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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和察哈尔部的部众们接触，袁崇焕就越觉的林丹汗年轻时的那些壮举，大约只是年轻人的一口朝气。当他在后金军面前连连受挫，令这口朝气散尽后，他也就泯然于众人矣。
不过如果林丹汗只是这样一个普通蠢货的话，袁崇焕虽然感觉有些失望，但也还不至于起动他的念头。
实在是林丹汗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察哈尔部现在是借住在大明的屋檐下，而不在是那个纵横漠南蒙古草原的蒙古大汗了。
然而这位到现在也分不清现实，依然将自己当做了草原上拥有无上权威的蒙古大汗。他禁止蒙古右翼部族越过大青山、集宁海子一线放牧，却又不肯将归化城附近的部族疏散到远处水草丰美的牧场去。
他敬畏神灵，却又要求自己的部众改宗信奉花教。他垂涎于明国的市赏，却又不准许部下们前往明国私下交易。他喜爱勇士，却对大明皇帝封赏的蒙古第一勇士头衔耿耿于怀。他口口声声赞成明国、蒙古同属中国，和大明皇帝在张家口会盟，但又担心明人的书籍、教师乃至于铁路这样的新事物，会破坏蒙古人的淳朴人心，因此一直反对这些东西在蒙古部族和草原上流行起来。
林丹汗的作为，不仅惹恼了和蒙古人进行贸易的商人，也激怒了明国在右翼部族中负责教化的文武官吏，得罪了控制铁路修建的山西钢铁商人们，甚至于连左翼的一些部族首领也极为不满林丹汗的作为。
轻易的就将所有人逼迫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去，林丹汗的这份本事还真是常人所未及的。当他离开归化前去讨伐漠北外喀尔喀右翼时，很少有人是期待他能够活着回来的。
晋商组建的商团是最想林丹汗能够阵亡的，这样不仅可以让整个草原都铺设上铁轨，他们还能把失去共主的蒙古左翼诸部也一口吃下去。
只不过依赖山西银行、边贸、铁路、煤炭、钢铁产业迅速恢复元气的晋商们，在接受了张家口通牒案的教训之后，终于对皇权有了三分敬意，不敢再搞什么私下行动。毕竟他们此前在山西、宣大喂熟了的边军将官和地方官吏，现在已经被清洗的十不存一，只剩下了一个袁崇焕替他们撑着场面。
晋商们知道想要阻止林丹汗活着回来，除非有袁崇焕出手才行，但是他们现在可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指使袁崇焕干这事。不过在山西的煤炭、钢铁行业里，现在的大头可是被内务府把持着。
林丹汗阻止草原上的铁路建设，无疑已经损害到了内务府的利益。因此这些晋商不免向着内务府驻山西的黄太监大肆吹风，认为黄太监应当出面给袁崇焕一个暗示，将林丹汗这个麻烦解决掉才行。
当资本开始运行起来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独立的意志。对于阻碍内务府产业扩大化的林丹汗而言，自然会被黄太监视为应当除掉的麻烦。不过借助去岁的张家口会盟，黄太监也不敢公然对袁崇焕进行暗示除掉林丹汗，因为这未必符合皇帝的意愿。
不过当后金派出军队想要突袭在漠北征战的林丹汗的消息传回之后，从晋商口中得知这一消息的黄太监终于坐不住了。他不由让自己的亲信带着口讯拜访了袁崇焕，建议这位丰大总督借助这个机会，让后金把林丹汗给收拾了。
那些晋商在袁崇焕面前抱怨，他还能视若无睹，但是一名内务府的太监派人向他传话，袁崇焕就真有些坐不住了。
虽说丰大总督位高而权重，但袁崇焕可不觉得这个位置是他仕途的终点。更别提总参谋部实施军队整编计划以来，他这个总督的权力也是受到了极大的约束。
到了崇祯四年十月，皇帝提出的三级武装力量体系已经隐隐成型了。在过去的三、四年里，京营和北方边军已经被整编成了七个步兵野战军和12只骑兵野战师。每只野战军的编制为2。5万人，每只骑兵师的编制大约是1500人，大约为19。3万人。再加上一只护卫皇帝的近卫军就是21。3万人。御前侍卫亲军已经从军队中剥离了出去，只负责皇城、京城的守备工作，并由皇帝亲领。
这21。3万人就是大明最有战斗力的野战军编制，今年花在他们身上的军费，就达到了1200万元。然后剩下的近200万大明官军将会编制成地方守备军，他们今年加起来的军费预算也才3600万元，但实际发放到手的只有2800万元。
这些野战军可不是辽西将门控制的那些旧官军，拿30000人的军饷养3000家丁，实际能够上战场的还不到300人。这些军队都是总参谋部用军校毕业生作为骨干重新编组的军队，根据总参谋部颁发的训练计划进行严格操练，并一一进行战斗力检验的新式陆军。
在丰大总督区内，就有一只野战军和3只野战骑兵师，就袁崇焕的眼力来看，这些野战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和辽西将门身边的家丁不分上下了，至于能不能胜过女真人，那还需要上战场较量一番。
不过有一件事袁崇焕倒是非常肯定，不管这些野战军打不打得过女真人，面对女真军队立刻就崩溃的事情肯定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总参谋部颁发的训练计划第一课，就是如何在战场上保存自己的性命。
