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乡村的直接统治者。”
东北是移民之乡，也是打工之地。那些有几百几千，乃至几万垧土地的大粮户，从春种到秋收，一家就得几十几百上千的农工。还有林业、矿业，也需要大量的季节、非季节性的工人。主要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被称做“跑腿子”的青壮年，春来秋去，就像如今春节前后的民工潮。在通常只有南北一条街的各地县城，都有叫做“工夫市”的劳动力市场，如果有人喊上一嗓子，说明每天的工钱和吃食，就会有一大群“跑腿子”拥上去。那时，无论“跑腿子”，还是已在当地安家落户的，谁当了胡子，即便偶尔为之，“老×家出胡子”，一个家族几代人，都可能被人戳脊梁骨。但是，现在不行了，顾不得这个了，得活命呀！
自日本势力进入东北后，为了攫取这片丰腴的黑土地，鬼子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其中之一，就是卖军火给胡子。哈尔滨大白楼的三菱（或住友）洋行，吉林公主岭的日本租借地，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洋行、租借地，都干这种勾当。贩卖军火，牟取暴利，更重要的是怂恿胡子为非作歹，扰乱社会，以便乱中下手，火中取栗。而今，终于天下大乱，遍地起胡子，闹的乱的是日寇一手扶植起来的“满洲国”。
胡子祸害百姓，不容忽视。可他们存在的本身，对“满洲国”就是一种威胁。即便是那种专事抢劫的胡子，走投无路时，也是要跟小鬼子拼命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非常时期，或者说是从义勇军到山林队的过渡阶段。溃散的义勇军，除了过界的、回家的、投降的，大都还未进入山林。这是一个对民间、社会的冲击、损害非常大的时期。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九一八”事变，是先闯进朝鲜、中国，后来又跑去东南亚杀人放火的侵略者的罪孽，他们才是真正的强盗、胡子。而黑土地上这些打家劫舍的胡子，在把枪口对准侵略者的同时，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胡子了。而我对于那种一边抗日一边扰民的战死疆场的先人，也是怀着敬意视为英雄的，更不用说那些只抗日不扰民的了。
当时，在东北的一些共产党人眼里，特别是中上层，对于这类武装是不无厌恶的。具体到需要贯彻落实政策的人那里，则大都采取了一种比较实际的态度。
打着反日旗号的各色武装，或者地主武装，或者与地主有关系。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口号太红，力量又小，四面受敌，就使个障眼法，报个字号。像汤原游击队的“仁合”，仁义和谐，和谁都合得来，便于和胡子打交道，权宜之计，有利生存。
各地党领导的游击队，无论报没报个字号，其经历和生存状态都差不多。
而这次，汤原游击队恰恰就毁在胡子手里。
队伍经鹤岗东北的船房子、烟囱山，向汤原北部山里进发。
叫“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是王永江的主意。庄稼人扛上枪就是军人了？得教育、引导、训练，而且得抓紧时间进行军政训练。队伍拉起来就不是儿戏，随时可能打仗。王永江把部队拉到个僻静的地方，安心训练两个月，然后就真刀真枪跟鬼子干了。
队伍走到鸭蛋河区七马架子屯，碰上一帮“九江”胡子。
