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皆以求胜也。夫怯于小敌者，其真情也；勇于大敌者，其权术也。敌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励，胜之道也。敌大而勇，勇而决，决而奋，亦胜之道也。于敌之小而示之真情，是以不易胜之也；于敌之大而用其权术，是以不畏胜之也。光武非特能以少败众也，固又至于多而益办也。呜呼！光武之于取天下者，亦何独不出于真情之与权术欤？顾人莫之测耳。始伯升之结宾客喜士，规以诛莽以复刘氏，而世祖乃独事田业勤稼穑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谨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宾客，绛衣大冠而起于宛，则勇决之气又有过于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岂一日之间邪？然于莽之世，而为伯升之所为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独事田业，为谨厚者，其权术也；卒然而起，绛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呜呼！英雄若世祖者，为难及也。
魏论上
昔者，东汉之微，豪杰并起而争天下，人各操其所争之资。盖二袁以势，吕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刘备、孙权各挟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势举者，势倾则溃；战以勇合者，勇竭则擒。唯能应之以智，则常以全强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吕皆失，而曹公收之，刘备、孙权仅获自全于区区之一隅也。
方二袁之起，借其世资以撼天下。绍举四州之众，南向而逼官渡；术据南阳，以扰江淮，遂窃大号；吕布骁勇，转斗无前而争衮州。方是之时，天下之窥曹公，疑不复振。而人之所以争附而乐赴者，袁、吕而已。而曹公逡巡独以其智起而应之，奋盈万之旅，北摧袁绍而定燕、冀；合三县之众，东擒吕布而收济衮；蹙袁术于淮左，彷徨无归，遂以奔死。而曹公智画之出，常若有余，而不少困。彼之所谓势与勇者，一旦溃败，皆不胜支。然后天下始服曹公之为无敌，而以袁、吕为不足恃也。至于彼之任势与力，及夫各挟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曹公之独以智强而未易敌也，故常内惮而共蹙之。唯曹公自恃其智之足以鞭笞天下而服役之也，故常视敌甚轻，为无足虞。于其东征刘备也，袁绍欲蹑之；于其官渡之相持也，孙权欲袭之；于其北征乌桓也，刘备欲乘之。三役者皆所以致兵招寇，而窥伺间隙者所起之时也。然而曹公晏然，不为之深忧而易计者，亦失于负智轻敌之已甚，是以数乘危而侥幸也。虽然，于势不得不起者，盖刘备在所必征，袁绍在所必拒，然又其近在于徐州之与官渡。使其人之谋我，而我亦将有以应之，未有乎颠沛也。至于乌桓之役，则其轻敌速寇，而苟免祸败者，固无殆于此时也。夫袁绍虽非曹公之敌，亦所谓一时之豪杰，横大河之北，奄四州之土，南向而争天下，一旦摧败，卒以忧死。而其二子孱驽不肖，曹公折棰而驱之，北走乌桓，苟延岁月之命，虽未就枭戮，亦可知其无能为矣。方是之时，中土未安，幽冀新附，而孙权、刘备觇伺其后，独未得其机以发之耳。而操方穷其兵力，远即塞北，以从事于三郡乌桓为不急之役，侥幸于一决。呜呼，可谓至危矣！使刘表少辨事机，而备之谋得逞，举荆州之众，卷甲而乘许下之虚，则魏之本根拨矣。曹公虽还，而大河之南非复魏有矣。然则操之数为此举而蔑复顾者，恃其智之足以逆制于人而易之也。夫官渡、徐州之役，在势有不得不应，虽易之可也。今提兵万里，后皆寇仇，而前向劲敌，且甚易之而不顾者，亦已大失计矣。刘备之不得举者，天所以相魏耳。
