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冬天趴在窗外会挨冻，有钱人家高墙大院进不去，就是夏天穷人家又能听到什么？同样，满族男人像女人一样穿大襟衣服，是因为大襟衣服保暖。冬天要扎条带子，扎前把棉袄使劲抿紧，就撅出一块，成了“撅腚袄”。而无论满汉男女，也无论冬夏棉单，那裤腰都挺高挺肥的，特别是棉裤。抓住裤腰往前一拽，然后向左或向右一抿，裤带就扎上了，叫“抿裆裤”。没有裤鼻儿，也没什么前开门、旁开门，裤衩、衬裤、衬衣什么的，对普通大众则是奢侈品。并非绑腿的腿带儿，是必不可少的，在裤脚上扎两圈。“撅腚袄”，“抿裆裤”，不看头脚，前后左右，女人没了形，男女都一样，暖和就行。
如今辽中、辽东、辽南，特别是城市，且不说棉鞋、棉帽，连棉衣、棉裤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气候变暖是个原因，关键是从家门到上汽车再到单位，也就几十米、几百米的距离，而当年是离开家门就被风雪围裹着。冬天进山的猎户和在山里讨各种营生的人，除了“撅腚袄”、“抿裆裤”和狗皮帽子、乌拉外，必备的是老羊皮袄、皮套袖和皮裤筒子（又称套裤），腰后再绑块叫“屁挡”的狍子皮，或狗皮——每到冬天，抗联官兵最羡慕的就是这一套装备了。
1937年，3军、6军用黄波罗树皮或柞树皮熬的水，把白布染成黄了吧唧的颜色，做成军装。尽管深浅不一，淋了雨把黄种人染的更黄了，而且着装的仍是所属的部分部队，却算多少有点儿军装的味道了。
不过，后来可有点儿统一的味道了。从南满到北满，官兵大都穿着缴获的鬼子、伪军的服装，远远望去就像日伪“讨伐队”。
1937年（无月日），《抗联第二军和第五军政治军事情况的材料》中，开篇即道：
二军的队员养成刻苦耐劳俭朴的风气。可是队员的爱美好修饰，无论经济怎样困难，总是穿得很整洁，爱惜武器，保护枪械是无可比拟的。第五军的队员们爱惜武器、美好、整洁，不仅是上级领导教育影响的，主要的由于队员们以二军为榜样，自动地去模仿，就等于二军的队员对于军事学习和军队的生活管理等等从五军队员表现上去自动学习时一样。
2军朝鲜（族）人较多，朝鲜族服饰好白色。一个酷爱白色的民族，是不可能不整洁的。可当时，从2军到同样“美好、整洁”的5军，以及其他各军官兵，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呀！
“撅腚袄”和“抿裆裤”，在林子里转上个把月，那棉花早开包没形了。鬼子那军装确实结实，军官黄呢子，士兵是小帆布，厚实得沉甸甸的，可用不上一个冬天，全成了破衣烂衫。衣襟、袖口、裤腿刮得丝丝缕缕的，连裤裆也刮烂了，其他不易刮坏处，露营时则被火星子烧得窟窿眼子。一场雨淋成落汤鸡，算是洗脸洗澡了。女人天性，有点儿空儿，会去河边洗洗涮涮。秋风起后，男女都一样。用老人们的话讲，那手像老鸹爪子似的，脸都是锅铁色，头发披到肩膀了，都“擀毡”（像毡子一样板结在一起）了。什么理发剃头呀，越长越好，等于多顶帽子，暖和呀！1940年后陆续退往苏联，怕带过去传染病，过界后都脱得一丝不挂，衣服烧了，洗个澡，再见面，你是谁呀？认不出来了。
不断有媒体报道，湖北省神农架发现野人。有关方面多次组织科考队实地调研，一无所获。而从1938年开始的四年多里，“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没人味了”的东北抗联官兵，除了扛枪打鬼子，那模样和生存状态，与野人有多大区别？
有资料说，当年东北的中南部，每年无霜期平均为150天，北满只有125天。今天的黑龙江，也是雪花飘半年。这样说比较抽象、概念，最冷时究竟能冷到什么样子？老人们说，那时没有天气预报，那时天比现在冷，现在估摸着，零下30多摄氏度是常事，腊月零下40多摄氏度不算啥。“头九不算九，二九冻死狗，三九四九石头裂口”。石头怎么冻裂口不知道，你瞅着小鸟飞着飞着就掉下来了，夜静树冻得咔吧咔吧响，冰面、地上冻裂的口子能别断马腿。
