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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天下旬奏狱状，虽杖、笞皆申覆，而徒、流罪非系狱，乃不以闻。六年，集贤校理聂冠卿请罢覆杖、笞，而徒以上虽不系狱，皆附奏。诏从其说。自定折杖之制，杖之长短广狭，皆有尺度，而轻重无准，官吏得以任情。至是，有司以为言，诏毋过十五两。
初，真宗时，以京师刑狱多滞冤，置纠察司，而御史台狱亦移报之。八年，御史论以为非体，遂诏勿报。祖宗时，重盗剥桑柘之禁，枯者以尺计，积四十二尺为一功，三功以上抵死。殿中丞于大成请得以减死论，下法官议，谓当如旧。帝意欲宽之，诏死者上请。
刑部分四按，大辟居其一，月覆大辟不下二百数，而详覆官才一人。明道二年，令四按分覆大辟，有能驳正死罪五人以上，岁满改官。法直官与详覆官分详天下旬奏，狱有重辟，狱官毋预燕游迎送。凡上具狱，大理寺详断，大事期三十日，小事第减十日。审刑院详议又各减半。其不待期满而断者，谓之「急按」。凡集断急按，法官与议者并书姓名，议刑有失，则皆坐之。至景祐二年，判大理寺司徒昌运言：「断狱有期日，而炎曷之时，系囚淹久，请自四月至六月减期日之半，两川、广南、福建、湖南如急按奏。」其后犹以断狱淹滞，又诏月上断狱数，列大、中、小事期日，以相参考。
是岁，改强盗法：不持杖，不得财，徒二年；得财为钱万及伤人者，死。持杖而不得财，流三千里；得财为钱五千者，死；伤人者，殊死。不持杖得财为钱六千，若持杖罪不至死者，仍刺隶二千里外牢城。能告群盗劫杀人者第赏之，及十人者予钱十万。既而有司言：「窃盗不用威力，得财为钱五千，即刺为兵，反重于强盗，请减之。」遂诏至十千始刺为兵，而京城持杖窃盗，得财为钱四千，亦刺为兵。自是盗法惟京城加重，余视旧益宽矣。
庆历五年，诏罪殊死者，若祖父母、父母年八十及笃疾无期亲者，列所犯以闻。
承平日久，天下生齿益蕃，犯法者多，岁断大辟甚众，而有司未尝上其数。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綖言：「一岁之中，死刑无虑二千余。夫风俗之薄，无甚于骨肉相残；衣食之穷，莫急于盗贼。今犯法者众，岂刑罚不足以止奸，而教化未能导其为善欤？愿诏刑部类天下所断大辟，岁上朝廷，以助观省。」从之。
凡在京班直诸军请粮，斗斛不足，出戍之家尤甚。仓吏自以在官无禄，恣为侵渔。神宗谓非所以爱养将士之意，于是诏三司始立《诸仓丐取法》。而中书请主典役人，岁增禄至一万八千九百余缗。凡丐取不满百钱，徒一年，每百钱则加一等；千钱流二千里，每千钱则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行货及过致者，减首罪二等。徒者皆配五百里，其赏百千；流者皆配千里，赏二百千；满十千，为首者配沙门岛，赏三百千，自首则除其罪。凡更定约束十条行之。其后内则政府，外则监司，多仿此法。内外岁增吏禄至百余万缗，皆取诸坊场，河渡，市利，免行、役剩息钱。久之，议臣欲稍缓仓法，编敕所修立《告捕获仓法给赏条》，自一百千分等至三百千，而按问者减半给之，中书请依所定，诏仍旧给全赏，虽按问，亦全给。吕嘉问尝请行货者宜止以不应为坐之，刑部始减其罪。及哲宗初，尝罢重禄法，而绍圣复仍旧。
熙宁四年，立《盗贼重法》。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地。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应编配者，虽会赦，不移不释。凡囊橐之家，劫盗死罪，情重者斩，余皆配远恶地，籍其家赀之半为赏。盗罪当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赀三之一为赏。窃盗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邻州。