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茫然或不屑变成了一碗冷冷的颜茶。胡启做完馒头回村，喜欢背着手在村里走一圈，对看不顺眼的事情指指点点。再调皮的后生子对他一身的馒头味也敬畏三分，老老实实耷拉着脑壳不吭声。有一次，明启轻轻几句话就驻得一个一“三耳朵”
的后生不敢捉泥鳅，提了桶子往回溜，让我们知青额为吃惊、三耳朵平时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我凑到他耳边问：“今天你何事这样老实况他一到自认倒霉的样子，心服口不服地嘟哝”算他有格吧，老子今天不吃眼前亏。“
我这才开始注意起，同是马桥人，有没有格活得很不一样。
罗伯有个干崽从夷边给他寄钱，等于寄了格给他。不然，光靠他的一把年纪，格大不到连本义也让他三分的地步。
兆青不会做馒头也没有干崽寄钱，但一口气生了六个儿子，也使他的格略略高升。村里分红薯或豆子，到了他这一份，干部手中的秤杆子总要挑高些，以示对他的尊重。
当然，有些临时性的格就不无滑稽的效果。比如外号黑相公的一个知青从城里回来，带来一瓶龙杯酱油，同仲琪换了一只山鸡。这种酱油是名牌，据说还是贡酱油，年年都要送到北京为毛主席烧红烧肉的，地方上起码要县级干部才沾得到边。
消息传开，仲琪就享受了半个月的格，半个月内咳嗽的底气都足了许多。尽管他一滴半滴地用着酱油，终也架不住左右邻舍三天两头来求，架不住公社干部和本义一次次的来访，眼看瓶子一天天空了，他的格也水落船低，恢复了原先的水准。他央求照相公再给他换一瓶龙牌酱油，他情愿付出两只山鸡。黑相公满口答应，只是一直交不出货，大约城里的贡酱油也开始紧俏了。
仲琪还想找明启爹帮忙，另辟途径寻找龙牌酱油，寻找他的格。但明启爹的格大，仲琪吞吞吐吐，几次都没有找到靠近他的机会，没有找到说上话的机会。明启这一段忙着到公社做馒头，还忙着指导村里的各种事务。队于部开会，见他一进来，就要不明不白地给他让出一个座。他一点不觉得自己多余，听着本义布置工作，一边听一边点头或者摇头，表示赞同或者反对，有时还前言不搭后语地插上一段，大部分同马桥的公务毫无关系，只关系到现在的天气太凉而不好发，以及碱厂偷工减料，碱粉不起作用等等与馒头相干的事。队干部们也老老实实听着，偶尔也参与一下关于一案技术的讨论。假使他这一天说得兴起，耽误干部们一两个小时也无所谓，从来没人对他下逐客令，因为他有格。
很有点可惜的是，人一有了格，就容易昏头，尤其是像明启这种因为某种机遇而不是因为实力就得了格的人，更容易得志猖狂。他的馒头名气远播，县里开大会，有时也喊他去做臼氧不知道是第几次进城的时候，他认识了县政府招待所扫地的李寡妇，一来二去两个人勾搭上了。寡妇毕竟是城里生长的，见识不少，懂得床上如何温存，而明启从伙房揣去的白馒头，也颇让寡妇母子消机解馋，如此天长日久，竟也情深义厚海誓山盟起来。最后，胡启于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一整装特批给县委首长的富强粉偷偷扛到了李家，顺手捎去了一个猪脑壳。
东窗事发，李寡妇被革去了扫地的差，后来只能靠捡垃圾维持生计。明启（爹的称呼己经取消）则灰溜溜回了马桥，从此再没有去县城或公社做白案的机会。这还不说，他在村里地位一落千丈，人变得日渐委琐，不管天冷天热，总是缩着脖子耸着肩，一副要把脸面埋起来的样子。他的话份自然剥夺殆尽，休说是干部们开会，就算开全体社员大会，也轮不到他说什么话。如果有什么事非要人人都表个态，他惊慌地伸出个脑袋，说话声若蚊蝇，值得本义一次次喝斥：“大点讲！大点讲！又不是没吃饭！”
他常常被派去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工分也比别人低。
马桥人恨铁不成钢，恨明启贪财贸色，把全村好端端的一份光荣轻易断送了，好像全村人都愉过面粉和猪脑壳。于是他们用一种不成文的办法对待这个人，三言两语之间就要把“失格”二字劈面摔给他一次，摔得他终日郁郁寡欢，不等我们离开马桥回城，竟然积郁成疾，命归黄泉。在这个不无残忍的过程中，我明白格也可以集体化的、正因为明启是马桥不可多得的人物，他的格已经成了马桥全村人共同的资本，才变得如此重要、他随便放弃了这个格，就是对全村人的犯罪。
好多年以后，我回到马桥，走在田埂上。听见一群娃崽在树下唱一首歌谣；胡启偷野鸡，当场被抓起，抓到裤裆县，脱裤又剐衣，警察打屁股，看你吹牛皮，牛皮一声叭，屁股彤红的……
我的心头一震、没想到事隔多年，明启还活在马桥，活在马桥下一辈人的驱逐里，以他的一袋面粉，以他的失格和破落立下了一块不朽的口碑。这块碑说不定将在马桥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直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本义，没有了复查或其他人，也没有了我，甚至没有了树下唱歌的娃崽。
只要还有语言，他就可能一直活下去，活入深深的未来。
满天红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盛产“满天红”的年代。满天红是一种大灯壶，两只长长的壶嘴伸出去，吐出小指头粗细的灯芯，燃着棉油或柴油，冒出滚滚的黑烟。
用一根长长的竹杆挑一盏这样的灯，调破沉重的黑暗，上岭开民下田收禾，聚众开会，列队游行，是这个年代常有的事情。这是一个白天不够用的年代，夜晚也必须充满着激动。白铁匠们做出了一批批的满天红，销路特别好。干部们介绍哪个公社或哪个队的革命形势，常常用这样的话：“你们去看看人家，人家满天红一上阵就是十几盏！”