有房子住时省衣服，鬼子军装穿一冬没问题，普通棉衣穿烂了，天也快暖了。待到天大房子地大炕，森林是故乡，普通棉衣有时两件也挺不过一个冬天了。
吃粮拿命换，穿衣也一样。
秋冬季作战，敌尸被扒得光溜溜的。
秋风起，雪花飘，官兵还身着单衣，当领导的就满嘴燎泡了。
没有棉衣，就熬不过这个冬天，队伍就会垮掉。
服装我代为想办法，实在无着，进攻某地，以武力扒老百姓衣服，更换，穷的给大烟土换，富的没收。
这是1936年11月16日，×××（笔者将姓名隐去，下同）给×××信中的文字。而这时距从1938年开始的更严酷的冬天，还有两年。
1937年11月14日，《柴世荣、关书范关于敌情及我军状况等问题致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说：
所谓抗日军的时令病不断的复发，军本部直辖部队三团教导团还没有发生这一时令病，但在南方部队二军五军三团一团，叛徒拐枪逃跑真是不一而足，自然是教育不够，是复发时疫病一重大因素，但一味是驻不着房子，打小休蹲山亦是促成这一病之动因，除非达到红军战士彻底觉悟程度亦许会消灭这一缺点。
抗联老人说冬天是个汉奸，不光因为天气寒冷，老天爷“叛变”了，连土地爷也“投敌”了。大雪改变了景观和地势，山里清汤林子，平原一览无余，哪儿都难藏人，一动就留下痕迹。春夏秋三季，河流到处阻碍敌人，草甸子、沼泽地根本进不去。而今，大地冰冻如铁，敌人的汽车、爬犁撒着欢儿到处跑。
前面说过，击垮义勇军的，不光是日寇，还有老天爷。
特别是一些山林队，或是山林队改编的队伍，树叶一落，“时令病”就来了，觉得没别的路了。真投降的，假投降的，有的则插枪散伙了，说是待来年春暖花开聚拢起来再干。
1937年1月17日，《王润成给中央代表团的报告》中说：
这些队伍的投降，与以前不同。在以前投降，大半都是领袖分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欺骗下层群众投降，而这次则是因衣、食、住等问题无法解决，群众动摆，领袖又想不出办法。举例说吧，史旅的安团、刘营他们投降，是在三五年十二月与三六年一月前后，这时候讨伐队早已撤退了，可是没有棉衣穿没有房子住，一去征收给养就得打仗，并且无处去弄。为了这件事刘营长在密营里哭了三天，最后宣布谁能干，谁就领导这些人干，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离休前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彭施鲁老将军，笔者采访时八十三岁，白发浓眉，目光有神，思维敏捷，谈吐文雅，学者风度。
他1916年生于河南省武陟县一地主家庭，先后就读河南焦作中学和北平弘达中学，1934年入团，1935年入党，并于同年与在焦作中学的同班同学王静敏一起被派往东北。
负责送他们去东北的交通员叫李义臣，山东人，在东北待过多年。三十多岁，中下个头，宽肩阔背，一张脸上方下圆，浓眉大眼，话少，好像不会笑。他的“身份”是个那时常见的江湖卖艺人，彭施鲁和王静敏是他的“徒弟”。出发前约定，沿途两个人尽量少说话，一切由“师傅”应付。
从北平坐火车到山海关，过去叫出关，这回是“出国”——那边是“满洲国”了。
“出国”自然麻烦，买张火车票，这证那件的，恨不能把你祖宗八代翻个底朝天。3个人找个小客栈住一夜，第二天早饭后背着行李卷迈动“11号”上路了。