虽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论。其知县、捕盗官皆用举者，或武臣为尉。盗发十人以上，限内捕半不获，劾罪取旨。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伐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论。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于开封府诸县，后稍及诸州。以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东应天府、濮、齐、徐、济、单、兖、郓、沂州、淮阳军，亦立重法，著为令。至元丰时，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元丰敕，重法地分，劫盗五人以上，凶恶者，方论以重法。绍圣后，有犯即坐，不计人数。复立《妻孥编管法》。至元符三年，因刑部有请，诏改依旧敕。
先是，曾布建言：「盗情有重轻，赃有多少。今以赃论罪，则劫贫家情虽重，而以赃少减免，劫富室情虽轻，而以赃重论死。是盗之生死，系于主之贫富也。至于伤人，情状亦殊。以手足殴人，偶伤肌体，与夫兵刃汤火，固有间矣，而均谓之伤。朝廷虽许奏裁，而州郡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与不幸尔。不若一变旧法，凡以赃定罪及伤人情状不至切害者，皆从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汤火，情状酷毒，及污辱良家，或入州县镇砦行劫，若驱虏官吏巡防人等，不以伤与不伤。凡情不可贷者，皆处以死刑，则轻重不失其当矣。」及布为相，始从其议，诏有司改法。未几，侍御史陈次升言：「祖宗仁政，加于天下者甚广。刑法之重，改而从轻者至多。惟是强盗之法，特加重者，盖以禁奸宄而惠良民也。近朝廷改法，诏以强盗计赃应绞者，并增一倍；赃满不伤人，及虽伤人而情轻者奏裁。法行之后，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盗无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邻里亦不为之擒捕，恐怨仇报复。故贼益逞，重法地分尤甚。恐养成大寇，以贻国家之患，请复行旧法。」布罢相，翰林学士徐勣复言其不便，乃诏如旧法，前诏勿行。
先是，诸路经略、钤辖，不得便宜斩配百姓。赵挸⒅啥迹搜缘倍佬沓啥妓穆贰Ｍ醢彩床豢桑惺椤⑹嗝茉和⒎ㄐ碇Ｆ浜螅痪俺踝啵骸赋啥纪员阋酥锸停嗖坏薄！褂谑侵惺楦瓷径肺模┚糠缸锛氨叻阑伲硖囟稀＜皰移成都，又请立法，御史刘孝孙亦为之请依旧便宜从事，安石寝其奏。
武臣犯赃，经赦叙复后，更立年考升迁。帝曰：「若此，何以戒贪吏？」故命改法。熙宁六年，枢密都承旨曾孝宽等定议上之，大概仿文臣叙法而少增损尔。七年，诏：「品官犯罪，按察之官并奏劾听旨。毋得擅捕系、罢其职奉。」
元丰二年，成都府、利路钤辖言：「往时川峡绢匹为钱二千六百，以此估赃，两铁钱得比铜钱之一。近绢匹不过千三百，估赃二匹乃得一匹之罪，多不至重法。」令法寺定以一钱半当铜钱之一。
元祐二年，刑部、大理寺定制：「凡断谳奏狱，每二十缗以上为大事，十缗以上为中事，不满十缗为小事。大事以十二日，中事九日，小事四日为限。若在京、八路，大事十日，中事五日，小事三日。台察及刑部举劾约法状并十日，三省、枢密院再送各减半。有故量展，不得过五日。凡公案日限，大事以三十五日，中事二十五日，小事十日为限。在京、八路，大事以三十日，中事半之，小事参之一。台察及刑部并三十日。每十日，断用七日，议用三日。」