嗟乎！人唯智之难能。苟惟获乎难能之智，加审处而慎用之，则无所不济。今乃恃之以易人，则其与不智者何异？曹公所以屡蹈祸机而幸免者，天实全之耳。后之人无求祖乎曹公，而谓天下之可易也矣。
魏论下
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武虽以兵为书，而不甚见于其所自用。韩信不自为书，曹公虽为而不见于后世。然而传称二人者之学皆出于武，是以能神于用而不穷。窃尝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学失者所通诵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则天下孰不为韩、曹也？以韩、曹未有继于后世，则凡得武之书伏而读之者，未必皆能办于战也。武之书，韩、曹之术皆在焉。使武之书不传，则二人者之为兵固不戾乎。武之所欲言者，至其所以因事设奇，用而不穷者，虽武之言有所未能尽也。驱市人白徒而置之死地，惟韩信者然后能斩陈馀；遏其归师而与之死地，惟若曹公者然后能克张绣。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乎韩、曹之俦也。谲众图胜，而人莫之能知；既胜而复谲以语人，人亦从而信之不疑。此韩信、曹公无穷之变诈不独用于敌，而亦自用于其军也。
盖军之所恃者将，将之所恃者气。以屡胜之将，持必胜之气以临三军，则三军之士气定而情安，虽有大敌，故尝吞而胜之。韩信以数万之众，当赵之二十万，非脆敌也，乃令裨将传食曰：“破赵而后会食。”信策赵为必败可也，而曰必破而后会食者，可预期哉？使诚有以破赵，虽食而战，未为失赵之败也。然而韩信为此者，以至寡而当至众，危道也。故示之以必胜之气，与夫至暇之情，所以宁士心而作之战也。曹公之征关中，马超、韩遂之所纠合以拒公者，皆剧贼也。每贼一部至，公辄有喜色。贼既破，诸将问其故，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据险，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其皆集，可一举而灭之，是以喜耳。”袁绍追公于延津，公使登垒而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积多，步兵不可胜计。公曰：“勿复白。”乃令解鞍纵马待焉。有顷，纵兵击之，遂大破绍，斩其二将。夫敌多而惧者，人之情也。以曹公之勇，而形之以惧，则其下震矣，故以伪喜、伪安示之。众恃公之所喜与安也，则畏心不生，而勇亦自倍，此所以胜之也。故用兵之妙，不独以诈敌，而又以愚吾士卒之耳目也。
昔者创业造邦之君，盖莫盛于汉之高皇。考其平日之智勇，实无以逮其良、平、信、越之佐。然其崛起，曾不累年诛秦、覆楚，遂奄天下而王之。曹公之资机警，挟汉以令天下，其行兵用师、决机合变，当日无与其俪也。然卒老于军，不能平一吴、蜀，此其故何也？议者以其持法严忍，诸将计画有出于己右者，皆以法夷之，故人旧怨无一免者，此所以不济。嗟夫！曹公残刻少恩，必报睚眦之怨，真有之矣。至若谋夫策士，收揽听任，固亦不遗，未尝深负之也。盖尝自诡以帝王之志业，期有以欺眩后世。然稽其才，盖亦韩信之等夷。而其遇天下之变，无以异于刘、项之际。刘备、孙权皆以人豪，因时乘变，保据一隅，而公之诸将皆非其敌。至于鞭笞中原，以基大业，皆公自为之。而老期迫矣，此其为烈与汉异也。
司马仲达论
昔之君臣，相择相遇天下扰攘之日，君未尝不欲其臣之才，臣未尝不欲其君之明。臣既才矣，而其君常至于甚忌；君既明矣，而其臣常至于甚惮者，何也？君非有恶于臣而忌之也，忌其权略之足以贰于我也；臣非有外于君而惮之也，惮其刚忍之足以不容于我也。此忌、惮之所由生也。虽然君固有所不忌，以其得无所当忌之臣；臣固有所不惮，以其得无所当惮之君。昔者蜀先主之与诸葛孔明，苻坚之与王猛是也。