荒山野岭，乡间小路，晚上就在老乡家吃住。第三天傍晚，山冈上跑下几个人，喊着让他们站住。两个学生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傻呆呆地站在那儿。李义臣大喊：胡子，是劫道儿的胡子，快跑！眼看着跑不动了，李义臣拼命追上一辆马车，跟车老板商量，让两个学生爬上去，马狂奔，人狂喘。
到了绥中县城，火车票就买好了。到长春后，又换乘去哈尔滨的火车，再坐长途汽车去方正。方正县就属“匪区”了，买票时盘查你去方正什么地方，找谁、干什么，还要把姓名写在车票上。
彭施鲁原名王鹏华，王静敏原名王永谷。在北平动身前，李义臣说这不像东北庄稼人的名字，得改了。彭施鲁说我叫“王长庚”吧，李义臣说行。王静敏说我连姓也改了，叫“张永顺”。李义臣说叫“长顺”吧，“长庚”、“长顺”，听着更像师兄弟。一路坐车有伪警察盘问，住店来查夜，让你把随身那点东西抖搂一遍。改名换姓不说，还不能堂堂正正通过“天下第一关”，走荒山野岭绕太远。这回就要到“匪区”，参加自己的队伍了，两个热血书生激动不已，就出了点儿差错。
下车时，那车门一边一个伪警察，李义臣拿着车票走在头里，盘问过了。问到一路上都叫“张长顺”的王静敏姓什么，就说个“姓王”。彭施鲁心头一紧，听到王静敏又回答“俺叫王长庚”，一颗心落了地，明白自己又得改名换姓，叫“张长顺”了。
而笔者执意将彭施鲁放到这一章里介绍，是因为他这个抗联有太多与众不同的第一。
出关第一夜，在老乡家里，他这个中原人第一次领教了东北的热炕头，烙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而在那冰天雪地中露营的日子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抗战胜利后找个热炕头，美美地睡上一觉。
到哈尔滨已过元旦，吐口痰，立刻在冰滑的地上冻成冰砣，就立刻想到那个“撒尿得拿根棍子敲”的传言。而这时他并不明白这滴水成冰的严寒，对他和东北抗联将意味着什么。
到4军时，正是“冻掉下巴”的腊七腊八前后。在密营里，他见到刚缴获的冻得铅球、铁蛋样的橘子，更让他惊异、咂舌的是，非但没放进热水里化，反倒放在冷水里冰。约莫半个小时后，那橘子表面就结了层比铜钱还厚的冰，把冰敲碎，橘子就变得软软的了。官兵告诉他，要是放进热水里，橘子就烂了。人冻伤也一样，不能用火烤，而要用雪搓，把伤处皮肤搓红了，血流通了，就没问题了。
4军新兵彭施鲁，一切从头起步。骑马、射击不用说了，吃饭、拉屎也得学。行军时，包米面大饼子要贴身揣着，不然就成铁饼了，一口几道牙印。有道是“小孩的屁股大酱缸”，天多冷，冻不坏。大人的屁股也挺抗冻，可生殖器呢？零下40多摄氏度，一会儿就危险了。要等到快憋不住时，赶紧蹲下，速战速决。
看他冻得鼻涕拉碴的样儿，大家都挺可怜这个关里来的洋学生。有的劝他去做地方工作，有的说他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天大房子地大炕，多少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受不了冰天雪地中的饥寒交迫，有的离队回家了，有的叛变投敌了。而来自中原大地的热血男儿，就在这东北的大烟泡中，用战斗迎接胜利。
六十三年后，老人说他能在东北抗战十年，首先要感谢“抗联第一宝——乌拉”。
鞋底、鞋面是一整块牛皮，鞋面上有一凸起的半圆形的褶，鞋口钉着一圈鼻扣儿。先把一块挺大挺厚的布，叫“乌拉腰”，沿鞋口垫放进去，再把乌拉草絮进去，然后把裹好裹脚布的脚伸进去，就开始系乌拉带。乌拉带是根长两米左右、筷子粗细的麻绳，从鼻扣儿中穿过，系紧前先把裤腿抿紧，再用乌拉腰把裤腿裹住。那乌拉腰高及膝下，乌拉带一直绑上去，连绑腿都有了。
