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下山。
第二核查各寺庙产，限定规模，凡是超出限定的田产一律没官。各寺僧人限定额员，多余人等及不守清规之僧众一律下山还俗。
第三整顿寺庙僧众之后，着令地方士绅和山上各寺各推举若干人员成立五台山管理委员会，负责五台山道路修建、树木种植和管理进香季节的治安工作。
于山下要紧路口处设立关口，本地山民和僧众免费进出，本县群众半价，外地进香信众50以上及15岁以下免费，其他人等按照委员会商议的价格缴纳维护名山费用。
这些费用，一成用于发放委员会相关人员的酬劳，3成用于五台山道路修建和环境改善，2成用于山上寺庙的维护费用，2成用于山下驻军的日常经费，还有2成则用于修建地方道路设施…”
过了元宵节没几天，终于办妥了京城各项事务的范永斗，亲自带着一只小小的商队出了京城东门，沿着尚未融化的冰雪之路向着通州而去了。
范文程装扮成了一名普通的账房先生，混在这只商队中出了北京城。离开了朝阳门一段距离之后，坐在骡车上的他，下意识的掀起了车帘向着后方看去。
巍峨高耸的城门楼在商队的前行中不断缩小，范文程从车内默默的望去，除了颇有些陈旧的城门楼之外，便是城门后方灰白色的天空。
从这个角度看去，这座城市就像是一个渺无人烟的古迹，但是范文程心中却记得很清楚，这堵城墙之内是一个多么充满活力的所在。
现在的北京城，既不是他在书中看到的城市，也不是从商人口中听闻的城市，倒是同他生活的沈阳有些相似。
这是他立刻了京城之后，才涌现出来的诡异想法。如果被那些大明人知道，也许一定会被他们嗤之以鼻。
但是范文程却的确有着这样的怪异感觉，沈阳在大明手中之时，虽然是一座雄城，但却是一座军纪颓废的辽东防御重镇。那个时代的沈阳虽然繁华，但却散发着一种腐烂的味道。
城中的豪商大户、官僚士绅天天酒宴不断，但是街头的平民和守城的兵丁却面有菜色，几乎看不到城内百姓的笑脸。
努尔哈赤夺取沈阳之后，不但大兴土木，还把女真各部迁移到此地，把沈阳当成了后金的都城。原本是大明辽东军事要塞的沈阳，便成了后金第一要紧的大城。
女真人虽然同汉人杂居日久，但是身上的草莽胡气尚未驱除。后金立国不久，明朝官场的恶习尚未传染到女真亲贵身上，因此沈阳城内的居民百姓，反而比明国境内的居民百姓看起来要生气勃勃一些。
当然，这种生气勃勃仅仅限于女真、蒙古和辽东其他民族。对于辽东汉人来说，他们还没有从努尔哈赤晚年的屠戮中恢复过来。
继承汗位的黄台吉，比起其父努尔哈赤，在治理地方上面显然更为出色。因此原本已经陷入萧条的辽东，现在又开始慢慢恢复了生机。
对于范文程来说，沈阳城内浮现出来的这种活力，也是他背叛大明向黄台吉效忠最好的借口。
虽然建州女真没有什么底蕴，作为一个没有出身来历的野人部族，需要攀附昔日辽东女真一族的名声来聚拢辽东各族人心。但是后金作为一个新建国家，它在开国初期爆发出来的那种朝气和锐气，自然不是垂暮期的大明所能比拟的。
但凡想要做些什么事，不管未做之前看起来有多艰难，但最后都能一一完成。在外人看起来，简直犹如天助，这便是最为吸引人心的朝锐之气。
相比起大明官员之间的互相倾轧，明明握着一手好牌最后都能打出一个臭不可闻的结局，完全让大明看起来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像范文程这样的地方士绅，自然就会认为天命已经开始流转了。
然而此次的关内之行，却让范文程看到了一处同现在的大明格格不入的城市。他完全不明白，一个对后金崛起束手无策的迟暮王朝，如何会出现像北京这样充满了无限生机的城市。
在这座大明的都城之中，传闻中骄横跋扈的勋贵豪门，还有形如仆役的京营军士，他几乎就没有碰到过。
虽说京城是天子脚下，但是行走在街道上的京城百姓，那种毫无提防，一脸安心的神情，实在是范文程在关内外各处从未见到过的模样。
即便是治安比从前好的多的沈阳，城中百姓也要时常耳听八方，免得一不小心冲撞了某位贵人。
出则为军，入则为民的女真亲贵，对于冲撞了自己的普通百姓，赏一顿马鞭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如果真要认真分辨起来，沈阳的活力更像是一种野性未驯，是一种无序而混乱的边疆居民生活。而北京的活力，则完全是在约束之下的秩序生活。
除了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这些活力之外，更让范文程感到惊讶的，便是京城在思想上的活跃。
燕京大学无疑是一个让他又是痛恨又是难以忘怀的地方，在京城的这一个多月中，基本上只要有时间他便会去大学中听取那些奇谈怪论。