我落户到马桥的，赶上了当地“表忠心”的热潮。向领袖表忠心，每天不可少的活动就是晚上到复查的堂屋里去。只有他家的堂屋大一些，容得下全生产队的劳动力。一盏昏昏的满天红挂得太高，灯下的人还是模模糊糊的黑影子，看不清楚。
撞了一个人，不知是男是女。
大家对着领袖的像站好了，干部一声令下，劳动力们突然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一口气背了毛主席五六条语录，把我们这些下放崽骇了一跳。我们没有想到马桥人记得这么多，在他们革命的理论里晕头转向。
过了～段，发现他们每次背诵的部一样，就是那么几条，才放了心。
下放崽读过书，很快记熟了更多的领袖语录，也可以滚瓜烂熟地一口气吼出来，狠狠打击了他们的猖狂气焰。他们败下阵去，以后就老实一些了，掏出烟丝来首先问下放崽要不要，背语录的声音也有些疲软不振。
吼过之后，由一个干部，一般来说是本义或者是罗伯，向墙上的毛主席简要汇报当天的农事，然后怯怯地说：“你老人家好生睡觉呵。”
或者说：“今天下雪了，你老人家多烧盆炭火呵”
毛主席似乎是默许了。大家这才笼着袖子散去，一个个撞入门外的飕飕寒风。
有一次兆青躲在人后打瞌睡，其他人都走光了，他还蹲在角落里。复查一家人也没有注意，关了门就睡觉。到了半夜才听到有人大喊大叫，说你们好毒辣！想冻死我呵？
复查哭笑不得，只好说，怪只怪满天红没油了，晚上看不清。
可以想见，经过每天这样的学习，大家嘴里都有很多革命理论。不大相同的是，马桥人有时候说出一些比较特别的毛主席语录，比如：“毛主席说，今年的油茶长得很好”：“毛主席说，要节约粮食但也不能天天吃浆”：“毛主席说，地主分子不老实，就把他们的吊起来”：“毛主席说，兆矮子不搞计划生育，生娃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毛主席说，哪个往猪粪里掺水，查出来就扣他的口粮谷！”诸如此类。我打听了很久，没有人知道这些最高指示的出处，也没有人知道是谁是这些话的最初传播者。但人们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些话，一次次在言谈中引用。
当然也没有什么奇怪。我后来读中国文学史，发现马桥人没有比历史上一些儒学大师们干得更坏。那些人动不动就“征圣”，其实也经常饭托孔子，假托老子，假托苟子或孟子，编造圣言以唬人。汉朝的杨雄引用过大量的孔子语录，经后人查实，没有几条是真的。
话份
本义说过，省城里的人不喝擂茶，也不懂得纺纱织布，可怜他们家家都没有布市做裤子，一条短裤只有一巴掌大，像婆娘们的骑马带子，勒得胯裆病死人。马桥人由此十分同情省城里的人，每次看见我们知青要回城，总是要我们多买点乡下的土布带回去，给爹妈多做两条裤子。
我们觉得十分好笑，说城里并不缺布，短裤做得小一点，是为了贴身，好着，或者为了运动的方便。
马桥人眨眨眼，不大相信。
日子长了，我们发现无论我们如何解释，也没法消除本义的讹传——因我们没有话份。
“话份”在普通语中几乎找不到近义词，却是马桥词汇中特别紧要的词之一，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一定份额的权利。有话份的人，没有特殊的标志和身分，但作为语言的主导者，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感觉得到来自他们隐隐威权的压力。他们一开口，或者咳一声，或者甩一个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听，即使反对也不敢随便打断话头。这种安静，是话份最通常的显示，也是人们对语言集权最为默契最为协同的甘心屈从。相反，一个没有话份的人，所谓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是白说，人们不会在乎他说什么，甚至不会在乎他是否有机会把话说出来。他的言语总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永远得不到回应。这种难堪的事多了，一个人要保持开口的信心，甚至要保持自己正常的发声功能，是不无困难的。
盐早最后几乎成了一个真正的牛哑哑，就是话份丧失的极端一例。
握有话份的人，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他们的词语、句式、语气等等被众人习用，权利正是在这种语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在这种语言的扩张和辐射过程中得以确证和实现。“话份”一词，道破了权利的语言品格。一个成熟的政权，一个强大的集团，总是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会议、礼仪、演说家、典籍、纪念碑、新概念、宣传口号、艺术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会的话份。不能取得话份的强权，不过是一些徒有财力或武力的乌合之众，像一支又一支杀退过官军甚至占领过京城的草寇，即便一时得手，也必然短命。
