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正在进步。”马莉笑了，“你提出了问题，而没有担心别人会认为你是个冒失鬼。他是一位苏菲派教师。”
“苏菲是什么意思？”
“羊毛。”
韦罗妮卡不懂。羊毛？
“苏菲派是托钵僧的一种精神传统，那里的大师们不寻求表现自己的智慧，弟子们跳舞、旋转，然后进入昏迷状态。”
“这有什么用处？”
“我也不十分明白，但是我们兄弟情谊会决定体验一下所有被禁止的东西。在我的整整一生中，政府总教育我们说，人们寻求精神寄托仅仅是为了摆脱现实问题。现在请你回答我：难道你不认为，力图理解生活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吗？”
是的，是一个现实问题。除此之外，她已不能再肯定现实这个词语的含意究竟是什么。
那个身穿西装套服的男人——据马莉说是一位苏菲派教师——要求大家围坐成一个圆圈。他把饭厅一个花瓶里所有的花都取了出来，只留下一枝红色玫瑰，然后把花瓶放在圆圈的中央。
“看看今天我们所取得的成就。”韦罗妮卡对马莉说道，“过去某个疯子才认定冬季可以养花，可现在整个欧洲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玫瑰。你认为一个苏菲派教师，利用他的全部知识，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马莉仿佛在猜测韦罗妮卡的想法。
“以后再进行这种讨论吧。”
“我力图马上弄明白，因为我所拥有的一切就是现在，而且看来非常短暂。”
“所有人拥有的一切都是现在，而且总是非常短暂，尽管有些人认为他们拥有一个积累了许多东西的过去，而且还拥有一个会积累起更多东西的将来。说到现在，你已经手淫过很多次了吗？”
虽然镇静剂仍在起作用，韦罗妮卡还是回忆起了她在维莱特听到的第一句话。
“当我来到维莱特，还插满人工呼吸用的管子时，就清楚地听见有人问我想不想让人为我手淫。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这里人们会想着这样的事情呢？”
“这里和外面并无两样，只是这里无需遮遮掩掩。”
“那天是你向我发问的吗？”
“不是。不过，我认为你应该知道，你的快感能达到何种程度。下一次，你要多少有点耐心，与让你的性伴侣引导你相反，你可以把他带进那种程度。哪怕你还能活上两天，我认为你也不应该离开人世却不知道你的快感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
“我只能找那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他正等着听我弹钢琴。”
“至少他是个蛮英俊的男人。”
身穿西装套服的男人要求大家别出声，打断了她们的谈话。他吩咐众人把注意力集中到那支玫瑰花上，把其余念头从头脑中排除出去。
“这些念头还会回来，但是你们要力图加以阻止。你们有两种选择：控制你们的思想，或是被它所控制。你们已经选择过第二种，被恐惧、激动、犹豫牵着鼻子走，因为人具有一种自毁的倾向。
“你们不要把疯癫和失去控制混为一谈。请你们记着，苏菲派主要的大师纳赛鲁丁就是被所有人称作是疯子的那种人。恰恰因为你们城市的人认为他有精神病，所以纳赛鲁丁就有了把心里所想的全都讲出来的可能，有了去做他想要去做的事情的可能。如同中世纪王宫里的小丑，他们能提醒国王警惕一切危险，而大臣们却不敢这样做，因为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职位。
“你们也应该如此。继续当疯子，但又要像正常人那样行事。要敢冒与众不同的风险，但又要学会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朵花的上面，让真正的自我现出原形。“
“什么是真正的自我？”韦罗妮卡打断了他的话。也许其他所有的人都知道，但这并无关紧要，她应该少担心是否会打扰别人。
那个人对自己的话被打断似乎感到十分惊奇，但依然回答说：“就是你原本的样子，而不是别人要把你变成的那个样子韦罗妮卡决定参加练习，尽最大努力发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在维莱特的这些日子里，她体验到了过去从未如此强烈感受过的东西——仇恨、爱恋、对生活的渴望、恐惧、好奇。也许马莉讲的有道理：难道她真的体验过性高潮吗？或者只是达到了男人们想要把她带往的那种程度？
身穿西装套服的那个男人开始吹奏起笛子来。音乐渐渐使她的心灵趋向平静，使她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那朵玫瑰上。
可能是镇静剂产生了效力，不过，事实是从她离开伊戈尔医生诊室的那一刻起，她的自我感觉便十分良好。
她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死去，害怕又有什么用呢？害怕对她不会有任何帮助，也不能避免心脏疾病注定要发作。最好是充分利用还能活着的几天或是几个小时，去做那些过去从未做过的事情。
音乐十分柔和，饭厅里股俄的光线造成了一种近似宗教的氛围。宗教，为什么不试图沉浸于其中，看看自己还余下多少信仰与忠诚呢？
因为音乐把她引导到另外一个方向，使她头脑一片空白，不再思考任何事情，而仅仅成为一个生物。韦罗妮卡专心致志地凝视着玫瑰，看清了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她喜欢自己，并且对自己过去竟如此草率感到遗憾。