虽然他每次听到这些言论时，都会感觉心浮气躁，胸口发闷，恨不得上去同这些学子们辩驳一番。不过限于他现在的身份，最终还是强自忍耐住了。
每次从大学返回住所，他便恶狠狠的想着，再不去这大学校园之内，听这些乌七八糟的言论。
但是每每空闲下来，他便又不自觉的走到了大学校园之中，听着那些完全迥异于孔孟之言的理论和思考。
这种东西方文化在学术思想上的激烈碰撞，让范文程感觉自己的学问，似乎日日有所增益。
只可惜，年前一大批燕京大学的学子离开了京城，使得后期校园之中的辩论大为逊色，让范文程颇为遗憾。
不同于范文程对于京城的感想，范永斗走出京城时颇有些忧心忡忡的感觉。虽然在他的努力下，终于销出了一批人参和皮毛，但价格却只是平平而已。
剩下的一批货物，只能让自己信任的掌柜带去南方进行销售，而他则还要陪同范文程了解下从通州到山海关的道路。
如果皮毛和人参的生意并不能给范家商号带来暴利，他便有些犹豫，是否要冒这么大风险替后金刺探大明边关的情报了。毕竟打听这些情报，不仅风险极大，花的钱也同样不是小数目。
第449章 驿站改革（）
因为崇祯的命令，各部都开始紧张的忙碌了起来。但是制定本年度的执行计划，并不是那么轻松的事，在黄立极向崇祯求情之后，国是会议还是往后推迟了数日。
进入2月的第一日，研讨各部年度计划的国是会议终于召开了。去年在山海关驻守了快一年的王在晋也出现在了会议上，最近处于京城舆论风口浪间的袁可立，在国是会议上看起来比年前要衰老了许多。
当崇祯在文华殿的宝座上就坐之后，便示意黄立极可以主持会议开始了。黄立极向皇帝行礼之后，便转身面向了同僚，他扫视了一眼各位同僚的神情，才开口说道：“今日会议主要是汇报各部的年度工作计划。
便从通商邮政部开始吧，田尚书你先上前来说说，今年通商邮政部打算制定什么工作计划吧。之后便按照排位的秩序，一一出列叙说好了。”
被黄立极点名之后，田仰上前对着崇祯见礼后，才开口说道：“去岁本部新建，虽然有一部分车驾司的官吏调任本部，但是也只是把京城通往各省的76条主要驿路整理了出来。
根据臣等的调查计算，认为维持这些驿路每年大约要花费白银300万两左右。这笔钱主要还是以地方各县支出为主，对于一些鄙陋小县来说，的确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
而邮政方面，自去年5月在京城建立邮政总局后，已经陆续在天津、旅顺、山海关、登州、济南、洛阳、太原、宣府、大同、西安及江南六府、福州、广州等沿海港口，分别建立了邮政分局。
邮政一事尚属草创，邮政网络尚不完善，加上各地知晓的百姓还不算太多，因此去年的邮递信件大约只有3000多封。汇款则试行了7笔，总计122元，便因为耗费太大而不得不暂停了。
根据去年得到的一些经验教训，今年臣准备对于邮政驿传事务上进行一些调整。首先是维系驿路方面，我大明驿站分为水马驿、急递铺、递运所，除了第一种之外，其他两类主要是用来传递军情。
而水马驿除了传递军情之外，还负有接待官员赴任履职、卸任官员回乡，招待被陛下召见的各地官绅商民及各藩国使者上京的任务。
根据同总参谋部的协商，除了一些联系边墙较为紧要的急递铺、递运所暂时维持不变之外，其他不太重要的急递铺、递运所，或是改成邮局，或是并入到预备成立的当地邮局之中。对于这些地区的普通军情，将会采取免费的邮寄措施，至于紧急军情，则由总参谋部自行进行传递。
至于水马驿这块，实在是驿站系统中支出的大头，占据了驿站支出经费8成以上。正如陛下去年所说的，除了招待过往官员的支出消耗惊人外，冒用白牌、信牌的官员家属亲友和商民，更是起码消耗掉了驿站支出经费的3成。
而这些驿站中支出最大的，莫过于联系南北通道的运河驿路，从仪真到通州的驿站数量不过42个，但是每年消耗掉的经费不下30万两，接近全国驿站经费支出的1成，耗费可谓惊人。
按照规定，位于冲要的水马驿，或是配置马匹80头，或是配备船只20艘，分为上、中、下三等，凭牌领取相应等级的马匹、船只。
仪真至通州一路皆为运河，船只多而马匹少，若是按照以往的规矩，每日最多不过接待20或更少的出行者。由于凭牌给付船只、马匹，并不限制数量，所以现在官员出行往往前呼后拥，携带大量的奴仆上路。
如此一来，原本朝廷给予官员履行公务的资源，现在都白白浪费在了不相干的人身上，而处于交通要道的各县，也因为接待费用居高不下而苦不堪言。
去年北京到天津的驿站试验改制中，把住宿和行路分离，在相邻驿站实施班车或班船制度。改凭牌给马、船，换成发放驿票上车、上船。虽然仅仅实施了半年，但是该路驿站已经收支大体平衡，既减少了朝廷补贴，也免去了地方支应之苦，可谓卓有成效。
因此臣预备把京城通往西安、太原、宣府、洛阳、济南和通州…仪真这六条驿路，也照此进行改革。原先的水马驿站改成旅舍和运输公司两个部分。
