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罗妮卡停止了挣扎，可护士还是在她的胳膊上打了一针。很快她又回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没有梦，所记得的惟一一样东西就是刚才看到的那张女人的脸。绿色的眼睛，栗色的头发，还有一副全然冷漠的神情——她之所以这样行事是因为她必须要这样行事，却从不过问为什么规定要求这样做或是那样做。
三个月之后，当保罗·科埃略在巴黎一间阿尔及尔餐馆与一位斯洛文尼亚女友共进晚餐时，才知道了韦罗妮卡的故事。他的这位女友也叫韦罗妮卡，是主管维莱特疯人院的那位医生的女儿。
后来，当保罗·科埃略决定就这件事撰写一本书的时候，曾考虑过不使用他的女友韦罗妮卡这个名字，以免给读者造成混淆。他曾考虑改成布拉斯卡，或是埃德维娜，或是马里耶济姬，或是随便一个斯洛文尼亚的人名，但最后还是决定使用真名。当提及他的女友韦罗妮卡时，就称之为女友韦罗妮卡；当提及另一个韦罗妮卡时，则不需要添加任何形容词，因为她将是书中的主人公，读者如果总是读到“疯女人韦罗妮卡”或是“企图自杀的韦罗妮卡”，就会感到厌烦。无论如何，不管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女友韦罗妮卡，在这本书中都只占很小的篇幅，即如下的段落。
他的女皮韦罗妮卡，主要是考虑到她的父亲是一所想受到世人尊重的医院的负责人，并正在撰写一篇需要经过一个常规的学术机构审查通过的论文，所以对父亲所做过的事情甚感恐惧。
“你知道‘收容院’一词出自何处吗？”她问道，“出自中世纪，出自人们可以在教堂这种神圣的地方寻求庇护的权利，即收容权。这是任何一个文明人都可以理解的事情！而我的父亲，身为一所收容院的负责人，怎么能以这种方式来对待一个病人呢？”
保罗·科埃略想了解其中所有的详情细节，因为他有着极好的理由对韦罗妮卡的故事产生兴趣。
理由如下：他也曾被送进过一间收容所，或是疯人院——此乃这类医院更为人们熟知的名称——，且不止一次，而是三次，即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他被送进的地方是埃拉斯大夫卫生院，位于里约热内卢市。
为什么要送他进去，连他本人至今也感到奇怪。也许因为他的父母亲对他的异样举止——胆小而又古怪——感到困惑，也许因为他的愿望是当“艺术家”，而家里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乃是想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最好方式，最终会在贫困中死去。
当他想到这件事时——顺便说一句，他极少想到这件事——，就认为真正的疯子乃是没有任何具体理由就同意接受他人住的那位医生（和所有的家庭一样，人们总是倾向于把过错推给外人。大家一致认定，父母亲在做出一个如此严厉的决定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
韦罗妮卡曾给报界留下一封奇怪的信，对一家重要的法国杂志竟然不知道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提出了抗议。保罗·科埃略知道了这件事后笑了起来。
“谁也不会因此而自杀。”
“正因为这个理由，那封信就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他的女友韦罗妮卡不高兴地说道，“就在昨天，当我在酒店登记入住时，人们还以为斯洛文尼亚是德国的一座城市。”
这太司空见惯了，保罗·科埃略心里想道，有许多外国人把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当作是巴西的首都。
外国人因为巴西的首都美丽（其实是邻国的）而前来向它致意。除了也生活在这样一种国家之外，保罗·科埃略与韦罗妮卡还有一个我们已经讲到过的共同之处，但是重新提醒一次总是好的：他也曾被送进过一所精神病患者的疗养所。“你永远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有一次，他的第一位妻子曾经这样说道。
然而他出来了。当他最后一次离开埃拉斯大夫卫生院并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去时，曾许下两个诺言：第一，发誓要就这件事写一本书。第二，发誓要等到父母亲去世之后才公开谈及这件事，因为他们在许多年里一直为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感到自责，所以他不想伤害他们。
他的母亲死于一九九三年。他的父亲一九九七年年满八十四岁，尽管从不吸烟却患有肺气肿，尽管因为雇不到一个能够忍受其怪病的女佣而吃冷冻食物，可他依然活着，而且大脑和身体都没有任何问题。
听到有关韦罗妮卡的故事之后，保罗·科埃略找到了一种谈及这件事而又不食自己诺言的办法。虽然他从未想到过自杀，但对收容所的一切——治疗手段、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生活在那样一种地方所感到的舒适与苦恼——却了如指掌。
我们让保罗·科埃略和他的女友韦罗妮卡彻底退出此书，然后继续把这个故事讲下去。
