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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她为已经走向生命的尽头而感到高兴，所以心烦意乱是因为不知道如何打发余下来的不多时光。
她又想到了刚才读到的那些荒唐的文字，一篇关于电脑的文章怎么能以“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这样一句愚蠢的问话作为开头呢？因为找不到更有意思的事情去做，她便决定把这篇文章读完，结果发现这种电脑光盘是在斯洛文尼亚——除了当地居民之外，似乎谁也不知道这个奇怪的国家在什么地方——生产的，因为这里的劳动力更为廉价。几个月之前，在推出这种产品时，法国的制造商曾在弗莱德的一个城堡举办过一次庆祝活动，邀请来了世界各地的记者。
韦罗妮卡记得，她曾听人讲起过这次庆祝活动的一些情况，因为这件事在该城显得很是特别：不仅由于城堡被尽可能地装饰成接近这种光盘只读存储器里的中世纪的氛围，而且还由于随后在当地报刊上引发了一场争论——与会的有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记者，而斯洛文尼亚的记者却一个也没有受到邀请。
男士杂志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第一次到斯洛文尼亚来，当然一切都不用他自己掏腰包。他决心在这段时间里要取悦于其他的记者，讲一些自以为是有趣味的故事，还要在城堡里免费地大吃大喝。回国后，他决定用一个玩笑来开始他的文章，因为这个玩笑可能会使他的国家的那些装模作样的文化人感到开心。甚至他大概已经向编辑部的朋友们讲述过一些有关斯洛文尼亚的地方习俗或者当地妇女衣着如何简陋的故事。
这是他的事情。韦罗妮卡就要死了，她所关心的应该是其他问题七如知道人死后是否还存在生命，或是她的尸体何时才能被发现。尽管如此——或是说恰恰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她已经做出了要自杀的重大决定——，这篇文章颇使她心里感到不舒服。
她从修女院面向卢布尔雅那小广场的窗子朝外望去。“如果人们不知道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那么卢布尔雅那大概就成了一个杜撰出来的地方了。”她想道。如同阿特兰蒂达，或是莱穆里亚，或是令人产生还想的那些消失了的大陆。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谁也不会用埃佛勒斯峰①在什么地方的提问来开始一篇文章，尽管作者从没有到过那里。然而在欧洲，一份重要杂志的一位记者却毫不脸红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他清楚他的大部分读者不知道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更不用说它的首都卢布尔雅那了。
十分钟过去了，韦罗妮卡仍然察觉不出自己的身体机能有任何变化，就在这时候，她发现了消磨时间的一种方法：今生她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将是给那本杂志写一封信，解释一下斯洛文尼亚是由前南斯拉夫解体而成的五个共和国之一。
她要把这封信作为她的遗书，而对自杀的真正原因则只字不提。
当人们发现她的尸体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有一本杂志不知道她的国家在什么地方。当地报纸将会因此而引起一场争论，有人赞成也会有人反对她是为了国家的荣誉而自杀的。想到这种情景，韦罗妮卡不禁笑了起来。她很惊讶自己这么快就改变了念头，因为片刻之前她所想的还恰恰与此相反——世界和地理问题已与她无关。
她写出了这封信。心情一好，她对有无必要自杀一事几乎产生了另外的想法。不过，她已经吞服下安眠药，想要回头未免已为时过晚。
无论如何，她曾有过像这次一样的好心情，现在所以要自杀，并非因为她是个满怀忧愁和痛苦的女人，一直都在沮丧之中度日。从前有许多个午后，她曾快乐地在卢布尔雅那的街道上行走，或是从修女院她所租住房间的窗口向外张望——雪花飘落在小广场上，那里有座诗人的雕像。有一次，她几乎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雪地上游荡，因为一个不相识的男子就在这个广场的中心送了她一枝花。
她相信自己是个绝对正常的人。她所以决定自杀是出于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而且她确信，如果她留下遗书进行解释的话，很多人都会同意她的这一做法。
第一个理由：她生活中的一切没有任何变化，青春一旦逝去，就意味着将一天不如一天，老年期便会开始在她身上打上它不可逆转的印记，疾病来了，朋友们离去了，总而言之，继续生活下去不会增添任何新意，相反，忍受痛苦的可能性却大为增加了。
第二个理由更富有哲学色彩：韦罗妮卡阅读报纸，看电视，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一切都是荒谬的，而她又无法改变这种局面，这就使她产生了自己一无所用的感觉。
但是片刻之后，她就将会经历人生最后的一次体验，而且这种体验将与过去的极为不同：死亡。她给杂志写完信，然后就把这件事置于脑后，开始集中精力思考对眼下正在活着——或是正在死去——的这一时刻更为重要和更为适宜的问题。
她力图想象出死亡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但却毫无结果。