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执政者总是重视文件和会议的。文件和会议是保证权利运行的～个个枢纽，也是强化话份的最佳方式。文山会海几乎是官僚们不可或缺并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即便是空话连篇的会议，即便是没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会议，也往往会得到他们本能的欢喜。道理很简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设置主席台和听众一，明确区分等级，使人们清醒意识到自己话份的多寡有无。权势者的话语才可以通过众多耳朵、记录本、扩音器等等，得到强制性的传播扩散。也只有在这种氛围里，权势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里，感受到权利正在得到这种语言的滋润、哺育、充实和安全保护。
这一切，往往比会议的具体目的更为重要。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权势者对自己不习惯和不熟悉的语言，充满着天然的警觉和敌意。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和鲁迅在中国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崇，是空荡荡书店里最终得以保留的几位伟人中的两位。即便在这个时候，读马克思和鲁迅仍然是十分危险的，我在乡下的一本马克思的书，就差一点成为了我“反动”的罪证——公社干部说：那个下放崽，不读毛主席的书读马克思的书！什么思想？什么感情？
我体会，公社干部是无意反对马克思的，也并不知道那一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说了些什么，是否有害于他们的禁山育林或计划生育或者打平伙儿狗肉。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大在乎。他们瞪大眼睛，只是对马克思著作里一切听不太懂的语言恼怒，感到他们的话份正在受到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主义艺术声势浩大，抽象画、荒诞剧、意识流小说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惊世骇俗，嬉皮运动、女权运动，还有摇滚乐等等异生的文化现象也随之而来。有意思的是，这些新现象出现时差不多—一都被视之为邪恶的政治阴谋。资产阶级的报纸攻击毕加索的抽象画是“苏联企图颠覆西方民主社会的罪恶伎俩”，“布尔什维克的葱识形态宣传”，而摇滚歌手“猫王”爱尔维斯和“披头土”代表人物列农，被教会和国会议员们疑为“共产党的地下特工”，目的是“要败坏青年一代，使他们在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未战先败”——他们的音乐在美军驻欧基地一直是禁品。在另一方面，任何红色政权也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情，现代艺术无论雅俗，几十年来也一律遭到官方的批判，官方文件和大学教科书将其定性为一和平演变的先锋“，”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等等。
这些反应显然是～种防卫过度。无论哪一方后来都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也或多或少地放宽了管制尺度，甚至愿意利用各种新异的文化语汇来为我所用，比如用摇滚乐来各颂延安或南泥湾，用抽象画来促进服装出口业。
当然，如果把这些反应完全看成防卫过度。是大大的天真。事实上，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就是一种不可控的语言，它差不多也就是一种不可控的权利。不论它表面上的政治标志如何，它都具有实际上的离心力，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断，形成对执政者话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
马桥人似乎具有一切执政者的洞明，早就着穿了这一点，因此把权利归结为话份，归结为说。
我们可以着～看，在马桥，哪一些人有话份？
（1）一般来说，女人没有话份。男人说话的时候，她们习惯于不插嘴，只是在一旁奶娃崽或者被鞋底。因此，干部从不要求她们参加村民大会。
（2）年轻人没有话份。他们从小就听熟了“大人说话娃崽听”一类古训，总是优先让老人们说。对老人们的说法，即便反感也多是背地里咕咕哝哝，不可大逆不道地当面顶嘴。
（3）贫困户没有话份。财大才会气粗，家贫自然气短，穷人一般都觉得自己不够体面，不愿去人多的地方露脸，自然失去了很多向别人说话的机会。马桥还有习俗；凡欠了债的人，哪怕只欠了半升包谷，也不得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中担任司仪、主祭、伴娘之类的重要角色，免得给主家带来晦气。各家火塘边最靠近茶柜的位置，是最显服的位置，叫主位，债主之外的任何客人不得随便就坐，否则就有辱主之意。
这些规矩都保证了人们的话语权向手握债权的富人们那里集中。
……
这样看来，话份被性别、年龄、财富等因素综合决定。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