韦罗妮卡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她记得自己曾经醒过一会儿——嘴巴和鼻子依然插着急救用的管子——，听到过一个声音对她说道：“你想让我为你手淫吗？”
然而，现在当她大睁着双眼，环顾自己周围的房间时，却不知道那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抑或是一种幻觉。除了这件事之外，她再也回忆不出任何其他事情来，绝对一点也没有。
管子已经拔除，但是全身还继续插着针，心脏和头部的地万连结着细线，胳膊依然被捆绑着。一丝不挂，身上只盖着一张床单，因此而感到凉意，但她决定不提出什么要求。房间不大，四周环绕着绿色窗帘，里面放着急救用的治疗仪器，还有她躺在上面的床和一把白椅子，一位女护士正坐在椅子上看一本书，以此消磨时光。
眼前的这个女人是黑色的眼睛和栗色的头发，尽管如此，韦罗妮卡仍然怀疑她就是几个小时——几天？——之前与自己谈话的那个人。
“能把我的胳膊松开吗？”
护士抬起双眼，冷冰冰地回答了一句“不行”，接着便又看起书来。
我还活着，韦罗妮卡想道，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我大概要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直到他们能确认我已完全正常为止，然后让我出院。我会重新看到卢布尔雅那的街道，还有它的圆形广场。桥梁以及行走在街道上的那些上下班的人们。因为人总有一种要帮助他人的倾向——仅仅是为了感受到自己比实际上的自己更好——，所以他们会让我重回图书馆上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会重新光顾原来的酒吧和夜总会，与我的朋友们一起谈论世界的不公正和存在的各种问题。还会去电影院和到湖边散步。
因为我选用了服药自杀的方式，所以我没有变成畸型，依零然年轻、漂亮。聪明，不用费力——过去也从本费过力——就能找到情人。我将与他们在他们的家中或是在树林里做爱，我会产生某些快感，但是性高潮一过，空虚的感觉就会重新归来。我们之间已经没有许多话可谈，无论是他们还是我都明白：到了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说声对不起的时候了——“天太晚了”，或是“明天我还要早起”——，然后就尽可能快地离去，以免两双眼睛对现。我将回到我在修女院租住的房间，打算找本书读读，或打开电视机看那些一成不变的节目。上好闹钟，以便第二天能准时地在前一天醒来的那个时刻醒来。在图书馆，我机械地重复交给我的那些工作。坐在剧院对面公园里过去一直坐的那把椅子上，我和也前来选择坐同一把椅子吃午后点心的其他人一起吃三明治。这些人的目光都同样地茫然空虚，却装出一副正在关心极为重大之事的样子来。
然后再回去上班，听人们议论谁与谁一起外出了，谁正在为什么而忍受折磨，谁如何因为丈夫的缘故而痛哭流涕。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产生一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感：我长得漂亮，有一份工作，只要愿意就能找到一个情人。傍晚时分我又回到酒吧，一切都再度重新开始。
对我企图自杀应该感到极为不安的母亲会渐渐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并且会继续问我将怎样生活。说到底，既然世事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复杂，为什么我不能和其他人一样呢。她会说，“你看我，我与你父亲结婚多年了，一直千方百计使你受到最好的教育，为你做出尽可能好的榜样”
将来的某一天，我厌烦了总是听她呼叨同样的话，为了让她高兴，我会与一个我强迫自己去爱的男人结婚。我和他最终会找到共同梦想的未来的生活方式：别墅，孩于，孩子的前途。第一年我们将做许多次爱，第二年就减少了，从第三年开始，我们也许要十五天才想到做爱一次。比这更糟糕的是我们将几乎无话可谈。我会强迫自己接受这种局面，并且会自问我做错了什么，因为我已经无法使他对我产生兴趣，他不再注意我，却总是谈论他的朋友，仿佛他们才真正属于他的世界。
就在婚姻真要险些破裂之时我将会怀孕，我们将会有一个孩子，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彼此之间会比过去贴得更近，然而情况很快又会恢复到从前的那种老样子。
于是，我将会像昨天——或是几天之前，我说不准——与我讲话的那位护士的姑妈一样开始发胖。我会开始节食，但是每一天、每一周都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因为无论我如何控制，体重却一个劲地增加。这时候，我将会有几个孩子了，为了不在转瞬即逝的做爱之夜感到压抑，我将服用某些神奇的毒品。我会对所有的人说，孩子们是我生存的理由，但实际上，他们的生存将取决于我的生活方式。
人们将总以为我们是一对幸福的夫妻，而没有人知道在幸福的外表后面所存在着的孤独、痛苦和抵触。
直到有一天，我的丈夫有了他的第一个情妇，这时候，我也许像那位护士的姑妈一样大吵大闹，或是再度想到自杀。然而此时的我已经变得又老又胆小了，而且还有两个或是三个孩子需要我的帮助，在我能够舍弃一切之前，我应该使他们受到教育，使他们立足于社会。我不会去自杀，我会大吵大闹，威胁要带着孩子们离去。和所有男人一样，他也会让步，会说他爱我，会说那种事今后再也不会发生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我真的要离他而去，推一的选择就是回到我父母的家里，在那儿我的余生就将是整天听我母亲的抱怨，因为她认为我失去了惟—一次幸福的机会。她会说尽管有些小的缺点，可他还是一个最好的丈夫。还有我的孩子们，他们会因为我们离异的缘故而将会忍受许多痛苦。
