑河，一步步向河中心走去。
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生于吉林省桦川县（今属黑龙江省）悦来镇，1931年考入县立女子师范学校，1934年入党，1936年到悦来镇南门里小学任教。
冷云中等个头，圆脸，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皮肤很白，身材像母亲一样较胖。参加抗联后，特别是经历了西征，到达乌斯浑河时，就跟大家一样，又黑又瘦。在南门里小学任教期间，经常穿白衬衫、黑裙子，蓝士林布旗袍，外罩红坎肩。教二年级语文、算术、图画、体育，多才多艺，温文尔雅，又开朗大方。
“九一八”事变后，冷云和同学们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国，入党后更加积极投身抗日活动。教师吉乃臣是个热血青年，冷云做他的工作，通过其父是伪保长的关系，获取情报。
冷云的丈夫是个伪警察，老人给定的娃娃亲。冷云曾想让他利用这种身份为党工作，这个长得挺有模样的男人，却死心塌地当汉奸，暗中对她和其他进步教师进行查访。为了摆脱这个汉奸、无赖，冷云曾多次要求上队。1937年夏末，周保中要下江特委选派知识分子到5军秘书处工作，党组织决定让冷云和吉乃臣上队。敌人追查人哪去了，就说是“私奔”了，这样没有政治色彩，可以保护家人，免遭祸害。
冷云的父亲郑庆云种地，有时上街卖点自产的蔬菜，母亲谷氏做家务，一个哥哥在商号里当店员。三间草房，一个小院，女儿的突然失踪，就像给这个普通的朴实的人家投了一颗炸弹。况且还是“跟人跑了”，这在民间绝对是被戳脊梁骨的，母亲哭瞎了双眼。直到1952年电影《中华儿女》上演，听人说八女投江中那个领头的指导员冷云就是郑志民，多方打听，才知道自己的女儿是上山当抗联打鬼子了。
上队只有一年多，大半年是在5军秘书处做文化教育工作，之后才是彻底地投笔从戎的西征。她和投江的7个战友，都参加了楼山镇战斗。不知她第一次参加战斗是何心境。而从读书、任教，上队后“坐机关”，到山林中行军、战斗，饥肠辘辘，破衣烂衫，她与那些从小干惯了粗活的女兵，显然是不大一样的。而且，西征前又刚刚生了孩子。这些，有关史料、著作都是简单带过。就是最后在乌斯浑河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今人也难以具体叙及。但是，她抗日救国的坚强意志，在从投入战斗到投江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则是显见的。
“冷云”是她上队后改的名字。唐诗云“冷云虚水石”，水天一色中，一种顶天立地的中流砥柱形象，正是这个弱女子的强者形象。
上队后，郑志民改名冷云，吉乃臣改名周维仁。杨贵珍不需要改名，因为她没有名字——像绝大多数女兵一样，她们是在成为一名抗联战士后，才有了自己的名字。
杨贵珍是林口县东柳树河子村人。父亲杨景春为人豪爽仗义，过往行人都爱到他家搭宿，免费吃住，人称“杨家店”。天有不测风云，父亲眼睛瞎了，一家人陷入黑暗。1936年初杨贵珍十六岁出嫁，半年后脑后盘着的小疙瘩髻上，就插了朵戴孝的小白花，丈夫病死了。这年秋天，5军妇女团战士徐云卿住到杨贵珍婆家时，婆家人正合计着要把她卖了。
当过童养媳的徐云卿说：不行！这事得咱自己做主。你乐不乐意上队？
杨贵珍一下子睁大了眼睛：俺？俺这样的也能上队？
正值青春妙龄的女人，就像后脑勺揉搓的皱皱巴巴的小白花，又像只畏畏缩缩的小鼠，不敢正眼看人，偶尔抬下头，未等接触人家的目光又赶紧低下了。她实在不明白，像徐云卿这样的女人，怎么也能舞刀弄枪杀鬼子？在她的心目中，她与她们就像天上地下，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
她捂着脸哭起来：你们能要俺，他们也不能让俺走。俺是人家用5担包米换来的，俺家把包米都吃了。
徐云卿给她擦着眼泪，说：女人一辈子就值5担包米？你别怕，谁也挡不住你抗日！
