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宋史- 第601部分

　　策入，辙自谓必见黜。考官司马光第以三等，范镇难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时父洵被命修《礼书》，兄轼签书凤翔判官。辙乞养亲京师。三年，轼还，辙为大名推官。逾年，丁父忧。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辙上书言事，召对延和殿。

　　时王安石以执政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命辙为之属。吕惠卿附安石，辙与论多相牾。安石出《青苗书》使辙熟议，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箠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能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则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

　　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于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访求遗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辙往见陈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宽恤诸路，各务生事，还奏多不可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此？」又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将加以罪，升之止之，以为河南推官。会张方平知陈州，辟为教授。三年，授齐州掌书记。又三年，改著作佐郎。复从方平签书南京判官。居二年，坐兄轼以诗得罪，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移知绩溪县。

　　哲宗立，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元祐元年，为右司谏。宣仁后临朝，用司马光、吕公著，欲革弊事，而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皆在位，窥伺得失，辙皆论去之。吕惠卿始谄事王安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势钧力敌，则倾陷安石，甚于仇雠，世尤恶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宫观以避贬窜。辙具疏其奸，以散官安置建州。

　　司马光以王安石雇役之害，欲复差役，不知其害相半于雇役。辙言：「自罢差役仅二十年，吏民皆未习惯。况役法关涉众事，根芽盘错，行之徐缓，乃得审详。若不穷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今州县役钱，例有积年宽剩，大约足支数年，且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审议差役，趁今冬成法，来年役使乡户。但使既行之后，无复人言，则进退皆便。」光又以安石私设《诗》、《书新义》考试天下士，欲改科举，别为新格。辙言：「进士来年秋试，日月无几，而议不时决。诗赋虽小技，比次声律，用功不浅。至于治经，诵读讲解，尤不轻易。要之，来年皆未可施行。乞来年科场，一切如旧，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论议，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学。仍罢律义，令举人知有定论，一意为学，以待选试，然后徐议元祐五年以后科举格式，未为晚也。」光皆不能从。

　　初，神宗以夏国内乱，用兵攻讨，乃于熙河增兰州，于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贺登位，使还，未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请兰州、五砦地意，大臣议弃守未决。辙言曰：「顷者西人虽至，疆场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得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予，不复为恩；不予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若其羽书沓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心以此反覆思虑，早赐裁断，无使西人别致猖狂。」于是朝廷许还五砦，夏人遂服。迁起居郎、中书舍人。

　　朝廷议回河故道，辙为公著言：「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旧而修其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为力也难，而为责也重，是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公著悟，竟未能用。进户部侍郎。辙因转对，言曰：「财赋之原，出于四方，而委于中都。故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赋税，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于今，上供之数可谓少矣。然每有缓急，王命一出，舟车相衔，大事以济。祖宗以来，法制虽殊，而诸道蓄藏之计，犹极丰厚。是以敛散及时，纵舍由己，利柄所在，所为必成。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术，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故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也。」寻又言：

　　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体例不同，利害相远，宜随事措置，以塞弊原。谨具三弊以闻：其一曰分河渠案以为都水监，其二曰分胄案以为军器监，其三曰分修造案以为将作监。三监皆隶工部，则本部所专，其余无几，出纳损益，制在他司。顷者，司马光秉政，知其为害，尝使本部收揽诸司利权。当时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犹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

　　盖国之有财，犹人之有饮食。饮食之道，当使口司出纳，而腹制多寡。然后分布气血，以养百骸，耳目赖之以为聪明，手足赖之以为力。若不专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则虽欲求一饱不可得矣，而况于安且寿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犹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异此？自数十年以来，群臣每因一事不举，辄入建他司。利权一分，用财无艺。他司以办事为效，则不恤财之有无；户部以给财为功，则不问事之当否。彼此各营一职，其势不复相知，虽使户部得材智之臣，终亦无益，能否同病，府库卒空。今不早救，后患必甚。

　　昔嘉祐中，京师频岁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置监以来，比之旧案，所补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监丞，侵夺转运司职事。转运司之领河事也，郡之诸埽，埽之吏兵、储蓄，无事则分，有事则合。水之所向，诸埽趋之，吏兵得以并功，储蓄得以并用。故事作之日，无暴敛伤财之患，事定之后，徐补其阙，两无所妨。自有监丞，据法责成，缓急之际，诸埽不相为用，而转运司不胜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一也。

　　先帝一新官制，并建六曹，随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隶工曹，名虽近正而实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为军器监而上隶工部，外为都作院而上隶提刑司，欲有兴作，户部不得与议。访闻河北道近岁为羊浑脱，动以千计。浑脱之用，必军行乏水，过渡无船，然后须之。而其为物，稍经岁月，必至蠹败。朝廷无出兵之计，而有司营戢，不顾利害，至使公私应副，亏财害物。若专在转运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二也。

　　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缓急，物有利害，皆得专之。今工部以办职为事，则缓急利害，谁当议之？朝廷近以箔场竹箔，积久损烂，创令出卖，上下皆以为当。指挥未几，复以诸处营造，岁有科制，遂令般运堆积，以破出卖之计。臣不知将作见工几何，一岁所用几何？取此积彼，未用之间，有无损败，而遂为此计。本部虽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复言。此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三也。

