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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时读到过一本反共的政治刊物。我很奇怪，刊物编辑的政治味觉，同样停留在马桥人“甜”的水平。比方说，他们时而谴责某共产党是假马克思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时而又谴责马克思主义（那么假和背叛岂不是很好？）；一方面揭露共党分子也有婚外恋和私生子，一方面又一关共党分子的自我禁欲太压抑人性（那么婚外恋和私生子岂不是很符合人性？）。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逻辑的矛盾和混乱，只觉得凡是反共的就值得喝彩，就很好，就是甜。也就是在这本刊物上，我读到一条消息：一个刚从海南岛跑到香港的女子，姓陈，宣称自己是反共义士，被西方一个国家的政府热情地当作政治难民给予收留和保护。几个月后，我遇到了这个国家一个使馆官员，很为他们的政府感到委屈和气愤。在餐桌上，我告诉他，我认识这个陈小姐。她在海南岛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只是组织过一个“热岛文学大赛”，骗取了全国文学青年近二十万元的参赛费，然后把一大堆参赛稿件丢在宾馆里，一拍屁股卷款逃港。她没有能够说服我当她的大赛顾问，但这不要紧，在她的登在报纸上的征稿广告上，十几个她能够想到的世界当红的作家，马尔克斯、昆德拉、略萨等等，居然都成了她的顾问——她差不多想在海南岛评出一次超级诺贝尔文学奖。
我的这一番介绍似乎让使馆官员感到困惑，他皱着眉头说，她也许骗了钱，也许骗得很笨，但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反抗方式？
他费力地打着手势。
我没法把谈话继续下去。我并不想改变餐桌对面这位外交官的政治立场。任何一种严肃而恪守和平原则的政治立场，你可以拥护，可以反对，但不能没有尊重。
我只不过是感到一种困难。就像我没法让当年的马桥人从语言上区别各种各样的“糖”，现在，我也没法让外交官区别中国各种各样的“反抗”。在他眼中陌生而模糊的这个国家，骗钱也是一块可口的“糖”。则此而已。
觉觉佬
马桥最会发歌的是万玉，但我到马桥很久以后才认识他。村里奉命组织过一个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把上面来的一些文件或社论编成快板演唱，敲锣打鼓送到其它村寨，其它村寨也照此办理。演出结束总要喊一些口号。七嘴八舌喊口号，很难喊得整齐，于是常常把长的口号分成几句来喊，不免喊出些问题。毛主席有条语录，一分开就变成了三句；（1）打击贫农！（2）就是！（3）打击革命！一前一后都成了反动口号。但大家都依旧逐一振臂高呼，没觉出有什么不顾耳。
还要奉命演出革命样板戏。乡下条件有限，只能因陋就简，在道具服装等方面是不能太讲究的。白毛女上台，头顶一挂长麻，吓得小把戏一脸僵硬。英雄杨子荣没有斗篷，只好让他穿蓑衣打虎上山。有一次深秋的风大，把台上木制的景片刮倒了，也就是把贴满棉花的一块门板刮倒了，可怜子荣同志刚刚壮志豪情地打完虎，就被倒下来的这座雪山咚地一砸，两眼翻白，东偏西窜，最后栽倒在台上。好在台上的几盏油灯昏昏的，观众没怎么看清，还以为英雄卧倒是设计中的战斗动作，给了一些掌声。
农民说，还是老戏好看，不过新戏也还热闹，也出味。
杨了荣虽然负伤，但还是演得比较成功。他脑子昏昏然，忘了台词，情急生智，见到锣鼓唱锣鼓，见到桌椅唱桌椅，最后一气把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修水利种油菜全唱了，唱得全场喝彩。公社干部也没听清，连声说好，决定让马桥的宣传队代表全公社到县里参加汇演。
进县城是一件很稀罕的事，而且排练节目总比挑塘泥要松活得多。有些男女还可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自由交际，互相化化妆，互相收拾收抬衣物什么的。大家都很高兴。村党支部书记马本义，也觉得脸上有光，兴冲冲地交代我，要编一出四个女崽的戏，编什么他不管，就是要四个女崽。
