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即便是皇帝不提出这个主张，他们也要撺掇福建的地方官员提出对十八芝的招安了。既然在武力上玩不过十八芝，那么把这些海盗纳入到朝廷的体制之内，用体制的力量去对付这些被招安的海盗，他们完全是驾轻就熟的套路。
只不过，事情的发展并没有符合他们的预料。虽然崇祯招安了十八芝，但是却没有强迫这些海盗上岸，依旧让他们各自控制了一段海域。这样一来，沿海的利益集团也就失去了拿捏这些海盗们的条件。
如果事情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么这些在岸上的利益集团必然是要寻求妥协，向十八芝的各家首领们伸出友谊之手。体制内的官僚集团和游离在体制边缘的海商集团联手，那么今后海外贸易的利益同样和朝廷没有多大关系了。
因此朱由检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对外贸易的利益掌握在几个大集团的手中。让大明的中小商人们分享成熟的海外市场的利润，迫使大海商向远洋航行，从而打破少数大商人对大明海外贸易的垄断，才是他追求的目标。
当然，内府和海商协会的合作还在蜜月期，朱由检也无意这么快破坏双方的关系，这些海商代表提出的要求，他总是需要考虑考虑的。
限制大明商人参与海外贸易的方式自然是不可取的，否则岂不是又一个变相的海禁政策。但是限制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商船数量，倒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提议。
毕竟这些市场上，不仅仅存在中国的商人，还有大量的欧洲及本地土著的商船。如果说日本市场因为幕府对欧洲船只的限制交易，使得中国商人占据了优势地位。
那么在东南亚地区，则是欧洲商人及*商人更有优势一些。前者凭借着强大的武力，而后者则是依靠宗教的纽带。中国的商人在此地，只能占据三分之一的市场而已。
由于东南亚的*信仰原本是郑和下西洋时所带去，因此这些*国家对待大明还是有着一定亲近感的，这也是中国商人在没有国家的支持下，还能够自由的同这些东南亚土邦进行交易的缘由。
再加上这些来自中东、非洲地区的*商人，经营的货物同中国商人并不冲突，反而是中国货物的采购主顾之一。因此崇祯并无意在这个区域驱逐他们，破坏了同东南亚*王国的友好关系。
而欧洲各国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规模，以荷兰人居首位，其次是葡萄牙人，再次则是西班牙人，英国和丹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荷兰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是现在的海上却是荷兰人的天下，就算是距离中国这么近的东南亚海域，大明的海上力量也没有超过巴达维亚多少。而且大明的水师一旦离开了近海，基本上战斗力就会剧减。
朱由检没兴趣同荷兰人打一场东方的尼德兰战争，因此他很快就略过了荷兰人。英国和丹麦商人在此地的商业规模太小，也不值得大明出手，因此再次排除了出去。
那么剩下的便只有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了，虽然西班牙王国吞并了葡萄牙王国快50年了。但是在海外，葡萄牙商人和西班牙商人依然是泾渭分明的两个商人集团。不管大明选择对付谁，另一方都会乐见其成。
但是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很识趣，不但和大明签订了贸易协议，还打算同内府合作向新西班牙进行走私贸易。而果阿的葡萄牙总督却刚好相反，不但拒绝了崇祯购买马六甲城的提议，还居然向澳门派出了总督，想要把澳门正式列入葡萄牙的殖民地。
在政治上，果阿的葡萄牙人挑衅了大明。在商业上，葡萄牙人经营的中日贸易和印度…东南亚的香料布匹互换贸易，无意都对中国商人的利益构成了挑战。
因此打击果阿的葡萄牙商人，把葡萄牙商人在东南亚及东亚海域驱逐出去，无疑就成了大明最好的选择。但是作为大明的皇帝，他却不能平白无故的颁发这道命令，因为这不符合大明的价值观。
建立葡萄牙流亡政府，通过伊莎贝拉公主，以复国为号召对这些果阿的葡萄牙商船进行攻击，这对于崇祯和大明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第541章 码头工人总工会（）
看到王承恩从房间内离去之后，吕琦这才向前向崇祯汇报道：“陛下，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太监崔文升同锦衣卫百户崔应元，今日各有密折送到了。”
朱由检头也没有抬便自然的说道：“念。”
吕琦立刻从袖中的暗袋中掏出了两份奏折一一念给了崇祯听，崔文升是红丸一案的当事人，又同魏忠贤交好，再加上被天启册封为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太监，干涉了文官的职权，因此当崇祯登基之后，崔文升受到的弹劾次数仅仅次于魏忠贤和崔呈秀两名阉党首脑。
有明一代，漕运事务先是武臣督运，接下来是设立漕运总督，出现文武兼管的局面。万历四十年，朝廷撤销了漕运总兵官一缺，从此漕运就成了文官独自管理的局面。