至于曹公之与司马仲达，则忌惮之情不得不生矣。非仲达不足以致曹公之忌，非曹公不足以致仲达惮。天下之士，不应曹公之命者多矣，而仲达一不起，已将收而治之矣。仲达之不起，固疑其不为己容；曹公之欲治，固疑其不为己用。此相期于其始者，固已不尽君臣之诚矣，则忌、惮何从而不生也？虽然仲达处之，卒至乎曹公无所甚忌，仲达无所甚惮者，此所以为人豪以成乎取魏之资也。人之挟数任术若荀文若者几希矣，盖曹公之策士而倚之为蓍龟者也。公之欲迁汉祚也，于其始萌诸心，而仲达启之以中其欲；于其既形于迹，而文若沮之以悴其情。已而，文若出于直言，而不能救其诛；仲达卒为之腹心，而遂去其惮。方曹公之鞭笞天下，求集大业也，将师四出，无一日而释甲。而仲达独以其身雍容治务而已，未尝一求将其兵，虽公亦不以为能而欲使之。迨公之亡，始制其兵，出奇应变，奄忽若神，无往不殄，虽曹公有所不逮焉。魏文固已无忌，仲达固已无惮，天下始甚畏之，犹公之不亡也。由是观之，仲达之以术略自将其身者，可得而窥哉。奈何诸葛孔明欲以其至诚大义之怀，数出其兵求与之决于一战以定魏、蜀之存亡哉？
仲达、孔明皆所谓人杰者也。渭南之役，人皆惜亮之死，以为不见夫二人者决胜负于此举也。亮之侨军利在速战，仲达持重不应以老其师，而求乘其弊。亮以巾帼遗之，欲激其应。仲达表求决战，魏君乃遣辛毗杖节制之。亮以仲达无意于战，其请于君，徒示武于众耳。嗟夫！谓仲达之请战以示武于众者，则或有之；谓其有所终畏，而无意于一决者，亦非也。虽然，使辛毗不至，则仲达固将不战也。仲达之所求者，克敌而已。今以一辱，不待其可战之机，乃悻然轻用其众为忿愤之师，安足为仲达也？晋之朱伺号为善战，人或问之，伺曰：“人不能忍，而我能忍，是以胜之。”岂以仲达而无朱伺之量耶？察其所以诛曹爽者，足见其能忍而待也。故其策亮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此仲达之志也。亮之始出也，仲达语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昔曹公攻邺，袁尚以兵救之，诸将皆以归师勿遏，当避之。公曰：“尚从大道来且避之，若循西山则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一战擒之。卢循反攻建邺，宋武策之曰：“贼若新亭直上，且当避之；回泊蔡州，则成擒耳。”循果泊蔡州，一战而走之。亮之趋原，与袁尚之循西山、卢循之泊蔡州等耳。盖锐气已夺，固将畏而避人，不足为人之所畏避。此三君者，所以易而吞之也。亮常岁之出，其兵不过数万，不以败还，辄以饥退。今千里负粮，饷师十万，坐而求战者，十旬矣。仲达提秦、雍之劲卒，以不应而老其师者，岂徒然哉！将求全于一胜也。然而，孔明既死，蜀师引还，而仲达不穷追之者，盖不虞孔明之死，其士尚饱而军未有变，蜀道阻而易伏，疑其伪退以诱我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弊于相持，则仲达之志得矣。或者谓仲达之权诡，不足以当孔明之节制，此腐懦守经之谈，不足为晓机者道也。
邓艾论
事物之理，可以情通，而不可以迹系。通之以情，则有以适变，而应乎圣人所与之权；系之以迹，则无以制宜，而入乎圣人所疾之固。是以天下事功之成，常出于权；而其不济，常主于固。夫以人为是而求践之，不知所以践者，于今为非；以人为非而求矫之，不知所以矫者，于今为是。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系之以既往之迹，故其所以践与矫者，适足以为祸悔之资也。