不管怎样，她已无需为此而牵肠挂肚，因为几分钟之后她就能够知道了。
多少分钟呢？
她无法确定。但是，她已为将能回答出所有人都在提出的一个问题而感到高兴：上帝存在吗？
和很多人相反，这个问题并未在她的内心深处产生过很大的争论。在原有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官方的教育一直声称生命将随着死亡而告结束，而她最后也习惯了这种说法。但他的父辈以及祖父辈却依然常去教堂，参加祈祷和朝圣，并且绝对相信，上帝正注意他们所讲的话。
二十四岁的时候，在经历了能够经历的一切之后——看来可真是不少！——，韦罗妮卡几乎已经确信，一切都将随着死亡而告结束，因此她选择了自杀：最终的自由，永远的忘却。
可是在她的内心深处依然留有怀疑：如果上帝存在呢？
数千年的文明使自杀成为一种禁忌，一种对宗教所有法规的对抗：人要为生存而不是为屈服而斗争。人类应该繁衍，社会需要劳动力。一对夫妻需要有一种理由继续生活在一起，哪怕是爱情已不复存在。一个国家需要士兵、政治家和艺术家。
“如果上帝存在的话——坦诚地说，我并不相信——，那么他就应该明白，对人类的理解要确立一条界限。贫困、不公正、贪图钱财、孤独，正是上帝制造了这种混乱。他的意图大概是再好不过了，但是结果却等于零。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他将会定宏大量地对待那些希望尽早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们，甚至可以因为强迫我们在这个世界走一趟而请求原谅。”
让禁忌和迷信见鬼去吧。她信奉宗教的母亲常说：上帝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此说来，上帝把她安排到这个世界是完全清楚她会以自杀来结束生命的，所以便不会对她的做法感到不满。
韦罗妮卡开始感到一阵轻微的恶心，并且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厉害。
没过几分钟，她已经不能再把精力集中在窗外一侧的广场上。她知道，眼下正值冬季，时间大约是下午四点，太阳很快就要落山。她还知道，其他人仍然在继续生活，此刻有一个小伙子正从她的窗前走过，看到了她，但却根本想不到她正准备死去。一班玻利维亚（玻利维亚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各种杂志的文章不提出这个问题呢？）乐师正在弗兰采·普列舍伦的雕像前进行演奏。普列舍伦是斯洛文尼亚的伟大诗人，他给人民的心灵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她能否把从广场上传来的音乐听完呢？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将会成为今生的一个美好的回忆：落日，唱出世界另一端梦想的乐曲，温暖而舒适的房间，正从下面路过的漂亮和充满生机的小伙子。他已决定停下脚步，现正凝视着她。由于她已感觉到药物正在发挥效力，他将是最后一个看到她的人。
小伙子朝她微微一笑，韦罗妮卡也报之以一个微笑——她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掉。小伙子向她挥手示意，她则决定假装正在看另外一样东西。总之，小伙子的要求有些过分。不知所措的小伙子继续向前走去，把窗口的那张面孔永远地忘却在了脑后。
可是韦罗妮卡却因为又一次被男人所渴望而感到开心。她不是因为缺少情爱而自杀，不是因为没有家庭的温暖而自杀，也不是因为经济桔据或是患有不治之症而自杀。
韦罗妮卡决定在卢布尔雅那的那个美丽的下午死去，听着玻利维亚的乐师在广场上演奏，望着一个小伙子从她的窗前走过，她对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和耳朵所听到的都感到十分高兴。更令她高兴的是，她可以不必在今后的三十年。四十年或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不得不去面对那些永无变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将渐渐失去其新鲜感，使生活变成每日不断重复的一种悲剧，前一天的和后一天的永远是一模一样。
韦罗妮卡的胃开始翻腾起来，使她感到万分难受。“真有意思，我原以为超剂量的安眠药能够让我立刻入睡。”现在她的耳朵感到一阵奇怪的嗡嗡响声，还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
“如果吐出来的话，我就死不了了。”
她决定忘记肚子的疼痛，一心想把注意力转移到迅速降临的夜幕上来，转移到那些玻利维亚人的身上来，转移到开始关闭商店的大门然后离去的那些人的身上来。耳朵的嗡嗡响声越来越尖利，吞服安眠药之后韦罗妮卡第一次感到了害怕，一种非同往常和从未有过的害怕。
然而这种害怕的感觉很快便消失了，随即她便失去了知觉。
第二章
睁开双眼的时候，韦罗妮卡并没有这样想：“这里大概是天堂吧。”天堂永远不会使用一只荧光灯来照亮一个地方，而且睁开双眼瞬间之后便出现的疼痛也是人间所特有的。啊，人间的这种疼痛可谓独一无二，不会与任何别处的东西相混淆。
她想挪动一下身子，疼痛立刻加剧了。一连串的亮点出现了，但即使如此，韦罗妮卡也依然明白，那不是天堂里的星星，而是强烈的疼痛所造成的结果。
“你苏醒过来了。”韦罗妮卡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现在你的两只脚都踏进了地狱，好好地去享受吧。”
不，不可能，那个声音是在骗她。这里不是地狱，因为她感到非常寒冷，并且发现她的嘴巴和鼻子都插着塑料管，其中的一条一直插到喉咙下面，使她产生一种要窒息的感觉。