我问为什么。
“你们旧年不是连了四件红褂子么？那些褂子费了大队上两担谷，锁在箱子里可惜了。”
原来他是不想埋没了两担谷。
大家也觉得这个建议是对的。
为了改进节目，县里来了两个文化馆的人，建议还要加一个山歌，体现马桥的民间文化特点。本义想了想，说这有何难，万玉的喉咙尖，发丧歌发喜歌都是好角色，要他来发！
村里的人都笑，尤其妇女们笑得前翻后仰，让我有点奇怪。我打听这个人是谁，她们略加描述，我才隐约想到一个似乎见过的人，没有胡子，弯垂的眉毛也极淡，加上他总是刨出一个光头，看上去颇似一颗光溜溜的油萝卜。我记得他总是挑着一个担子出村，不知是去干什么。也记得他旁观别人唱歌，有人劝他出场，他就拖着一种尖细的娘娘腔讲官话：“莫唱的，莫唱的，同志们莫要拿小弟调关。”说着还红了脸。
他住了村两间茅屋，离了婚，带着一个小伢。据说他有点下流，尖尖的嗓门总是出现在女人多的地方，总是激发出女人的大笑，或者被女人们用石头追打。他原是一个推匠，就是上门推砻碾谷的人，多与主妇们交道。日子久了，“推”字由于他又有下流的意味。常有人问他，到底推过多少女人？他不好意思地笑，“莫耍我，新社会要讲文明你晓不晓？”
复查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万玉到龙家湾推米，一个小孩问他叫什么号？
他说他叫野老倌。小孩问你来做什么？他说打你妈妈的粑粑呵。小孩兴冲冲跑回屋，如实传达。这家聚着一伙女人在喝姜茶，一听皆笑骂。娃崽的姐姐气不过，放出狗来咬，骇他抱头鼠窜，最后失足掉在粪凼里。
他一身粪水爬上田埂，留下凼里一个大坑，像一头牛睡过的。路上有人惊间，“万推匠，你如何今天往粪凼里跳？”
“我看……看这粪凼到底有好深么。”
“你也来检查生产么？”
他支支吾吾急步走了。
一些娃崽在他身后拍手大笑，他捡一块石头威胁，腰子扭了好几下，憋出吃奶的劲也不过投了一竹竿远。娃崽便笑得更加放心。
从此，“检查生产”就成了马桥的一个典故，指万玉式的狼狈，以及对狼狈的掩饰。比方有人摔了一跤，马桥人就会笑问：你又检查生产么？
万玉是本义书记的同锅堂弟，有一段，本义家来了一个模样子漂亮的女客，他就三天两头留着袖子到本义家闲坐，娘娘腔尖锐到深夜。一天晚上，火塘边已经围了一圈人，他大咧咧抽一张椅子挤人。本义没好气地问他，“你来做么事？”
“嫂子的姜茶好香，好香。”他理直气壮。
“这里在开会。”
“开会？好呵，我也来开一个。”
“这是开党员会。你晓不晓？”
“党员会就党员会，我个把月没有开会了，今天硬是有瘾，不开它一家伙还不行。”
罗伯问：“哎哎哎，你什么时候入了党？”
万玉看看旁人，又看看罗伯，“我没有入党么？”
“你入了裤裆吧？”
罗伯这一说，众人大笑。
万玉这才有羞愧之色。“罢罢罢，奴妾误入金銮殿，去也去也。”
他刚跨出房门就怒火冲天，对一个正要进门的党员威胁：“好吧，老子想开会的时候，偏不让我开。以后开会再莫喊老子！”
他后来果然不再参加任何会，每次都拒绝得振振有辞。“我想开会的时候如何不让我开？好，你们把好会都开完了，剩几个烂会就想起我来了，就挂牵起我来了。
告诉你，休想！“出于对干部们将他逐出党员会的怨恨，他牢骚渐多，有一次帮几个妇人染布，忙得满头大汗，也忙得愉快。说着说着得意起来，就说走了嘴。他说毛主席也没有胡子，你们看像不像张家坊的王三婆婆？他又说，他有两张领袖的宝像，一张贴在米桶前，一张贴在尿桶前。他要是米桶里没有米舀了，就要给宝像甩一个耳光。要是尿桶里没有尿担了，也要朝宝像甩一个耳光。
他看见妇人们笑得合不拢嘴，更加得意，说他来年要到京城去一趟，要找毛主席说个理，为什么叉子湾里的冷浸田也要插双季稻？
话传到干部们的耳朵里，干部当即就要民兵操起步枪，把万玉一索子捆了送往公社。几天之后他回来了，哼哼哟哟，脸上青了几块。
“怎么样呵？公社请你去检查生产？”
有人问。
他摸着脸苦笑：“搭伴干部们看得起，罚得不重，不重。”
他的意思是指公社念他是贫农，只罚了他一百斤谷。
从此，“看得起”或者“干部看得起”也成了马桥的典故，是自我解嘲的意思，或者是罚谷的意思。
他初到宣传队来的时候，显得十分破落潦倒，一根草绳捆着破棉袄，歪戴一顶呢子帽，悬掉得过高的裤脚下没有袜子，露出一截冻得红红的脚杆。还提着一杆牛鞭，是刚从地上回来。他说搞什么鬼！一下子不准他发歌，一下子又要他发歌，还要发到县里去，好像他是床脚下的夜壶，要用就拖出来，不用就塞进去。何部长从不做好事！
