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物，事情就这么简单。
马文杰听着听着，出了一身冷汗，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抬头望天，眼泪还是一涌而下。他朝满屋的女人—一抱拳，“兄弟对不起你们，兄弟对不起你们。”
他一边哭一边急急地打开箱笼，把所有的光洋找出来，总共才五十多块，往来人的手里塞去。他的婆娘也擦着眼睛，把私房钱拿出来，也就是马文杰平时随处丢在床枕边、桌上、抽屉中、马房或茅房里的散钱。他习惯了把钱随手乱丢，幸亏婆娘跟在他屁股后头—一收捡。两口子好容易才把哭哭泣泣的来客送回去。
马文杰—夜未合眼，第二天起床，看见门口的公鸡拉长了颈根，却没有声音，不觉有点奇怪。自己无意中拍了一下桌子，发现还是没有声音，就更奇怪了。他借住在一个旧道观里，堂前有一口古钟。他走到钟前，试着敲了敲钟，发现还是没有声音，不免有些着急。抡着钟锤使劲地敲，一直敲到附近的人都跑来了，齐刷刷向他瞪大惊恐的眼睛。他这才明白，不是钟没有声音，而是自己聋了。他放下钟锤，没有说什么。
喝了一碗婆娘煮好的粥，他叹了口气，准备去着郎中，刚走出巷口，碰到正街上人流拥挤，又是进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示威游行，为抱落乡的三位革命烈土举行追悼会。武装的民兵和小学生高呼口号往县狱那边而去。他不知道人们张开大嘴，在喊着些什么。他停步了，扶着墙慢慢折回家里来。
从他家走到巷子口，是五十一步，从巷子口走回来，不多不少还是五十一步，刚好是他的岁数。“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他有点吃惊。婆娘给他一把伞，催他去看郎中。“你说，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婆娘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听见。
“你说什么？”婆娘的嘴还是无声地有开有合。他再一次记起了自己聋子的身分，不再问话，只是摇摇头，“奇怪。奇怪。”
下午，一个做郎中的朋友来，来看看他的耳疾。他向来客讨点烟土。朋友比划着问他，你天天打蘸练功，不是不沾烟的么？他拍拍自己的额头，意思是自己受了点凉，寒重，要点烟来驱寒解表。朋友便给了他一包。
这一天夜里有雨。他打完最后一次蘸，吞烟土自杀。他换上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刮了胡子，连指甲都细细地剪过。
照一般人说来，他没有必要死。他没有什么不安全。尽管有些罪行也牵连到他——比如决定投靠国民党，比如他的手下杀了几个打起发的老百姓，但他毕竟是一个头面人物，他的规劝令箭毕竟为新政权立下过大功。何况他与某位共产党大首长是学木匠时的师兄弟，他保护过那位大首长的家人，接济过米粮。就在他自杀后的第二天，一位科长专程从省里赶来，送来了那位大首长的亲笔信。信的最后，大首长约请他方便的时候到京城作客叙旧。
他已经睡在裹尸的草席里，来不及看这封信了。县政府向专署和省里作了请示以后，给他买了一口棺木，一对白烛和一挂鞭炮。
荆界瓜
说起荆街，很多马桥人不知道，马桥附近的很多人也不知道——尤其是年轻的后生们。
荆街已经消失多年了。从县城出东门三华里路再渡罗水，见一片平畴，种棉花或红薯，靠北的一面地势略略升高，上面有一些乱石荒草，还搭了一两个守夜人的草棚子。再靠近看，很可能看到深草里的牛粪或者野鸡窝，或者一只破草鞋。这就是荆街，现在人们写成荆界、井界，或者荆界围子。后生们很难知道这里原来居然也是“街”，居然有百多户人家的热热闹闹，有远近闻名的一大赫然孔庙。
