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为相近。
他脑子里只是稍稍转过了这个念头，便默默的在心中埋葬了这个想法。
这本《君主论》中所阐述的道理虽然不无可观之处，但是却大违儒家先圣所提倡的治国方针，近乎于法家、杨朱之学。
现在大明士林已经对西学在京城的传播大有意见了，一旦传出皇帝被西方学者所著的《君主论》所影响。恐怕西学蛊惑君王，祸乱朝政的名头就更跑不掉了。
在经过了，一年多大规模翻译西学书籍的过程中，徐光启从一位欣赏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单纯仰慕者，认为可以借它山之石以攻玉，借西学来改造大明儒学中不适宜当代的一部分。
很快转变成了一名主张对西学要批判着吸收的学者，在看过了这些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之后。徐光启等人也终于认识到，欧洲并不如他们设想中的那么美好。
虽然罗马共和国的历史非常的吸引人，文艺复兴运动也让人心生向往，但是两者之间间隔的上千年文化黑暗期，却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而最令人诧异的是，看似朴素、温和而关爱世人的天主教会，在欧洲的名声似乎并不怎么样。虽然天主教曾经统治着整个欧洲的精神世界，但是今日的欧洲天主教却分成了新教同天主教两个出自同一源头的宗教。
让徐光启等人不解的是，明明只是宗教仪式上有所区别，他们所信仰的依然是同一个神灵。但就是因为这种微不足道的理由，欧洲各国却打了10多年的战争。
如果按照这些西方人的处事方式，那么大明境内早就兵连祸结，烽烟处处了。毕竟在大明流传的宗教派别数量多到难以计数，而大明百姓见神就拜的天性，也滋生了宗教的生长。
为了一些宗教仪式的问题开战，估计大明也就剩不下多少人了。而且天主教会设立的宗教法庭，对认定的女巫施以火刑的刑罚，也实在太过野蛮了些，这让徐光启等人有些难以接受。
金尼阁所携带的7000余部书籍，虽然是教宗所赠。但是此时的教廷早就堕落了，无能者充斥着教廷内部，无知者掌管教廷的典籍，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而意大利虽然是文艺复兴的发起之地，但是在宗教裁判所的镇压下，连哥白尼这样的出名学者也被送上了火刑架。因此意大利的文化事业，反而还不及文艺复兴时期发达。
金尼阁返回欧洲时，为了引起欧洲对于东方传教事业的关注，他身着中式服装出入公共场合，常以感人肺腑的演讲宣传利玛窦和其他在华传教士们的功绩，并投入极大的热情著书立论。由于他的积极活动，在欧洲掀起了一场“中国热”。
因此在没有去过东方的欧洲人的眼中，中国这个出产丝绸和瓷器的国家，是一个文明而有着优雅礼仪的东方大国。
为了吸引这样一个悠久的文明国家投入主的怀抱，教宗所赠送的书籍除了一部分宗教书籍外，大部分是欧洲当代较为出色的各类著作。
不过意大利对于文化事业的压制过于严格，所以大部分书籍都是来自于欧洲各国。7000多部书籍，就算是编写一套目录，都不短时间能够完成的。
更何况不少书籍还不是拉丁文书写的，想要找到熟悉欧洲各国文字的学者，对这些书籍的内容审查一遍，也是需要花费不少金钱和时间的。
但是金尼阁前往东方的航期又是这么紧张，光是让这些教廷的修士准备这些书籍，就没有预留多少时间。
为了完成教宗的命令，让中国的皇帝和百姓意识到欧洲文化并不弱于中国文化，使中国人产生对于天主教的兴趣，教廷的修士不仅没有对书籍进行审查，还从宗教裁判所没收的书籍中挑选出了一部分自然科学书籍，希望能用魔鬼的著作去引诱这些东方异教徒产生对于主的信仰。
另外，教廷还从敌对的荷兰书商那里购置了大批的书籍，以装点教宗馈赠的规模数量。
毕竟在15世纪中叶，德意志美因兹的工匠古登堡发明金属活板印刷术后，德意志地区便成为了欧洲印刷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奥格斯堡更是德意志地区的印刷中心，那里每年印刷的书籍种类几乎达到了欧洲每年出版的三分之一以上。
但很不幸的是，这个地区正好属于新教联盟。因此当教廷的修士偷偷的向荷兰书商采购书籍的时候，提供书籍的奥格斯堡印刷工匠，往书籍中混入了大量的攻击括了德国牧师所写的，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
负责组织书籍的教廷修士的侥幸心理，使得金尼阁所带来的书籍，不但有着颂扬天主教的典籍，宣传欧洲文化和自括了对于天主教黑暗历史的批判书籍。
耶稣会修士在东方的人数本就不足，加上还要分心于传教事业，因此对于这些书籍并没有进行全面的整理。
只有当这些书籍运到京城，在中国皇帝的命令下，扩大同文馆，专门整理和翻译这批书籍时，他们才发现了自己携带而来的书籍中，居然有新教人士所写的反天主教书籍。
