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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退了左光先之后，坐在高台龙椅上的朱由检并没有很快出声，虽然自从收到各地气象台预测报告时，他便知道某些地区，某些百姓的放弃已经成为了必然，但是真正到了决断的这一刻，他又不由有些迟疑了起来。
这毕竟不是电脑游戏，鼠标轻轻一点，就能翻过历史的一页。他知道，接下来他讲出口的每一句话，都代表着某些人的生命得到拯救，而某些人的生活则会滑向地狱。
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但是在即将开口的那一刻，他依然难以张口发声。他觉得，眼下的局面比他在崇祯二年面对黄台吉的大军还需要勇气。
偏偏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前世所看过的一道选择题。一辆载满了旅客的列车正向着前方前进，而在火车前方的轨道上却有着几名儿童正在玩耍，身为扳道工的你有数秒的时间让这列火车通向另外一条废弃的岔道，但是那条岔道却通向着悬崖。
为了救助这些儿童而置列车上的乘客于危险，还是为了列车上乘客的安全而无视儿童的生命？当初他几乎不假思索的选择了保护列车的安全，因为他觉得不能因为儿童的错误而置没有犯错的乘客于危险之中。
不过现在他知道自己错了，不是他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而是他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作出任何决定。假设的题目，终究不如活生生的人命，更能影响他的判断。
也只有在这一刻，他才真正的意识到，多大的权力就意味着多大的责任，是多么正确的一句话。这还真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时代啊，朱由检心中如此想着。
但是他终究还是出声了，“要想京畿不乱，首要的问题还在于保证京畿各工坊的开工率，只要这些工坊还能够开工，工人就能够活下去。京畿附近的富余农业人口，就能被吸收进各工坊，从而减轻朝廷的赈灾负担。
此前，朕已经同户部及北京、天津的地方官员进行了交流，并且也派人同京畿地区的一些工厂主和商人代表进行了沟通。
就目前来看，京畿一带的工厂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因为去年同满清的贸易断绝，加上北方多地旱情，使得一些工厂的原料不足，导致开工不足。
而另一个则在于纸币贬值太快，硬币又被市场上窖藏，直接导致了原材料价格上涨，市场消费能力下降，产品滞销。
所以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要同满清缓和关系，恢复之前的贸易往来，从而解决一部分原材料的来源。
这第二么，为了改变硬币被窖藏，纸币过度贬值的问题，朕决定通过中央银行提出的铸币法案。通过铸造不足值的硬币以解决市场的窖藏问题，同时固定金银价格，以国家信用保证无限兑换纸币，从而稳定住纸币的币值。
最后，为了不让别有用心者扰乱市场，朕决定颁发法令，市场上准许流通的法定货币为，国家造币厂制造的各种金银铜硬币和各种面额的纸币。
从即日开始，非法定货币不得在市场上流通，民间所储备的金银必须向三大银行进行报备。禁止私人持有黄金100两以上，白银一千两以上的实物金银，超出限额的金银必须存入银行兑换成纸币。若有人私藏金银而不报备者，没收其财产并全家流放海外…”
第729章 国务会议三（）
收缴民间储备的金银以增加货币的供给，并从贵金属货币彻底转向国家信用货币，这原本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超出国家金银储备量，不得已而实施的一种解决办法。
原本这应当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但是迫于崇祯十三年大明所面临的险恶局势，朱由检不得不用上了这一剂猛药。当他宣布这一决定之时，自然也就遭到了许多官员的猛烈反对。毕竟在这个时代，金银这种硬通货大都储备于大士绅大地主大商人手中，要他们把自己的家产贡献出来换成一叠印刷出来的纸币，这显然是要了他们的老命。
刘宗周、左光先为首的官员是最先站出来反对的，钱谦益、温体仁等人也委婉的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唯有户部尚书郭允厚、户部侍郎毕自严、陆海军两位总长等近三分之一的官员保持着沉默。
面对左光先把户部提出的铸币法案比作盗贼之举时，朱由检终于不耐烦的打断了他说道：“之前户部已经说明，纸币今后将由国家保证无限法偿，百姓若真的需要金银用度，只要说明理由，自可去银行兑换。只要不是想着扰乱市场，普通人家中囤积这么多金银做什么？此物饥时不能用来填饱肚子，寒时不能用来御寒，失去了市场上流通的作用之后，同砖瓦石块何异？