荆街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名字，已经荒芜。
荆街只是在关于马文杰的故事里才得以沿用，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地名。即使如此，它也不过是在一部分人那里，将不可避免的荒芜向后推延几十年而已。当年的“规劝犯”暴动一案，就是发生在这里。五十多个“规劝会”的投诚杆匪头目，在集中学习的最后阶段，奉命参加劳动，挖一口水塘。他们挖的挖，担的担，大汗淋漓忙了三天，刚刚把水塘挖出个样子，隐在屋顶上的机枪突然哈哈哈地响了——一种乍听起来十分陌生的声音，十分遥远的声音。弹雨卷起一道旋风，呼啸而来。
没有感觉到子弹穿过肉体，但身后的泥坡尘雾飞扬，沙粒四溅，明明是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肉体的那一边爆响同时又在他们肉体的这一边绽开一连串尘雾的花朵。他们也许开始明白，金属是怎么回事，速度是怎么回事，金属的子弹穿过肉体是一个多么顺畅多么迅速以及多么难以察觉的瞬间。最后，他们陆续倒在自己刚刚挖好的土坑里。
直到一九八二年以后，直到“规劝会暴乱”被政府宣布为多种复杂原因造成的错案，人们才闪闪烁烁说起这一幕情形，才重新提到荆街这个陌生的名字。有些老人说，从那一阵枪声以后，荆街就闹鬼，一家一家的房了总是莫名其妙地着火，不到两年的工夫竟然烧了七家。那里的娃崽生下来也多呆了，不到两年的工夫竟然呆了三个。风水先生说，那里有官鬼发动，塘里的活鱼都无法挡煞了，当然不得不烧掉一些房子。至于“官”鬼是指官祸，还是谐音棺，指亡人阴魂不散，风水先生含糊了一句，在场人没听个确切。有人立即在屋里屋外到处开挖，掘地数人，把地下一切可疑为腐烂棺木的木质残物全部清除干净。他们还挖出一口新塘，下了几千尾鱼苗，一心增强水势，以水克火。奇怪的是，鱼在这个塘里就是养不活，不到一个月全部翻了白。最后，街东头的一家伞匠还是发了火灾，人们便渐渐失去了对消防工作的信心，只好陆续他迁别处，尤其是迁往黄湾一带。
到五十年代末，荆街完全散发了，成了一片荒地，连水井也塌了，蚊虫子了丛生。
那里倒成了一片好地，据说很正，特别肯长棉花和红薯，出产的一种香瓜也十分甜美，很快就有名气。县城里的小贩有时为了招揽顾客，就特别强调地吆喝：“买呵买呵，荆界围子的荆界瓜呵——”有人把这种瓜写成“金界瓜”，写在瓜果摊的招牌上。
公家
马桥的水田形状各别，大牙交错，躺在两岭之间的一条谷地，一梯一梯缓缓地落向张家坊那边，落向那边浮游的炊烟或夜间的月光。这里叫大滂冲，外人一听就知道滂田多。所谓滂田，是山区一种水田，浸水多于流水，因此泥性冷，又有很多暗藏着的深深滂眼，人一跌进去几可没见傍眼在表面上不大看得出来，只有经常下田的人，才会熟悉它们—一的位置。
马桥的牛也知道滂眼在哪里，走到什么地方突然不动了，掌犁的人就得十分注意。
这些日都有各自的名字，或是以形状命名：团鱼丘，蛇丘，丝瓜丘，鲢鱼丘，板凳丘，斗笠丘等等；或是以所需禾种的重量命名；三斗丘，八斗丘等等；还有的以政治口号命名：团结丘，跃进丘，四清红旗丘等等、这样一下来，名字还是不够用，不足应付那些太零碎的也就数目太多的田块，于是只好借用某些人名，或者在某些田名前面再加人名以示区分，比如“本义家的三斗丘”和“志煌家的三斗丘”，就是分指两块田。
不难知道，这些田以前都是属于私人的，或是在土改时分给了私人，它们与田主的名字相联系是很自然的事情。