　　凡事之类此者多矣，臣不能遍举也。故愿明诏有司，罢外水监丞，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皆兼隶户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迟速。苟可否、多少在户部，则伤财害民，户部无所逃其责矣。苟良苦、迟速在工部，则败事乏用，工部无所辞其谴矣。制出于一，而后天下贫富，可责之户部矣。

　　哲宗从之，惟都水仍旧。

　　朝廷以吏部元丰所定吏额，比旧额数倍，命辙量事裁减。吏有白中孚曰：「吏额不难定也。昔之流内铨，今侍郎左选也，事之烦剧，莫过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何也？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旧法，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厘以下，积若干分而为一人。今若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曰：「此群吏身计所系也。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纷诉，虽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宰执，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补，及额而止。不过十年，羡额当尽。功虽稍缓，而见吏知非身患，不复怨矣。吕大防命诸司吏任永寿与省吏数人典之，遂背辙议以立额，日裁损吏员，复以好恶改易诸局次。永寿复以赃刺配，大防略依辙议行之。代轼为翰林学士，寻权吏部尚书。使契丹，馆客者侍读学士王师儒能诵洵、轼之文及辙《茯苓赋》，恨不得见全集。使还，为御史中丞。

　　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吕大防、刘挚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宣仁后疑不决，辙面斥其非，复上疏曰：

　　臣近面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圣意似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不尽，臣而不言，谁当救其失者！亲君子，远小人，则主尊国安；疏君子，任小人，则主忧国殆。此理之必然。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也。故臣谓小人虽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无所偏废可也。若遂引之于内，是犹患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于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坰牧，无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古语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盖谓此矣。

　　先帝聪明圣智，疾颓靡之俗，将以纲纪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将顺，造作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圣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则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虽不加斥逐，其势亦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慈仁，宥之于外，盖已厚矣。而议者惑于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谓之「调停」。非辈若返，岂肯但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

　　疏入，宣仁后命宰执读于帘前，曰：「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诸臣从而和之，「调停」之说遂已。

　　辙又奏曰：

　　窃见方今天下虽未大治，而祖宗纲纪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则人心自定，虽有异党，谁不归心？向者异同反覆之心，盖亦不足虑矣。但患朝廷举事，类不审详，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凿，欲导之使东，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视，知不可为，犹或固执不从。经今累岁，回河虽罢，减水尚存，遂使河朔生灵，财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顺，朝廷招来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以侵其膏腴，议纳醇忠，以夺其节钺，功未可觊，争已先形。朝廷虽知其非，终不明白处置，若遂养成边衅，关陕岂复安居？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者也。

　　昔嘉祐以前，乡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之患。熙宁以后，出卖坊场以雇衙前，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务于复旧，一例复差。官收坊场之钱，民出衙前之费，四方惊顾，众议沸腾。寻知不可，旋又复雇。去年之秋，又复差法。又熙宁雇役之法，三等人户，并出役钱，上户以家产高强，出钱无艺，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钱。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至于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钱不多，雇法之行，最为其便。罢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跃可知，唯是中等则反为害。且如畿县中等之家，例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役既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使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余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岁。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十年。赋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条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

　　臣以闻见浅狭，不能尽知当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辈犹知其非，而况于心怀异同，志在反覆，幸国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识于心，多造谤议，待时而发，以摇撼众听矣。伏乞宣谕宰执，事有失当，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无倦。苟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贵，海内蒙福，上下攸同，岂不休哉！

　　大臣耻过，终莫肯改。

　　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初，夏人来贺登极，相继求和，且议地界。朝廷许约，地界已定，付以岁赐。久之，议不决。明年，夏人以兵袭泾原。杀掠弓箭手数千人，朝廷忍之不问，遣使往赐策命。夏人受礼倨慢，以地界为辞，不复入谢，再犯泾原。四年，来贺坤成节，且议地界。朝廷先以岁赐予之，地界又未决。夏人乃于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将佐范育、种谊等，遂背约侵筑买孤、胜如二堡，夏人即平荡之。育等又欲以兵纳赵醇忠，及擅招其部人千余，朝廷却而不受，西边骚然。辙乞罢育、谊，别择老将以守熙河。宣仁后以为然，大臣竟主育、谊，不从。辙又面奏：「人君与人臣，事体不同。人臣虽明见是非，而力所不加，须至且止；人君于事，不知则已，知而不能行，则事权去矣。臣今言此，盖欲陛下收揽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专听所谓，不以渐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岂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

　　六年，熙河奏：「夏人十万骑压通远军境，挑掘所争崖巉，杀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里堡砦于界，乘利而往，不须复守诚信。」下大臣会议。辙曰：「当先定议欲用兵耶，不用耶？」吕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辙曰：「凡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决不当用。朝廷须与夏人议地界，欲用庆历旧例，以彼此见今住处当中为直，此理最简直。夏人不从，朝廷遂不固执。盖朝廷临事，常患先易后难，此所谓先易者也。既而许于非所赐城砦，依绥州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为堡铺，十里为草地。要约才定，朝廷又要两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