两下里站定，“九江”头子于九江双手抱拳，先左后右在胸前一晃，道：“西北乾干一座楼，千人万马俺在头，五湖四海访朋友，江洋路上汇成帮。”
东北军老兵大都会些胡子黑话，王永江抱拳还礼道：“走江洋，闯绿林，江洋路上一家人。”
对上了，“仁合”和“九江”就唠上了。
听于九江讲他们也打日本子，王永江就说：人多劲大，咱们合伙干吧。
教导队人多，枪也好，还有挺机枪，不知于九江心里怎么想的，嘴上是答应了。
但有一条。王永江强调：“仁合”只打日本子，不抢百姓，“九江”能行吗？
于九江又答应了，可他的部下还是偷呀摸呀抢的，到哪儿都会弄出些动静来。王永江经常批评制止，也跟于九江谈过几次，这小子点头应着，行动照旧。
老百姓不干了，说这是什么反日军呀？纯粹是帮胡子，不给他们饭吃，饿死他们！
一条鱼腥了一锅汤。王永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了，跟杨树明和刚任命不久的政治指导员裴世铁一商量，请示当地鸭蛋河区委，决定把于九江和几个恶行昭著的家伙除掉。
队伍来到刘侉屯北山里的桦皮营子，有个叫韩占发的“把头”（领头干活的），领几个人在那儿“放耳茬”（把柞树锯倒，经伏雨浇过腐烂了，上边长出木耳来采摘——锯树的过程叫“放耳茬”），都是救国会员，就决定在这里动手。
韩把头刚打只野猪，拳头大小的肉块子，在大锅里翻滚咕嘟着，香气四溢。这天是5月1日，山野间黄糊糊的，背阴处有的地方还残留点脏兮兮的积雪，阳坡上个别抢春的树种枝条油光光的，快要鼓出苞芽了。
一间马架子似的小木房，一张几块粗拉拉的木板钉的长条桌，两边各摆一长条凳。王永江、韩把头和裴世铁坐一边，对面是于九江、二当家的和炮头“老来好”。队伍散在外面吃饭，由杨树明指挥，以打碗为号，一齐动手。
打碗的任务交给了王钧。他就是这次参加的游击队。让他打碗，一是革命坚决，二是精明机灵，三是人长得较胖。如今国人以胖为丑、为病态，忙于减肥，那时正好相反，以胖为美、为健康、为富态、为福相。今人求之不得的苗条，则是穷馊馊的穷酸相。那时人穷，胖子很少，王钧从小就胖，喝凉水也长肉。那时的人多少都有点儿迷信，特别是游击队搞几次都垮了，一些人就觉得倒霉，运气不好。王钧长得富态、周正，让人觉得吉利，能成事。
屋里有酒，外面就是小米饭野猪肉。杨树明琢磨里面喝得差不多了，一递眼色，王钧起身去锅里盛饭，早瞅准地上一根干树枝子，假装绊了一跤，一个蓝瓷大海碗就“吧”地摔地上了。
胡子最忌讳打碗了，碗碎了，吃饭的家什不就没了吗？于九江在里边喊了一声，机枪手已经抱着机枪冲进去了，“九江”的人里里外外都被枪口逼住了。
王永江当即宣布，于九江匪性不改，违抗命令，抢掠民财，祸害百姓，败坏反日军声誉，屡教不改，为严明军纪，就地正法。
枪毙了于九江，又将几个坏分子开除出队，队伍继续向北边的通河县进发。
“老来好”四十来岁的样子，中等个头，赤红面子，有几颗麻子。这小子兵痞出身，能说会道，枪打得准，不然也不能成为“九江”绺子领兵打仗的炮头。两队合并后，瞅着最靠近“仁合”的就是他了，特别是在王永江面前。王永江叫他干什么，从无二话，而且干得利索。除掉于九江等人后，亮出教导队的底细，他还积极要求入党。
杨树明提醒王永江：俺看这人心里藏把刀，咱们得提防着点儿。
裴世铁也说：俺也觉得这人不是“善茬子”（指有能力但不好对付的人，常用于否定句），咱们可得接受教训呀。
王永江道：你们的意见挺好，俺留个心眼儿就是。
在通河训练、活动一个多月，回来已是6月中旬了。去时枝条光秃秃的，这时已经树叶遮天，满世界绿意了。王永江和杨树明挺高兴，说树叶关门了，咱们的好时候到了，该跟小日本子好好干几仗了。
过了汤旺河（汤原县由此得名），到了孙臭嘴子炭窑，就是汤原县界了。王永江说在这旮旯歇两天，洗洗衣服，晾晾鞋子和“腿绑”（指“绑腿”，当时东北人反过来叫），最要紧的是弄弄脚、歇歇脚。