已经把书籍缴纳出去的耶稣会修士们，对这个局面也只能装傻了，毕竟他们现在可拿不回这些书籍，一旦闹将起来，反而会给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教事业带来危害。
而对于翻译这些书籍的同文馆学者，科学院的院士们来说，倒是在思想上接受了一次洗礼，从而对天主教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虽然他们还是认为，西学可以用来借鉴改革大明的弊端，但是却不再如之前一般，对天主教的信仰毫无防备的全盘接受了。
第493章 士绅召开的隐秘会议（）
王府井内125号，原本是大长公主未出嫁前的宅邸。经过改建之后，已经成为了京城中最为出名的议事会场。
在这里，除了召开过全国商人代表大会之外，也常常被顺天府和京城市政厅借去，用作召开大会的场地。
但是从3月下旬开始，这里便被各省士绅代表所霸占了。在被京城百姓教训之后，这些士绅们现在在大会上开口说话之前，都会斟词酌句，三思而后言。
虽然士绅代表们这种谨言慎行，使得他们被大明时报批判的次数大为下降，也让京城百姓少了许多乐趣。但是大会的公开讨论，显然也就很少有所进展。
不过随着时间的拖延下去，士绅代表们也终于开窍了，各省代表中最有声望的几位，在晚上开起了小会，把第二天大会上要讨论的事务先进行沟通，这样第二天大会上士绅代表们的发言和投票就只剩下了一个形式。
当士绅代表们学会了这种小会沟通的方式之后，大会的议事进程便迅速加快了。当然他们相互利益交换的结果，便是多出了500万元的额外投资。
对于这笔款项会不会得到朝廷和皇帝的认可，大家都心里没底。毕竟自古以来，还没有臣下议完事，做出结论之后，再让皇帝和朝廷接受的。
最重要的是，额外增加的500万元，相当于过去太仓一年的进项。这么一笔巨款，他们这些士绅上下嘴皮子一碰，就定了下来。虽然在决定利益分配的时候，大家谈的都很开心。
但是下了定案之后，众人反倒有些惶惶不安了起来。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份定案送到皇帝面前的时候，皇帝和朝廷愿不愿意做这个冤大头，认了这笔额外的支出。
不过进入了5月之后，参与士绅大会的代表们，惊讶的发现，不但皇帝对于定案作出了批示，内阁也对定案实施的计划进行讨论，制定了一个7年拨款，分期实施的方案。
虽然首期计划只有微不足道的30万元，第二期的拨款还不知道在哪，但是一干士绅代表们已经心满意足了。这还是第一次，他们发表的言论和决定，居然影响了朝政的走向。
这些以往只能在家中乡下发发牢骚的乡间士绅，几乎在一夜之间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价值观。到了此时，他们才真正意识到，士绅大会不是乡间好友的聚会，可以任意的发牢骚而不用承担后果。
在这个大会上，他们今天所主张的某个意见，也许明天就会成为朝廷推行的政策。这种责任感，让士绅代表们顿时变的慎重了起来。他们在大会上发表言论时，不仅仅只是谨言慎行，还苦心积虑的想要说些，能够让朝廷和天下百姓动容的主张。
士绅们开始转变了心思，把自己当做了被朝廷邀请上京，为国谋划的地方贤士。心思变了，看待事物的观点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各位士绅代表从本乡本土利益出发的观点，很快便让位给了替朝廷谋划施政的观点。
抱着这样的观点去讨论朝廷颁发的政策，自然便会同朝廷的立场颇为接近，特别是当崇祯命人把刑部尚书袁可立编撰的《民事通则》递交给士绅大会进行讨论后，这些士绅代表们就更是自觉，他们身上不仅有着一种使命感，还有一种崇高的责任感。
也许这些士绅代表不知道，马斯洛提出的五个需求层次的理论。但是作为一名士绅代表，他们在士绅大会上，显然已经让他们满足了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后三个高层次的需求。
这些士绅代表们，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也许可以说一不二，但是随便一个地方官员都能让他们俯首帖耳，不敢稍稍出声。
而在士绅大会上，他们不仅可以平等的同与会的其他代表进行交流，还能以大会决议的形式，让朝廷正视他们的意见。就这一点上而言，他们已经完成了一次自我价值的实现。
5月2日晚上，会同馆内一间小院内门户紧闭，近30位士绅代表聚集在一室，商议明日大会对《民事通则》总论进行讨论的基本观点。
聚会的这间房并不大，为了能够容纳与会的各位士绅代表中的领袖，除了正中的一张方桌外，房间内其他家具都被移了出去。围绕着方桌的，只有一排排的长凳而已。
这些士绅代表们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地址开会，而不是在外头酒楼内包上一大间，主要原因还在于保密。另外，这些士绅代表们还是以中小地主居多，他们也不愿意为这次上京开会耗费太多。