参军到密营被服厂，针线活谁也比不上杨贵珍，又快又好。学文化也特别认真，只是开头一拿起笔来，那手就有些哆嗦。有男同志在场，吃饭也脸红，压抑不住的则是笑意。
前面写过的大盘道阻击战，是杨贵珍第一次参加战斗。打响不久，徐云卿就不见了杨贵珍的影儿。冲进村子，老远看见杨贵珍和青年义勇军的两个小战士，在个狗窝前忙活什么。见到徐云卿，正抱着一条鬼子大腿往外拖的杨贵珍，大喊：姐姐，快来帮把手。
从个弱女子到战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杨贵珍圆脸，大眼睛，双眼皮，白白净净挺好看，个头顶多不超过1。65米。8位巾帼英雄个头好像都不算高，没有超过1。70米的，而且都挺漂亮。而最漂亮的，据说是胡秀芝和黄桂清，都是刁翎镇人。黄桂清全家抗战，和胡秀芝都是妇女团老兵，作战勇敢。胡秀芝曾带两个女兵，用手榴弹炸毁敌人哨所。
郭桂琴、王惠民也是刁翎镇人，能歌善舞。胡真一老人说，郭桂琴是个孤儿，被卖到窑子里。谢兴华她爸看她可怜，没等接客，赶紧把她弄出来。谢兴华一家参加抗战，她也跟着上队了。1937年冬天，她冻掉俩脚指头，有只大脚趾，洗脚时见过，记不得是哪只脚了。王惠民也是一家抗战，不然不能要她。她牺牲时才十三岁，扔家里怎么办？她是我那个班的，行军时我帮她扛枪，撤退时我们拉着、背着她。这小孩可招人喜欢了。她爸外号“王皮袄”，是军部副官，上队不久就牺牲了，我们都瞒着她。她们投江半个多月后，我们路过那里，在下游捞出3具尸体，都挂在柳条通里，在山坡上掩埋了。还发现王惠民的背包，里面有个比拳头大的萝卜，啃去半拉。
八女中李凤善遗存资料最少，采访中也无人提及，只知道她是朝鲜族，二十来岁，也是林口县人。
八女中的另一位主心骨式人物，是与冷云同岁的人称“安大姐”的安顺福，西征前是4军被服厂厂长。
有人说她的个头也就1。55米左右，比王惠民高不了多少，却是刚毅果敢，瘦小的身躯里仿佛有使不完的精力。
安顺福也是一家抗战，父兄和弟弟都是党员。丈夫是4师政治部主任朴德山，西征前在依兰县大哈唐战斗中牺牲。
有人说西征前，为了便于管理、行动，4军和5军的女同志即集中编为妇女团。有人说是楼山镇战斗后，将两个军的女兵合编，随5军1师行动。
西征前，老弱病残和怀孕的女同志留下了，还在吃奶的孩子都送给了老百姓。有资料说，女同志不多的4军，送了9个。新中国成立后，有战友、亲属到当地寻访，找到的极少。
冷云上队不久，与周维仁结婚，不久周维仁牺牲，西征前生的孩子，是个女儿。安顺福送人的孩子，不知多大，也不知是男孩女孩。但我们知道，八女中至少有两位母亲、战士，是这样踏上征途的。
“当亡国奴是不分男女的”
林贞玉，1914年生人，她和安顺福都是朝鲜族，都是穆棱县穆棱镇新安屯人。新安屯是个朝鲜族聚居的屯子，“九一八”事变后建立党支部、团支部，青少年都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抓坏人，是个红地盘，又称“红窝子”。
邻村反动武装来新安屯抓走个党员，林贞玉跟住不放，一口一个“他是俺哥”，一直跟到那个村子，硬是把这个党员“要”了回来。
附近九站有白俄开设的酒厂，收购山葡萄酿酒。林贞玉把传单藏在装山葡萄的筐里，骗过敌人哨卡，进城散发。
1933年春，出了叛徒，新安屯党团员和抗日群众30多人被捕，包括安顺福的父亲、弟弟在内的7人被杀害。安顺福和林贞玉逃过此劫，一个上队去了4军，一个辗转到另一个红地盘宁安县小牡丹屯，秋天参加工农义务队。
1934年秋，5军1师为获取冬衣，攻打斗沟子车站仓库。林贞玉所在团负责打援，撤退时她带一个班掩护，中弹牺牲。
林贞玉是5军的第一个女兵，李志雄是5军乃至抗联中学历最高的女性。
比林贞玉小一岁的李志雄，吉林省九台县人，1931年毕业于吉林女子中学，1933年考入北平东北大学预科。其父是一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1935年秋在伪依栏县地方法院检察官任上，被日本宪兵队以“思想不良”逮捕入狱。李志雄辍学回家，奔走营救，结果母亲自缢身亡，父亲也死于狱中。她先是参加依兰反日救国会，之后上队到5军，曾在妇女团任指导员，1937年后担任下江联军教导队政治文化教官、吉东省委秘书处秘书。