汤旺河，洼丹河，舒乐河，巴兰河，小古洞河，大古洞河，来回路上除了河，就是沼泽。腿脚成天在水里泡着，都白了、木了、没知觉了。扎破的地方都沤烂了，那肉一抠一块，一点儿血色也没有。
回来的路上，“老来好”更积极了，王永江就介绍他入党。杨树明和裴世铁不同意，王永江说俺也品他这么长时间了，这个人没外心，是实心实意跟咱们好。
走得人困马乏，那人睡得香甜呀。几声狼嚎过后，山野间益显静谧。
三个人影闪进王永江、杨树明、裴世铁和机枪手住的小房子，枪声就炒豆般响起来。
王钧老人说，当时我睡得太死了，枪响好一阵子才醒，迷迷糊糊听人喊“挣着了”。这是胡子黑话，意思是“得手了”。枪毙于九江后，王永江就宣布革命队伍不准说黑话，怎么又说上了？是胡子来了？胡子还敢找我们“撩闲”（撩拨、找事），活腻烦了？这么寻思着爬起来，就听“老来好”扯着破锣嗓子，喊什么“大当家的”，俺“老来好”给你报仇了。这下子觉出不对头了，再一看，咱们的人都叫人家拿枪看上了。
“老来好”站在小房子前，黑灯瞎火看不清模样，就听他喊：俺“老来好”没别的意思，就是给俺们大当家的报仇。俺是为抢金元宝回家，不是抢人头回家。俺不杀你们这些“崽子”（喽啰，这里指游击队员），都滚子回家吧。
王钧老人说，“老来好”带人走了，我们跑进小屋子，血腥气呛鼻子，摸哪儿都黏糊糊的。点亮油灯，哪个人身上都中了几枪。摸摸看看，老杨中队长中了八枪，还有气儿。赶紧扯衣服包扎伤口，弄木棒、树条子绑扎担架。那挺捷克式机枪，也叫“老来好”抢走了。机枪手姓韩，是个朝鲜族人，三十多岁，那时都叫他“韩机关枪”、“韩射手”，平时都和领导在一起。那时机枪手不光射击技术好，更得政治可靠、坚定，机枪是游击队最大的宝贝呀。
老人叹口气：好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主要领导死的死，伤的伤，枪也没了，游击队又垮了。把烈士遗体掩埋了，抬着老杨队长走吧，回来了。
买两支撸子再干
梧桐河边的几个地窨子里，藏着60多个党团员。敌人统治越来越严，特务、密探四处活动，越是红地盘盯得越紧，屯子里待不住，猫在这里已经两个多月了。隔三差五，屯子里的积极分子来给送些粮食、土豆什么的，一般都是下半夜来，也是脑袋掖在腰带上呀。进了地窨子，看到人们都兴奋地挤上前来，就不由得摇头叹气。那人眼窝子凹进去老深，男的女的蓬头垢面没了模样。
地窨子里黑暗、潮湿，那人嘴里、嘴角都是燎泡，心焦啊。这“地下党”的日子，熬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了，就这么被动地待着，算是怎么回事儿呀？得跟敌人干哪。要是让敌人寻着踪迹，闻到味儿，岂不是连窝端了吗？
这天晚上，中心县委书记夏云杰来了。
夏云杰三十多岁，山东沂水人，近1。80米的个头，人称“夏大个子”。二十多岁闯关东来到汤原，先在县城打零工，后到乡下种地，农闲时去黑金河金矿做临时工。这人性格坚忍、豪爽，又颇稳重，一口山东话讲什么都有条有理的。
“地下党”们乐坏了，热闹了一阵子，夏云杰给大家讲形势：中央红军已经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南方十几省都建立了红军，估摸着有几十万了。咱东北也拉起好多队伍，南满有红32军，东满有红34军，北满的巴彦、珠河、海伦，吉东的密山、饶河、宁安，都有了咱们的游击队。咱汤原虽然几次都失败了，可咱们还有党、有人呀！在座的60多人，不就是支现成的队伍吗？而且都是党团员，纯粹的红军。
一些人插上话了：没有枪，算什么红军呀？
夏云杰笑吟吟地从腰间摸出两支撸子，立刻就被身边的人抢了去，没等摆弄几下，又到了别人手里。