静心凝视结束，苏菲派教师走了。马莉留在饭厅又与兄弟情谊会的人聊了一会儿天。韦罗妮卡说自己累了，立刻离开了饭厅。上午服用的强效镇静剂足以使一条公牛入睡，而她却有力量使两只眼睛一直睁到这一时刻。
“青春就是如此，它确定了自己的极限而不问身体是否能够承受，而身体却总是可以承受。”
马莉并无困意，她很晚才睡醒，然后就在卢布尔雅那转悠了一圈——伊戈尔医生要求兄弟情谊会的成员白天都要离开维莱特。她去了电影院，在座位上又睡了一觉，因为那部讲述夫妻冲突的电影实在令人厌烦。难道就没有别的题材了吗？丈夫与情妇，丈夫与妻子和生病的儿子，丈夫与妻子，情妇和生病的儿子，为什么总是重复这些千篇一律的故事呢？人世间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可以讲述。
饭厅里的闲谈历时很短，静心凝视令所有的人感到松弛，他们决定回房间睡觉去了。只有马莉是个例外，她离开饭厅去花园散步。路过客厅时，她看到韦罗妮卡还没有回房间，而是在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埃杜阿尔德弹奏钢琴，后者可能一直在钢琴边等候着她。疯子就跟孩子一样，只有看到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之后才肯罢休。
冷气逼人。马莉回到房间，取了一件防寒衣，又走了出来。到了外边，在谁也看不到的地方，她点燃了一支香烟。她一边毫无愧意不慌不忙地吸着，一边想着韦罗妮卡、正在听到的钢琴声和维莱特围墙外面人们的生活——对所有人而言都是难以忍受的。
在马莉看来，所以难以忍受不是因为生活混乱无序的缘故，而是过于井然有序的结果。社会的规矩越来越多，法律则与这些规矩作对，而新的规矩又与法律相对抗，结果搞得人们个个担惊受怕，面对指导一切人生活的那种看不见的规则，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马莉对这种事了如指掌，疾病把她送进维莱特之前她已从事了四十年的律师工作。刚当律师不久，她便很快放弃了对司法机关的天真幻想，懂得了制定法律不是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要使一场争执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遗憾的是天主、耶和华、上帝——人们怎么称呼他无关紧要——未曾生活在当今的世界，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人就依然生活在天堂里，与此同时，他却要对上诉书、呼吁书、请求书、委托书作出答复，而且不得不在无数次听证会上就他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①的决定进行解释。亚当和夏娃仅仅触犯了一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专断禁令：不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
假如他不想让这件事情发生，那他为什么要把这棵树放在伊甸园里面而不是它的墙外呢？倘若马莉被找去为他们两个人进行辩护，她肯定要指控上帝“疏于管理”，因为他不仅把树安放在一个错误的地点，而且没有在它的周围张贴告示，围上栅栏，采取最起码的安全措施，而是置所有的过往行人于危险之中。
马莉还可以指控他“诱导犯罪”：是他提醒亚当和夏娃注意那棵树的准确地点。假如他什么也不说，一代又一代的人从那里经过而不会有任何人对禁果产生兴趣——既然它本应被置于一片森林当中，那里到处都是同样的树，因而它就没有任何特殊价值可言。
然而上帝却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制定了禁令，又找到一种诱导某个人去违反它的方法，目的只是为了创造惩罚。他知道，亚当和夏娃最终会对这么多完美的东西感到厌倦，他们的耐心迟早会要经受考验。上帝在那里等候着，因为也许他——无所木能的上帝——同样对所有事情都运行得十全十美感到厌倦：假如夏娃不吃知善恶果，在这亿万年间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一件也没有。
禁令遭到破坏时，上帝——无所不能的法官——还假惺惺地进行了一番搜寻，仿佛他不知道他们的所有那些可能的藏身之处。天使们对这一游戏感到开心（自从明亮之星离开天国之后，对她们而言，生活大概同样也变得非常令人厌倦），在她们的众目睽睽之下，上帝开始上路了。马莉设想，《圣经）的这一段可以为一部惊险电影提供一个精彩的场面：上帝的双脚在行走，亚当和夏娃彼此交换着惊恐的目光，一双脚突然在他们藏身之处的旁边停了下来。
第六章
“你在哪里？”上帝问道。
“我听见您在园子里的脚步声，心里害怕，就藏起来了，因为我赤裸着身体。”亚当回答说，并不知道这样一讲就等于招供自己犯下了一桩罪过。
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计谋——假装不知道亚当藏在何处以及他躲起来的原因——，上帝就得到了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尽管如此，为了不让作为观众正在注视着这件事的天使们产生任何怀疑，他决定把戏继续演下去。