算起来，集体化已经十多年了，我奇怪他们对曾经是自家的田还是记得很牢。
连稍微大一点的娃崽，也都知道原先自家的田在什么地方，那里背不肯长禾。下肥料的时候，要是到了那里就愿意多下。憋了一泡尿，也愿意到那里在解裤头。一次，一个娃崽在田里踩到一块瓷片，差一点划破脚，恼怒地把它抠出来向另外一块田从去。旁边的一位女子立即怒目：“往哪里甩往哪里甩？讨打可？我两筷子插死你！”
那丘田原来是她家的——在很久很久以前。
这位女子惦记着她家的私田，证明土地公有化在马桥直到七十年代初还只是一种体制的存在，尚未浸润成一种情感，至少还不是人们全部的情感。体制与情感当然不是一回事，与体制之下涌动着的全部事实更不是一回事。婚姻的体制下，可能有夫妻双方的同床异梦移情别恋（还能不能叫“婚姻”？）。皇权的体制下，可能有大权旁落后党会帘（还能不能叫“皇权”？）。同样的道理，当很多马桥人憋上一泡尿也要拉到自己以前的私田里的时候，他们的公有化，他们的“公家”概念，也许不能不打上一些折扣。
当然也不能说他们一心向往私有。事实上，马桥从来没有过够格的私有制。村里人告诉我，即使是在民国以前，他们的私权只能管住田里表面上的三寸“淖泥”，也就是三寸浮泥。三寸以下，从来都是皇帝的、国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士，官家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田主没有权利阻拦。了解了这一点，外人也许可以明白，马桥后来实现推行合作社，虽然难免一些人私下抱怨，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众人倒也顺顺当当地入了公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不通。
在另一方面，他们谈“公”谈“私”，后面都带一个“家”字，这一点与西方语言不一样。西方的私，是指私人。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一说到财产也有明确的私权界限。马桥人的私家，则是私中有公。一家之内，从来不分彼此和你我。西方的；公，是指公共社会，所谓英语中的public，平等私有体的横向组合，通常只具有政治和经济的意义，与隐私之类的私事无涉。马桥人的公家，则是公中有私，夫妻吵架，青年恋爱，老人人土，娃崽读书，女人穿衣，男人吹牛，母鸡下蛋，老鼠钻墙，所有的私事都由公家管着，也由公家承担着全部责任。公家成了一个大私。
正因为这种集体的家族感，人们一般都把干部叫作“父母官”。马桥的马本义，还只有三十来岁的时候，还刚刚娶回婆娘，凭着他当书记的身分，很多人就尊称他为“本义爹爹”或者“本义公”。
这倒接近了汉语“公”字的原义。中国最初的“公”字并不是指public，而是指部落首领或国家帝王，是“君”的同义词。用“公”字来翻译西方人的public，严格地说来，并不会适。把“私有制”、“公有制”一类西方名词简单地搬用于马桥，似乎也伏下一种名实相离的危险。
本义是马桥的“公（在古汉语的意义上）”，同时代表着马桥的“公（在英语以及西方一些语言的意义上）”。
台湾
大滂冲有一块田叫台湾丘，我以前不大注意。车水抗旱的时节，我与复查合为一班，走进月光深处，哈欠喧天地爬上龙骨水车，吱吱呀呀踩起来。缓缓旋转的木头踏锤，已经被无数赤脚踏得油光发亮，极为光滑，我稍不留神，就一脚踩溜，两手紧急扣住手架，哇哇大叫，狗一样地被吊起来。在这个时候，脚下复杂翻转着的水车令人胆寒，一个个路锤旋上来防不胜防，砸得腿上不是见青就是皮破血流。复查嘱我不要看脚，说这样反而容易踏空，但我不相信他的话，也没法照他的话去做。