有当过游击队员的，摆弄几下就说，这一支是坏的，打不响呀？
夏云杰苦笑道：就是脱裤子当袄，也就能买这样两支枪了。
一些人就不由得想起被“老来好”抢去的那些枪，特别是那挺机关枪。
上次组建游击队前，省委秘书长冯仲云来汤原县巡视，在中心县委所在地7号屯附近几个屯子，领导农民开展抗租减租活动，一些农民提出把胜利果实捐出来反日救国。反日同盟会会员在党团员带动下，也纷纷捐钱捐粮。县委以每支6000斤大豆的价格，从地主、溃兵手中买了13支步枪，还有两支撸子，1支“七星子”（一种装7粒子弹的左轮手枪），这才有了游击队和夺黑金河金矿矿警队的枪。
东北胡子多，民间枪也多，只有傻瓜才指望官军能够保护自己。从冷兵器到热兵器，东北民间养枪的历史，应该和胡子的历史差不多。枪是财富的象征，你的枪多，说明你需要保护的财产多。既能体现身份，又具使用价值的是像挺小机枪似的驳壳枪，又称盒子炮，东北人叫“匣子”、“匣子枪”。因其身管长短，又分“长苗儿”和“短八分”，短八分就是比长苗儿短了8分，弹匣有装填10发子弹的，有装填20发的。装20发的又称“大镜面匣子”，“九一八”事变后的市价，一般为30担大豆（如今1担为100斤，当年东北分大担与小担，分别为600斤、400斤）。“九一八”事变前，富家子弟骑匹走马，挎支大镜面匣子，其吸眼球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街上跑辆私家“大奔”。
夏云杰望着大家的眼神，知道那心头都在想什么：咱们要是有钱，买它几十、几百支好枪，那该有多好呀？
夏云杰清清嗓子，握紧拳头：同志们，咱们都是穷人，咱们的党也是个穷党，但是这个党是最有力量的，因为穷人占大多数，因为咱们有马列主义这个最强大的武器。有鸡就下蛋，有人就有枪，夺！咱们还要夺枪，要武装起来拉出去，和小日本子拼个死活！咱们一定要对得起牺牲的烈士们，对得起咱们的先人和后人！
对！夺枪，和日本子拼到底！大家异口同声。
跳动的油灯光，照耀着地窨子里一张张形容枯槁的刚毅、激动的脸。
鹤立镇东二堡，有个十几个人的自卫团，是日寇组织的。伪自卫团的院子挨着个场院，几个庄稼人模样的中年汉子，要买那一垛垛的谷草，指手画脚地在和主人讨价还价。通往自卫团的路上，有两个人拎着粪筐捡粪。太阳热辣辣地烤照着大地，知了在树枝上拼命地聒噪。
路上过来两个人，边走边哼着小调：“松花江的鱼儿大又长呀，江边的姑娘白又胖……”
二十多岁的是团县委书记于永顺，瞅着单薄、秀气，却是机灵，还有把子力气。年纪大点儿的叫徐振江，长得五大三粗的，连喘气好像都一股山东腔，却没人叫他“山东棒子”。山东人脾气犟，他又是个犟中犟，一句话能砸个坑，有人说他“镢（犟）头不是镢（犟）头，是个镐头”，就得名“徐镐头”。
干什么的？门口哨兵冲两个人喊着。
大兄弟忘了咋的？俺是你们伙房大师傅的小舅子，俺娘肚子疼，俺来找他买点儿大烟土。于永顺边走边道。
哨兵说：再来给俺捎点嘎儿吗的（零碎东西什么的，又叫“嘎七嘎八的”）呀。
于永顺大声道：你就䞍等（坐享现成的）吧。
走进院子，进得屋里，南北大炕，迎面墙上挂着一溜步枪。北炕上几个人躺着睡觉，南炕炕头上放张桌子，下棋的，看热闹的，叼烟袋的，抽烟卷的，大都光着膀子，吵儿巴火的。那时的窗户都是上下两扇，上面一扇向里开，用个钩子钩住。
不准动！徐镐头炸雷般一声吼，两只撸子对准南北炕上的人。一时间，自卫团的人呆若木鸡，两个人也不敢上前拿枪，就按原定计划，于永顺开始训话：都给俺老实听着！俺们是红军游击队，来“取”（音qiǔ）你们的枪打日本子。你们都是中国人，是穷人，日本子烧咱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