到了天启时代，魏忠贤同文官闹得不开心，生怕文官掐住漕运给自己出难题，于是便设置了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太监一职，监管漕运事务。
漕运总督可以说是大明第一等的肥缺，每年漕运加上河道维护，总督府经手的资金就高达数百万两，但是漕运总督的年俸却低的吓人，从一品官担任漕运总督岁俸银仅180两（二品155两）。
是以，凡是担任漕运总督的官员，不贪污**是不可能的。著名的东林党人李三才，从明万历二十七年至三十九年任漕运总督长达12年之久，而他的家财被有心人统计后，高达400余万两，其中有多少出自漕运总督府的经费，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官们花费了上百年的时间终于赶跑了武臣，从而独立监管了漕运河道事务，对于天启派出内臣监管自己，自然是不愿意的。更何况这位总督漕运的监管太监还有一段黑历史，正好可以借来攻击。
只可惜崇祯不是不谙世事的少年，出于后世的见识，他根本不相信没有监管的漕运总督能够管理好漕运和河道事务。让一个年薪200两不到的官员去管理一年数百万两的资金，还不准许朝廷另外设置监管机构，除非此人是海瑞还差不多。
但是大明朝200多年，也就出了一个海瑞。倒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比比皆是。天启派出一名太监监管漕运和河道，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措施。只不过历代皇帝派出内臣监管漕运和河道事务，都是时断时续，并不是一个常设职务。
但是对于崇祯来说，他希望把这个职务固定下来，让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太监府成为一个常设机构。因为漕运和河道事务实在是过于重要了，在海运还没有成气候之前，漕运就是北京的命脉，一旦失去了控制，京城近百万民众和辽西、蓟州、宣大的边镇，就会遇到粮食危机。
在这种状况下，朱由检自然不会去处置崔文升，换上一个对漕运河道事务一无所知的新手。不过为了安抚那些文官们，他还是任命了颇有声名的兵部侍郎杨一鹏，替换了此前依附于魏忠贤的漕运总督。
当崇祯准备开启南北海运时，自然也就开始对漕运事务进行摸底调查，准备作出一定的变革，让朝廷更好的掌控这条南北经济的命脉。想要对漕运进行变革，就必须要降低漕运在大明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否则一旦漕运中断，改革也就难以维系了。替代漕运的备用方案，一个是上海到天津的海运，另一个则是从京城到武汉的铁路建设。这两个方案都需要3、5年的时间，才能分担漕运的巨大压力。
而在这段时间之内，朱由检决定从漕运路线上漕丁下手，12万5千正额漕丁加上运河各码头的苦力，漕运事务关系到的运河漕丁和苦力足足有数十万之多。要是朝廷对漕运事务进行改革之际，这些漕丁被有心人煽动起来，对大明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而且即便这些漕丁不被人煽动，平日里困苦而看不到希望的生活，加上他们基本上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因此很容易就会被白莲教之类的迷信组织所诱惑，又或者被那些民间会党所操控。
地方官府对于一二十个漕丁大约还具有威慑力，但是一旦数百上千的漕丁抱团闹事，这些官员们第一时间想的，便是宁人息事了。江南地区打行横行于市，未尝不是地方官员怕事退让的表现。
而北京到南京之间，大规模的运输人员物资，暂时还是只能依赖于这条运河。如果北方有事，而漕运被人所控制，这便等于崇祯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别人。因此在对漕运事务作出改革之前，朱由检需要先掌握大多数漕丁的思想状态，最好是能够控制在自己手中。
正是基于这一点的考量，崇祯才在去年中秋命令，被降级为百户的崔应元前往临清协助崔文升，于运河沿线各主要水陆码头建立码头航运工人协会，把各运河码头的苦力和漕丁组织起来。
而今日崔文升同崔应元两人的奏折虽然分别到达他面前，但是其中内容却都差不多。从通州到杭州的72路水陆码头，其中12处最大的码头已经建立了码头工人协会，入会人员几达3000之众。
这12处码头正处于大运河的关键要害上，只要控制了这12处码头，基本上从通州到杭州的运河航线就能畅通无阻了。
虽然登基以后，朱由检就一直在充实京城军队的实力，但是他没有把握，这只军队能不能挡住后金的八旗精锐。朱由检并不在意自己的生死，直到现在他对于复活在崇祯身上这件事，还是充满了疑惑。
他觉得，也许在某个晚上睡着之后，他就无法再度醒来也未可知。处于这种不安的心理，他才会迫不及待的推动着改革的进程，想要知道自己的作为究竟对现在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至于改革能不能成功，大明的士绅官僚会不会因为过于刺激而背弃他，他其实完全都不在乎。
相比起17年后杀死妻子儿女，然后被群臣抛弃，只有一个太监相伴吊死在煤山上的结局。苏长青觉得，任何结局都不会坏过这个结局。