即便是有几个家境较为殷实的士绅，也不愿意在这种场合出风头，毕竟私下集会好像并不符合士绅大会召开的主旨。他们可不愿意因为一时的舒适，而被朝廷给盯上。
方桌上点着2支京中现下最为流行的鲸油蜡烛，把不大的房间照的如同白昼一般。刚见到这种鲸油蜡烛时，可是让不少外地士绅都啧啧称奇。
事实上像他们现在聚会的这个房间，只要一只鲸油蜡烛就能满足照明了。点上两只，不过是为了让这些代表们可以看清楚，说话之人发表言论时的神情，或是让发言人了解，他的主张有没有得到在座人员的支持而已。
像这样的小型集会已经举行了快半个月了，因此在座的代表们，互相之间也开始慢慢熟悉了起来，他们在发表自己言论时，已经大致能够找到会支持自己的同好者了。
在召开小会之前，虽然大家都曾经有言在先，会上每个代表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代表只能用自己的主张和言论去说服别人，不能以其他手段胁迫与会的代表同意自己的主张。而小会上一旦做出了决议，与会者在明日大会上就必须遵照约定赞成或反对，不能出尔反尔。否则，违反规则的代表，就会被从小会中驱逐出去。
虽然小会的议事规则制定的很是公平，也决定了每位代表都能自由的发表自己的言论，但是当小会连续召开之后，参加小会的士绅代表们，还是慢慢形成了3、4个团体。
这三、四个团体中，也出现了较为活跃的几人。比如以河南牛金星、高密王姚安为首的小团体，以佛山李好问、梁完善为首的小团体，还有便是徐翰文领导的小团体。
这些人中，又以牛金星最为好言，也最为敢言，其他士绅代表说话间还要留些余地，生怕自己的发言有什么闪失，被人密告给朝廷。但是全无顾忌的牛金星，则是有什么就说什么，而且他说的话并不是什么虚言大话，倒确实是言之有物，有的放矢。
因此短短旬月之间，牛金星已经成为了士绅代表大会中最为出风头的人物，连旁观的京城百姓对他也是赞赏居多。士绅代表大会的各省士绅代表们，原本彼此之间就不怎么相熟。他们从一介乡下士绅突然变为参议国家事务的士绅代表，心理还没有适应下来。
虽然他们在家乡时，常常口无遮拦的批评朝廷这个政策不对，那个诏令不行。但是真正让他们坐在士绅大会上，在旁观者的目光下发表自己对国事的看法，他们却又变得有些茫然起来了。
这个时候，如果有的代表本身就是在士林中较有名望的人物，又或者是能够在大会上侃侃而谈，让旁观百姓慑服的代表，就会自动被这些士绅代表们视为领袖人物。就好像是，破壳的小鸭子看到的第一个生物，都会认为是自己的妈妈一样。
年约34岁的牛金星，相貌堂堂，口才出众。他的祖上原本做过某位藩王的属官，因此也可算是出身于官宦之家。但是他父母早亡，家产被亲戚联合县内豪族所夺取，只剩下同幼弟相依为命。
牛金星苦读四书之余，倒也涉猎其他杂学，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书呆子。因为家道中落，虽然他读书颇下苦工，但是二十余岁中秀才，到了天启七年才中举人。他平日为人质朴，性喜读书，通晓天官、凤角及孙、吴兵法。设馆授徒，过着仅足衣食的生活。
不过他中了举人之后，县内的仇家生怕他继续考中进士，到时候找上门来报复。因此几次设计想要害他，虽然牛金星在好友宋康年的帮助下，侥幸脱离了险境，但也不得不放弃县内的家宅，跑到了县城北面山上去居住了。
仇家的陷害，使得他错过了崇祯元年的恩科。虽然牛金星对于仇家咬牙切齿，但是在县内势力颇大的仇家，不是他一个穷举人能够对抗的。
不过牛金星很快就看到了机会，他借着许显纯前往河南监察粮食政策执行，直接出首把仇家告了进去。因为有他这个地头蛇的协助，宝丰县内的土豪劣绅很快就被点名清除了，而宝丰县也成为了河南最先安定下来的一个县。
大仇得报的牛金星自然对许显纯感恩戴德，不过当他正打算安心读书时，许显纯却要求他上京做一做河南士绅的代表，以防止河南士绅在京城翻案。牛金星欣然从命，毕竟现在的他已经同许显纯绑在了一起，许显纯要是倒台，他也难有好下场。
不过，不管是许显纯还是牛金星自己，都没想到过，他会在士绅代表大会上出尽风头。不过牛金星还是毕竟清醒的，他知道他现在的一切都是因为有皇帝在背后支持他，因此他今天就更要办好皇帝交代的事务了。
会议刚开始，牛金星便站了起来，对着四方拱手行礼后说道：“这《民事通则》乃是我们河南大儒节寰先生所编撰，节寰先生刚正清廉之名可谓四方闻名。
如今先生执掌刑部，为天下百姓编撰《民事通则》，光是篇首这篇总论，论人的基本权利，我以为就足以使得先生百世流芳了。
我们今天能够恰逢其会，拜读一下先生的大作，已经是高山仰止了，至于陛下让我等讨论先生之文云云，我倒是觉得，我等诸人实在是无有此等才气，修改先生的文章。但是，我等若是能够替先生查漏补缺一二，说不定借助先生的名望，大家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