在列数了古今中外数十场战争的结果后，这份训练计划总结道，战胜敌人是战场上保存自己最好的方式；在无法取胜的状况下，始终保持队形，依靠同伴的掩护撤出战场，是第二好的方式。
面对敌人放下武器，或是丢下武器逃跑，都是最坏的方式。辽东明军和后金的数次作战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袁崇焕原本觉得这份训练计划实在是有些荒唐，朝廷优待这些武人的目的，自然是要他们上战场去拼命，然后拿着敌人的首级来回报朝廷，而不是教育他们上战场如何保住自己性命的。
不过随着这些野战军训练了近一年之后，他才发觉这些士兵不仅乐于接受艰苦的训练，作战能力也提升的极快。果然荣誉、报效朝廷和博个封妻荫子的功劳，都不及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而训练的动力。
野战军战斗力的稳步上升，也使得右翼蒙古诸部及被整编的后备军队开始老实了起来，再没有之前种种骄横的作态了。此前有些强大的蒙古部族和被淘汰的边军将士，觉得朝廷还需要他们来保卫山西边墙，因此对于自己目前获得的待遇总是感到不满。
不过当他们见到了这些野战军的操练之后，个个都老实了起来。这些野战军的将士能不能打过女真人要两说，但是用来对付他们的话，似乎毫无问题。
老实说，手下拥有这样一只武力，袁崇焕想不做点什么是不可能的。只是虽然他是丰大总督，却一样调不动这些野战军。
作为丰大总督他可以拥有境内一切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力，但野战军却只接受丰大都督府的指令，也就是都督曹文诏的命令。没有曹文诏的同意，他就别想动用这只部队的一兵一卒。就算袁崇焕一时发疯干掉了曹文诏，这只武力也会落在主管军纪的副都督手中，而正副都督不允许同时离开军队。
在孙承宗等文臣入主总参谋部之后，地方文臣已经无法干涉军中的内部事务，否则就会被视为谋反。虽然总督并非一般之文臣，但也正因为总督权力太大，就首先遭到总参谋部的防范，在没有获得总参谋部的授权命令之前，总督想要染指野战军的军权都会被视为谋逆。
袁崇焕虽然很高傲，但也没想过要以身试法。文臣杀起文臣来，可同样是不会手软的。但是让他枯坐于塞外，看草原日升日落，他也是不干的。
丰镇虽然远离了后金，但是好歹身边还有个没有完全归附的蒙古察哈尔部。去年皇帝不允许他破坏会盟，但并不代表今年林丹汗不应该死在女真人手里。
他承认，利用林丹汗的名望号召蒙古各部和大明一起对抗后金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是在这样的战略之中，他不会有任何功劳可言。
反倒是林丹汗死于漠北，倒是能够让他在第一时间接收察哈尔部的实力，从而让丰大总督区成为了领导蒙古各部抗金的核心。这对于袁崇焕来说，才是建立不世之功的康庄大道。
在黄土山崖上思考了一天之后，袁崇焕下山回到了丰镇内的总督府，他招来了自己的心腹，让他去告诉那些商人，可以做好阻止林丹汗返回漠南的准备工作，但是不要让任何一个蒙古人参与这个计划。
第342章 清江浦（）
淮安府下辖二州九县，治在山阳县淮城，原属南直隶境内。不过自从去年开始，南直隶分成了三块行政区域，江苏、安徽和南京，淮安府也就被划归了江苏。
这里是沟通黄河和长江的水道枢纽，是漕粮北运和淮盐南下的重要口岸，在淮安府北面的清江浦，就是淮安府最大的一处转运码头。
虽说淮安府有大河卫、淮安卫及督漕总督的亲兵，但是在人口数十万的淮安府内，这点人手就几乎是杯水车薪了。
比如清江浦这里，繁华不下于淮安城，人口也超过了六、七万，但此地驻守的兵丁也不会超过500人，码头处最多也就两个小旗常驻而已。
这里的社会秩序和江南其他各处城市一样，主要是被当地士绅把持着，官府不过是块招牌而已，不是谋逆及风化案子，基本上官府都是秉承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
不过士绅维持的是保护自家利益的社会秩序，而不是连小偷小摸的社会治安事件也要插手，因此打行这种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些打行基本上都同地方士绅有勾结，听从士绅的命令打击对手，又或是欺行霸市向外地商人收取保护费，为本地士绅谋取垄断行业利益。
而在大运河的沿线城市，除了这些士绅驯养的打行黑帮之外，还有漕军自发组建起来的船工互助会，以对抗沿途打行的勒索。不过这些船工互助会最后还是落入了军官、船头、把头这些漕军中小有职权的头目手中，形成了类似于帮会的组织。
这样的运河帮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船工的利益，但事实上也让船工们受到了更为严酷的剥削。士绅、官商和漕运官吏，通过帮会组织联合压榨着底层的船工，又利用这些加入帮会的船工去排斥一切对于漕运方式的改变，以维持住自家在运河上的利益。