不过虽然他并不在意自己的生死，也不在意朱明王朝的覆灭，但却不能不对后宫内的一干女子负责。苏长青毕竟不是崇祯，他可没有让这些后宫女子替这个王朝殉葬的想法。
控制了漕运码头之后，在紧急时刻，他希望后宫这些女子能够借助这条安全的通道南下，离开北方的是非之地。至于南下之后的事务，他估计自己是看不到了，也不想看了。
虽然登基不足一年，但是他已经看的很清楚了。作为大明皇帝，他几乎已经没有退路了。在他保护了大多数阉党成员之后，他就已经站到了江南士绅阶层的对立面上。江南士绅之所以现在不敢在舆论上攻击他，还是因为他得到了一部分北方士绅的支持，手中还控制着大明武力最强的九边边镇。
一旦他被迫放弃了北京南下，一只没了牙的老虎，又怎么能够让这些江南士绅继续委屈下去。在苏长青了解的历史上，即便是满清都快打到长江边上了，这些江南士绅还在排挤北方的士大夫，追究什么逆案。
是以朱由检才不会觉得，他迁都南京之后，这些江南士绅就能变成乖宝宝了。对于大明的认识越是深刻，他想要南下的心思便越是淡漠了。
听完了吕琦的汇报之后，朱由检只是思考片刻，便对他吩咐道：“让崔应元安排一下，召集这12个码头工人协会的主事者一起开个会，讨论下筹建运河码头航运工人总工会。
总工会成立之后，主要任务有三项，1是维护码头及航运工人的合法利益，反对奸商和官府的过度压迫；
2是提倡工人团结互助精神，帮助残疾及病故的工人家属，救济过于困难的工人家庭。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开办工人夜校，传播文化知识，辟除工人团体中的迷信思想。每个月从内府账号拨给总工会5万元专门用于此项事务。
3是要保证工人组织的纯洁性，拒绝地方黑恶势力对各码头工人的压迫和控制。准予工会建立工人纠察队，以作为保卫工会的武力。
另外，关于工会组织的管理和渗透，可在社会调查所下新增加一个部门。这样，社会调查所升级为社会调查局，下面各科室升级为处。工会管理处不仅仅要管理运河码头工人，也要管理煤炭业、冶铁业及京城各工坊的工人。
我不要求你们能够完全控制这些工人的行动，但是最起码要让我知道，这些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还有他们的主要需求是什么。没有我的命令，工会管理处安插在工会的成员，不得干涉工会组织的工人运动。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工会情报，和监控工人的思想言论…”
吕琦听完之后，颇为不解的问道：“这个工会为何还要反对官府？陛下当初建立工会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工人能够更好的服从于朝廷的管理吗？”
朱由检不以为意的回道：“一个事事都站在官府立场的工会，你觉得会得到那些码头工人的真心支持吗？没有工人支持的工会，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听从地方官员的指令，未必就是维护了朝廷的利益。迫使这些地方官员向朝廷求助，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有赖于朝廷的支持，而不是当地士绅豪商的支持，这同样也是维护了朝廷的权威。
那些商人们天天抱怨朝廷收取的商税过高，究其根本，还是朝廷给予这些商人的方便太多，让他们以为他们现在享受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让他们明白，没有了朝廷的帮助，就算是平日地位低下的码头工人，他们也一样摆不平…”
第542章 黄台吉的愤怒（）
崇祯二年8月，东江镇总兵安东侯毛文龙向朝廷示警，他得到一部分沈阳的消息，后金似乎有意撕毁和议，想要再次起兵伐明。
很快四海商行也从营口那里传回了消息，本年六月后金大汗黄台吉召蒙古各部首领入沈阳，商议秋后作战事宜。作战目标有两个，一个是我大明，一个是察哈尔部。
自前年察哈尔部西迁之后，辽东蒙古各部已经全部臣服于后金，连漠南蒙古的一些小部族也纷纷投奔了后金。这些蒙古部族的到来，使得原本就物资匮乏的后金，顿时就面临了经济崩溃的窘境。
粮食方面因为辽河地区的田地重新开垦，因此尚能勉强支持后金突然增长的人口。但是布匹、食盐等日用品的存货，完全不足以满足这些投奔后金的蒙古人的需求。
虽然代善和阿敏因为和明人的贸易关系，手中还储存了一批物资。但是这些来投靠后金的蒙古部落，大多数走投无路之下才跑来辽东，除了随行的一些牲畜之外，根本没有财力购买两位贝勒手中的物资。
在黄台吉和诸贝勒的请求下，代善和阿敏两人已经把今年新开垦田地的一部分产出交给了公库，但是现在再让他们把自家的财物贡献出来，给黄台吉收买人心，他们肯定是不干的。
因此黄台吉召集满蒙贵族商议之后，认为只能照着老办法，日子过不下去了，那就出去抢一票回来就是了。
投靠后金的漠南蒙古各部首领建议发兵攻打察哈尔部，他们部族的财物就是被西迁的察哈尔所夺去了，现在林丹汗更是占据了土默特部经营了数十年的归化城，城内的财富都为林丹汗所得。
因此他们希望后金能够帮助他们夺回自己的财物，顺便向察哈尔人报仇雪恨。当然最好的结果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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