旅舍交由地方经营，而运输公司则归属于朝廷进行运营。以上这六条驿路除了军情传递之外，不再接受任何牌、号支应食宿和交通工具。
至于官员因为公务的出差旅行，臣请求陛下改成津贴制度，按照各官的等级及出行地方，设置津贴额度，而这六条驿路上不管官至何级，都要付钱使用。”
田仰的计划还没有说完，殿内的官员们就已经议论纷纷了，声音噪杂的压制不下去了。如果不是碍于崇祯在场，估计他们便要直接出声驳斥田仰这个荒诞的计划了。
按照田仰的改革驿站计划，岂不是只要有钱就能使用国家设立的驿站系统了，而且采用了统一定员的班车、班船形式之后，这官民主仆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还要不要了。
对于几位甚为迂腐的官员言论，朱由检听而不闻，他清了清嗓子说道：“朝廷并无强制官员一定要使用这些驿站，既然朝廷已经给了津贴，那么同商民一同出行觉得有失体面的，可以乘坐自家车马出行。
只要不耽误了公事，朝廷并不关心你们采用什么方式抵达目的地，朕觉得田尚书这个计划立意很好，没什么可争论的。但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案，朝廷都应该要支持。你们中的一些人天天喊着朕不要与民争利，现在为了一点自家的体面，居然又毫不在意百姓是否得利。这前后不一的言论，听了很让朕心寒。
要反对田尚书改革计划的人，便站出来，到朕的面前来说，不要在背后嘀嘀咕咕的，摆出一副怨妇的模样来，这难道也是我大明官员的体面吗？”
崇祯疾言厉色的斥责声，顿时压住了殿内的议论声音。执政一年的崇祯，已不在是刚刚登基时毫无底气的少年天子了。
曾经把崇祯当做冲龄少年，想要把持朝中舆论的文震孟、刘鸿训等官员，旋起旋灭，虽然在士林中深得推许，但是随即被崇祯赶回了乡间。虽然有不少士子为他们辩白，但是崇祯显然毫无后悔之意。
比起此前的万历、天启两位皇帝而言，崇祯在对待政见不同的官员方面显然更为直接强硬。他甚至都不屑使用身边的宦官来制约外朝，这种正面冲撞的方式，显然让大明的官员们有些束手无策。
在以往，都是官员们挑皇帝的刺，从衣食住行到坐卧起居，没有一件事不在大明官员的批评范围之内的。不过说到底，这也是万历皇帝自作自受。
他废除了张居正制定的对官员的考核制度之后，对于官员的评价，便从业务表现转向了个人名望之大小，也就是有没有被士林舆论进行赞颂。
也就是说，一个官员是否称职，不在于其做了多少实际事务，而在于他有没有一个被士林称颂的名声。只要名声够大，为天下所瞩目，自然会被连连提拔，毕竟打压一位好官的官员，必然就是奸臣。而一个让清官在外流落飘零的朝廷，必然是被奸邪所把持了的朝廷。昔日海刚峰的遭遇不就是如此么？
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显然没人愿意被当做压制好官的奸邪，清流在朝中势力大涨也是必然之事。官员做一件实事未必能成，也许还会因为失误而被追责。但是骂一骂皇帝或是某些大家都知道的弊端，却不费什么事，甚至还可能因此博取偌大的声名，打开自己的上进之路。
如此一来，想要做海刚峰第二的人，自然此起彼伏了。而想要当张居正这样改革时弊的政治家，则完全不会再出现了。
只不过这些官员想当海刚峰，但却又没有这位嘉靖名臣的心胸和见识，更谈不上什么刚正不阿。在他们华贵的衣袍下面，倒是爬满了臭虫和跳蚤。
当崇祯一改前几任皇帝治国只求无事的作风，天天在朝堂上挑官员的刺后，这些官员们自然再无往日优哉游哉，整天只想着为自己博取声名的闲情雅致了。
如果说，在从前这些官员整日只想着如何更进一步。那么他们现在绞尽脑汁，则只是为了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权势。
那些被崇祯注意到的部门和官员，可从来都没有什么好的下场。田仰虽然从太仆寺卿变成了通商邮政部的尚书，但是太仆寺下属的官员则大多被消去了官籍。连转任其他官职的机会都没有，这实在是让人心惊胆战。
这一年来，朝廷中枢和地方官员的职位实际上增长了不少，但是这种增长并不是简单的把旧官员填充进去，而是同时进行了大批人员的裁撤。在这一进一出之中，仅仅是各部官员就已经替换了近三成。
时至今日，大明的朝廷，事实上已经大体被崇祯所掌握，而不再是从前所谓的阉党和东林党清流两分的格局。
特别是中央官校的设置，这所学校设置时名义上是对官员提拔和调任至新部门的学习培训，还有什么所谓的继续再教育。但是，当皇帝把那些想要封驳内阁决策的官员统统安排进校学习之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