另外，三大银行的多数股份都是商人持有，朝廷不过负责监管而已，这些金银送入银行，怎么就变成了朝廷劫掠小民的举动了？你这不是在诋毁朝廷吗？
再说了，朕刚刚已经说过了，纸币的信用将以国家来担保，只要大明不灭，国家就承认这些纸币能够以固定价格兑换金银。你们现在究竟是在质疑朕的信用，还是在质疑这大明已经撑不了几日了？
如果你们对于大明，对于朕如此没有信心，那也没必要再当朕的臣子，当我大明朝的官员。你们如果认为大明朝就要倒台了，那现在就把官服给脱了，朕绝不勉强你们和我同坐一条船。既然不能同舟共济，那么就各走各路去吧。有没有人想要不干的，站出来说话。”
当崇祯把臣僚对铸币法案的质疑转化为对于大明王朝的质疑之后，温体仁、钱谦益等官员立刻便退缩了。和财富相比，他们手中的权力显然更有诱惑力的多。此刻的大明不过是面临危险，又不是兵临城下，他们自然是不愿意和皇帝分道扬镳的。
更何况，户部官员和军队代表的沉默，也令他们意识到，即便他们这些官员真的脱去了官服抗议，皇帝也能够从这些剩下的官员中挑选出足够的人员来填补他们走后的空缺，这不就是给别人让位么，傻子才干这样的事呢。既然阻止不了皇帝一意孤行，他们自然只好留待有用之身，以后再做打算了。
唯有左光先还是不肯放弃，他跪拜于皇帝面前，再三向崇祯劝谏说：“…收缴民间金银以充实国用，这是历朝历代的亡国之君才能干的出来的事。从历史上来看，这种政策除了让民间的富户破产，社会动荡不安之外，从来没有因此而解决国家财用不足的问题的。
这些民间富户向来都是朝廷的支持者，也是地方上维持稳定的支柱。陛下一纸诏令，就要让天下百姓承认纸币和金银无异，这岂不是把百姓们当成了傻子吗？本朝初年发行的宝钞，刚一开始何尝不是同金银无异，但是此后宝钞在民间又同废纸有什么区别？
这些富户的家产兑换成纸币之后，若是纸币也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宝钞，到时候这些稳定地方的基石，就会变成带动地方民乱的领头人。臣以为，这恐怕同陛下想要推行铸币法案的初衷相违背吧？
臣请陛下三思而后行，这铸币法案一旦推行，恐怕就是流毒无穷，有损我大明的国运啊…”
崇祯还没有出声，对于这些东林党人一向矛盾深刻的崔呈秀已经跳了出来，“好你个左光先，朝堂议事时把陛下比作亡国之君，这就是你忠君爱国的表现？你明是劝谏陛下，暗里难道不是诽谤君父？”
祁彪佳立刻为左光先辩护道：“左大人比喻的是实施的政策相似，不是把陛下比作亡国之君，倒是崔大人故意把陛下比作亡国之君，究竟是何用意…”
冯铨马上插嘴道：“真是奇了，把铸币法案比作劫掠民财的亡国之政，却声称并不是把陛下比作亡国之君，这岂不就是掩耳盗铃？”
就像崇祯不允许之前这些前东林党人带歪了会议的讨论内容一样，他也不乐见崔呈秀等人借此向这些前东林党人发难，虽然明面上崔、冯两人是站在他这一边的。
同样喝止了双方的口舌之争后，朱由检便开口说道：“是不是把朕比作亡国之君，左侍郎自己有嘴可以声明，不必你们替他出声。左侍郎你自己当众说明吧，究竟刚刚那一席话是不是把朕比作亡国之君的意思？”
左光先心里倒是很想承认，“如果陛下你这么做了，难道还不是亡国之君吗？”，不过他看了看左右为自己帮腔的同僚，和一边对自己虎视眈眈的崔、冯两人，终于还是没敢把真心话说出来，连累身边的这些同僚。
“臣刚刚比喻失当，只是就事论事，并未有把陛下比作亡国之君的意思。臣还是希望陛下三思而后行，不可为日后种下乱国之根源…”
左光先的改口，顿时让他的气势也减弱了几分，朱由检也不同他纠缠于，这铸币法案实施之后有多大的后患，而是直截了当的说道。
“既然左侍郎自认并无此意，那么此事就不必再追究下去，咱们还是回到正题。
铸币法案对于今后的大明会种下什么恶果，朕以为诸位臣僚想的有些过远了。
在过去数年里，朝廷借款数千万在北方修建了各交通、水利设施和许多中心工业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回报。一旦今年的旱情抑制不住，导致北方灾民揭竿而起，那么这些投入了大量资本的项目很有可能就会被破坏。
以我大明现在的国力，想要在战后恢复这些建设，恐怕没有一二十年是不成的。而没有了这些设施和工业区，国家财政收入将会进一步萎缩，而朝廷的抗灾能力将会进一步减弱。
而更为麻烦的是，失去了中原地区的物资支持，我国对于塞外草原的统治就会被动摇。诸位可以想一想，一旦这种局面出现，满清岂会放过这个机会？
到时候朝廷就要陷入两面作战，一是要平息北方各地灾民发动的暴乱；一是要对付满人对于北方防线的突破。
一旦让满人冲入了漠南草原地区，则我国西北地区就直接暴露在了满人的兵锋之下。大家都很清楚，蒙古诸部如今愿意臣服于大明，一是我朝能够提供大量的物资于草原；二便是我朝和满清之间的战略态势，以我朝更占优势。
一旦这两个条件发生了变化，蒙古诸部还有多少人愿意继续忠诚于我朝，那还真是未知之数。
所以，朕以为，今年这场抗旱赈灾，不仅仅在于灾民是否能够得到拯救，这实际上还关系到我大明朝究竟能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如果今年这个关口过不去，本朝还有什么以后可言，不过是苟延残喘以待天时罢了。朕听说，一个人快要渴死的时候，就算别人给的是毒酒，他也是会迫不及待的喝下去的。本朝现在的处境，何尝不是如此。