五年，诏命官犯罪，事干边防军政，文臣申尚书省，武臣申枢密院。中丞苏辙言：「旧制，文臣、吏民断罪公案归中书，武臣、军士归枢密，而断例轻重，悉不相知。元丰更定官制，断狱公案并由大理、刑部申尚书省，然后上中书省取旨。自是断狱轻重比例，始得归一，天下称明焉。今复分隶枢密，必有罪同断异，失元丰本意，请并归三省。其事干边防军政者，令枢密院同进取旨，则事体归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职。」六年，乃诏：「文武官有犯同按干边防军政者，刑部定断，仍三省、枢密院同取旨。」
刑部论：「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谋杀盗诈、有所规求避免而犯者不减。因殴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情重者奏裁。凡命士死于官或去位，其送徒道亡，则部辖将校、节级与首率众者徒一年，情轻则杖百，虽自首不免。」
政和间，诏：「品官犯罪，三问不承，即奏请追摄；若情理重害而拒隐，方许枷讯。迩来有司废法，不原轻重，枷讯与常人无异，将使人有轻吾爵禄之心。可申明条令，以称钦恤之意。」又诏：「宗子犯罪，庭训示辱。比有去衣受杖，伤肤败体，有恻朕怀。其令大宗正司恪守条制，违者以违御笔论。」又曰：「其情理重害，别被处分。若罪至徒、流，方许制勘，余止以众证为定，仍取伏辨，无得辄加捶考。其合庭训者，并送大宗正司，以副朕敦睦九族之意。」中书省言：「《律》，'在官犯罪，去官勿论'。盖为命官立文。其后相因，掌典去官，亦用去官免罪，有犯则解役归农，幸免重罪。」诏改《政和敕》掌典解役从去官法。
左道乱法，妖言惑众，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传习妖教，夜聚晓散，与夫杀人祭祀之类，皆著于法，诃察甚严。故奸轨不逞之民，无以动摇愚俗。间有为之，随辄报败，其事不足纪也。
志第一百五十三刑法二
律令者，有司之所守也。太祖以来，其所自断，则轻重取舍，有法外之意焉。然其末流之弊，专用己私以乱祖宗之成宪者多矣。
乾德伐蜀之役，有军大校割民妻乳而杀之，太祖召至阙，数其罪。近臣营救颇切，帝曰：「朕兴师伐罪，妇人何辜，而残忍至此！」遂斩之。
时郡县吏承五季之习，黩货厉民，故尤严贪墨之罪。开宝四年，王元吉守英州，月余，受赃七十余万，帝以岭表初平，欲惩掊克之吏，特诏弃市。陕州民范义超，周显德中，以私怨杀同里常古真家十二口，古真小子留留幸脱走，至是，擒义超诉有司。陕州奏引赦当原，帝曰：「岂有杀一家十二人可以赦论邪？」命正其罪。八年，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诏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帝注意刑辟，哀矜无辜，尝叹曰：「尧、舜之时，四凶之罪止于投窜。先王用刑，盖不获已，何近代宪纲之密耶！」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贷死。
太平兴国六年，自春涉夏不雨，太宗意狱讼冤滥。会归德节度推官李承信因市葱笞园户，病创死。帝闻之，坐承信弃市。
初，太祖尝决系囚，多得宽贷。而开封妇人杀其夫前室子，当徒二年，帝以其凶虐残忍，特处死。至是，有泾州安定妇人，怒夫前妻之子妇，绝其吭而杀之。乃下诏曰：「自今继母杀伤夫前妻子，及姑杀妇者，同凡人论。」雍熙元年，开封寡妇刘使婢诣府，诉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己将死。右军巡推不得实，移左军巡掠治，元吉自诬伏。俄刘死。及府中虑囚，移司录司案问，颇得其侵诬之状，累月未决。府白于上，以其毒无显状，令免死，决徒。元吉妻张击登闻鼓称冤，帝召问张，尽得其状。立遣中使捕元推官吏，御史鞫问，乃刘有奸状，惭悸成疾，惧其子发觉而诬之。推官及左、右军巡使等削任降秩；医工诈称被毒，刘母弟欺隐王氏财物及推吏受赃者，并流海岛；余决罚有差。司录主吏赏缗钱，赐束帛。初，元吉之系，左军巡卒系缚搒治，谓之「鼠弹筝」，极其惨毒。帝令以其法缚狱卒，宛转号叫求速死。及解缚，两手良久不能动。帝谓宰相曰：「京邑之内，乃复冤酷如此，况四方乎？」