她想动手把它拔出来，但胳膊被捆住了。
“我是在开玩笑，这里不是地狱。”那个声音继续说道，“可连地狱还不如，虽然我从未去过地狱。这里是维莱特。”
虽然疼痛难耐和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韦罗妮卡还是立刻明白了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她企图自杀，有人及时赶来救活了她。可能是一位修女，可能是事先没打招呼便来找她的一位女友，也可能是前来想把她已经忘记了的失物送还给她的人。总而言之，她活了下来，人正在维莱特。
自从一九九一年国家独立以后，维莱特就成了一所令人生畏的著名的疯人收容院。当时，人们相信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将会以和平方式进行（斯洛文尼亚最后只打了十一天的仗），一个欧洲企业家集团获准在一个；日的军营建立一所正规的精神病医院。这个军营是因为需要高昂的维持费用而被放弃的。
然而战争却逐步开始了，先是在克罗地亚，随后是波斯尼亚。这些欧洲企业家们开始不安起来：建医院的钱来自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人的姓名，因此也就不可能坐在这些人的面前辩解一番和请求原谅。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个毫不值得称道的办法，决定建立一个疯人收容院，以此来解决问题。对一个刚刚摆脱一种宽容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新生国家来说，维莱特于是便成了资本主义最坏部分的象征：只要付钱就能在那里搞到一个床位。
有许多人，当他们因为遗产（或无礼举止践生争吵而想要摆脱家庭的某个成员时，就花上一笔钱，同时弄到一张医生证明，把制造麻烦的子女或是父母送进疯人收容院。还有一些人，他们或是为了逃避债务，或是为了避免对某些可能导致要长期坐牢的行为承担责任，也在病人收容院呆上一段时间，出来时就可以不用付债或是不受法律的追究了。
一直没有人从维莱特出逃。这里把真正的疯子——由司法机关或是其他医院送来的——和那些被说成是疯子或装成是疯子的人混杂在一起，其结果便是真正地乱成了一团。报界每时每刻都在披露它虐待病人和滥用职权的情况，虽然从未有人被允许进到里面目睹正在发生的事情。政府对这些揭发进行了调查，但并未获得证据。股东们威胁说，要散布外国在该地进行投资十分困难的传言，于是疯人收容院便得以站住了脚，并且越来越稳固。
“几个月前，我的姑妈自杀了。”那个女人的声音接着说道，“她几乎八年不想离开房间一步。吃，发胖，吸烟，服安眠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睡觉。她有两个女儿，还有一个爱她的丈夫。”
韦罗妮卡想把头移向发出声音的地方，然而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我只见到她发过一次脾气，就是在丈夫搞了个情妇的时候。当时她大吵大闹，掉了几公斤肉。她摔杯子摔碗，整整几个星期吵得邻居无法睡觉。尽管看上去十分荒唐，可我却认为那是她最幸福的一段日子：她在为某种东西而斗争，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并且有能力对所面临的挑战作出反应。”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韦罗妮卡想道，但却无法用嘴讲出来。“我不是你的姑妈，我没有丈夫！”
“她的丈夫最终与情妇分了手，”那个女人继续说道，“我的姑妈于是又渐渐回到了从前的那种像有的消极状态。有一天，她打电话对我说，她准备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已经戒烟了。
就在同一周，在因为戒烟而增加了安眠药的用量之后，她对所有的人都说她准备自杀。
“没有人相信她的话。一天上午，她在电话录音中给我留下一个口信向我诀别，然后就打开煤气自杀了。我曾几次听到过这个口信，但从未见过她以如此平静和屈从命运的声音讲话。她说她既不幸福，也并非不幸福，所以才无法再忍受下去。”韦罗妮卡对讲述这件事情并想弄明白她姑妈死因的女人感到同情。在一个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力求生存下去的世界里，如何评判那些决定去死的人呢？
谁也无法做出评判。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痛苦的程度，或是说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可言。韦罗妮卡想对此进行解释，可插在嘴里的管子，却使她喉咙发硬。那个女人过来帮她。韦罗妮卡看到那个女人朝着她的身体弯下腰来。她的身体被捆绑着，井插上了管子，以防她随心所欲，自毁其身。她挣扎着把头从一侧移向另一侧，用双眼哀求那个女人把管子拔掉，好让她安安静静地死去。
“你很是激动不安。”那个女人说道，“我不知道你是后悔了还是仍然想要去死，不过，这并不是我要关心的。我关心的是履行我的职责，那就是病人表现出激动不安时，按规定要求我得给他注射一针镇静剂。”
韦罗妮卡停止了挣扎，可护士还是在她的胳膊上打了一针。很快她又回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没有梦，所记得的惟一一样东西就是刚才看到的那张女人的脸。绿色的眼睛，栗色的头发，还有一副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