昔卫青之击匈奴，其裨将苏建尽亡其军，于令当斩。青以不敢专诛于外，囚建送之。人皆多青之不擅权，得所以为臣与帅之顺道也。皇甫嵩讨贼梁州，董卓副之，贼平，诏卓以兵属嵩，卓不受诏，挟兵睥睨。人皆劝嵩诛之，嵩不欲其专诛于外也，而以状闻。卓因遂其凶逆，卒以不制。夫嵩之舍卓者，非出于他也，盖以卫青不戮苏建，获恭厚之誉，遂系迹而求践之。不知所以舍卓者，于今为纵寇也。邓艾之伐蜀也，出于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乘危决命，卒俘刘禅，可谓功矣。然其心气阔略，以为阃外之任，当制威赏。乃大专拜假，至欲擅王刘禅，留西不遣。虽司马文王以顺谕之，犹不见听。是以钟会得入其间，以及于诛而不悟也。夫艾之专制者，非出于他也，盖以皇甫嵩常要誉求全而失于董卓，故蹈后悔，遂系迹而求矫之。不知所以矫嵩者，于今为召祸也。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专系乎既往之迹。此所以不自知夫祸悔之集也。
观艾之为将也，急于智名而锐于勇功喜激前利而忘顾后患者也。艾常以是胜敌矣，而卒结祸于其身者，亦以此也。始钟会以十万之劲而趋剑阁。姜维以摧折之师，惫于奔命，虽能拒扼，而终非坚敌也。艾为主帅，不务以全策縻之，乃独以其兵万人，自阴平邪径而趋江油，以袭刘禅。盖出其不意，而行无人之境七百余里，凿山险，治桥阁，岩谷峻绝，士皆攀缘崖木，投堕而下。又粮运不继，而艾至于以毡自裹，转运而下。呜乎！可谓危矣。士皆殊死决战，仅获破诸葛瞻之师，而刘禅悸迫，即时束手。使禅独忍数日之不降，以待援师之集，则艾为以肉齿饿虎矣。艾一不济，则钟会十万之师，可传呼而溃矣。艾以其身为侥幸之举者，乃求生救则之计，非所谓取乱侮亡之师，而亦非大将自任之至数也。是役也，非艾无以取胜于速，而其胜也有出于幸。使其不幸而至于溃败者，亦艾致也。夫奇道之兵，将以掩覆于其外，必有以应听于其内，然后可与胜期而功会也。唐李之入蔡以取吴元济也，以其有李之为乡道故也。使其无应听之主，则亦何能乘危而侥幸也？西汉中兴之名将，无若赵充国，史称其沈勇有大略。观其为兵，期于克敌而已，每以全师保胜为策，未尝苟竞于一战。故其居军无显赫歼灭之效，卒至胜敌于股掌之上。安边定寇，皆出其画，而独收其成勋，他将无与焉，几于所谓无智名勇功之善者也。由是观之，艾之所以不免者，亦其操术之致然也！
吴论
古之豪杰，有功业之大志，其才力虽足有以取济，而无谋夫策士合奇集智以更转其不迨，使无失乎事机之会，则往往功败业去而为徒发者皆是也。
昔东汉董卓之变，豪杰相视而起于中州者，若袁、曹、刘、吕，皆负其奸豪之资，求因时乘变以济所欲。特孙坚激于忠勇，投袂特起于区区之下郡，奋以诛卓，虽卓亦独惮而避之。惜乎！三失大机而功业不就，卒以轻敌遂殒其身，由无谋夫策士以发其智虑之所不及故也。始坚以义从之士起于长沙，北至南阳，众已数万。南阳太守不时调给，坚责以稽停义师，按军律而诛之，人大震服。南阳民籍且数百万，兵强食阜，而坚不遂据之以治军整卒，命一偏将西趋武关以震三辅，身扼成皋而定巩、洛，迎天子而奉之，仗顺讨逆，以济其志，乃反弃去。而袁术得以起而收于羁旅之中，以为己资，遂以骄肆。此坚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强，天下畏之。袁绍、曹公相与歃血而起者凡十一将，皆拥据州郡，众合数万，然无敢先发以向卓者，独曹公与其偏将遇，遂以败北。而坚独以其兵趋之，合战阳人，大破其军，集其锐将。卓深震惮，乃遣腹心诣坚和亲，咸令疏其子弟胜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向使坚阳合而阴伺之，差其宗亲苟胜军事者皆列疏与焉，使得各据土握兵以大其势，徐四起以蹙之，则其取卓易于反掌。不知出此，乃怒辱其使，誓必诛卓，使之愤惧，遂残污洛阳，劫持天子，西引入关以避其锋而穷其毒。此坚之二失也。夫兵以义动者，其势足以特立，则何至于附人？苟唯不能而有所附，必其德义足以为天下之所归往者，然后从之。袁术徒膺藉世资以役天下，其骄豪不武，非托身之主也。坚已驱卓而收复雒阳之残坏，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势之便，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