端拱间，虏犯边郡，北面部署言：「文安、大城二县监军段重诲等弃城遁，请论以军法。」帝遣中使就斩之。既行，谓曰：「此得非所管州军召之邪？往讯之乃决。」使至，果讯得乾宁牒令部送民入居城，非擅离所部，遽释之。
咸平间，有三司军将赵永昌者，素凶暴，督运江南，多为奸赃。知饶州韩昌龄廉得其状，乃移转运使冯亮，坐决杖停职。遂挝登闻鼓，讼昌龄与亮讪谤朝政，仍伪刻印，作亮等求解之状。真宗察其诈，于便殿自临讯，永昌屈伏，遂斩之，释亮不问，而昌龄以他事贬郢州团练副使。曹州民苏庄蓄兵器，匿亡命，豪夺民产，积赃计四十万。御史台请籍其家，帝曰：「暴横之民，国有常法，籍之，斯过也。」论如律。其纵舍轻重，必当于义，多类此。
凡岁饥，强民相率持杖劫人仓廪，法应弃市，每具狱上闻，辄贷其死。真宗时，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当死。知州张荣、推官江嗣宗议取为首者杖脊，余悉论杖罪。帝下诏褒之。遣使巡抚诸道，因谕之曰：「平民艰食，强取餱粮以图活命尔，不可从盗法科之。」天圣初，有司尝奏盗劫米伤主，仁宗曰：「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命贷之。五年，陕西旱，因诏：「民劫仓廪，非伤主者减死，刺隶他州，非首谋又减一等。」自是，诸路灾伤即降敕，饥民为盗，多蒙矜减，赖以全活者甚众。司马光时知谏院，言曰：「臣闻敕下京东、西灾伤州军，如贫户以饥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臣窃以为非便。《周礼》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率皆推宽大之恩以利于民，独于盗贼，愈更严急。盖以饥馑之岁，盗贼必多，残害良民，不可不除。顷年尝见州县官吏，有不知治体，务为小仁。遇凶年，劫盗斛斗，辄宽纵之，则盗贼公行，更相劫夺，乡村大扰，不免广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后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与减等断放，是劝民为盗也。百姓乏食，当轻徭薄赋、开仓振贷以救其死，不当使之自相劫夺。今岁府界、京东、京西水灾极多，严刑峻法以除盗贼，犹恐春冬之交饥民啸聚，不可禁御，又况降敕以劝之。臣恐国家始于宽仁，而终于酷暴，意在活人而杀人更多也。」事报闻。
帝尝御迩英阁经筵，讲《周礼》「大荒大札，薄征缓刑」。杨安国曰：「缓刑者，乃过误之民耳，当岁歉则赦之，悯其穷也。今众持兵杖劫粮廪，一切宽之，恐不足以禁奸。」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饥馑，州县不能振恤，饥莩所迫，遂至为盗，又捕而杀之，不亦甚乎？」
仁宗听断，尤以忠厚为主。陇安县民诬平民五人为劫盗，尉悉执之，一人掠死，四人遂引服。其家辨于州，州不为理，悉论死。未几，秦州捕得真盗，陇州吏当坐法而会赦，帝怒，特贬知州孙济为雷州参军，余皆除名流岭南。赐钱粟五家，复其役三年。因下诏戒敕州县。广州司理参军陈仲约误入人死，有司当仲约公罪应赎。帝谓审刑院张揆曰：「死者不可复生，而狱吏虽废，复得叙官。」命特治之，会赦勿叙用。尚书比部员外郎师仲说请老，自言恩得任子，帝以仲说尝失入人死罪，不与。其重人命如此。
时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实，不付有司议法。谏官王贽言：「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诏可。近臣间有干请，辄为言官所斥。谏官陈升之尝言：「有司断狱，或事连权幸，多以中旨释之。请有缘中旨得释者，劾其干请之罪，以违制论。」许之。仁宗于赏罚无所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