“你怎么知道你赤裸着身体？”上帝又问，并且知道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因为我吃了让我懂得这一点的禁果。
通过这个提问，上帝向天使们表明他是公正的，他惩罚亚当和夏娃是以全部现存证据为基础的。到了这种地步，知不知道过错是否是夏娃的和亚当是否请求上帝原谅就无关紧要了。上帝需要一个范例，以便使任何其他的生灵——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都不再敢违反他的决定。
上帝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了伊甸园，他们的子女最终也为这一罪过付出了代价（与现今罪犯们的子女的遭遇相同）。司法制度由此而产生：法律，违犯法律（至于它是合情合理还是荒诞无稽则无关紧要），判决（有经验的战胜没有经验的）和惩罚。
鉴于整个人类受到惩罚而无权对判决进行修正，人们便决定创立辩护机制，以防止上帝决定重新证明其专横权力的可能性。然而，在数千年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制定了太多的上诉类别，结果便过了头，使现在的司法成了条款、法规和谁也无法真正理解的相互矛盾的文本的大杂烩。
因此，当上帝决定改变主意，派他的儿子来拯救世界的时候，结果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呢？他的儿子陷入了他所创立的司法罗网。
复杂的法律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最后导致他的儿子被钉在了一个十字架上。其过程远非是一个简单的司法程序：从一大祭司亚那到大祭司该法亚；从两位大祭司到彼拉多——彼拉多借口说，依照罗马法典，没有足够的法律根据；又从波拉多到希律——希律借口说，犹太法典不允许判处死刑；从希律重新回到彼拉多，彼拉多依然企图挽救耶稣。
最后，彼拉多使用了有利于法官——而不是被审判之人——消除疑虑的条款：拿水洗手，以此表示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这又是一个计谋，通过它可以维护罗马司法制度，同时又不伤害与地方审判官的良好关系，还能把做出决定的重大责任转移给公众——如果判决最后惹出麻烦，帝国首都的某位观察员就必须亲自来验证所发生的情况。
司法，权利，虽然为了帮助无辜者此乃必不可少之物，但其运作方式并不总是能令所有的人感到高兴。马莉为自己远离了这种乱成一团的职业而感到高兴，虽然今天在响起钢琴声的夜晚她还不能完全确定维莱特是不是她的永久安身之地。
“即使我彻底离开此地，也决不再从事司法工作，不再和疯子们共事。这些疯子自以为是正常的人，重要的人，在生活中，他们惟一的职能就是让一切对其他人而言都变得更加困难。我要去做个裁缝，或是绣花工，或是去市剧院的对面卖水果。我已经完成了我的那部分毫无意义的疯癫工作。”
在维莱特允许吸烟，但禁止将烟头扔在草地上。她十分开心地做了不准做的事情，因为呆在这里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遵守规章秩序，即使违反了也无需承担后果。
她走近医院的大门，看守——这里总有一位看守，无论如何这是规定——点头与她打了个招呼，然后拉开了门。
“我不想出去。”她说道。
“多么美妙的钢琴声。”看守说道，“几乎每天夜里都是这样。”
“但是很快就会听不到了。”说完她便急忙走开，以免不得不进行一番解释。
她想到韦罗妮卡走进饭厅时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情：恐惧。
恐惧。韦罗妮卡可能会感到犹豫、羞怯、窘困、不自在，可为什么会恐惧呢？这种神情只有面对一种具体的威胁时——比如野兽、携带武器的人、地震——才会流露出来，从不会在面对饭厅里聚集的一群人时产生。
“不过，人类就是这样。”她自我安慰说，“他们用恐惧替代了他们的大部分情感。”
马莉十分清楚自己所讲之话的含义，因为这正是把她送进维莱特的理由：恐惧综合症。
马莉的房间里保存着她收集的大量有关这种疾病的文章，如今，人们已经在公开地谈论它。不久前，马莉曾看过德国电砚台的一个节目，有几个人在节目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就在同一个节目里，一项研究表明，世界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患有恐惧综合症，虽然几乎所有的患者都极力隐瞒自己的症状，害怕别人把他们看成是疯子。
不过，在马莉初次发病的那个时代，人们对此还一无所知。“可怕极了，真是可怕极了。”马莉边想边又点燃了一支烟。
钢琴依然在发出声响，韦罗妮卡看似有足够的精力彻夜不眠。
自从韦罗妮卡进入收容所之后，许多住院者都受到触动，马莉便是其中之一。起初，她尽量避免见到韦罗妮卡，担心会唤醒后者的求生欲望。既然韦罗妮卡再也无法逃出此地，还是让她继续求死为好。伊戈尔医生放出话说，虽然每天都依旧给她打针，但韦罗妮卡的状况依然明显地恶化，没有办法可以挽救她。
住在里面的人都明白这些话的含义，并与这位被医生判处了死刑的姑娘保持着距离。然而，谁都不确切地知道是何原因，韦罗妮卡开始为求生而战，尽管只有两个人与她有过接近：一个是泽德卡，明天就要出院了，所以不必多说；另外一个便是埃杜阿尔德。
马莉需要和埃杜阿尔德谈一谈，此人对她的话一直是尊重的。这个小伙子难道不明白，他