今日当先救国，再救民。若是国家都不存在了，这些地方大户对于我们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此事无需再议，大家就此表决吧。朕也想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把自家的财产看的比这个国家还重要…”
对于郭允厚、崔呈秀、冯铨这些官员来说，他们不仅已经同改革捆绑在了一起，这一铸币法案得利最大，同样也是他们。在这种局势下，他们自然是坚定的支持崇祯的主张的。
毕竟铸币法案通过的背后，不仅会进一步加强户部在财政上的发言权。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收缴的金银增发的纸币，不仅可以消除市面上的钱荒，还能够为他们家人所投资的实业输入资本，为他们带来滚滚的利润。
在小农经济的时代，因为流通不便，使得物资比金钱更为重要。但是到了商品经济的时代，能够在市场上购买到任意数量物资的金钱，显然更容易得到商人们的青睐。
而对于刘宗周、左光先这些还在试图维护着旧有的经济秩序的士大夫们来说，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显然更符合他们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
因此对于皇帝这种试图打破封建秩序，破坏了他们眼中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理想社会状态，强制性的把一个个独立自主的地主庄园纳入到社会协作经济环节中去的做法，充满了反感。
但是在崇祯注视下，还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的官员实在不多。这些国务委员可不是地位不高的言官清流，他们能够爬到现在这个位置，最起码也要十几二十年的宦海沉浮，自然不可能如那些言官那样放手一搏，和皇帝对抗到底，去博一个天下闻名的名声。
而且，那些骨头确实硬的东林党人也早就死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这些还是比较识时务的。因此在皇帝再次提出表决之后，许多人犹豫了一下，还是选择同首辅、户部尚书、吏部尚书这些巨头站在一起。坚持反对铸币法案通过的，也只有左光先等七、八人，还不到参与会议人数的四分之一。
第730章 国务会议四（）
在过去的朝会中可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臣僚提出意见，再由皇帝作出裁决。当然如果某些官员认为皇帝作出的裁决并不合适，那么他也可以死缠烂打的同皇帝对峙下去，即便朝会上大多数人支持皇帝也没关系。
毕竟在这些官员看来，自己是在为民请命，有着身后亿万百姓作为后盾，哪怕他们在朝会上得不到支持，真理也是在他们手中。
不过自从皇帝废除了给事中驳回圣旨的权力之后，这种死缠烂打的模式渐渐就不流行了。而且在国务会议上。皇帝基本还是遵从于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原则，除了极个别的事务才会采用乾纲独断的模式。
这种议政模式的改变，使得参加国务会议的大臣们基本不再视自己的意见为摆设，发言和投票时的积极性也比过去高了许多。当然，在这种决策方式改变的背后，意味着国务会议上作出的决策地位已经高于了内阁的决定，国务会议成为了大明朝最高的决策机构。
在过去，朝会虽然是群臣同皇帝议论政务的场所，但是朝会作出的决定并不高于内阁的决定，甚至于有时候皇帝迫于朝会形势承认的决策，往往又会在事后反悔，通过内阁来进行修正。
国务会议的制度化，不仅利于皇帝进一步集中权力，但是在某种方面而言，也让大明的官员可以不必再获得皇帝的首肯，通过国务会议的众议决定，从而转化为国家的方针政策。因此对于大明官员来说，国务会议这个制度依然是利大于弊的，哪怕是刘宗周、左光先这些前东林党人，也无法正面挑战这个新兴的议政决策制度，毕竟这一制度维护了大多数高级官员的利益。
因此在投票结束之后，站在反对铸币法案立场的大多数人虽然不满于这个结果，但也只能声称自己不会改变立场，而不是死活不让会议继续召开下去。因为那就意味着皇帝都不需要继续同他们商议，而是可以直接通过内阁发布命令了。
朱由检毫不理会下方这些神情灰暗的失败者，有条不紊的继续推进着自己的意志，“既然大多数人已经选择了支持铸币法案通过，那么内阁、户部连同三家银行回去后正式出一个报告上来，研究下正式的文本如何颁行。
户部除了抓紧制定落实这铸币法案之外，还要同冯铨所管理的总理衙门一起，对于目前我大明海外的各属国及东协各成员国进行协商，商议各国在大明中央银行开通结算账户，以进一步简化我们同各国之间贸易往来的结算方式。
户部和总理衙门应当协助朝鲜、日本、越南、柬埔寨、暹罗等国建立各国的中央银行，并要求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