两三年之后，又有一个女人闯入了他的生活。我会发现此事——或是因为亲眼看到，或是因为有人告诉了我——，但这一次我会假装不知道。在和他的前一个情妇的斗争中我已耗尽了全部精力，一点也没有余下，最好是按生活的实际而不是我想象的那种样子来接受它。我母亲是有道理的。
他会继续对我和蔼可亲，我会继续在图书馆上班，在剧院前的公园里吃我的三明治，读我永远也未能读完的那些书，看那些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后也依然是一成不变的电视节目。
只是在吃三明治时我会有一种负疚感，因为我已经是个胖子。我不会再去酒吧，因为家里有个丈夫在等着我去照管孩子。
此后便是等待着孩子们长大，整天都想要自杀却没有勇气去做。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我终于得出了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结论，它不会向前发展，一切都不会改变。于是我听天由命了。
韦罗妮卡停止了她的内心独白，并且向自己做出保证：决不活着离开维莱特。当她还有勇气和健康去死的时候，最好现在就结束一切。
她睡了又醒，醒了又睡，经过多次反复之后，发现自己周围的医疗器械减少了，体内的温度上升了，护士们的面部表情也有了变化，但总还有一个依然守候在她的身边。透过绿色的窗帘，可以听到某个人的痛苦呻吟和哭泣声，或是语调平静地用专业术语进行交谈的低语声。远处的一个器械不时发出嗡嗡叫声，而她就能听到走廊里会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每逢这种时刻，平静的语调和专业术语便会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紧张的语调和急速的命令。
在她清醒的某个时刻，一位护土问她：“你木想知道你目前的情况吗？”
“我知道我的情况如何。”韦罗妮卡回答说，“不是你从我身体外表看到的那种情况，而是我内心深处正在发生的情况。”
护士还想再说几句，但韦罗妮卡假装睡着了。
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第一次发现她被换了地方——仿佛是一间大的病房。血清瓶的针头依然插在她的胳膊上，但其他所有的金属针和金属线全都拔除了。
一个高个子医生，身穿与染成黑色的头发和髯须形成鲜明反差的传统白大褂，正站在她的床前。一位年轻的实习医生手里拿着一个硬皮夹子，在他的身边做着笔记。
“我在这里呆了多久了？”韦罗妮卡问道，并发现自己讲话还有一些困难，无法把话说得清清楚楚。
“在急诊室呆了五天，然后又在这个房间呆了两个星期。”年长的医生说道，“你要为现在还能呆在这里而感谢上帝。”
年轻的医生似乎感到吃惊，仿佛最后这句话与实际情况并不百分之百地相符。韦罗妮卡立刻注意到年轻医生的反应，本能地变得敏锐起来：我呆在这里的时间还要长？现在依然还有某种危险？她开始注意起两位医生的每一个表情和每一个动作，因为她知道提问是没有用处的，他们永远不会讲出实情，但是如果她是个聪明人，就能明白正在发生的情况。
“说出你的名字、住址、婚姻状况和出生年月日。”年长的医生继续说道。
韦罗妮卡知道自己的名字、婚姻状况和出生年月日，但发现自己的记忆还有空白：她想不起自己的住址。
医生把一个手电筒放在她的眼前，默默无语地检查了很长时间。年轻的医生也照样来了一遍。两位医生交换了一下目光，但从中绝对察觉不出其任何含义来。
“你对夜里值班的护士说，我们无法看到你的内心深处，是吗？”年轻的医生问道。
韦罗妮卡回忆木起来了。她难以准确知道自己是谁，在这里正干些什么。
“你经常要靠安眠药入睡，这可能会影响你的记忆力。请你尽量回答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两位医生开始提出一系列荒谬的问题来：卢布尔雅那有哪些重要的报纸，雕像坐落在主要广场上的那位诗人是谁（啊，这个她永远不会忘记，每个斯洛文尼亚人的心底都刻着他的影像），她母亲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她工作单位的朋友们叫什么姓名，哪些书是图书馆借出次数最多的书。
一开始，韦罗妮卡不想做出回答，她的记忆继续乱成一团。但随着问题的不断提出，她渐渐重新回忆起那些已经忘掉了的事情来。在某个瞬间，她想起了自己现在正呆在一所精神病医院，而疯子是没有任何义务要做到前后一致的。但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能把医生们留在身边，以便看看能否发现更多与她的病情有关的东西，她开始努力地进行思考。随着她说出一些人的名字和事情，韦罗妮卡不仅恢复了记忆，而且还恢复了自己的特性。愿望和看待生活的方式。那天上午，被镇静剂深深埋起来的自杀念头似乎又重新冒了出来。
“好了。”问完之后，年长的医生说道。
“我还要在这里呆上多长时间？”
年轻的医生低垂下双眼。韦罗妮卡感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