他一次次引诱我说话，说闲话，意在使我放松。
他尤其愿意听我讲一点城里的事情，讲一点科学如火星或天王星的事情。他是初中毕业生，有科学头脑，比方说明白石（磁）铁石的原理，说以后要是又有敌人的飞机来丢炸弹，我们也许可以做一块大嬲铁石，把敌人的飞机嬲下来，那样不比高射炮和导弹什么更管用么？
他对我的异议总是冷静地思索，对我吹嘘的各种科学见闻也很少表示惊讶，正像他平日里大悲不悲，大喜不喜，一张娃娃脸上永远是老成持重。他的各种感情在这张脸上滤成了单一的温和，单一的腼腆，还有永远清澈的目光，从人们不大注意的某个角落潜游出来。一碰到这种目光，你就感到它无所不在，自己任何举动都被它网输和渗透。他的限时后面有眼睛，目光后面有目光，你不可能在他面前掩藏什么。
他不见了，不知何时又冒出来，手里抱着一个莱瓜，要我吃，大概是从附近哪一家的园子里偷来的。待我们吃完，他手挖一个土坑细心地把瓜皮瓜籽埋起来，“三更了，我们睡一觉吧。”
蚊子多，我叭叭地拍打着双脚。
他不知从何处找来一些叶子，在我腿上、手上和额上搽了搽，居然很见效，蚊虫的嗡嗡声明显减少。
我看着刚刚冒出山岭的月亮，听着冲里此起彼伏的蛙鸣，有点担心，“我们就这样……睡？”
“做要做的，歇也是要歇的。”
“本义公说今天晚上要车满这一丘水。”
“管他哩。”
“他会来看么？”
“他不会来。”
“你怎么晓得？”
“用不着晓得，他肯定不会来！”
我有些奇怪。
他知道我接下去会问为什么。“迷信，乡下人的迷信，你们莫听。”然后在我身边倒下，背对着我，夹紧双腿准备睡觉了。
我不能像他那样，想睡就睡，想不睡就不睡，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按部就地。
真要我睡，反而眼睛光光地来了精神，便要他再讲点白话，讲迷信也好。他拗不过我，只好说，他也是听来的——他每次说及重大的事情，都先交待说法的来源，把自己开脱。他说，他听某某说，这一丘田的主人叫茂公，与本义结过冤家对头。还是办初级社的那年，茂公犟着不入社，周围的田都入社了，只有这么田还是单干田。
本义是社长，不准茂公从上面的几丘田过水。茂公还是犟，宁可自己到江里去挑水，硬着头皮不来讨水。到最后，本义带着一伙人，趁着茂公发了哮喘的时机，抬着扮桶一个枢喝到这么田打禾，说是“解放台湾”。
茂公以前当过维持会长，又有很多田地，是个地主汉奸。他的田当然就是“台湾”。说起来，他的汉奸帽子戴得有点冤枉。以前这里是日伪政权下的十四区，有一个维持会，管辖马桥以及周围十八弓，由各弓的有钱人或者体面的人轮流当会长，三个月一轮，轮到谁了，一面锣就送到谁家。当这种会长的没有什么薪金，但凭着一面锣吆喝点公事，无论走到哪里可以收“草鞋钱”，也就是借公差的机会刮点油水。茂公排在十八弓的最后面，轮到他的时候，日伪军早投降了，他本来可以不当差了，只是这里的人还不知道外面的形势，一面锣还在轮着。
茂公是个好出风头的人，锣一到手，立刻穿上白绸的长衫，摇着文明棍，无论走到谁家的地一里，咳嗽咳得特别响。他的草鞋钱收得太狠，至少比前几任要多收一倍，处处吃个夹份。他的办法无奇不有。有一次到万玉家吃饭，把万玉他爹丢在灶下的一个鸡食袋子偷偷捡起来，藏人袖口，上桌时乘主人没注意，放入鸡肉碗里。
他举起筷子“发现”鸡食袋子，硬说主人戏弄他，要罚五块光洋。闹得主人苦苦求他，借了两块光洋给他才算完事。另一次，他在张家访一户人家小坐，先去外面屙了一泡屎在自己的斗笠上，逗得狗来从他坐好了，估计狗构已经把斗笠啃烂，再出门来大惊小怪，硬说主人故意与他这个会长和皇军作对，连他的斗笠也不放过，背着他放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