其实这根本与公社的何部长无关。
他神秘地问：“如今可以发觉觉歌了么？共产党……？”他做了个表示翻边的手势。
“你胡说些什么！”我塞给他一页纸，是关于大抓春耕生产的歌词。“今天记熟，明天就连排，后天公社里要检查。”
他看了好半天，一把抓住我的手，“就发这个？锄头钯头扁担积凼粪浸禾种？”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同志，下了田天天都是做这号鬼事，还拿上台当歌发？我一想起锄头扁担就出汗，心里翻。还发什么发？”
“你以为请你来唱什么？要你唱你就唱，你不唱就出工去！”
“呵哟哟同志，如何这么大的脾气！”
他没将歌词还给我。
他的歌声未必像人们说的那样好听，虽然还算点亮，但显得过于爆，过于干，也过于直，一板唱上去，完全是女人的尖啸，是刀刃刮在瓷片上的那种刺激。我觉得听者的鼻窦都在哆哆嗦嗦地紧缩，大家不是用耳朵听歌，是用鼻窦、用额头、用后脑勺接受一次次刀割。
马桥不能没有这种刀割。除了知青，本地人对他的歌声一致好评。
知青不同意他自我得意的化妆，不让他穿他的那双旧皮鞋。他还要穿出他的灯芯绒裤子，甚至还要戴上一副眼镜。县文化馆的也说，大闹春耕怎么可以是个相公样？不行不行。他们想了想，要他打赤脚，卷裤腿，头上戴一个斗笠，肩上还要扛一把锄头。
他大为不解，“肩锄头？那不像个看水老倌？丑绝了！丑绝了！”
文化馆的说：“你懂什么？这是艺术。”
“那我挑担粪桶来，就更加艺术么？”
如果不是本义在场管练，争论不可能结束。其实本义也觉得锄头不大悦目，但既然县里来的同志说锄头好，他只能拥护。
“要你肩你就肩着，”他对万玉大骂，“你这个家伙怎么醒得猪一样？总要肩个东西把？不然在台上呆呆的像个什么？发起歌来如何有个势？”
万玉眨眨眼，还是呆着。
本义急起来，上去给万玉做了几个示范的动作，撑着锄头，或者是扛着锄头，一会儿扛在左边，一会儿扛在右边，让他看清楚。
以后的几天的排练，万玉打不起精神，支着他那把锄头站在一旁，形单影只。
他比其他演员都年长一截，似乎也搭不上话。有些过路的妇女来看热闹，万玉到这个时候总是有羞惭万分的表情，五官纠聚出一团苦笑，“大妹子莫看，丑绝了。”
他最终没有跟我们到县里去。在公社上拖拉机的那天，左等右等，就是没看见他的影子。好容易看见他来了，又发现他没有带锄头。问他的锄头到哪里去了，他支支吾吾，说不碍事的，不碍事的，到县生再借。领队的说，街上不像乡下，家家都有锄头，万一没有借到合适的如何办？快回去拿！万玉还是笼着袖子支支吾吾没有动。我们看出来了，他硬是同那把锄头过不去，不想把它肩上台。
领队的只好自己就近去借。等他借来时，发现万玉不见了，溜了。
其实他从来没有去过县里，一直是很想去的。他早就在洗鞋子洗衣服，做进城的准备。他还偷偷地请求我。到时候一定要领着他过城里的马路——他最怕汽车。
要是街痞子打他，他是肯定打不赢的。城里的女子好看，他东看西看也可能走失。
他希望我随时挽救他。但他终于没有跟着我们去县城，决心与那把锄头对抗到底。
他后来还解释，他对那些积凼、铲草皮、散牛粪、浸禾种的歌词无论如何记不住，心里慌慌的，愤愤的，唱着唱着就想骂人，真到县城去唱肯定要出大事。他不是没有努力，甚至吃了猪脑子、狗脑子，牛脑子，还是记不上几句，一走神就滑到男女事上去了。他只得狠狠心临阵开溜。
因为他的不辞而别，本义后来罚了他五十斤谷。
这样看来，万玉在很多事情上不认真，在唱歌的问题上却相当认真。他在很多时候不坚定，对觉觉歌的倾心却无比坚定。他简直有艺术殉道者的劲头，情愿放弃逛县城的美差，情愿放弃工分并遭受干部臭骂和处罚，也不愿接受关于锄头的艺术，没有女人的艺什么术。
哩咯啷
有一天，万玉看见岩匠志煌打老婆，打得女人喊救命，便上去劝解，说看在他的面上，手莫下狠了。岩匠一看见他无毛无须的脑袋，鼻子眼里都是火，说你是哪个裤裆里拱出的货，我打死这个贼婆子与你何干？万玉说新社会讲文明，妇女都是女同志，不能随便打的你晓不晓？
争了一阵，最后岩匠冷笑着说，那好，你心疼女同志，老子成全你。你受得住我三拳，我就给你这个面子。
万玉平时是相公身子，最怕痛，在田里被蚂蝗叮一口也喊爹喊娘，一听这话就脸色发白。他结结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