自从4年前崇祯开启白粮海运以减轻江南百姓的负担之后，南北海上运输的规模就一日大于一日，这让靠着运河吃饭的官吏、地方士绅、官商、及帮会人员都焦虑了起来，如果不是导沭整沂入海工程的开工分流了一小半运河上的苦力，使得这些人员的收益没有出现快速的下滑，估计这些人早就要跳出来反对海运了。
不过随着青岛…济南的铁路开通，南京…上海铁路的开通，上海、天津、青岛码头的建成，南北航运海道水文资料的收集完成，这极大的推动了南北海上航运的事业，也损害了运河运输从业者的利益。
作为沟通北京同江南地区的大运河，可以说是大明最为重要的一条内陆运输线路。从大运河建成的那一天开始，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的都城，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唐宋元明四朝皆是如此。
对于定都北京的大明朝来说，江南漕运更是一年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漕粮运输的方式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官运，主要是运输到京城地区，供应皇帝到百姓的日常所需；另一种则是民运，主要是运输到北方边境地区，供应给九边军队作为军粮。
刚开始的时候，只有民运而无官运，因为都城在南京，而九边不过在黄河左近，运输的耗费并不是很高。而且明太祖采用民运办法时，运粮的都是地方上的大户豪强，这种运粮方式等于是在削减地方上大户豪强的实力。
另外，以一万石设一解运的粮长，这些粮长抵达京城时都会被皇帝接见，以询问地方上的状况，干的出色的还能升任六部官员，可以说这是太祖在县以下控制地方的另一套组织机构。因此即便明太祖屡屡兴起大案，地方上却始终保持着安宁，不会有什么人心惶惶状况出现，也是依赖于这套粮长系统的正常运转。
当然这一套粮长系统，在崇祯看来大约就是现代的议员，虽然他们没有一个正式的机构行使议会的职能权力，但是议员所具有的功能，基本上都已经具备了。
但是太祖之后，永乐帝迁都北京，又数次出兵塞外，导致整个运粮耗费超出了地方豪强能够负担的上限，永乐帝又不是一个喜欢听取乡里民声的人，粮长制度随即就失去了太祖时期的本意，成为了朝廷压榨地方民力的恶政。
到了永乐之后的皇帝上位后，供应京城的漕粮因为不够及时，终于从民运改为了官运，而边军系统则大部分依旧还是民运。
官运漕粮在最高时期的数字是六百七十万石，到了万历末期基本在400万石上下。而民运漕粮大约在六、七百万石上下，至于民间商人运南粮贩卖于北方的大约也有六百余万石。
自从三、四年前漕运开始改为商运之后，去年南粮运往北方的数量是1600万石，其中1400万石走的是大运河。但是今年通过大运河运往北面的粮食已经下降到1250万石，这种快速下挫的运输量，立刻引起了漕运官吏和运河附近士绅的警觉。
在稻米产地湖广行省，一石稻米的收购价格大约是0。元之间，到了上海、苏州、南京的米市，一石湖广稻米的市场价格大约在0。7…0。8元。从暹罗、柬埔寨、越南运到宁波、上海的稻米，每石大概是0。8…0。85元。
而在天津，一石大米价值1。5元，在北京则是1。6元。将一石大米从上海运到天津，现在的海运费是0。25元，扣除其他费用，每石大概还能赚上0。2…0。3元。但如果是采用运河运输，每石的运输费用就是0。45元，差不多无利可图。
对于户部官员来说，自然是喜欢海运而不是内河运输漕粮。但1600万石的漕粮内河运输费用就是720万元，这其中将近一半是要落入帮会人员、承揽商人、漕运官吏和士绅手中的，他们又怎么肯无端端的损失这么多。
从原先的漕运方式更换为现在的商运方式，已经让不少人损失了不少利益，只是新皇登基大家还看不清方向，加上崔文升这个总督漕运兼管河道的大太监手腕圆滑，令这些人最终还是忍受了下来。
到了今日，朝廷虽然没有明说要用海运替换河运，但是河运漕粮的不断下降，已经说明朝廷确实是动手了。这自然让一些人开始躁动了起来，试图采取一些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
只不过既得利益者的反抗总是会有些瞻前顾后的心态，特别是当皇帝并没有公开发文说要用海运取代漕运的时候。光是让这些人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应对漕运业务萎缩的状况，就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
而让众人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更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眼看着冬季的到来，让运河都进入了停航季节，大家也没有讨论出一个办法来。清江浦的四家士绅终于忍不下去，决定出头组织码头无事的工人去漕运总督衙门前闹一闹，好让朝中的官员借此攻击海运的政策。
这四家士绅之所以如此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