零下40多摄氏度趴在雪地里，缴获的鬼子的大头鞋，个把小时就冻得猫抓狗咬似的。穿乌拉什么事没有，又轻快，绑上草绳子走冰雪道还不滑——不然，怎么算得“抗联第一宝”呀。
只是在人类的鞋类中，这乌拉却是穿起来最费事的，快手也得半袋烟的工夫。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乌拉草一定要絮得均匀，展开一个窝儿，那脚伸进去可舒服了。彭施鲁个把小时也难搞利索，这儿薄了，那儿厚了，厚了硌脚，薄了冻脚。看人家乌拉带还在腿上打个十字花，走出十几里还是原样儿，他的一会儿就掉裤子似的堆到脚脖子上了。
如今新兵入伍，首先是练队列。抗联没有这一说。而彭施鲁参加抗联的第一课，是学习穿乌拉——他必须首先学会怎样做个东北人。
老人说，毛主席问他的卫兵李银桥，手重要，还是脚重要，李银桥说手重要。毛主席说不对，没有脚就不能走路，不能走路就不能革命。走路靠脚，脚靠鞋，东北冬天是乌拉。在东北，腿脚最多的不是枪伤，而是冻伤。脚是最容易冻伤的部位之一，多少人都是脚冻坏了呀。你意志再坚强，抗战再坚决，脚冻坏了，那人就废了。
露营之歌
白雪铺满大地，山中深及尺，挂满茂密参天之林木，野兽绝迹，鸦雀无声，静寂寒冽，宛若资本主义世界垂亡追悼之序幕。游击争战，最恶此景，抗日救国战士，犹着单一水鞋，日夜出没于寇贼倭奴之封锁线，其困苦颇甚。宁安军本部新移林口，诸缺准备，而日贼不断出扰，以此深为焦虑。
这是周保中1936年11月11日日记中的一个自然段。
老人们说，归屯前“讨伐”再紧，白天蹲山，晚上下山也能找个屯子睡觉。归屯后不行了，就是“天大房子地大炕”了。抗联进入艰苦时期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露营了。
山里宿营，山沟背风，自然暖和，发生战斗，地形不利。山顶地势好，风大，冷不说，那火也刮得东倒西伏，还易被敌人发现。通常是在山腰选个平坦处，周围山上山下布上岗哨，有敌情首先抢占制高点。部署妥当，大家就忙活起来“打火堆”，就是锯树，砍柴火，弄堆火取暖，准备过夜。
1938年后，“打火堆”几乎成了每天的必修课，任何一支部队都不能不随身携带斧锯，特别是锯，甚至比枪还重要。是那种两头窄、中间宽的“大肚子锯”，又叫“快马子”，一人来长，两人合用。选那种一人来粗，或者再细点的树锯，太粗了搬不动，太细了不抗烧。无论粗细，一个暴马子，一个刺松，这两种树不要，烧起来噼噼啪啪火星子四溅，烧人烧衣服。锯倒了，再截成一截一截的，大的两人抬，小的一人扛，或拖到睡觉的地场。把雪尽量清除，底下一层摆好，上面一层十字交叉放着，再一层也一样。一人来粗的木头，每层4根，摆放3层，能烧一夜。木头细了，就得加量。
这都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开头不懂，弄几根木头堆那儿，下半夜就烧光了。或者锯些“站杆子树”，就是死了、干了还没倒的树，倒是好烧，也不抗烧。几根干木夹在中间做引柴，大都为湿木，这样打成的火堆抗烧，还有意外收获。那湿木烧起来两头咝咝响着冒白沫子，凉了形成黄糊糊的结晶，北满叫“木碱”，吉东叫“树胶”，有没有、有什么营养价值不知道，做“饭”时放锅里黏糊糊的，口感挺好。
锅呀搪瓷盆子呀，或者鬼子的钢盔、猪腰子饭盒什么的，在火焰上方支架着，咕嘟得差不多了，管它粮食，还是树皮，热乎乎的弄一肚子，就在那火堆旁睡觉。
有狗皮、狍子皮什么的铺上，没有就弄些树枝子。从头到脚系紧了、捂严了，每人都有个背篼子，枕着。枪放在身旁，或者也枕着。敌人偷袭，听到枪响，顺手抓枪，就地滚到大树底下，趴那儿，或站起来隐在树后射击。
人少，那人就顺着火堆睡。人多，就把脚对着火堆，呈辐射状围一圈，那人一个个都弓成对虾似的，使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