学生时代，李志雄品学兼优，还喜爱体育，是吉林女中的校篮球队队长。只是抗联的山林生活，对这个家境比较优裕的大学生格外苛刻，不断患病。待到饥寒交迫的1938年，当年那个篮球场上的骁将，已经成了个“病包子”，那样子有老人形容一阵风就能刮跑了。
1939年春，敌人进攻设在富锦的后方密营，李志雄随军转移途中，已经病重难支，左臂又负伤，被临时安置在个树洞里。几天后部队派人去找她，老远就闻到一股味了。
李志雄因其女生大学生的身份，所到之处，受人瞩目。而5军的第一个女兵林贞玉，当初一些官兵和老百姓见到她，情不自禁的问号就是：女人也能上阵打仗吗？
林贞玉道：当亡国奴是不分男女的。
抗联11个军中，2军、5军女兵最多。5军汉族人多，2军朝鲜（族）人多，而且老兵多。
许成淑，1915年生于延吉县茶条沟仲坪村，1933年入团，同年参加延吉游击队。从游击队到抗联，机枪都是宝贝，大小战斗中的作用，有时堪称只手擎天。机枪手不光要射击技术好，还得政治可靠，而许成淑还因为她长得高大、健壮。游击战，翻山越岭钻林子，有时还要跟敌人抢山头，30来斤一挺机枪压在肩上，对谁都不是易事。行军中看到她的身影，枪炮声中听到那挺歪把子的鸣叫，官兵立刻感到鼓舞，浑身来劲。
1937年6月，千余日伪军从三面将1师1团围在间三峰上。许成淑或长射，或点射，冲在前面的敌人非死即伤。机枪从来都是敌人炮击的重点目标，未等炮弹落下，或者在她刚才隐身的地方爆炸，她的机枪已在另一处开始给敌人“点名”了。此战后，官兵送她绰号“女将军”。那怀抱机枪怒射群敌的样子，也真像大将军八面威风。
1939年8月，魏拯民指挥3方面军主力打下安图县柳树河子，7辆卡车载着援敌到了。“女将军”抱着机枪，在东大门炮台上掩护部队撤离。先是大腿负伤，接着身中数弹，昏迷后牺牲。
崔姬淑和李桂顺是被俘后牺牲的。
李桂顺是和龙县金谷村人，受哥哥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即投身抗战。在反“民生团”运动中，曾担任县委书记的丈夫被杀害，婆婆被开除党籍，她也被视为嫌疑分子，受到监视，哥哥则被日本宪兵队捕去杀害。面对这一切，无论身心承受着怎样的痛苦，永远坚定的是对党的信仰和抗日救国的决心。
交通员、区委书记李桂顺做地方工作时间较长，1936年秋才上队到3师8团。1931年入党的崔姬淑，像许成淑一样，是延吉游击队的第一批队员。1937年春，李桂顺在黑瞎子沟密营养伤，被敌人偷袭，突围时被俘。崔姬淑是1941年2月，在一次战斗中腿负重伤被俘的。
李桂顺被皮鞭抽打得遍体鳞伤，仍然撬不开她的嘴。敌人把两颗人头扔在她面前，那是同时被俘的司务长老王和六十多岁的老战士老崔头，李桂顺昏了过去。敌人以为得计了，用凉水把她泼醒，这回她开口了，破口大骂这帮畜生。
无论敌人怎样用刑，崔姬淑只是冷笑，敌人受不了她那轻蔑的目光，把她的双眼抠了出来。她吐着嘴里的鲜血，说我心里亮堂，看得见你们的灭亡。敌人号叫着，又把她的心剜了出来。
1942年2月初，5军3师师长张镇华率领的一支小部队，在宝清炭窑山被敌包围。战至弹尽粮绝，官兵大都牺牲，身负重伤的师长和或枪伤或冻伤的6名女兵被俘。
从张镇华口中什么都没得到，敌人就把希望寄托在6个女兵身上。
首先被带上来的，是二十岁出头、长得挺结实的朱新玉。伪县长姓郭，亲自审讯，挺和气地让她坐下，问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朱新玉不理，一个汉奸大声道：你哑巴了？你们的队伍在哪里？
朱新玉道：有你们的地方，就有我们的队伍。
一顿皮鞭抡过，一个叫浅野的鬼子把战刀架在她的脖子上，一个汉奸又拿来一把烧得通红的烙铁。
无计可施后，又开始审讯刘英。刘英的丈夫，是3师8团团长费广兆，正在宝清活动，不久前设伏打死十几个日伪军。
伪县长问：你乐不乐意跟你的丈夫过好日子呀？
刘英道：那是在把你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